（一）因为时代变了，即人们公认的由战争、革命、分化为主潮的时代，转变为和平、发展、合作为主潮的时代，做为主要适应于前一时代的，属于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对自己的传统叙述框架做出重大调整，才能适应后一时代的需要。人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产生的，在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一百年的历程中，世界范围内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形形色色的社会斗争、政治斗争乃至战争，从国内到国外，从发达国家到落后国家，席捲了全球。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种激荡全世界的浪潮达到了顶峰。其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发生了多起民族民主革命，多次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一系列的民族独立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个百年中，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度的解释力，因而能以高歌猛进，所向披靡。但是，历史发展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做为经济全球化“领军者”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蓬勃发展，乃至掀起了新的科技革命浪潮，促使了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和思维方式的重要变化。一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出现了被称为“知识经济”或“新经济”的肇端。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法制进程加快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水平大为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工资待遇的增加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质量大大改善，以致当今欧盟和美国都把贫困线定在个人年收入为九千或九千多美元以下，美国三千万贫困者中的近四分之三有家用汽车，反映人均收入差别的基尼系数已低于0·4，比社会主义的中国还要低。随着普选权和其它政治权利的实现，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的政治地位得到很大提升。所谓“白领”工人的出现和增多，公司股权的分散化，更使阶级界限变得模糊了。资产阶级本身也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时代的那种只顾眼前私利而不顾社会公德，只要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敢犯任何罪行以致冒杀头危险的资产者大大减少了，而当年资本家那种“对社会需求永远是一个未知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4页）的时代，也过去了。无疑，现时代整个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凸显出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同马克思的时代相比，已大大缓和了。国家政权和法律之担负着发展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职能，也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可见，无论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社会主义因素都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增长着．在国际关系中，半个多世纪以来，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没有发生过，其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只在小规模范围内发生过，并呈现着复杂的、甚至是超越社会制度的情景。而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共同利益凸显出来，各国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与合作，明显地表现出来。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各国发展和相互合作中的作用之增强，就是这一时代特征的标志之一。在此期间，二十世纪上半叶才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由于在经济领域中实行的是纯粹或比较纯粹的公有制，高度集中或比较集中的计划经济，在政治领域中实行的是缺乏民主的管理制度，官僚主义严重乃至出现特权阶层，执政党在自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过程中又屡犯错误，特别是左倾错误，使其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中处于弱势或劣势。于是，改革一时成了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题。遗憾的是，苏联等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遭到了失败。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做为变革型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对社会问题的解释力，开始降低起来，甚至走向了下坡路，一些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开始怀疑并终至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而中国共产党人在邓小平的带领下则审时度势，认真研究了时代的变化，深入研究了国情，并开始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既有理论，放弃了一些曾被视为不可改变的经典条文，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采取了诸多行之有效而又不符合某些马克思主义原有结论的重大措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有些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是属于变革型的理论，对于它所必然具有的缺陷和错误，对于它之做为一种科学理论的叙述框架在总体上已不能适应现时代变化的需要，仍然未能有清醒的认识。众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一再申明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体系”，却仍然把马克思主义做为绝对真理或永恒真理来进行个别的或局部的修补。而这样做，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善马克思主义的处境，以致使之失去曾有过的“指导作用”。他们没有看到，邓小平理论在一定视角上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既有叙述框架的一次大调整，而这一过程，还必须自觉地继续下去。当然，调整并非抛弃。这就要在调整过程中，既要看到既有的叙述框架在解释重大社会问题上已经乏力乃至失效，如果硬要人们去“坚持”和“笃信”（一本流行颇广的教材所言），便会南辕北辙。又要看到现时代世界并不太平，仍然充满着社会矛盾和斗争。对于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恐怖主义、民族冲突、宗教狂热和经济生活中的不平等诸现象，国内发展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官僚主义严重诸现象，马克思主义理论仍有一定的解释力。这就需要在调整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放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进行实事求是地评述。在新的叙述框架中，既要讲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时代依据，又要讲到马克思主义的某种时代局限性和缺陷，特别是要讲述在新的历史时代如何辩证地对待做为变革型的马克思主义。要使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大学生乃至普通群众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既有客观性、真实性，又有过程性、变动性，既是革命的、激进的理论，又具有改良的、缓进的风貌，既闪烁着科学的、严肃的、理性的光芒，又不时发出人道的、和善的、感性的微笑，既为处于社会底层劳动群众所亲近赞许，又为一切进步人类所愿意容纳。

