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册最先出，我已经在《新月》四卷六期《书报春秋》栏内略加评论。现在第一、三、四各册已陆续出版。截至第四册止，页数已在一千二百以上。我们依此推算，五册出齐，大概总在千六百页左右。在这年头儿，郑先生能费这许多精力和时间，潜心于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繁剧工作，殊属难得。但为追寻学术上的真理计，我还有些意见提出，以就正于作者和海内明达。
一 正确性
“史”的第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正确性。关于这一点，我在前评郑著本书第二册中，为李群玉的出处问题，曾加指摘（参阅后面的附论）。兹读续出各册，无意中又发现不少疑问。例如：
（一）《旅獒》是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之一；而这二十五篇之为梅赜伪造，阎若璩已从种种方面证实，郑先生也说这个证实已经“成了一个定谳”（页四三）。但是，他在叙述《尚书》内容“第三类 记事的断片”时，为要证明“《尚书》中的诸文，每有一小段纪事列于其首”，也不惜引用这篇伪史料的“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页四五）。其实，除《旅獒》外，《金滕》便有现成的例子，为什么弃而不用?
（二）引《诗经》原文，也有许多不经意处。如“匪言勿言，匪由勿语”，误作“匪言忽言，匪由忽语”（页六一）。 “匪鸡则鸣，苍蝇之声”。误作“匪鸡之鸣，苍蝇之声”。又“其室则迩，其人甚远”，为《郑风•东门》之诗，而郑先生则误作《东风》。同诗：“岂不尔思，子不我即”，也误作“岂不尔思，子不我既”这类的错误，我相信必不止此，但也不能替郑先生逐条校对，只凭记忆所及，随手拈来而已。像这样杂引伪史，误改题文，在郑先生著书既多，注重在提纲挈领，或许不拘小节，以为是无关宏旨，其实是贻误初学的（像“匪鸡则鸣”改作“匪鸡之鸣”，相信决不是手民之误。我所引各例，查过《勘误表》，并未改正）。
（三）第三册页六五七至六五八论北宋词人：
向镐字+之（按；疑豐之之误），河内人，有《喜乐词》。他和黄庭坚一样，也颇喜用当时白话写词，因此，很有些今已不能懂得的句子。像《如梦令》：“谁伴明窗独坐?我和影儿两个。灯烬欲眠时，影也把人抛躲。无那，无那，好个凄惶的我。”……
这样明白浅显的词句，郑先生为什么“不能懂得”?我真“不能懂得”。按这首词，实是李易安作的（见《词统》》，四印斋刊《漱玉词》，把它收入《补遗》里面。虽有传说是向镐所作，但只要稍有文学功力，稍稍读一下李向二人作品，即能辨出这词应归入那一集。即使郑先生认为两可，则两可的作品，尤不应举为某一人的代表作。又《喜乐词》条下郑注云：“《喜乐词》有四印斋汇刊《宋元三十一家词》本”。案《宋元三十一家词》的目录如下（据光绪十九年原刊本）：
一，逍遥词；二，筠谿词；三，＋榈词；四，樵歌拾遗；五，梅词；六，綺川词；七，东溪词；八，文定公词；（以上第一册）九，燕喜词；十，梅山词；十一，拙庵词；十二，宣卿词；十三，晦庵词；十四，养拙堂词；（以上第二册）十五，双溪诗余；十六，龙川词补；十七，龟峰词；十八，梅屋诗余；十九，秋崖词；二十，碎锦词；二十一，潜斋词；（以上第三册）二十二，覆瓿词；二十三，抚掌词；二十四，章华词；二十五，藏春乐府；二十六，淮阳乐府；二十七，樵庵词；二十八，墙东诗余；二十九，天游词；三十，草庐词；三十一，五峰词。（以上第四册）
并没有《喜乐词》。其中《燕喜词》是曹冠（宗臣）所作，又非《喜乐词》之误。另有《四印斋所刊词》，包括《东坡乐府》等十七种，亦不收《喜乐词》。然则，郑先生所谓“有《喜乐词》”云者，果何所据?
