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任何一种社会思想理论的性质，同对任何一种事物的性质一样，都可以多视角地进行判断，这既与社会思想理论或事物本身的复杂性有关，又与人的认识本身的复杂性有关。对此，列宁当年在谈到对事物可以从多方面来下定义时，已经讲过了。而自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创立以来，人们更逐渐学会了采用设定参考系的方法，来确定事物的性质，因为人的认识环境、条件的不同，客体与主体联系的方式的不同，事物便会显示出不同的性质来。（可参阅系列评说之四）马克思主义做为一种社会思想理论的性质，也可以和应当从不同的视角，设定不同的参考系，来加以不同的陈述。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从客观性和阶级性的视角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性质，而排斥其它视角，特别是社会功能性的视角，这就难免陷入某种片面性。事实上，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使社会思想理论也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来．在社会功能性的视角上，大体上可划分为两类，一是承认、适应、维护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一是否定、反对、破坏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前者可称为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后者可称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时代的一个产儿，并都以前代的社会思想资料为渊源．两者之中皆有各种学派，只要是经过认真研究、深思熟虑之作，便都具有真理性，这是人类社会这一有机体，既具有静态性又具有动态性这两种属性的反映．由是，人们看到，尽管各种社会思想理论之间，具有明显的区别性，并常有激烈的争论，但却总具有内在的共同性，常能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这两种社会思想理论，就一般意义上讲，并无优劣之分．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中的优秀者，其社会功能在于保存和巩固既得的人类文明成果，而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中的优秀者，其社会功能在于发展和提升既得的人类文明成果．当然，这种划分是相对的，是为人们提供观察众多社会思想理论的功能的某种视角．有些学说兼具两种属性，而以其中一种为主，有些学说的代表人物在一生的前期与后期有明显的改变．没有纯粹的保守型，也没有纯粹的变革型，更没有纯粹的中立型．

（二）历史发展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当时世界的先进部分――欧洲和北美，在已流行了若干年和刚刚出现的社会思想理论中，从狄德罗到霍尔巴赫的法国唯物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论，从孔德到斯宾塞的法英实证主义，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和凯里、巴师夏、洛贝尔图斯的新政治经济学，以及从洛克、边沁到约翰?穆勒的英国自由主义、功利主义，这些社会思想理论，大体说来，既是为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政治、文化的进步服务的，又是为保持或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而从圣西门、傅立叶、普鲁东、布朗基的空想的或盲动的社会主义，欧文、卡贝、克利盖、魏特林的空想的或盲动的共产主义，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些社会思想理论，大体说来，既是为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政治、文化的进步服务的，又是为改变或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与此相适应的是，一般说来，前者主要代表的是已经取得或即将取得政治统治的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后者主要代表的是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而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制度之间不但有对立的一面，而且有统一的一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不但有不同的利益，而且有共同的利益．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之所以能对人类文明做出高于其它社会思想理论的贡献，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与恩格斯利用自己的渊博学识对社会现实进行了客观地、冷静地、艰巨地研究工作，在较深的层次上把握了社会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就比当时那些虽属变革型却单纯出于同情工人的悲惨遭遇和愤恨违反人道的社会现实的社会思想理论，更为科学和正确．另一方面，马克思与恩格斯具有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深厚感情，在一定意义上发现了社会变化的具体动力，并能以透过表面的平静，看到即将来临的斗争风暴，这就比当时那些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更能揭示出社会生活的客观实际和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世下半叶的欧美世界中，名声大振，成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旗帜，并深深影响了其它的社会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一些国家中取得了重大的社会成果．其中的一支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及其政党，在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中，取得了明显的业绩．其中的另一支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及其政党，在瑞典等国的革命与建设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于人们树起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批判现代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病，对于进步人类建设美好的未来世界，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马克思的那部闪耀着唯物辩证法光辉的政治经济学巨著＜资本论＞，虽然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但仍是全世界有识之士公认的宝贵精神财富，在近几年来西方出现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热情地阅读这一巨著，不是偶然的．这部巨著在论述深度，逻辑力量，可接受性等方面，要比流行于现代西方的许多名著，高明得多．例如有些西方哲学名著，虽然在某一点或某几点上，显得深刻并具有新意，甚至闪耀出令人眩目的思想火花，给人以启迪，以致开创出颇有价值的新学派．但其论题之欠缺论证，结构之破碎无序，语言之晦涩难解，加上东拉西扯的跳跃，想哪说哪的漫游，自言自语的自赏，连本民族的专业学者都只能猜测式地＂解读＂，而非专业的知识分子则不知所云．

（三）但是，任何类型的社会思想理论，都不会是绝对全面、完美无缺的．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由于着眼于社会的静止、稳定的方面，易于造成理论上的呆滞、僵化，在社会激烈变动时，易在思想理论上为已经衰朽的社会势力和制度辩护，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精神痼疾．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由于着眼于社会的运动、发展的方面，易于造成理论上的浮躁、超前，在社会平稳和谐时，易在思想理论上成为少数革命者不顾社会实际情况而冒然前进，急于求成的精神渊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行程表明，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陷入对社会革命＂拔苗助长＂的境地，不是偶然的．马克思与恩格斯通常是以革命家的眼光看待所发生的一些事变的，以致期望革命迅速取得胜利．在欧洲１８４８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到伦敦的初期，他们提出了＂不间断革命＂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０４页），相信自己所办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只要出两三期，＂世界大火就燃烧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５３８页）．到了五十年代，马克思在阐述欧亚一些国家的革命形势时，也多次表示相信革命会迅猛发展．