（二）怎样在具体内容的建构上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既有叙述框架呢？这就要深入挖掘那些被人们长期忽视了的，甚至是为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轻视了的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资源，并加以提升。马克思主义虽然属于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但做为一种具有高程度真理性的科学理论，必然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生活中的稳定的、保守的方面，以及诸方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诚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辩证哲学”中，重点指明的是“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重点阐述的是矛盾双方的对立性、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中，着力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固有矛盾，以及资本家对工人进行剥削的事实。强调的是阶级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群体——阶级的存在，特别是阶级之间的对立、斗争的方面，并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只有革命才能使最后一个被压迫阶级——无产阶级获得解放。但他们并未否定矛盾双方的同一性、统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并未象后来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认为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发展就是对立面的斗争。他们不否认阶级社会中的那些不属于阶级关系的社会关系的存在，不否认一般人性的存在，更不否认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和人道主义的重要社会价值。他们也没有把阶级关系简单化，没有把革命当成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历史事实是：马克思在批判普鲁东的形而上学方法论时说过：“对立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的。”“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这就是辩证法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7、111页）。后来恩格斯又特别指出，唯物辩证法是承认事物存在着保守方面这一客观事实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１９72年版第213页）关于人性问题，马克思曾明确地肯定了做为类的普遍性的人性的存在：“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他们所追求的社会目标，是建立“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由的重视，使自由主义的大师罗素有理由把马克思主义称作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旁支”，而这一点，被后来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忽略了，有人甚至认为自由主义是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绝对不相容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共产主义”来概括人人自由的社会理想体，既是采用了当时具有这种社会理想的思想家们（欧文、魏特林等）的共同用语，又是突出了唯物史观强调的物质生产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基础地位。但这种强调，并非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人人自由的未来社会，只理解为“由社会成员来共产”的社会，马克思在提出“消灭私有制”的同时，还要求“重建个人所有制”。历史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较少地谈论自由，较多地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上徘徊，这使后来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普通的民众产生了误解，以致出现把未来人人自由的社会理解为“财产不能为个人所有”的社会，即“人人无产”的社会。这也正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但大资产者和中资产者，而且占有小量资产的广大工人群众和知识分子，也多对“共产主义”发生了疑虑以致敬而远之，成为今天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人的活动陷入困难境地的重要原因。如何在发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文本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对共产主义做出新的阐述，是一项重要的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强调对立阶级之间的区别性时，并未完全否定其间的共同性，他们曾指出，资产阶级正是依赖工人阶级的支持才推翻了地主贵族的反动统治的，甚至认为：“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９65年版第226页）马克思还对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林肯表示祝贺，并称他是“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1页）而不是象后来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声称不能混淆阶级界限：要么是资产阶级，要么是无产阶级，断定“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恩格斯还特别指出，在道德标准上，各阶级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道德所具有的超越阶级性的普适性的品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９72年版第133页）他们甚至认为“共产主义的意识┅┅也可能在其它阶级中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8页）。他们重视阶级观点，但并不象后来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认为阶级观点是观察阶级社会中的社会现象唯一重要的工具。马克思就曾在“英国资产阶级”一文中说过：“如果资产阶级从贵族阶级手里夺得一点权力，人们自然就会问，它怎样运用它新取得的影响呢？这个问题不应当从阶级观点而应当从广泛的人文主义（引者按：hutanism即人道主义）立场来加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85页）这段话，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版的编辑们说成是《纽约每日论坛报》在发表该文时做了篡改。但他们并没有拿出任何证据，只是猜测为“可能”。马克思还谈到“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１972年版第135页）他还几次谈到了人权的重要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85页），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多次跃然纸上。做为工人阶级代言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工人阶级视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力量，但他们并没有象后来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把“大公无私”、“彻底革命”这类理想化的品格做为该阶级的“阶级性”。他们在揭露资产阶级中的道德败坏的种种表现时，也谈到了工人阶级中的一些道德堕落的事实。他们在六十年代还批评了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几乎完全丧失，并且宣布自己完全容忍资产阶级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34页）马克思在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后又曾郑重指出：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的职能执行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1页）他们不但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起过革命的作用，就是对于在总体上已变得反动的资产阶级，也未完全否定其在一定条件下的革命作用，甚至还说过镇压了１８４８年革命的各国资产阶级反动派后来竟成了“革命的遗嘱执行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３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62页）做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认为阶级斗争总是激烈的，可以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地到处发动革命。