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所今年六十五岁了，它成立于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但仅仅五年后就永远失去了创所所长郑振铎先生（一八九八至一九五八）。仔细观察文学所“血脉所出”，认真思考文学所创所学者班底的构成，郑振铎的功劳与影响不能忽视。
有关“文学研究所”之建立，相关回忆都指出这一决定来自中央政府的最高层即周恩来总理，传达指示的是胡乔木、周扬。文学研究所筹建于一九五二年，成立于一九五三年，最初附设于北京大学。郑振铎、何其芳受命担任正副所长。成立会议在北京大学新址（前燕京大学）未名湖畔临湖轩召开。按照当时配备领导干部的某种模式，正职选用负有业内清望的资深权威人士担任，党员副职则承担执行组织决定、主管日常事务的角色（相当于执行所长）。文学所创所班子就属于这一类型。因此，也滋生出一些纷纭的说法，认为郑振铎不过是个挂名所长（或曰顾问），所内事务都决于何其芳一人。甚而也有人将何其芳误会为文学所创所所长。实际的情形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郑振铎殉职之前的文学所日常所务，基本上都是何其芳在主管，与中宣部、科学院的上请下达，作为党员所领导的何其芳也承担主要责任。郑振铎虽然在文学所现身频率不高，但是除了出国访问等特殊原因，常规情况下，他正常来文学所上班（一周一次）。所内重大决定，他都有所参与，也要向他请示，郑振铎之为所长完全没有“旷职”。另一方面，作为文化学术界重要领导，郑振铎的职务很多，文化部副部长、文物局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考古所所长，还有政协内部、中外友好协会等的兼职。对于他来说，文学所所长是众多职务之一，不可能像何其芳那样以文学所所务为主。所以，关心并论述文学所传统，也要对郑振铎、何其芳的角色分工有所认识。
陈福康在《饮水不忘掘井人—郑振铎与文学研究所》一文（《新文学史料》二〇〇九年第二期）中将郑振铎对于文学所的开创性贡献总结为四个方面：延揽人才、制定课题计划与出成果、图书资料建设、培养留学生。都言之成理。综合起来看，文学所的课题、成果、图书资料建设等，都与“人才”储备相关。因此之故，本文特地提出文学所创所之初“老先生”之延揽这个主题，以之作为文学所学术传统的一个关键要素。
莫逆之交
文学所建所初期的其他“老先生”，以郑振铎熟识的朋友居多。
建所之时，王伯祥、俞平伯二位与郑振铎的友谊已逾三十年。比郑振铎年长八岁的王伯祥，是他交情既久且笃的屈指可数的老朋友之一，两人互称“铎兄”“伯翁”。王伯祥也是“文学研究会”会员，二十年代时曾与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长期共事。叶圣陶回忆，那个时代他们经常一起喝酒、逛旧书店（《回忆郑振铎》，240页）。“抗战”上海沦陷的艰难时期，王伯祥还为郑振铎保存过“遗嘱”。
十年商务印书馆之后的二十年开明书店编辑生涯之中，王伯祥创造了现代学术出版史上的皇皇伟业，主持编辑出版了驰名学界的巨著《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一九五二年（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而成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成立，伯祥先生辞去开明书店工作，即应郑振铎先生之邀，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王伯祥日记·前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王伯祥之入文学所，今人引《叶圣陶日记》等资料，有具体考述（陈福康前揭文）。
《王伯祥日记》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记载：“十二时半，乘三轮赴黄化门西谛（按：郑振铎笔名）家，平伯已在，盖约同附车出城也。时西谛适出午饭，俟至一时三刻许乃返。因共载，出西直门、过海甸，径赴北大临湖轩，已二时廿分矣。宾客同人到者六十余人。……至七时半散，仍偕平伯附西谛车入城。”可见文学所历史性的“开张大吉”之礼，郑振铎、王伯祥、俞平伯三人是联袂共赴的。
王伯祥遍读典籍，尤精史部。郑振铎邀他加入文学所，所做的一项重点工作便是《史记选》。西汉时期文史尚未完全分家，《史记》既是伟大史书，也是伟大文学。《史记选》校注审慎，博得业内好评。
俞平伯比郑振铎年轻两岁，“五四”时期，二人都在北京上学。其时，俞平伯是北大学生《新潮》社的骨干，郑振铎是北大之外学校的学生运动活跃分子，却无缘相识。俞平伯回忆，两人一九二一年在上海相识（《回忆郑振铎》，97页），他经郑振铎介绍加入“文学研究会”。俞平伯是“新文化运动”弄潮儿，著名白话诗人、散文作家，以及现代“新红学”学术思潮的代表者。郑振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主编《小说月报》，则是年轻的文坛领袖。