（四）页二零一 “魏与晋的诗人”章中，把诸葛亮列为诗人之一，并抄了“一首很平淡的咏史诗”——《梁父吟》——以为证。按诸葛亮“好为《梁父吟》”这句话，见于《蜀志》。照字面讲，这里的“为”字可作自己创作的“作”字解；也可以说是有好吟别人作就的诗的涵义。郑先生既已经把诸葛亮列为诗人，可见他的心目中，《梁父吟》必是诸葛亮的创作了。因此，我们为史料的正确性问题计，不得不辨。我以为《蜀志》所载，是说诸葛亮一面耕地，一面哼哼《梁父吟》；是说他喜欢那首歌，不是说他自己作那首歌。若只凭“好为《梁父吟》”五个字，便断定《梁父吟》是诸葛亮所作，那末，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李群玉作的，因为他的诗中有“抱膝时为《梁父吟》”（《长沙紫极宫夜雨愁坐》》；也可以说是杜甫作的，因为他的诗中有“日暮聊为《梁父吟》”（《登楼》）。恐怕在前朝的诗集中，这类例子多到指不胜屈，我们安得把人人都指为《梁父吟》的作者!再看前人对于这首歌的意见，也是如此。郭茂倩说：
《古今乐录》曰：“王僧虔《技录》有《梁父吟行》，今不歌。”谢希逸《琴论》曰：“诸葛亮作《梁父吟》”。《陈武别传》曰：“武常骑驴，牧羊诸家。牧竖数十人，或有知歌谣者，武遂学《太山梁父吟》，《幽州马客吟》，及《行路难》之属。”《蜀志》曰：“诸葛亮好为《梁父吟》”，然则不起于亮矣!李勉《琴说》曰：“《梁父吟》，曾子撰。”《琴操》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冻。旬月不得归，思其父母，作《梁山歌》。”蔡邕《琴颂》曰：“《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按：梁父，山名，在泰山下。 《梁父吟》盖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又有《泰山梁父吟》，与此颇同。（《乐府诗集》卷四十一）
所谓“梁父吟，曾子撰”一类的话，当然未必可靠，但非诸葛亮所作，亦已大白矣。
二 史料的取舍
一部著作既名为“史”，作者便应当根据史实，对于史料的取舍，不应该阿其所好。节制自己所要说的话，和说自己所不爱说或不熟悉的话，本来是不很容易的事。 一般著作家对于这点，大都缺少训练；而本书的作者，似乎也未能免俗：
（一）作者对于“赋”——特别是汉赋——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它是“遍搜奇字，穷稽典实的代名词”，和骚坛的“无病呻吟”。（页二一九）要说《三都》《两京》 一类汉赋是一篇篇的“呻吟”，我以为是一件很勉强的事。要用“遍搜奇字，穷稽典实”来呻吟，我想班固张衡诸人，虽然“诗思消歇”，或许不致一笨至此!至于汉赋的体裁，在浮面上诚然是“遍搜奇字，穷稽典实”，但它气魄的雄伟，典实的精博，词藻的丰富，音调的朗亮，站在历史的立场上看，似不应当受人菲薄。其实它也是诗，是Descriptive Poetry。中国文学史上没有真正的Epic( 有些乐府古辞在量的方面太差：《西游记》和《平山冷燕》等等在质的方面又太不像样) 。但这并不能说中国就没有产生过能写Epic的伟大诗人。只是因为文献不足，不能使伟大的诗人往那条路上走，没有现成的基础让他们建筑起Epic的宫殿来罢了。实际上，一些伟大的诗人，往往在别的体裁上透露他们能写Epic的天才，而汉赋的那种Grandeur（宏壮，威严，华贵）正是Epic所有的。郑先生又说:“汉赋的作者们，对于屈宋是亦步亦趋的……(页二一九)但惜我还没有见过屈原或宋玉做过《三都》《两京》一类的赋!
（二）作者因为不满于汉赋，所以后世和赋相类的“骈文”，也同遭摒弃，甚至于和賦不相类的后汉三国的表章书启，都没有给它们丝毫地位。其实建安七子和曹（丕，植）吴（质）等人的书札，也不一定在他们的五言诗之下。五言诗限于字句，写不酣畅，又往往刻意为之，后世读者遂不免感到疏隔。反不如当时亦骈亦散，恣笔纵横的书札表章（如《荐祢衡表》，《求通亲亲表》，《求自试表》等），能够表现个性，透露各人心灵的消息。《文心雕龙•书记篇》说：“公干笺记，丽而规益，子桓弗论，故世所共遗。若略名取实，则有美于为诗矣”。其实岂仅公干（刘桢）而已，我们读曹氏兄弟，吴质，和陈琳的书札，比读他们的诗要亲切得多。这些都是当时的白话书札，不应遗弃。至於《梁父吟》之不是诸葛亮所作，评者在前面已经说过；最可怪的，是作者因为错认了，便硬把诸葛亮也列为诗人之一。除引了《梁父吟》外，还说起了许多“今皆不传”的著作，而于传诵至今，直率动人的《出师表》，反不提起只字!
