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来的许多应时新书中，中国文学史一类的书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但是文学史一类的书，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我以为可以不必作。读文学，根本就应当浸到作品的本身里去。但是现在市上文学史特别时髦。这种风气的原因，我想有二种：第一是因为许多弄弄西洋文学的人觉得外国有文学史而中国没有，好像前清的官员觉得外国有国歌而中国没有一样的惭愧，于是随便凑上一个“打牙牌”或“小放牛”的调子，也算一只国歌。另一个原因是现在各学校（包括大学中学）为使课程表好看起见，重要的文学作品本身尽可不研究（如现在大学中就很少以陶诗、李白诗开专班者），文学史一类的空洞课程却不可不有，于是乎许多学生，为求分数，为防考试，对于文学史的要求就很大；而许多敏感的作者，也就开始努力于文学史的写作了。我并不主张不要文学史，自然也并不以为凡是文学史都要不得。文学史是可以写的，是应当写的，假使（一）作者是这方面极精湛的学者，（二）作者是自有其文学批评之新见解或新理论，（三）作者在某一种文学作品的演变上或和社会别方面的关系上有新发现，（四）作者自己是一位受人爱好的文学作者，他的文学史本身即可成为一篇优美的文学。能具备这四种条件的文学史当然是最理想的，但如果只能具备其中的一二种，即使在见解不同的人看来尽有微辞，但到底还不失它自身固有的价值。就国内的著作界来说，属于第一种的如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中国宋元戏曲一经他严格精密的考订立刻成为定案，在没有新发现的材料以前不能移他只字。属于第二第三类的如胡适之的《白话文学史》，他有他独立的见解。属于第四类的如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我还见到过江山刘子庚（毓盘）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诗词略》，这两部书的本身就是一种经典的（Classical）文学。
郑先生的《文学史》，我最初在《北平晨报•学园》内读到他的序文，据他自己说是并不希望能成“一家言”的。（我那时候自然希望这是一句谦恭的话。）郑先生这么一说，我们就不好意思拿第二个条件——作者自有其文学批评的新见解或新理论——来绳准了。郑先生的序文说，他所注重的是新材料的发现，唐以来的“变文”“戏曲”“小说”等。他又叙述他著这书的经过是“积稿逾尺”，“历时十载”。我们对于郑先生的辛勤，即使仅仅看了这篇序文，便也应当深表感谢。可见郑先生对此书是化极大的时间与心血精心结构的。只可惜其书尚未出齐，我们只能看到从六朝到五代的一部分，未能窥见全书的精深伟大之处。幸而郑先生所特别注意的“变文”，已在此册中提到。“变文”的出现，实在是中国的俗文学中一椿大事，至少在郑先生的文学史中是一件大事，郑先生研究“变文”的结论是这样的：
（一）发生的时间：“最早的‘变文’，我们不知其发生于何时，但总在开元天宝以前吧。”（页五八九）
（二）发生的原因：“佛教经典的翻译日多，此新体便为我们的文人学士们所耳濡目染，不期然而然的也会拟仿起来了。”（页五八九）
关于“变文”时代的论断，郑先生是根据字体和序文的。因为“胡适之先生所藏的一卷《降历变文》（按：疑《降魔变文》之误?）序文有了‘……开元天宝……皇帝陛下’”的话，所以郑先生在“不知其发生于何时”之中，还知道它“总在开元天宝以前吧”。这句话未免令人失望；三代两汉在开元天宝以前，魏晋六朝也在开元天宝以前。郑先生化了这许多时候著这部文学史，而“变文”又是他所特别注意的部分，然而对于变文的起源，却没有费一点考据的工夫，使我们读了他的书，还是不知道在开元天宝以前的茫茫数千年中，到底起于何时，实在使我们有点失望。其实要查考一下变文的起源，并非难事，梁慧皎在《高僧传•唱导第十》的跋论中说：