郑、俞交谊具有明显的段落性：第一阶段，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属于两人缔交的热络期，亦恰当“文学研究会”极其活跃的时期，风华正茂的他们与沈雁冰、叶圣陶等人在上海组织过一系列的文学活动。一九二四年底，俞平伯转来北京，以后一直在各大学任教。第二阶段，十来年之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郑振铎受聘来京，任教于燕京大学，此时他们都升格为学界中坚，两位老友又有重叙友情的时期。第三阶段，再历十多年，一九四九年郑振铎与一批著名民主人士由中国共产党组织自香港来京，参与政治民主协商；一九五二年郑振铎邀请俞平伯加入筹建中的文学研究所。
郑、俞二人又有“‘开明’之缘”，郑振铎是开明书店董事，俞平伯是股东，他们与叶圣陶、王伯祥、朱自清等又都是开明同人。
作为“五四”以来“新红学”的代表人物，郑振铎延揽俞平伯入所，也希望他继续从事《红楼梦》研究。俞平伯一九五二年出版《红楼梦研究》、一九五三年发表《红楼梦简论》，没想到次年秋冬即遭遇全国性的疾风暴雨式的点名批判。对此，郑振铎作为文学所所长对老朋友的遭遇感觉意外，而俞平伯则内疚辜负了作为所长的老朋友。郑振铎遭遇空难后，俞平伯于一九五八年十月、一九六一年十月，分别作《哀念郑振铎同志》《忆振铎兄》悼念文章，婉转哀伤，可为悼友散文的典范。
小说、戏曲研究的同道者
与王伯祥、俞平伯老友情长的状况稍异，孙楷第与郑振铎的交情较为单纯，主要是学术之谊。对于小说、戏曲研究的共同兴趣，将两位虽然同年，但是处事行迹、治学风格大相径庭的学者联结起来。郑振铎籍贯福建长乐、出生于浙江温州，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在北京铁路学校学习。一九二一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担任首任书记干事。毕业后转往上海工作，又借商务印书馆及其《小说月报》杂志为平台，与沈雁冰先后担任主编，很快成长为文坛风云领袖。孙楷第则出生于河北沧县乡间，幼聪慧，小学时得到时任民国直隶提学使的学问大家傅增湘赏识，但因体弱等原因，求学之路迟缓，一九二二年才考入北平高等师范，读书六年，得杨树达等名师的教导，一九二八年大学毕业。
郑、孙二位之缔交，大约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郑振铎任燕京大学教授期间，因缘则在中国古代小说藏书与研究方面。一九三二年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出版，一举成名。同年十二月，郑振铎作《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序》，其中叙述孙楷第东渡日本访书：“今年暑间从日本归后，又到丁在君先生家、燕京大学图书馆，和我家里看所藏小说。我住在西郊，轻易不大有城里的客人来。但子书（按：孙楷第字）先生却专为了看小说而耗了三个下午在我的书房里。只见他匆匆的在翻书，在钞录，其热忱有如一位中世纪的传道士，有如最好奇的明清藏书家们在传录着罕见的秘籍。结果，遂产生了这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写这样的一位诚朴的访书者的所著书的序，诚是我所最高兴的事。”
孙楷第之加入文学研究所，孙泰来在《我的父亲孙楷第》中叙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父亲仍然在燕京大学工作。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他又回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后来，北京大学成立了文学研究所，他接受郑振铎先生的邀请去了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化报》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说得很明白，孙楷第由郑振铎邀请到文学研究所工作。
一九五八年的“拔白旗”运动中，孙楷第与郑振铎、钱锺书等并列，在文学所内受到批判。所内年轻学者胡念贻的批判文章《孙楷第先生的考证工作》发表在《文学研究》一九五八年第四期。
孙楷第属于传统的坐冷板凳、下硬功夫的学者类型，学术专精，同样主要从事小说、戏曲研究，与郑振铎积极活跃地搜集版本、出版丛刊的研究方式相映成趣。胡适在《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序》中推许孙楷第为“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
谊兼师友
对于比郑振铎年轻八岁的余冠英来说，郑振铎的情谊在师友之间。余冠英是郑振铎“文学研究会”老友、开明同人朱自清的得意门生，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一九三一年秋，郑振铎离沪来京，第一年担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合聘教授之时，与刚毕业担任助教的余冠英结识。那时的郑振铎是学界名流，结社办刊物如家常便饭，私人藏书负有盛名，爱交际，又没架子，喜欢提携年轻人，吸引力应该是很大的。余冠英回忆当时：“他的爽朗的性格对青年人有一种吸引力，我和那时正在清华读书的李嘉言、吴组缃、林庚都很快地和他有了交往。”（《文学研究》一九五八年第三期“特辑”）当时在清华读外文系的季羡林、李健吾回忆，也在这时与郑振铎愉快交往（《回忆郑振铎》，211、218页）。