在１８５３年得知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时，马克思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第１１４页）在１８５７年得知法国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时，马克思说：＂动产公司的进展和波拿巴的整个财政情况表明，革命临近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４５页）历史表明，四、五十年代马克思的这些话，落空了！六十年代后期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尽管是博大精深的科学巨著，但其中预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８３１－８３２页），就显得过早了．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仍然把革命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曾几次预言德国工人阶级政党会很快掌权，甚至说＂在１８９８年左右我党就能取得政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２８３页）在恩格斯去世后的几十年间，象列宁、毛泽东这样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建立了重大的历史功绩的同时，都多次陷入了急躁冒进的误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决心推动＂世界革命＂．在１９１９年匈牙利革命爆发时，他认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一月比一月地接近了．＂（列宁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８５７页）他还要求将无产阶级专政，从一国的专政变为＂国际的专政＂（列宁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２７４页），导致了红军兵败华沙城下的不利后果．至于毛泽东在＂大跃进＂和＂文革＂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及其对社会文明所带来的破坏，更为世人所知．对此，邓小平在总结党的经验教训时，说出了这样的至理名言：＂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３９页）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种急性病，除了其它的原因之外，与共产党人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是属于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有直接的关系．世人在总结党的历史教训时，往往说急性病＂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甚至说急性病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却忽视或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做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所必然具有的缺陷．也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这一具高程度真理性的理论，由于属于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便不可避免地具有先天性的理论缺陷，正像属于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具有先天性的理论缺陷一样。没有绝对全面、万无一失的客观真理，无论变革型的科学理论还是保守型的科学理论，都是向着客观真理的一种永不停息的趋近，却永远也达不到所谓的绝对真理或永恒真理。（可参阅系列评说之四）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思想理论，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中，对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会有不同的作用。以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末叶的一个半世纪来说，人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在前一百年间，对当时的世界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取得政权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指导思想，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名声大振，以致促使其它派别的社会思想理论，都难以回避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问题，甚至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示。但马克思主义在后五十年间，对当时的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却愈显式微，甚至陷入了名声不佳，乃至在世界大多数地方被边缘化的境地。即使是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领导集团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也放弃和改变了其中的一些重要原理和策略原则。正是这种放弃和改变，导致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从而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在干部、知识分子、大学生中，也普遍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冷漠态度。一位在十几年前曾是某高校马克思主义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大学校长，毫不隐晦地对友人说，我在工作中，根本用不上当研究生时学的那一套。一些学生毫无顾忌地表示对当前政治课所传授的马克思主义不敢兴趣，即使近几年来这种传授已有了某些改进，也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呢？人们尽管费力地找到了一些具体原因，却忽略了一个带有决定性的原因：时代变了，从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的以战争和革命为主潮的时代，转变为二十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末叶的以和平和发展为主潮的时代。前一时代，做为变革型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适应了该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因而发挥了较大、较高的社会功能。后一时代，做为变革型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已不大适应该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因而只能发挥较小、较低的社会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不以那个人、那些人、那个群体、那个政党的意志为转移的。流行话语反复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提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并做了一些努力，以致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有一定道理并起到了某些积极作用的，但是由于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和缺陷，特别是抹杀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就在事实上仍然将其做为放之四海、放之四时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可参阅系列评说之二、三）难怪，面对苏东剧变，马克思主义陷入低潮，而非马克思主义中的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包括二、三百年来流行于西方的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在内的诸多学说，竟在现时代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开始流行起来这种情景，流行话语显得难堪，甚至将苏东剧变归结为某些在原苏东诸国掌权的马克思主义者“背叛”了老祖宗的教诲，将马克思主义陷入低潮归结为许多人没有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回到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创新”，才能解释和解决摆在人们面前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而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判断是没有说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