他们在１８４８年革命失败后，曾同共产主义者联盟内部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做过斗争。马克思尽管是一位公认的革命家，但在晚年给海德门写的一封信中认为：“英国的革命不是必然的，但是——按照历史的先例——是可能的。如果必不可免的进化转变为革命，那末，这就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过错，而且也是工人阶级的过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6页）他们固然强调了资本主义国家机构及其法律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并未完全否认其所担负的建设社会公共事业的职能。恩格斯在晚年曾告诫德国工人阶级政党不要受反动派的挑动，轻率地举行武装起义，打碎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以和平地长入新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3页）甚至认为“现在遵守法律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有利的。”（同上书第610页）这一论断，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党以非暴力方式进行变革的斗争策略的理论渊薮，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会对革命政党的变革理论有更为全面、深刻的阐述和发展。

（三）在调整马克思主义的既有叙述框架的过程中可以和应当利用的一项更为重要的资源，就是现代西方一些承认、适应、维护现存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而又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社会思想理论，以及其它一些着力批判现存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中的弊病而又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法兰克福学派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理论（如所谓后现代主义等）。诚然，这些社会思想理论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局限性，有的甚至具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但其中的真知灼见，却在相当程度上正确地反映了当代的社会真实面貌，和正确地回答了当代社会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其中一些学派的理论，是与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所无法预见到的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中，继二十世纪前三十年先后出现的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后，四十年代后期创立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这“老三论”，即被科学泰斗钱学森统称为的＂系统科学＂，占有突出的地位．而六十年代后期出现的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的协同学和托姆的突变论这“新三论”，更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的变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集中体现在人们对事物的存在与发展过程中的非线性和复杂性，以及概率性、偶然性、多元性的重视上，而这是与十九世纪之过分重视线性和简单性，以及确定性、必然性、一元性，是有所不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站到了十九世纪思维方式的制高点上，掌握了辩证思维，但他们毕竟不能脱离自己的时代，不能完全摆脱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现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虽然尊重他的前辈恩格斯的学术成就，但他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物理学最新发展所提供的更为科学和先进的哲学方法论出发，对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撰写的《自然辩证法》的评价不够高，就说明了这一点．二十世纪出现的某些优秀的社会思想理论，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和新变化，在阐述、回答诸如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思维方式以及人的本性、人口爆炸、贫富差别、生态失衡、战争灾难、恐怖主义等问题时，提出了有重要价值的见解和对策。在哲学领域中，就有对人性、人的主体性的进一步弘扬和对主体心理结构——知、情、意的多视角分析（人本主义诸学派）等，有对知识增长和科学进步的规律的进一步研究和对与非线性科学（孤子理论、分形理论、混沌理论等）直接相关的多值逻辑、模糊逻辑、发散性思维的深入探索（科学主义诸学派）等。在经济学、管理学中，就有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指明效率与公平关系中的悖论的阿罗不可能定理，强调交易成本的科斯定理，揭示政府在与市场的关系中会出现“寻租”现象的布坎南原理，阐述激励机制的X、Y、Z理论，在复杂的系统中实行的非常规决策等。在政治学、法律学、伦理学等领域中，就有建立良性政治运作程序的政治生态理论，强调“应当”的新自然法学，强调“现实”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强调“社会”的社会学法学，抵制个人至上主义泛滥的罗尔斯的正义论和麦金泰尔的社群主义等。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理论在当今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从总体上说，其效果是积极的。其中经济学、管理学理论及与其相关的政策在改革开放中的运用，法学理论及与其相关的规范、术语在制定和实施法律中的运用，尤为引人注目。正确地引进、吸纳和借鉴这些理论，不但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和谐社会，而且有利于在互补中调整马克思主义的既有叙述框架。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在调整马克思主义的叙述框架中，敢于并善于兼容并包，从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理论中，汲取营养，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自我更新的品格的。人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初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自己的理论特异性，自己的理论与其它社会思想理论的对立性是正常的，这是任何新思潮在刚刚产生时都在所难免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后来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这种强调僵化起来，似乎马克思主义与其它社会思想理论“完全不同”，两者之间只是排斥、斗争的关系，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固步自封、停滞不前的后果。今天，还有一些人热衷于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做“过度解释”，千方百计地从中发现“微言大意”，把现代一切新的优秀思想成果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早已有之的”，或是把公认的、流行于西方的某些科学理论简单地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这都是有害于马克思主义所应当彰显的创新精神，从而会导致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在未来世界的社会思想领域中，最有可能出现的态势是，信奉各种具有科学真理性的派别的主体，在各自既有的理论基地上，通过与其它派别的对话、交往、批评、斗争，取长补短，在本土化与现代化相结合的过程中，走向世界，以致形成在一个时段中相对稳定的、通用的话语、“范式”、“研究纲领”或概念体系。而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既有的叙述框架的调整，并逐步使之得到改进和富有弹性，必将在构建这种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的大厦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