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治学先求理解，再作（或不作）评论，故考证十分必要。社会科学中要有考证，正如自然科学中必须有数学作基础。不懂数学，任何科学都不能作；不懂考证，什么学科也搞不好，甚至不能搞。有人反对考证，给它戴上“繁琐”的帽子，以便加罪而去之，这是读书无用论的旁支。试读马列著作，无考证即无论据。反对考证是懒汉思想。清代学者主张考据、义理、词章三者不可缺一。此三者中考据即为求真之学，义理即为求善之学，词章则属于美文，为求美之学；亦即康德所谓纯粹理性、实用理性、美育评论，亦即知识论、伦理学、美学三者之雏形。二百年前之清人对治学之道能有此分析，殊为难得。

因为我对中国文学有深切爱好但又常苦有不解之处，故常寻根追究，有时因一字不识，寝食不安。因爱之深，故求解之心切。有时苦思冥索，不得真解；但决不妄信古人，或当世权威，不得其解即不动笔。故我敢断言：平生为文，如无创见确解，决不下笔。认为人云亦云，取之伤廉，再加传布，徒以欺人，二者皆丧德。这不是说我的每句话是真理，这当然不可能。但如有错误，人所共见，也不难改正，有过则改，决不文过饰非，护短自欺。

对于写作一部大文学史，我素有愚见，至今仍然，即：中国三千年的文学历史，其中未解决的问题，多得不可胜数。王国维曾自认书诗中他能懂的只有十之七八或更少。我们如不先求其真，以正确了解其意义，则一切评述，都不足取。故我素来主张求真（即确解）为第一步，一旦得其确解，则原作的妙义胜义自见，一切评论将为蛇足。若不知确义而强为评说或望文生训，当然只能误引读者。故我主张不必忙于编一部求全求美的大著作（那是不大可能的），而应该集中精力研究一个文学史的横截面，即断代文学，或纵剖面，即文学专史（如诗歌史、小说史等），这样才能使这一部“史”真正能成为权威著作，既省后人精力，也使后之求知某代文学者知所依据。若忙于写一部大史，势必顾此失彼，在真正专家看来，可以指为挂一漏万乃至千疮百孔；作为类书、辞典，资料则显然不足，不全；作为专史则其中又塞满了空洞的议论，不如去找第一手原料书更为切实可用；作为大学课本或一般社会读物，则又大而无当，不知从何入手，且亦不易读完。

古典文学研究不应该是文学评论的“附庸”，不能把研究古典文学的专业机构作为某一刊物的“书评”小组。我并不是说批评、指导当代作品的评论不重要。而是说研究古典文学，尤其是意义已不明白的古典作品，可不像写当代文学作品评论那样容易。只强调“评论”，实在是对懒于作考证研究的人大开方便之门。

有的青年人进文学研究所的目的是想写小说，或学作诗，那又错了。因为研究所不是搞创作的。当初大学毕业以后如果明确地想搞创作，那就先得进专业创作机构，证明你能搞创作，则在那儿得其所哉。而文学研究所却不是这样的机构，也无人指导创作。古今中外的文豪诗人，没有一个是从什么研究所里培养出来的。

做研究工作需要一套专门技术，以古典文学而论，如果要评论诗（中国历史上诗人特别多），你必须先看懂你所研究的诗，知道做诗的甘苦。既要知此中甘苦，就得自己会做，懂得诗的基本格律技术。如果没有这些基本技术，你连看都看不懂，怎么能大言批评古人的作品，信口雌黄，强不知为知?我初到文学研究所时，曾劝青年朋友学会辨汉字的平仄，学会用韵，记住常用的韵部，这样不但可以更好地判断和评论古人诗的优劣，读多了还能辨别唐宋诗的不同，明清诗的不同，也可以自己学会做诗。不料“文化革命”一起来，我这些话立刻成为大字报上的罪状。

编者按：本文是著者参加一次会议的发言提纲，写于一九七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