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旁引譬喻。其后卢山释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齐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这里把唱导的起源说得很清楚。本来要说佛法，因为听众久坐疲倦，所以要请几个会说话的和尚，“杂序因缘”，“旁引譬喻”，以便引起听众的趣味，赶跑他们的睡魔。这里所谓“譬喻”，其实即是故事。这种情形，现在也还有。在江浙一带每年中元节近的盂兰盆会中，和尚们念经念过半夜，看看听众渐渐散去或倦极思睡，他们便编些故事或依原有的佛曲来念唱一起。上面一段文字中的慧远据《高僧传》卷六本传：卒于晋义熙十二年（四一六），年八十三，由此上推，可知生于咸和八年（三三二）。他二十一岁出家，便居庐山，可见唱导之起，远在第四世纪的中叶。《唱导第十》跋论又说：
若夫综习未广，谙究不长，既无临时捷辩，必应遵用旧本。然才非己出，制自他成。吐纳宫商，动见纰繆。其中传写讹误，亦皆依而宣唱；致使鱼鲁淆乱，鼠璞相疑。
这一段说得更明白：不仅有唱导的人，并且有传抄的唱导的本子。这些唱导的本子，不是变文是什么？唱导在宋代（刘宋，四二O——四七九）已经是和尚们一种专门的职业，宋初祗洹寺的道照，便是“披览群典，以宣唱为业”的。瓦官寺的慧璩，据说是“众技多闲，而尤善唱导。出语成章，动辞制作；临时采博，罄无不妙。”灵味寺的昙宗，也是“唱说之功，独步当时；辩口适时，应变无尽”的。可见郑先生以为变文的起来由于文人学士对佛经不期然而然的拟仿，未免是下得太快的结论，只怕未必尽然。
其次是关于词的起源。郑先生说：“词的来历，颇为多端，但最重要者则为“胡夷之曲”（页五四六）他根据《唐书•音乐志》：“自周隋已来，管弦杂曲将数百种，多用西凉乐；歌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郑先生接下去说：
这可见“胡夷之曲”的如何流行于世。词调中，受这种影响最深。我们或可以说，唐五代宋词的一部分，便是周，隋以来的“胡夷之曲”的被保存下的歌辞。可惜唐以前，那些胡曲的歌辞皆已不传，或竟往往是有曲而无辞的。故我们于唐末五代词外，便绝罕得见以前的乐“词”（页五四六——五四七）
这一段里的词意的自相矛盾且不用说（如一方面说词是“胡夷之曲”的歌辞，同时又说它或竟往往是有曲而无辞的）。郑先生好象对于“乐”和“词”的“来历”和“影响”并不能够分清楚。《唐书•音乐志》只说到西凉乐和龟兹乐，并没有说西凉歌词或龟兹歌词。我们相信，西凉和龟兹的歌词，并没有传入中国来。我们的史料，并没有西凉或龟兹歌词的译品。怎么词的“来历”，最重要者则为“胡夷之曲”？即使当时一部分的词可以依胡乐以被之管弦，也只能说是受它的影响，如何变成“母子关系”的来历，而且是最重要的来历?何况那些“胡夷之曲”的乐谱有没有歌词这一个先决问题，连郑先生自己似乎都还没有弄得十分清楚。在先决问题还没有弄清之先，依据先决问题而连带产生的问题当然不能成立，其结论则更可不谈。据我们看，词的起源是很自然的，即使没有“胡夷之曲”，它照样也会发展出来的。诗做得烂了腻了，或者嫌它太拘束了，自然有新东西起来取而代之。并且长短句的方法和词的雏形，不必说齐梁乐府如《江南弄》，《六忆诗》，已具有明显的形式和风格，即从《诗经》之中也可以找出不少线索。刘师培就找出过七八种的证据。（见《论文杂记》页五五——五六）即如唐人的诗中，五七言不必说，六言、四言、三言又何尝没有?李白的《战城南》、《远别离》、《蜀道难》诸诗，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十言、十一言都有。李长吉、王摩诘的诗，也莫不如是。《花间集》中的《渔父》《杨柳枝》《浪淘沙》诸调，唐人也把它们收入诗集，并不十分意识到这是诗以外的一种特殊东西。前人硬要把词算作诗余，固然牵强，但像郑先生那样一定要替它找一个外国爸爸，其实似乎也大可不必的。