余冠英的学术专长在古典诗歌，《诗经》、汉魏六朝诗、乐府诗方面都有选本或专著。文学所古代文学方面分为“古典文学”和“文学史”两个研究组时，何其芳兼文学史组长、余冠英担任古典文学组长，后合并为古代文学组，余冠英则长期担任研究组（室）领导，他对于古代文学学科建设有特殊贡献。文学所集体项目《唐诗选》、三卷本《中国文学史》，他也是主持人。
一位文学所老人曾经回忆五十年代郑振铎与余冠英、李健吾、钱锺书、杨绛等愉快相处的一个情景，那次，郑振铎刚与大家一起参加了文学所年终总结会。“散会后，我们一群人尾随他走出会议室，……余冠英先生请他到家中便餐，他推辞说：‘以后吧！我品尝嫂夫人的手艺可不止一次了，这次就不去解馋了。’……走在他身后的李健吾先生对我解释说：‘饮食是文化，烹饪是艺术，郑妈妈（按：郑振铎先生的母亲）就做得一手色香味美的福建菜。我们一起编《文艺复兴》时，常去郑家聚餐。钱先生的小说《围城》就是在《文艺复兴》上连载发表的。当时就有当代《儒林外史》的评价。’陪同走在一起的钱锺书、杨绛先生只是点头微笑而不搭话。他们之间那种漫步闲聊中平静安详的氛围，闲谈中透露出的和谐友好情谊，令我羡慕不已，深深地感染了我，至今记忆犹新。”（马靖云文，载《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五十年记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23页）这幅“振铎与同事在一起”的剪影描绘出五十年代文学所历史记忆的和谐温馨的一幕。
钱锺书比郑振铎年轻十二岁，他们的关系同样是师友之间。
钱锺书学贯中西，这里不拟探讨钱先生之学术成就，仅以观察文学所“老先生”群体为角度，提出一个“谁是钱锺书的伯乐？”的问题，也主要以文学所古代文学学科之建设着眼。由《宋诗选注》，往前则《谈艺录》，往后则《管锥编》，旁及《围城》。综合这些因素，谁是伯乐之问，是可以答之以“郑振铎”的。
郑振铎在燕京大学任教（包括兼任清华中文系教授）时期，钱锺书是清华大学外文系学生。今检郑振铎偕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创刊号上著名的一百零八人“特约撰稿人”大名单，时年二十四岁的钱锺书即在列（此件资料，感谢文学所刘福春研究员检示），可证二人相识不晚于一九三三年。众所周知，文学所刚建立时，钱锺书是外文组研究员。抽调出去参加《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之后，一九五四年返回所里，所长郑振铎明确指示，将他借调至古代组担任选注宋诗的工作（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三联书店二〇一六年版，283页）。所以，《宋诗选注·序》曰：“假如没有郑振铎同志的指示，我不会担任这样一项工作。”（《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钱锺书古代文学研究的成名之作《谈艺录》一九四八年由与郑振铎关系密切的开明书店出版。《宋诗选注》完成之后，他就一直在古代组，假如没有这一因缘，大概钱先生的晚年不会发愿写作《管锥编》这样的中国“古”字号的大书吧？钱锺书的学术事业最终主要以中国古代文学（而非外国文学）名家，郑振铎识才用人的作用是值得注意的。
一九五六年，中国科学院文学所进行职称评级，“由郑振铎、何其芳两领导提名，经学术委员会讨论，一致同意定钱锺书为一级研究员”（王平凡口述：《文学所往事》，213页）。当年文学所管理部门的老人回忆那时主持所务的何其芳对于钱锺书的认识：“钱锺书在解放前，受郑振铎先生影响，从事进步文艺活动，参加编辑《美国文学丛书》，并参加了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等活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逃台湾。郑先生听说台湾大学聘请钱锺书、杨绛夫妇教书，他赶紧给他俩写信，劝他俩留在内地等待解放。据钱先生说，他俩原打定主意不走，得到郑先生的信更加坚定下来。”（同上书，211—212页）可见，如果说五十年代钱锺书在文学所内受到一定善待，那么，与郑振铎是有关系的。
上述几位文学所古代室“老先生”之进入文学所，无一不与郑振铎之延揽有关。没有他的张罗与规划，他们未必可以聚集到一起来。观察这一学术史环节，“私谊”盎然、“公义”昭昭。依靠、引导并保护学者各自个性化学术优势的发挥，才能取得出色的业绩。包括《史记选》《沧州集》《红楼梦八十回校本》《汉魏六朝诗选》《宋诗选注》《古本戏曲丛刊》等在内的大小学术名著，文学研究所图书馆独具特色的馆藏，文学研究所良好的学术传统……这些都与郑振铎（也包括何其芳）知人善任的领袖气质关系甚深。
今年适逢郑振铎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又值他遇难六十周年。抚今追昔，我们要衷心感谢这位“文学研究所之父”，深切缅怀这位充满进取精神的杰出学者、文学家、藏书家、活动家、实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