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十八大后全面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部署，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以创新发展为“第一动力”，并结合协调、绿色、开放发展而归宿于共享发展的系统化的现代发展理念，随后，决策层十分清晰地表述了“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意见，引起广泛关注和热议。

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笔者所在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提出了从供给侧发力应对现实挑战、破解瓶颈制约的一整套认识和建议，力求形成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反思，并对为实现从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到习近平表述的“中国梦”现代化目标提供理论支撑。相关认识的切入点，是需要对已有的经济学成果有“破”有“立”。而引出的基本认识，就是中国为完成十三五“全面小康”决胜阶段的任务并乘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抓住并处理好“理性的供给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命题。

“新供给”是对已有主流经济学成果的“破”和“立”

（一）“新供给”研究中的“破”

从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层面考察，人们普遍发问：为什么经济学家对于“千年之交”后的世界金融危机既无像样的预测，又无有效、有力的经济学解释与对策思路？如何以经济学理论阐释中国的不凡发展与艰巨转轨进程？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归结为在“新供给”研究中已致力做出的“破”：

第一，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存在不对称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自强调不同的角度，但又存在共同的失误，即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需求侧的分析以及“需求管理”政策主张，都忽视了供给侧和供给管理问题。近几十年有莫大影响的“华盛顿共识”，其理论框架是基于“完全竞争”这一前提假设的，实际上是拒绝在供给侧作深入分析。美国在应对滞胀时应运而生的供给学派是颇有建树的，其政策创新在实践中产生了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其理论的系统性明显不足，其主张还是在“华盛顿共识”框架之下，考虑在分散的市场主体中如何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并且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方面的分析——因为美国不像中国必须解决“转轨问题”与“结构问题”，自然也难以提升对供给侧的重视程度。相比于指标量值可通约、较易于建模的需求侧，供给侧的指标不可通约而且千变万化，问题更复杂、更具长期特征和“慢变量”的特点，更要求结构分析与结构性对策的水准，更不易建模，但这不应成为经济学理论可以长期容忍认知框架不对称的理由。

第二，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之间存在“言行不一”。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关键性的、足以影响全局的操作，首推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这在他们的教科书里找不出清楚的依据，但在实践中却得到倚重与强调。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时，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操作是教科书从来没有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一开始，美国调控当局没有对雷曼兄弟公司施以援手，后来总结经验，对“两房”、花旗、通用分别施以援手，这种大量公共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供给操作，给予了经济社会全局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如此重要的实践，迄今还基本处于与其经典学术文献、主流教科书相脱离的状态。

第三，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非常薄弱和滞后。比如，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尽管美国的经济学文献和理论界代表人物均对此很少提及，但其实践却可圈可点：从20世纪80年代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油页岩革命、3D打印机、制造业重回美国、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认知范式，而是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以从供给侧发力为特色。不客气地说，本应经世致用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其实是被实践远远抛在后面的“不够格”状态。

（二）“新供给”研究中的“立”

我们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和启示，以更开阔的视野，考虑我们能够和应当“立”的方面。

第一，经济学需要强化对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在基础理论层面，应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响应体系及其机制在不同阶段上的特征，划分了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时代。需求的意义当然不可忽视——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可用资源——但对有效供给对需求的引导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的决定性的视角来看，经济学研究应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及其供给能力、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这样就具有了理论的普适性，也特别适用于解释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关键是在处理“生产产品满足消费”的需求侧、总量调控为基本要领的“需求管理”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尤其是“制度供给怎样优化”的问题，这种把需求与供给紧密联系起来的研究，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正日益凸显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正视现实，加强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比如，应明确将“非完全竞争”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牵涉大量的供给侧问题。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只可称为1.0版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等问题的基点上，来升级、扩展模型。需求分析主要处理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单一、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复杂得多，需要处理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等，指标是非单一、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市场”这种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扩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这却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必然成为供给侧研究要处理的难题。过去经济学认为“一般均衡”或“反周期”调控可自然解决结构问题，对此有必要升级为在非完全竞争前提下的一系列非完全自然演变过程，这就需加入供给侧因素作深入研究。

第三，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并力求合作。在认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还需要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市场、政府、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在优化资源配置中可以和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政府、市场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

第四，制度供给应充分引入到供给分析，从而形成有机联系的认知体系，即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在供给侧应该打通，各种物质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实为人际关系的制度供给问题应内洽于一个体系，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

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相对充分，将来应在供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认识框架的对称性。这样的认识落到中国的现实中，就是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侧入手推动新一轮“全面改革”时代的制度创新。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福利陷阱”和“塔西佗陷阱”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发展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

中国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当前阶段，迫切需要构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传统的需求管理框架下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只有联通至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才有可能对应地成为各自需求的满足状态，其中蕴含的是由需求侧“原动力”引发的供给侧响应、适应机制，即相关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的优化问题。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有效制度供给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就是“以进一步深化改革解放生产力”统领全局，在市场化、全球化、民主法治化取向下，于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继续推进经济社会转轨升级。一句话，就在于以有效制度供给支持结构优化，激活全要素生产率，对接“全面小康”、联通“中国梦”。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

“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大力鼓励创业。

“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产业优化。

“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

“双扩”：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适度扩大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有效投资”规模。

“双转”：人口政策从放开城镇“一胎化”管制逐步转向适当鼓励生育，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双进”：国有、非国有经济应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共同进步，摒弃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

“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第三部门（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发挥他们的潜力。此外，应重视在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之下寻求共赢。

“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五并重”的基本内容是：

“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定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

“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积极打造国家“软实力”；

“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

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制定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

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以供给侧改革服务全局上述学理与思路建议，生发于对经济规律的探究，对应于中外古今全球视野的实践总结，聚焦于中国的“特色”和背景，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赶超战略。笔者深知，理论的争鸣是难免的和必要的，而在中国现在的讨论中，似乎还很难避免简单化贴标签的倾向。贴标签的背后，是认识的极端化和简单化、浮躁化。“新供给”研究追求的目标，是继承经济学和相关学科领域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经济学理论学说做出发展，包括补充、整合与提升。

“新供给”研究强调“从实际出发”，既要充分体察中国的传统（包括积极的、消极的）和国情（包括可变的与不可变的），也要特别重视现实的需要；既要体察中国的实践，也要注重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共性和个性。此外，还需要注重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合，注重对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的互动做全方位的深入考察。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调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实践取得了颇多成绩，但若继续延续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仿效发达国家的需求管理思路，贯彻单一的“反周期”操作，其局限性将日益显现。今后随着潜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以及资源环境和收入分配等的制约，较高水平的理性“供给管理”将势在必行。

（作者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