在这册书中最主要的部分是论唐诗。关于六朝的部分我有许多话要说，但因为没有见第一册，暂时无从说起。关于唐朝的部分我先提出一点比较重要的郑先生的“创见”来讨论。然后再看全体的大概。
在《李商隐与温庭筠》这一章中，郑先生有几句极大胆的议论：
……像陶渊明，王摩诘一类的田园诗，其作风不算不闲逸，却不是人人所可得而学得者；韩愈卢仝一类的奇险怪诞的诗，其作风，不能不谓之特辟一境，却因过于险窄，走的人多了，也便走不通，会失掉其特性。李白一类的游仙的与酒人的诗，其作风虽较为阔大可喜，却也不是一般诗人们所可得而追逐于其后者。他们都只是小支与别派，不能说是诗坛的大体与正宗。（第五一四页）
我一向以为诗格越高洁，诗境越深刻，前无古人，后无继起，像陶潜李白一类的诗人，才是最伟大的诗人。谁知不然!一个诗人做诗的时候，原来他是应当专门打算“为人人所可得而学得”，“所可得而追逐于其后者”。不幸陶潜李白诸人喝酒喝得太荒唐，没有顾虑到一千多年后有这么一条规则，于是乎被我们的批评家依据这条罪状，判为“只是小支与别派，不能说是诗坛的正体与大宗”。我想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密尔顿几位真幸福，他们幸而没有投胎到中国。要不然的话，他们的著作也“不是人人所可得而学得者”，万一生在中国，岂不也一并打入“小支与别派”了么?
郑先生所认为两个正体与大宗的诗坛是这样的：第一要像“温（庭筠）李（义山）”的“暧昧”，第二要像“白（居易）”的通俗。至于温李——特别是温——是否暖昧，白是否通俗，当然是另一问题，但郑先生的诗坛，我们知道是要一个暖昧， 一个通俗的。
郑先生对于温李的五七言诗的评价，说是五代与宋的词的“开天辟地”的盘古女娲（见五二八页），然则齐梁的长短句，再早一些的《子夜》《懊侬》之曲，对于词上就全没有一点儿影响吗?还是盘古女娲以前另有一番天地?并且宋词中如《东坡词》《放翁词》《稼轩词》一类作品，算不算是温李一派的产物呢?郑先生的词坛，又何其窄小?
郑先生以李商隐诗“咏蝶者更不止二一见”，所以比他的诗如“粉光斑烂的蝴蝶”（页五二零），并且举了四首咏蝶诗为证。又说白居易是“主张为着人生的艺术的”。此点我也不能和郑先生苟同。李诗咏蝴蝶果然不少，但咏杨柳的似乎更多（计李集中咏蝶的统共只有四首，咏柳的则有十三首），为什么不说他的诗像绿枝娇娜的杨柳呢?并且李诗的好处，决不在咏蝶一类的诗。这类诗在他集中不过是他的游戏笔墨，并不是他认真的作品。他所以能感人至深，实在有他的对于人生深刻的见解，并不是因为他像一只“斑烂的蝴蝶”。他的真正深刻的诗如“花明柳暗绕天愁，上尽重城更上楼。”如“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如“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如“皎洁终无倦，煎熬亦自求”，如“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如“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一类的诗，岂是像“斑烂的蝴蝶”么?但是郑先生竟没有提起只字。大概在郑先生看来，觉得这类的诗，远没有《咏蝶》一类来得绚烂悦目，所以不值得提起罢?白居易的诗，郑先生以为謌咏人生，其实据我看，完全是謌咏社会问题的，他并不是为人生的诗人，他是十足的一个社会诗人。他的诗是社会民生一类问题的教训与宣传，并不是对于人生问题的探讨与追问。我举一首大家所不熟悉然而最足以代表他风格的《红线毯》作例子，这首诗的最末四句说：“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在温李的一章中，忽然跑出一个李群玉来。据郑先生说：“李群玉字文山，澧洲人。裴休荐为弘文馆校书郎。……其风格如温李而略为明畅，于《感春》（按：李群玉诗目录中并无《感春》，当系《盛春》之误，我所据是四部丛刊影宋本）可知之：……”（页五二六）