（三）四六骈文在整部的中国文学史中，也不应当完全遗弃。本来，中国文体，除诗歌外，有骈散二大流，到六朝初唐，骈文不仅全部征服了散文，连诗都被它吞没不少；六朝轻清的小赋，便是诗给骈文并吞了的产物。自后汉以至盛唐，四六骈文统治了四五百年的文坛，连诗歌都被它逼得“绮靡不足珍”了，一直等到韩愈起来革命。但是令狐楚，李商隐诸人还来一个光灿耀目的回光返照。李商隐自以为他的四六文不在他的诗以下；在述他从令狐楚学四六的经过，有“自从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之句，是何等自负!王维的书札，刘知几的《史通》，都脱不了这一体的樊篱。而郑先生在“六朝的辞赋”章中，轻描淡写的从建安时代的曹植弥衡王粲讲起，总共不到五页（页三零六——三一零）！以全书一千六百页计算，不及三百分之一。
（四）关于北朝文学，大体上也嫌简略。《乐府诗集》所收北朝诗歌，如“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我一身，飘然旷野!”和“男儿宁当格斗死，安能拂郁筑长城!”一类极伟大的作品，都不曾提起。
（五）从另一方面看，凡郑先生所喜欢的东西，则虽并不必要，也不惜反覆申述，至再至三。即如《西厢记》的本事，凡稍留心中国文学者，类能知之；在文学史中，简要的叙述一次果也不妨，不叙却也没有关系，郑先生则把一个大同小异的故事，叙述至三次之多（页六九四——六九五，七零零——七零六，八五九——八六二)。前后共占十余页，较“八朝的辞赋”一章多二倍有余。故事前后叙述作者，故事源流，版本及解释内容一类的文字，还不在内，又如“讲史及英雄传奇”一章中的《全相平话》在文学上可称毫无价值；它的价值，只在“有过这么一回事”上面。一个专门学者，可以把它的发现的经过，版本的源流，作者的研究等写成他爱那么厚就那么厚的专书；但在一般人适用的文学史中，毫无问题，它只能占极少篇幅，只要说明“有过这么一回事”罢了。而郑先生则似乎对于讲史平话故事特别感到兴趣，把五种平话的故事内容，浩浩荡荡，从“武王伐纣”一直讲到“刘聪灭晋”总共占了十八页（页九三八——九五五）。这一章所占的篇幅，几抵“六朝的辞赋”全章的四倍，比“南宋诗人”一章还多一倍。其实这些平话的内容，据郑先生自己说：“其叙述虽或近于历史，或多无稽的传说，或杂神怪的军谈，然其文字的鄙陋不大通顺，白字破句累牍皆是，却是五作如一的”（页九五六）。郑先生一口气把“无稽传说”“神怪军谈”的故事说了十八页还不够，又把“鄙陋不通”，“白字破句”的原文引了四页（页九五六——九五九）。而他叙述北宋大词人晏几道，只引了原文五十五字（页六三三）；对于“诗存者不下万首”的陆游，仅仅引了两首七律，连上叙述，不到八行（页七九六）！
在“批评文学的复活”一章中，作者提出朱熹诸人用直觉来读古书，很是恰当。但作者说：“从六朝以后的批评的精神便堕落了。……唐人批评的精神很差；尤其少有专门的批评著作。他们对于古籍的评释，其态度往往同于汉儒；只有做着章解句释的工夫，并不更进一步而求阐其义理”（页八零七）。我想作者也许只看见了陆德明的《释文》，没有看见刘知几的《史通》，所以才说那样厚诬唐人的话。实则，宋人的批评，出发点是求哲学上的真，《史通》的出发点是求史料文献上的真。以言性质，则刘氏的书似更属于文史批评方面。宋人著作则偏于哲学上的“知识论”方面。说到“专门的批评著作”，恐怕《史通》一类的书不能算不专门，也不一定比任何宋人著作不专门。以诗论诗的风气，也是唐人开的。李白《古风》中一首“大雅久不作”便是一篇论诗的宣言。以后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义山的《漫成五章》（首二章），实开后代论诗绝句（如元遗山）之风。李杜诗中零零碎碎论前人及当时人诗句的，也不在少。司空图的《诗品》虽只及原则，不实指诗句，其实不在宋人许多闲谈式的“诗话”之下。后人诗话，多从《诗品》揣摩出来：《艺苑卮言》所用种种拟诗的譬喻，尤为明显。所以如果抹煞古人的著作，回头又来说他们批评精神的堕落，不能算是一个平心之论。
三 不传及非名作人史
郑先生最根本的错误，是在写书的时候，不以文学作品本身为中心，而以各代史书中什么文苑传，文学传的人名单为中心——特别是宋元以前的部分。因此，就产生了两种最严重的谬误：
