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周的时间，中国股市经历了两次熔断，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越来越多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担忧。纵观全球，资本试图突破国家控制建立自己的帝国，总体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面对“资本帝国”制造的重大经济危机，今天的资本帝国对主权国家和社会正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难以独善其身的中国该如何应对？

首先，资本脱离主权国家的控制。如果把一个社会的权力分成资本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那么只有资本是可以流动的，而政治和社会是不可流动的。资本的流动性决定了它有能力脱离本国政治和社会的控制。从前人们说是跨国企业，但今天的跨国企业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全球企业，独立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控制。很多全球性企业不仅其经济规模可以和很多国家的经济规模相比拟，也很难说是哪一个国家的，受哪一个国家控制。例如华尔街是自主的，美国政府很难主导华尔街。华尔街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除了拯救华尔街之外，做了什么？能够做什么？尽管深处危机，华尔街投资银行总裁仍然继续享受天价的工资和奖金。很少有政府可以对庞大的资本说什么、做什么，但资本反过来则是可以绑架政府的。

其次，国家政治的“中央化”和“国际化”。政治本来就是地方的，尤其在民主国家。不过，在资本帝国的情况下，国家政治尤其是行政当局的关切越来越“中央”或者国际化，即国家和国际层面的事情。这是因为全球化所致。在全球化下，政府和资本是一对矛盾。全球化是一个既不可避免、也是各国都想加入的进程。因为加入全球化意味着资本的进入，和资本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政府如果不能善待资本，那么资本就会跑掉，而导致国家的发展问题。这导致各国政府必须关切国家和国际层面的问题，而往往和本国地方政治的脱节。这在欧盟内部表现尤其明显，各成员国领导层往往不够重视甚至忽视本国内部的问题，而过度关切欧盟甚至国际问题。

其三，与第二点紧密相关的便是政治的地方化和碎片化。因为执政党过于注重中央和国际层面的事务，国内的地方事务经常被忽视。上次英国大选所体现的变化很能说明这个趋势。传统的保守党和工党是整合英国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两大支柱，但现在都开始衰落。而政治的地方性质并没有变化，保守党和工党的衰落导致了两个主张“地方独立”的地方政党的崛起，一个是主张苏格兰从英国独立出来的政党，即苏格兰民族党，另一个是主张英国脱离欧盟的政党，即英国独立党。尽管保守党继续执政，但国内政治版图的碎片性质很难改变。其他欧洲社会也都有类似的政治形式。希腊和欧盟之间的紧张关系便是一个主权国家和一个超主权组织之间的矛盾。美国的黑人种族问题由来已久，但经济全球化在恶化着情况。全球化使得美国内部的收入极度不平等，黑人的经济弱势地位凸显出来。黑人的愤怒表明对整个体制的不信任。实际上，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在扶持资本进行全球化，对国内事务的关切远不如对国际事务的关切。奥巴马成为总统之后，想进行一项只涉及到三千万人口的医疗保障改革，但不了了之。和地方政治的脱节已经使得西方政治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向，对西方政治会产生长远的影响。

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因为自由贸易是可以为一个国家带来利益的，所以应当推动自由贸易。再者，人们也假定，从自由贸易带来的利益也是可以通过政府的二次分配达到社会公平，即在各个社会群体中公平地分配。不过，从过去数十年全球化的经验来说，答案几乎是否定的。全球化已经导致了收入分配的越来越不公平。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激进化成为必然。美国已经取消了政治捐款的限制。从长远来看，现在“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便会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为“一元一票”的民主。尽管美国社会表面上是多元的，具有多元的媒体，人们拥有多元的利益表达管道，但多元体制背后都是由资本操纵，普通人民除了在不同的资本之间进行选择之外，并无任何权利。有美国政治家早就指出，美国民主是富豪的民主。街头斗争因此往往成为必要和必然。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在考量资本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必须考量其所包含的巨大的社会政治风险，尤其是国内内部的社会政治治理结构问题；否则，一旦超国界的资本帝国掌控一切，社会会变得越来越不公平，也越来越难以治理。

无论是正在形成中的资本帝国还是资本帝国所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离中国都不远。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首先，中国不能脱离资本帝国而存在。现实地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脱离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国际资本帝国。现实的情况是，进入这个资本帝国，就必须面临其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但如果不能进入这个资本帝国，国家就会被孤立，发展就会成为严峻的问题，贫穷化最终也不可避免。因此，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选择加入这个资本帝国。

其次，中国本身不仅加入了这个资本帝国，而且也必然会成为这个资本帝国的有机并且是重要的一部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全球化尽管由西方资本发动，但中国从来就是其内在的部分。如果没有中国的加入，这一波全球化不会以如此迅猛的势头发展到今天。也就是说，中国从一开始就是资本全球化的其中一个推动力。经过三十多年的开放，中国不仅接受了大量的外国资本，而且俨然已经成为资本过剩国家。中国过剩的资本也必然走向世界，既走向发达的西方，也走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近来的政策在有效推动着中国资本的“走出去”和国际化。为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国在加快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促成人民币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只是其中一个动力机制。从长远看，资本走向世界必然促成人民币的国际化，成为国际性货币。同时，越来越具有区域和国际性质的“丝绸之路”（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发展银行等）也在推动着中国资本的国际化。尽管不能确定中国的资本本身是否有能力形成一个国际性资本帝国，但可以确定地说，中国资本肯定是国际资本帝国的一个重要角色。

再次，中国也不可避免会发生资本帝国在西方国家所导致的现象。中国尽管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但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社会分化、收入差异最大的国家。这种分化和差异不仅表现在不同的社会阶层，而且也表现在不同的种族。无论是社会阶层还是种族问题，都在变得越来越严峻。尽管政府多年来采取了很多举措来减少和遏止差异趋势，但收效并不很大，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可以相信，尽管欧洲和中国具有不同的制度背景，但欧洲在发生的这些现象也会在中国发生，政府也必然面临社会难以治理的问题。更为严峻的是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情况。这两个地区都发生了类似欧洲的激进学生运动，反对资本的全球化。不过，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和香港的激进运动很容易转变其性质，成为“独立运动”的推动力。这使得中国在资本帝国时代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