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无疑是全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而又强烈的美好愿望，是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政府间客观存在的努力方向。也毋庸否认，苏东剧变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了极大的加强，其主要特征是金融、科技、文化和军事霸权的不断加强，且日益融为一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力图主导当今世界的态势及走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维护并加强其世界霸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牢牢控制并有序掠取地球上正在急遽减少的有限资源。
先看金融霸权。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工业资本占统治地位，主要经济资源和有决定意义的政治机构被工业资本所控制。而金融是当代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命脉和血液，金融资本是资本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统治的最高形态。这种在国际产业产品垄断基础上形成的国际垄断金融资本，一是不仅垄断全世界几乎所有原材料来源，而且垄断全球的主要产业，各方面的科技人才和熟练体力劳动力，霸占交通要冲和各种生产工具，并通过银行和各种金融衍生品以及种种股份制，支配和占有更多的资本进而掌控着全球的各种秩序。从一定意义上讲，现在的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控股的全球股份控股公司。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例，2012年6月中旬，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及南非等12个国家在G20会议上最新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中国再次注入430亿美元，为这次增资中的最大款项。巴西、印度、俄罗斯分别承诺100亿美元予以援手。我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从目前的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目前的3.65%升至6.07%，从而超越德、法、英，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第三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资安全级别较高，收益亦有较好保障，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和提高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改革。但也应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大决策通过需要至少85%的支持率，而美国却持有17.67%投票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任重道远。当今世界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形成这样的世界经济体系，使得金融资本的触角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使得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国和金融资本输入国都形成最适合国际垄断金融资本攫取最大利益的社会经济关系。二是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国际垄断资本把全球一切实物都逐步进行商品化和货币化的过程。它们把各种实物先进行货币化包装，然后逐步纳入金融流通领域，并迫使所有主权国家开放本国货币，从而实现金融的全球化，进而直接间接地控制所有国家的物质财富。请我们看看以下几组数据：1980年，美国的金融资产与GDP之比为158%，而到2010年，则猛增到420%，金融部门利润占全部企业利润45%。如果美国金融部门的利润比重进一步升至50%以上，美国将彻底质变为一个金融化国家。近两年美国如果实行新的量化宽松，其金融经济将从算术上彻底超过其实体经济。2009年美国GDP为14.7万亿美元，而实物经济约为2.77万亿美元。实物经济仅为GDP的1/5。另外，美国利用贸易赤字等手段平均每小时向海外输出至少5000万美元。这样美国至少每年从国外向国内转移了价值4000亿美元的物质财富。从一定意义上讲，金融霸权是满足国际金融垄断集团疯狂掠夺全球各国财富、保持资本主义生存发展的主要手段，是保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繁荣富裕、调和其国内阶级矛盾的经济基础。国际金融垄断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发展的新的最高阶段。金融是国际垄断资本玩弄的扑朔迷离、眼花缭乱的万花筒。在经济全球化也可以叫做金融全球化的今天，美国如同是全球金融之心脏，几乎世界各国、各个城市都布满美国吞吸其血液的大小血管。股市、期货、汇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等总会涨涨落落，因为水位落差愈大，发电所得能量便愈多。而其中背后的关键，是国际金融垄断大资本的操纵。