第一，许多极重要的作品都被遗弃，或竟潦草敷衍。如前面说起的《乐府诗集》中许多诗歌，魏晋的函扎，《弘明集》和《广弘明集》中许多美丽的骈文（如《三藏圣教序》等），佛教的许多文学性极重的传记及经典（如法显《佛国记》，《本缘部》的许多譬喻经等），唐代极好的白话文（如《五灯会元》《六祖坛经》等），都占不到地位。又如苏东坡的诗只引五七言各两句；而关于他连同他父亲老苏和弟子由的叙述，通共不到九行（页六一五——六一六），这种忽略的写法，将使读者对于许多伟大的作家，无从得到明确深刻的印象，无从感觉兴趣，无从觉得他们的伟大——虽然郑先生也不吝惜地用“伟大”“大家”，“晶莹的珠玉”一类不着边际的字眼。
第二，许多极小极不相干的作家，因为偶然在文苑传上占有数行传记的位置，便不管他有无作品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是不是文学，郑先生都把那些人的姓氏，籍贯，官阶，卒年，依样照开；或者补上一句：“有……集”。连作品极幼稚或竟并无作品传下来的，也都把这个一定的公式套上。试举数例如下：
秦宓有《远游》一诗：“……”颇具稚气，难称名篇。宓字子教，广汉绵竹人，刘备平蜀，以为从事祭酒。后为大司农。（页二零二）
孔稚圭字德璋，会稽山阴人，齐时为太子詹事，散骑常侍卒。张融字思光，吴郡人，齐时为司徒，兼右长史，是稚圭的外兄。二人情趣相得，并好文咏。然所作零落已甚，并不足观。（页二八二）
叶宪祖，字美度……余姚人，官至工部郎中。……他所作传奇有《双修记》，《四艳记》，《玉麟记》……《玉麟》、《双修》二记，皆未见。……宪祖的诸记，……也足以使人感得不舒服；特别是《四艳记》，四段故事，情节皆面目相似，读之尤恹恹无生气。（页一一八一）
车任远宇+斋，号遽然子，上虞人，著《四梦记》。……今《四梦》原本未见，唯《焦鹿梦》存耳。此剧……叙述过于质实，反失空灵幻妙的趣味；教示过于认真，又有笨人说梦的感觉……（页二二八）
孙原文字南公，号笨庵，无锡人，著《饿方朔》一剧，今不传。（页一二一九）
陆世廉，字起顽……长洲人。宏光时官光禄卿。入清，隐居不出。著《西台记》……惜今亦不传。（页二三零）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与其把这一类既非名作，又多不传的玩意儿来占据宝贵的篇幅，何如就把正史中艺文经籍各志的“集部”或“子部”的东西整个抄了进去！
四 意义不明
郑书颇多晦涩之处。例如：（一） 页一五一：
在乐府古辞之中，原有些叙事诗，但大都不是以五言体写成的；用五言体写的，只有《陌上桑》等一篇耳。现在我们所讲的五言体的叙事诗，在实际上只有两篇；……
在这里，既有所谓“《陌上桑》等”云者，则除《陌上桑》外，当然至少还有一篇；加上《陌上桑》，便有二篇，怎么“只有……一篇耳”？假使“等”是多余的，怎么接着又说“在实际上只有两篇”？究竟是“《陌上桑》等一篇”，还是“《陌上桑》 一篇”？是“只有一篇” ，还是“只有两篇”？
（二） 页一六零
第四类“清商曲”（按此承上页论汉代乐府古辞）今存者有《豫章行》，《董逃行》，《相逢行》及《长安有狭斜行》四首。……第五类“瑟调曲”今存者有《善哉行》，
《陇西行》，《步出夏门行》，《折杨柳行》，《西门行》， 《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雁门太守行》，《双白鸪》，《艳歌行》二首及《艳歌上留田行》等。在这个曲调中，颇多叙事的作品……
这段文字和上面所引一段对看，似觉自相矛盾。上面说乐府歌辞中五言叙事诗只有两篇（指《孔雀 东南飞》及《悲愤诗》），而这里说到的《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陇西行》和郑先生所不曾说起的《上山采靡芜》，都是五言叙事诗，不知郑先生将何以自解?
（三）页一六五：
中国古代的史书都是未成形的原始的作品，太史公书才是第一部正式的史书。
我不知道“古代”是何代。“史书”是什么样的书，“原始”的定义又应当怎样下?姑且假定《史记》以前是“古代”，试问《春秋》三传，《国语》，《国策》及已佚的《世本》是不是“史书”？《史记》当然不“原始”，何以见得这些书就“原始”？《史记》记载汉以前事，整篇抄上述各书，甚至抄《尚书》，这“原始”的定义以什么作标准?