郑先生所引的诗恕我不再引。但李群玉跑入温李一派中，实在令人莫解。李群玉，据我们所知，是一位山泽诗人。他虽然也做过一次官，但他所流传下来的诗，完全是在他未做官以前，负琴徒步，啸傲林泉所作。他在他的《进诗表》中说他自己“宗绪凋沦，丘山贱品；幽沉江介，分托渔樵。”他说他自己的作风： “臣所贡前件歌诗，以居住沅湘，宗师屈宋；枫江兰浦，荡思摇情，芜＋之余，过于飘野。＂怎么他忽然跑进温香软玉，浓艳绮丽的温庭筠李商隐一派中去了?温李的诗，大多数是浓得化不开的，李群玉的诗则恬淡清秀，刚刚和他们一派相反。除了郑先生已引到的《盛春》外，他的诗如＂远客坐长夜，雨声孤寺秋。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雨夜呈长官》）如“越水吴山任兴行，五湖云月挂高情。”（《寄张祜》）如“盈手水光寒不湿，流天素彩尽无风。”（《望月怀友》）如“海客云帆未挂时，相与缘江拾明月。”（《落帆后赋昼一绝》）等，清到极点，秀到极点，充分表现他是一个山泽诗人，一点没有温李那种浓艳绮丽，深宮重楼的作风。所以如果依作品来分派，李群玉至多只能归入韦应物刘长卿一派，郑先生把他归入温李一派，又不免令人要大惊小怪的。
因为翻到李群玉的诗，使我对于郑先生书中的史实的真确，根本怀疑。我上面考证到郑先生对于“变文”发生的原因和时代的错误，不过是因为郑先生未加深考，遽下断语，是一种“是不为也”的过失。这也是近来作者常有的事。但是直接从史料中抄下来的史实，我以为终不至于有大错。可是郑书五二六页说李群玉是“裴休荐为弘文馆校书郎”，但据景宋本《李群玉诗集》卷首所列《荐处士李群玉状》则作“大学士仆射令狐相公绹”。以后准李群玉为弘文馆校书郎的敕旨上所附具的，也是令狐绹。不过他那时已是“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执行这道敕旨的是“司勋郎中知制诰臣郑处约”。好像这事并不曾与裴休发生关系。我对于郑先生书中所列的许多诗人和他们的籍贯，生卒年，官职，事迹，当然没有去逐个校对一番，但自从偶然发现李群玉这条后，我本来对于本书的最低限度的信仰——本书至少可为中学生作参考书翻一下的信仰——至此已不得不根本动摇。
现在要就本书的大体上来看一下。郑先生写这本书——特别是唐代的部分——好像有一个公式。他左手是一部《唐书•文苑传》之类，右手是一部《全唐诗》。他一面整段的抄《文苑传》之类，一面便随便引一些陈陈相因大家熟悉的作品，或者竟是不相干不重要的作品，凑上一些从诗话中检来的考语之类，这样就一帆风顺的写下去。他抄《文苑传》的时候，全不融化，整段的抄，所以他的书，别的部分是白话或夹杂文言的白话，但遇到诗人传记的时候，便全是欧阳修先生的古文。在现代的文学史中我们读诗人的传记，还是和读宋代国史馆的玩意儿差不多。有许多诗人，譬如孙逖，卢象，王翰，綦母潜，崔署，薛据，沈干运，贾至……许多人，经郑先生写来，我们只见他们做“官”，不见他们做“诗”。有些地方，（如页三二，四二七，五三三——五三八）郑先生是在写文学史吗?我疑心他是在写流水帐呢!郑先生对于诗人的人格，生活，事迹、思想，个性， 一点儿也不曾触着。他对于诗人的传记描写，不是向作品的本身中求消息。他只抄《文苑传》，而又不全抄，不善抄。他只注意他们的功名利禄，使我们读了如读讣闻。如果被他传的是些政治家，也还罢了，然而不幸是诗人。对于诗文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如音节，气魄，动律（Moｖｅｍｅｎｔ），思想背境，哲学根据等等，作者都没有想到。一个诗人和他的作品有优点也必有缺点，譬如杜甫有他的真挚处也有他的拙劣处，李商隐有他的深刻处也有他的轻薄处，作者都没有看见。我们读完了他的书，对于任何诗人都没有一个清楚的印象，只是一大堆乱七八糟而又不全正确的原料堆在一起。在体例上，本书也不像一部正式的书，标点校对的大错且不说，即如年代后所附的公历，已经乱到可以。有的重要诗人都没有生卒年。作者好像只抄《疑年录》，有的抄上，没有的再不费一点考证功夫。已经抄上的，有的用亚拉伯字母，有的用中文数字，全不一致。