二看科技霸权。从科技研发投入看，以2007年的国內研发预算为例，美国以其中的三分之一作为投資，为世界之冠，而欧盟为23.1%，日本为12.9%，中国为8.9%。从教育投入看，美国教育支出绝对数多年为世界第一。2009年美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占人均GDP收入的6.10%，日本为4.28%，韩国为3.01%，俄罗斯为1.87%，巴西为2.29%，而我国仅为0.82%。美国是我国的7.44倍，俄罗斯是我国的2.28倍，巴西是我国的2.79倍。所以我国不仅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即使在金砖四国中，我国的教育投入也排在末位。美国教育实施的“青苗”战略，从大学甚至从中学起，用各种优厚条件，把世界各国的崭露头角的人才吸引到美国，以可持续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科技霸权”。从版权与许可费的收入看，美国高居世界第一。2000年至2009年，美国在这方面的收入从432亿美元增加到近900亿美元，一直遥遥领先位于第二、第三位的日本和德国。从发表的科技期刊文章数量看，多年也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特别是从国际互联网看，美国在创造互联网的同时，也设计了域名解析的规则。域名系统的解析过程从大到小，最终都要靠根服务器来引导。谁控制了根服务器，就意味着它控制着巨大的网络权力。负责控制互联网流量的世界13台根服务器中，其中一台主根服务器和9台副根服务器在美国，其它3台副根服务器分别在英国、瑞典、日本。这3台副根服务器在运转过程中，也必须绕道美国那台主根服务器才能入网。从理论说，我国的每一位普通公民所发出的每一个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和每一次手机通话，美国的主要服务器却可以有所记载。全球互联网业务量的约80%与美国有关，庞大的互联网数据库80%以上由美国控制，几乎所有的互联网运行规则由美国制定。网民人数达5亿的我国，在整个互联网的信息输入流量中仅占0.1%，输出流量更只占0.05%。
三看文化霸权。当今世界的文化霸权由世界上资金最雄厚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所控制。2010年，美国文化产业比重占世界的43%，而我国所占的比重则不到4%，仅为美国的约1/10还弱；美国的文化产业占到整个GDP的25%，日本达到20%，而我国仅为2.5%。美国把网络定为与海、陆、空、太空并列的军事“行动领域，进一步彰显着美国的文化霸权。美国实质上充当着全球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警察，企图只让符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价值观的东西上路。不仅最热门的网络，而且世界知名并传播很广的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电影以及后台为之间接服务的大学、研究和咨询机构等也都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控制。2012年3月19日，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的《2011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报告》指出：2011年，美国以9500多个IP地址控制中国境内近885万台主机，有3300多个IP控制境内3400多家网站。美国还可以通过其控制的IP地址通过机器隐身群发，在两个小时内发送近70万条虚假造谣信息覆盖我国的主要网站。
四看军事霸权。1840年9月27日，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出生在美国西点军校的教授楼里。1890年，他发表了对美国历史影响深远的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其基本观点是：如今一个国家的经济取决于它的全球贸易量。为了尽可能多的贸易量，你必须阻止竞争对手干涉你的生意。因此，全球贸易量与全球军事力量密不可分。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工作者、世界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没有看不见的拳头，市场看不见的手就无法发挥作用；没有麦道飞机，麦当劳就无法繁荣”；“正在出现的全球秩序需要一位实施者：这是美国的新负担”。西班牙一位记者最近指出：“美国不靠政治外交理论或者民主军事演说来统治世界，而是向其他国家推行美元和其军事经济实力坚不可摧的逻辑。”“若要毁坏‘美元帝国’，不仅必须提出和设计全新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还要说服美国忘了自己的核武库、航母和遍布世界的（上千个）军事基地，并宣布‘和平’放弃自己在资本主义体制中的霸主地位。”美国战略学家托马斯·巴奈特曾说，美国用美元这种“小纸片”换取亚洲的巨量产品，这当然不公平。所以，美国在美元之外提供了真正的有用之物，这就是太平洋舰队。高科技——军事霸权无疑是支柱中的支柱，但是，“太平洋舰队”反过来也需要“小纸片”的支持，美国的庞大军费开支长期占全球总量的近一半，美元——金融霸权的确是须臾不可或缺的。笔者之所以反复引用西方学者或战略家的相关论述，主要是说明冷战思维从来也没有从西方政治家、思想家和战略家头脑里和战略运筹中消失。让冷战思维从目前我们这个世界上“靠边稍息”甚至寿终正寝，这只是一些善良的或别样思维的人的一厢情愿而已。由于经济危机，美国在削减军费，但它的军火贸易却在大幅增加，并在全球120多个国家驻扎军队。2009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为661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隐放在能源部的核武器的开支。美国军费占全球军费开支的43%，相当于排名世界第二至第十五的14个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如果按广义军事工业口径统计，把美国与军事工业间接有关的产业和企业列入其中，美国GDP的70%多是军工产业和企业产出。按照常理，冷战结束，美国应大幅削减军费开支才是，但从2000年至2009年，美国军费竟增长75·8%，人均军费为2100美元，居世界之首。其战略核武、太空探索能力、在海外驻军及设立军事基地等方面也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美国是最懂得经济上的投入与产出之比的国家。维护其军事霸权，平日里恫吓其他国家屈从，从而支撑着其金融、科技和文化霸权，保障着有利于称霸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体系的正常运转，必要时则毫不手软地打几场高科技局部战争。据俄罗斯军事专家统计，从二战结束至今，世界上已经发生了约300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和军事冲突。
从一定意义上讲，金融霸权是当今国际垄断资本经济霸权的集中表现，军事霸权则是其政治霸权的集中表现，文化霸权是其意识形态霸权的集中表现，而科技霸权则渗透在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霸权之中。如果说金融、科技和文化霸权是其软实力的表现，那么军事霸权则是其硬实力的表现。金融、科技、文化和军事这“四位一体”的霸权，构成了当今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新特征。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