（四） 页一七二： 。
他（指刘歆） 又极力表章著了一部绝代的理想政治的模式《周礼》。后人每以《左传》，《周礼》为他的伪作；但那实是不近情理的一个偏见。
“表章著了”四字，令人莫名其妙！是他表章了《周礼》，还是他著了《周礼》?假使他只是表章而已，则郑先生是不是以为《周礼》确是所谓“周公居摄以后作”？ 如果郑先生也以为《周礼》并非周公所作，是刘歆自己弄出来的玩意儿，那当然是“伪作”为什么郑先生还说“后人每以《左传》《周礼》为他的伪作；但那实是不近情理的偏见”？。按照郑先生的意思，这部托名为“周公居摄以后作”的《周礼》，似是大政治家刘歆弄出来的；可是又不准你说是刘歆伪作，你若这样说，便是“不近情理”，便是“偏见”。
（五） 页一八六：
既疑《萁豆诗》过于浅薄显露，不似子建的口吻，且此诗本集不载，仅见于《世说新语》；何以又在前页说“子建便也高唱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
五 考证太简略
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也是写文学史最大困难之一。郑书中关于考据部分，就是失之太略，试举一例，如“在唐以前，佛教文学在中国文学里所引起的发酵性作用实是微之又微的”（页二六六）。不知此语有何根据?据我看，佛教文学在唐以前的中国文学中至少引起了下列各种问题：
第一，因为佛经的梵文，每句往往是八个音节，所以译文也随之而以四言为句，每二句合成八言。这种工整的文体，促成了后来四六骈文的发展。又因为梵文佛经中有每句十音节的偈语，在译文中遂有五言的诗偈。此种诗偈的五言译文，起源极早。《大藏经》所收后汉时安世高，康孟详，支曜的译文（如安译的《佛说尸迦罗起六方礼经》，《五阴譬喻经》，《佛说婆罗门避死经》；及康译的《佛说兴起行经》，《舍利弗摩诃目莲游四衢经》等），便有极朴质畅晓的五言诗偈。此类诗偈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不仅在于促成了五言诗的发展和运命，并且直接影响了五言诗作者的思想。陶渊明的三首“神”“形”“影”的酬答，谢灵运的《十譬赞八首》，便是最好的例子。正因为有陶谢的酵，所以才酿成王维王梵志的酒。
第二，是因为梵读的音转，而起中国文字的四声。没有四声，恐怕唐诗，宋词，元剧，昆曲都失了最主要的神味——音乐性。而四声之起，在唐以前；四声之来，由于佛教文学。
第三，佛教的故事，直接跑进中国文学的园地，为中国作者所叙述（不是翻译）。试读《水经注》，随处可以看到这种例子，更不必求之于法显《佛国记》一类的书。
然而郑先生却说：“在唐以前，佛教文学在中国文学里所引起的发酵性的作用是微之又微的。”
六 其 他
（一）页六六二：“无数的词人诗人，写着无数的离情闺怨的诗词；他们一大半是代女主人翁立言的，这一切的诗词，在清照以前，直如粪土似的无可评价。”这话未免有些说得过火。要是六朝乐府中的《吴歌》 《子夜》，王（昌龄）崔（颢）的七绝，张籍的《节妇吟》，李白的《长相思》，和温（庭筠）周（邦彦）的短令长调等果真“粪土似的无可评价”，为什么作者对于上述这许多“粪土”又不在摒弃之列呢7．
（二）页二四八： “陶谢并称，然渊明远矣”。不知所云。似此文字上的疏忽，竟弄得意义不明，希望再版时，作者有以修正。
平心而论，郑先生这部巨著在中国文学史中，以言赡博——特别是近代部分——可说是无与伦比。如果读者能取这书之长而善读之，当能得到这本书对于他们的益处。我们也很希望郑先生自己或其他学者，仍就现有材料，更作精审的研究和著述，完成一部比较完善的中国文学史。
原载《图书评论》第二卷第七期， 一九三四年
附 论 变文发生时代与词的起源诸问题
我在《新月》四卷六期发表批评郑著《文学史》后，著者即有一函，致《新月》编辑，刊在四卷七期，声辩“变文”发生时代，词的起源，李群玉出处等五点。这五点中除最后一点外，其余都是文学史上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随即也有一篇很详细的答辩文，寄给《新月》编者。后因印刷方面的问题，《新月》未能刊出；我的稿子也无法索还；以致有许多人误会我已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承认了郑先生的主张了。其实不然。今乘重评郑著之便，谨再答辩。