最后，关于本书的文字，也要说到一下：这是一本文学史。别类的书写得生硬或艰涩一点，或者还可原谅。文学史的读者是读优美文字的记载。文学史的原料是一国语言文字中最美的材料。文学史的作者便是沉涵淫浸于这种优美的文字中的。我现在抄几节郑先生的文字在此，盖亦可以窥见郑先生著书方法之一斑云。
页三零七：
他的《三月三日兰亭诗序》为古今宴游诗序中最为人知的一篇；“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没有什么丝竹管弦之盛，（谨案：此“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之白话译文也。）“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页三一五：
昉为文壮丽，沈约称其心为学府，辞同锦肆。时人云，任笔，沈诗，他闻之，甚以为病；晚节用意为之，欲以倾沈，然终不能及。他的散文，以“大手笔”为多，但也有很好的书启之作。（谨案：唐苏＋封许国公，张说封燕国公，二人皆以文著于时，时称“许燕大手笔”。用现在的话说：“大手笔”犹“文坛上的选手”，郑先生的话，如译为更白的白话，便是：“他的散文，以‘文坛上的选手’为多。”）
页三一九：
当他免官久之不调，友人庐江何炯，犹为王府记室，乃致书与炯道：“寒虫夕叫……”辞意虽甚酸楚，而亦不无几分的恳望在着。特结之以：“唯吴冯之遇夏馥……怜此行乞耳”的云云。有文集。（按郑书中“的云云”颇多，前面引《颜氏家训》的话便有一个“的云云”。）
页四零三：
……其中，七言的律绝，方才刚刚萌芽，还不曾有人用全力去灌溉之；正是诗人最好的一试骋驰的好身手的时候。故开天的诗人们……把握着新发于铡的牛刀，而以其勃勃的诗思为其试手的对象，那些天才的“庖丁”们当然个个的都会“得手应心”“功成而退”的了。
这类生硬的文字，书中随处皆是。我们希望郑先生在这书再版的时候能加一番修改，至少要使它清顺切实才好。
我虽然批评了本书一大顿，但我觉得对于郑先生个人，有些地方是可以原谅的（除了关于文字部分）。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专治传奇小说的，论诗谈文，本非他所长。他的过失，即在他不应当大胆尝试“中国文学史”一类的大著作。在各时代的断代文学史没有完备以前，我相信，决不会有像样的整部文学史出现。虽然我们对于郑先生的勇气和他所费的功夫不得不表示敬意。奇迹在现在这时代大概是不会有的。以王国维的天才和精勤，仅仅能写成一本薄薄的《宋元戏曲史》。恐怕也只有这类的书才能有永久的价值。在五年十年之內，我是并不希望有整部的中国文学史出现。所以郑先生这部书之所以成为《文学大纲》之续，对于作者本身实在用不着深责。我们只希望他以后集中他的心力去弄他的传奇小说之类，使它成为一种像样的东西，不要再像这本书中“变文”一样，把他从晋至唐的一个“头”整个儿切下。那是一种不可恕的疏忽。
但是这书也有几种不能不提到的好处：第一，作者对于插图的收集是应受我们感谢的。第二，据例言说（见二十一年七月十二日《北平晨报•学园》），本书书末附有索引和年表，这是著作界很好的风气，希望后之作者，不负郑先生苦心提倡之功。这些年表和索引一定会很有价值，假使它们是正确的。
十二月四日，一九三二，北平燕大
原载《新月》四卷六期，一九三二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