（一）关于“变文”发生的时代问题 “最早的‘变文’”，我们不知其发生于何时，但总在开元天宝以前吧”——郑先生说他“这话是不能动摇的”有许多理由，都与《插图本文学史》所说的大致一样。无庸代为重述。其实，我也并没有意思要“动摇”这话，因为这话的确不能“动摇”。郑先生如果再稳当一点说：“变文的发生，总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以前吧”，那就更不能“动摇”了。问题是：开元，天宝以前，盖亦久矣夫，千百年来，非一日矣!“但究竟是前十年前五十年，或前一百年，前二百年”——郑先生问，“则谁能明白的指出呢?”我的回答是：文学史的著者应能明白指出。
我认为《高僧传》卷十三的“唱导”即是变文的起源，郑先生不承认我的话，理由是因为他读了《广弘明集》卷十五梁简文帝的《唱导文》，王僧孺的《礼佛唱导发愿文》，《忏悔礼佛文》等，使他“爽然若失”的否定了。我想郑先生弄错了。郑先生大概对于《广弘明集》的文章和《高僧传》所记的，都没有看清楚它们的内容，所以把二者混为一谈，那其实是两件绝不相同的事。郑先生引了一段梁简文帝的文章以证明和“变文”的不同，那当然是不同的，但可惜郑先生没有把那文章看完，看出它内容结构的要点何在。郑先生读《高僧传》，似乎也只读了“传记”部分，并没读“跋论”部分，以致对于《高僧传》卷十三的“唱导”究竟是怎么回事，仍未了解。《广弘明集》卷十五所谓“唱导文”，或“礼佛唱导发愿文”或“忏悔礼佛文”，其实都是“发愿文”。郑先生如果把简文帝的文章再耐性一点儿读下去，可以发现：
奉为至尊敬礼娑婆世界释迦文佛，欢喜世界旃檀德佛……
奉愿圣御与天地比隆，慈明与日月齐照，九有被康哉之泽，八方延仁寿之恩，……
奉为皇太子敬礼东方宝海，南方灯明，西方无量寿，北方相德。……
奉愿离明内映，合壁外和，玉震云浮，金声海镜，日朝颜色，四善流风。既善温文之德，实著监国之重。……
奉为贵嫔归命敬礼五十三佛，三十五尊……
奉愿月相与万善同休，金声与四时并祐；兴七觉以炳照，冏十智于常乐。闺守奉仁，宫储钦德……
奉为临川，安城，建安，鄱阳，始兴，豫章，又南康，庐陵，湘东，武陵诸王家国戚属，六司，鼎贵，归命敬礼：：
奉愿心镜凝深，身清岳峙；克隆帝祉，永茂皇枝，……
王僧孺的《礼佛唱导发愿文》也是这样的：
仰愿皇帝陛下至道与四时并运，玄风与八埏共广；反淳源于三古．，舍浇波于九代。至治已睹于今日，大道复属于此时。……
仰愿皇太子殿下厚德体于苍苍，广载侔于＋礴，前星照耀，东离焕炳，淑闻自远，和气熏天……
仰愿诸王既明且哲，声跨于河楚；令闻令望，道均于旦奭……
仰愿诸王殿下穆穆与清风并扇，英英将白云共朗；永钟清祉，长享元吉。……
愿六宫眷属业华姬日，声丽妫辰；震彩镌图，传芳诗史。……
愿诸公主日增智性，弥长慧根。四摄四依，已尊已蹈；七善七定，靡退靡辍。……
愿现在众等身口清净，行愿具足。……
《忏悔礼佛文》的内容和形式，与上文所引完全相同：
愿大王殿下五畏内遣，十方外扶；百福庄严，万祉周集。……
仰愿皇帝陛下景祚与“七政”相齐，皇基与“二曜”均永。地平天成，乐和礼洽。……
仰愿重明累圣＋然如在：腾神净国，总驾天宫；托化金渠，邀游宝殿。……
愿诸王殿下裂壤盛于诸姬，磬石过于隆汉；……
《初夜文》也是如此，无非是“仰愿大王殿下”之类。我因为要让读者知道那些文章的内容和格式是怎么回事，所以引了不少原文。这些文字，据我看，完全是千篇一律的“发愿文”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二卷《史传部》第四所收《广弘明集》卷十五的玉氏的文章，没有“唱导”字样，仅作“礼佛发愿文”，可见我的论断无误）；和“变文”当然不同，和《高僧传》卷十三所谓“唱导” 的本子，我以为也自不同。这些千篇一律的“奉为”“仰愿”满纸塞行的善颂善祷，岂能使听众“心形战栗”“怖泪交零”？这样骈四骊六的文章，又岂是一般听众所能感到兴趣而爱听?《高僧传》所谓“唱导”的内容是什么?它的《跋论》中说：
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旁引譬喻。……
这里所谓“因缘”“譬喻”，都是佛经中专门名词，并不是现在通行的意义，不能等闲看过。“因缘”和“譬喻”都是经名。《大藏经•本缘部》有《佛说妙色王因缘经》，《佛说顶生王因缘经》，《佛说菩萨投身饴饿虎起塔因缘经》等；《经集部》有《佛说干佛因缘经》，《卢至长者因缘经》，《佛说光明童子因缘经》，《金色童子因缘经》等若干种。别的经中亦有许多因缘经。《本缘部》又有各种不同的《杂譬喻经》，《旧杂譬喻经》，《众经撰杂譬喻》，和《法句譬喻经》等；《大集部》有《大集譬喻王经》。这些“因缘”和“譬喻”，内容都是一些寓言故事，如《妙色王因缘经》说妙色王因为渴求大法，不惜将爱子娇妻，都让他们舍身给药义生啖，甚至连自己的肉身都舍给药义吃。《杂譬喻经》第四说有贤者死后升天，妻子宰屠牲畜，哀哭献祭，他便幻作牧童，割草来喂一头死牛。许多人笑他，他便说，死牛身躯还在，喂他没有用，你们父亲死了，骨都枯了，祭供有什么用?这类故事，都是《高僧传》卷十三所谓“杂序因缘＂的“因缘”，“旁引譬喻”的“譬喻”，请问郑先生所引《广弘明集》卷十五的那些满纸“奉愿” “仰愿”的文章中，有没有这些故事?而“变文”的中那些故事内容，只怕正是从这些“因缘”和“譬喻”中变化出来的。再就唱导时的实际情形看，《高僧传》说：
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业，核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泣含酸。于是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后夜，钟漏将罢；则言星河易转，胜集难留；又使遑迫怀抱，载盈恋慕。……
这些情形，恐怕也不是简文帝和王僧孺的文章所能感动。所以郑先生以为《广弘明集》的文章即是《高僧传》所谓“唱导”所用的本子，那是错了。因此而“爽然若失”的确是很不幸的。因此而否定“变文”的起源由于“唱导”似乎也是很“不幸”的。
（二）关于词的起源问题，我真得请郑先生和读者原谅我的直率，因为我只能说，郑先生对我那篇书评，至少关于词的部分的批评，他尚未看懂。我并没有说词不受胡夷之曲的“影响”，但我决不承认郑先生所谓“唐五代宋词的一部分，便是周隋以来‘胡夷之曲’保存下的歌辞气 。“影响”和“来历”是有分别的。我以前说：“郑先生好像对于‘乐’和‘词’的“来历”和“影响”，并不能够分清楚。”我现在可以说：“郑先生的确对于‘乐’和‘词’的‘来历’和‘影响’并不能够分清楚。”郑先生在答辩信中说：“爱国护道之士， 一定要一足踢开这个‘外国爸爸’是做不到的!胡夷之曲，只要其乐谱介绍到中国来，便已能发生出极大的影响来。至其歌辞是否也曾同时被译成中国文字，那是第二问题”。若使《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只说到“影响”，我就无话可说。但郑先生说“词是被保存的胡夷之曲的歌辞”，“词的来历，最重要者则为胡夷之曲”。胡夷之曲有无歌辞?歌辞有无译文?这是先决问题，也是逻辑上的大前提。这先决问题，这大前提，连郑先生自己还没有弄清楚，底下怎么能有结论?而郑先生竟把这问题认为“第二问题”！说得再清楚些，如果依郑先生说：
词（唐、五代、宋）＝胡夷之曲的歌词（周、隋）又说：
胡夷之曲的歌词＝０或８（因不知胡夷之曲有无歌词。若无，即＝０，若有，即＝８）
依此逻辑，结论就会变成：
词＝０或８
试问这还成什么话!我说“诗做得烂了腻了，或者嫌它太拘束了，自然有新东西起而代之”，而不承认词即胡夷之曲的歌辞。我是列举了许多历史事实的证据而说的：甲、长短句的用法和雏形，齐梁乐府如《江南弄》，《六忆诗》，已具有明显的风格和雏形，其时且在周隋以前。乙、《诗经》中有不少长短句的诗篇。丙、唐人诗中自一言二言以至十言十一言的句法都有，我且指出集名篇名。丁、《花间集》中的《渔父》，《杨柳枝》，和《浪淘沙》诸调，唐人也收入诗集，并不以为这是诗以外的东西。郑先生对我上述各项证据，无可非难，避而不论，只是说：“那样陈旧的论调是要不得的”。学术上的事实问题，我以为只有“真”与“不真”，没有“陈旧”或“新鲜”的。开元天宝时代二加二等于四，《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时代也还如此，再过几千年，我想也不会不如此。至于「爱国护道气好像与这问题并无多大关系。
（三）李群玉出处问题 写历史和写小说或故事不同：写小说或故事，可以但凭趣味及作品，不妨掇拾闲谈，随便编述；写历史必须忠于史实，要忠于史实，必须选择史料。选择史料虽然是比较专门的问题，但有几条大原则是很普通的，稍受历史训练者都能知道：第一，同类的史料应当采用当代的，不该采用后代的；第二，同一时代的史料。应当、采用档案，官报等直接材料，不应当采用街头巷尾，村姑茶役的闲谈传说，特别是关于政府官吏的出处进退（风俗民情间或可采用传说，但须受精当的审查与评判）。郑先生说李群玉是被裴休荐为弘文馆校书郎，是根据于：
甲 《全唐诗话》宋廖莹中为贾似道撰，伪托尤袤
乙 《唐诗纪事》宋计有功撰
丙 《唐才子传》元西域辛文房撰
这些书究有多少价值，有多少历史上的正确性呢?纪晓岚答道：
《全唐诗话》十卷，内府藏本。原本题宋尤袤撰。袤有《梁溪遗稿》，已著录。考袤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以光宗时（按即：一一九零——一一九四）卒，而自序年月，乃题咸淳（按即：一一九零——一一一九四），时代殊不相及。校验其文，皆与计有功《唐诗记事》相同。……其为后人刺取影撰，更无疑义。考周密《齐东野语》载贾似道所著诸书，此居其一。盖似道假手廖莹中。而莹中又剽窃旧文，涂饰塞责。后人恶似道之奸改题袤名，便行世，遂致伪书之中，又增一伪撰人耳。（《四库总目》卷一九七）
《四库总目》卷一百九十五，也说到计有功的《唐诗纪事》。据纪老先生的考证：计有功是南渡时人，是一个“耽味禅悦之士”而能留心风雅，采摭繁富，很有辑录之功。但他所“采摭”的，有多少历史上的正确性?据纪氏说：“唯其中多委巷之谈。如谓李白微时，曾为县吏。并载其牵牛之谑，溺女之篇，俳谐猥琐，依托显然。”至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更是后了三代的西域人，采摭前人旧说而作，其历史价值，更可不谈。郑先生所根据的书虽有三部之多，但是：第一，它们多是后代人摭拾前朝传闻的著作；第二，作者所采摭的，多系里巷猥谈，是十分要不得的；第三，这些书都是互相剽窃传抄，是些一而二，二而一的玩意儿。我指出李群玉是令狐绹所荐，是根据唐大学士仆射令狐相公绹《荐处士李群玉状》的原文。所以《四部丛刊》的《李群玉集》，我虽然只是“随手翻到”，但翻到的却是唐朝当代的正式挡案，决非“委巷之谈”，亦无“伪中之伪”。并且《四部丛刊•李群玉集》是景印宋本的，那部诗集刊成时，《唐才子传》的作者还没有投胎呢!我因为查考此条的究竟，使我对于郑先生书中史实的真确，根本怀疑之处，更加肯定。舍当代档案不用，而采伪书猥谈，愚蠢如我，见了这种写历史的方法，诚不免为郑先生讥为“大惊小怪”也。
（四》白居易诗的内容问题 这个问题的是非，比黑白还分明，而郑先生竟也提出答辨，真太有兴味了。我没有误会郑先生的话；从他的答辩中，更可以证明我并未误会。郑先生以为“白居易主张着为人生的艺术的”，我以为“白居易主张着为社会的艺术的”，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当然不同。对于白居易的认识，郑先生的话对，还是我的对，请读者评判，其实郑先生自己既然也知道“本书四六五——四六六页，所引的白居易‘歌咏社会问题’的诗，和‘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相类的，岂止一句两句”（郑函页五）。为什么他还舍不得放弃“白居易主张着为人生的艺术的”那种自相矛盾的见解?我说“他是十足的一个社会诗人”郑先生说我的话“文不对题”，证以“本书四六五——四六六页，所引的白居易‘歌咏社会问题’的诗”然则白居易诗，毕竟为人生乎，为社会乎?“文不对题”者，郑先生欤，抑某也?
（五）“大手笔”问题 “他的散文，以‘大手笔’为多，是无论如何讲不过去的。即便依郑先生自己的解释，‘大手笔’指章奏诏令之属，则“他的散文，以大章奏诏令为多”，似乎也不大妥当。并且“章奏诏令”则“章奏诏令”耳，何必“手笔”而又“大”之?这当然是比较小的问题，在我的书评中，不过是最末最小一点的四分之一的举例而已。但郑先生既然愿意提出来，不妨也说到一下。有一句话我愿意提醒郑先生：这部书是写给现代的活人看的，并不是写给六朝或隋唐的死人看的。
郑先生最后说：“其余的空话，实在没有功夫去一一的分辨气、”我愿请教：郑先生的不分辨，是因为“没有功夫”，还是因为“空话”？如其因为“没有功夫”我们便可以原谅他。如其因为是“空话”，那我愿更进一步的请教：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潜和李白究竟算是诗坛的大体与正宗，还是小支与别派；山泽诗人李群玉是否应当归入艳情诗人温庭筠，李商隐一派；李商隐的诗是不是可以《咏蝶》诗为代表；记载诗人是不是应当注重他们的功名利禄而丢开他的作品内容。凡是我所提出的这类问题，郑先生如认为“空话”，那我除了承认自己“不智”以外，再有何说!
原载《图书评论》第二卷第七期， 一九三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