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四五”下半程是进一步落实“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时期。在系统考虑经济增长潜力和支撑条件的基础上，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这为“十四五”下半程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在此基础上，文章建议“十四五”下半程应着力实现5%以上的年均增速，这对于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及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均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当前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挑战，必须充分运用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把握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扎实做好三个方面的经济工作：第一，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协同发力，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供给和需求相互牵引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第二，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维护经济金融大局稳定。第三，着力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发挥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优势，为“十四五”下半程顺利实现合理增速目标提供政策保障，确保各项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关键词：经济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防范化解风险；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十四五”前半程中国经济开局良好，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下半程作为进一步落实“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时期，仍需牢牢把握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行稳致远。①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1]这一设定充分考虑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和支撑条件，为“十四五”下半程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实现“十四五”下半程5%以上的年均增速，不仅能够满足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的需要，还能与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长期目标相衔接。但也要看到，实现这一增速还面临一些困难。从内部环境来看，中国还存在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风险隐患较多等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外部环境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对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宏观形势进行全面分析，不仅有助于精准把握“十四五”下半程经济工作的重点方向，也能为“十四五”下半程中国实现5%以上年均经济增速提供关键保障。①
一、“十四五”下半程实现5%以上年均增速的必要性
首先，从短期来看，“十四五”下半程实现5%以上年均增速有利于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满足促进就业增收和提振微观主体信心的需要。在就业方面，近五年城镇当年新增就业人数均保持在12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位于5.5%以下，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尽管如此，现阶段中国保就业工作压力并未明显减轻，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压力仍较为突出，2024年高校毕业生超过1170万人，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将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目标设定在1200万人以上。[1]实现5%以上的年均经济增速有助于发挥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形成增长与就业的良性循环。在居民收入方面，近五年经济增速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基本一致。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1]。推动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在于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实现5%以上的年均经济增速能够为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提供可靠支撑。在微观主体预期方面，预期偏弱是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从居民部门预期来看，2021—2023年居民消费者信心指数均值为101.7，处于该指标公布以来的历史较低水平。从企业部门预期来看，2021—2023年反映制造业企业预期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和反映非制造业企业预期的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均值分别为55.4和59.3，相较于2020年均有所降低。社会预期具有自我实现机制，预期减弱可能会制约消费与投资的增长，导致经济陷入增速放缓和预期减弱的恶性循环。[2]5%以上的年均增速高于联合国（U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2024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值。②因此，实现5%以上的年均经济增速能够释放积极的“稳增长”信号，有力提振微观主体信心，助力中国经济进一步回升向好。
其次，从中长期来看，“十四五”下半程实现5%以上年均增速能够与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相衔接，有助于中国如期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是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是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3]“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明确提出，到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实现的目标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4]实现这一目标需要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相较于2020年翻一番，即年均经济增速达到4.83%左右。[5]然而，2020—2023年中国年均增速为4.7%，相较于长期目标增速偏低。这主要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和复杂国际形势的影响，导致总需求和总供给均有所下滑，③使得2020—2023年中国经济产出缺口和潜在增速缺口两者基本为负。[6]根据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产出缺口和潜在增速缺口双双为负，可能会导致经济陷入总需求与总供给螺旋下降的局面，形成长期经济下行压力。[7]为了减轻这种长期经济下行压力，需要在“十四五”下半程实现5%以上的年均经济增速，以收窄产出缺口和潜在增速缺口。因此，“十四五”下半程实现5%以上的年均经济增速，对于保障中国到2035年实现远景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5%以上的年均经济增速充分考虑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和支撑条件，具备实现的可行性。“十四五”前半程，中国顺利实现了经济发展预期目标，2021—2023年年均增速达到5.5%，这为“十四五”下半程实现5%以上年均增速打下了良好基础。“十四五”下半程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具备充分的有利条件，能够巩固经济回升向好的基本态势。从消费需求来看，2023年消费呈现恢复性增长，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同比实际增长9%。通过在增加收入、优化供给、减少限制性措施等方面综合施策，消费有望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趋势。从投资需求来看，通过发行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方式，积极的财政政策更有力地发挥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拉动民间投资和基建投资快速增长。从出口需求来看，虽然外部环境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但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出口也有望保持量稳质升趋势。从供给侧潜在增速来看，运用生产函数法测算生产要素变化趋势，预计2024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为5.3%。[8]因此，预估“十四五”下半程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均值仍将保持在5%以上。由此可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稳定政策进行逆周期调节，推动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中国完全有能力实现5%以上的年均增速。①但也要看到，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回升向好在内部和外部环境上均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十四五”下半程实现5%以上年均增速并非易事。有鉴于此，必须充分运用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把握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扎实做好三个方面的经济工作。
二、着力推动供需两侧协同发力
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9]“十四五”下半程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回升向好，还需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体现为供给和需求不相匹配的矛盾较为突出。着力推动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有助于经济实现供给和需求相互牵引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助力“十四五”下半程中国实现5%以上的年均经济增速。
根据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供给和需求在市场中并非孤立地发挥作用，两者紧密相连、相互影响。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在扩大内需的配合下才能顺利推进。这涉及推动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在部门间自由流动，短期内可能加剧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并产生一定就业压力，因此需要扩大内需来缓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短期经济波动。另一方面，扩大内需也需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配合，以更有力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当经济系统中的多重结构失衡因素未得到妥善解决时，扩大内需在短期内虽然能够提振总需求，但也会导致多重经济结构失衡相互叠加并不断固化，对长期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因此，需要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破解经济系统的结构性阻碍。这意味着，不仅需求侧和供给侧各自需要发力，更重要的是需求侧和供给侧需要协同发力。[10]在系统总结新时代宏观经济治理经验的基础上，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11]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再次强调“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这为“十四五”下半程中国应对供需较弱局面提供了新思路，有助于经济更平稳地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从需求侧来看，需要着力扩大内需以应对短期经济下行压力。当前，中国经济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仍较为突出，可能会对“十四五”下半程实现5%以上的年均经济增速构成一定阻碍。一是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改善。虽然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2%，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2.5%，但这主要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转段后服务性消费支出增长较快的拉动。长期来看，中国居民消费水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023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近11个百分点。②二是中国投资增长的内生动力尚未充分激发。2021—2023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同比增长4.3%，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同比增长6.5%，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同比增长仅为2.5%，现阶段国有控股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分化。由于国有控股企业需要承担一定稳增长的任务，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更能反映中国投资增长的内生动力，因此，其增速较低表明中国投资增长内生动力尚未充分激发。三是价格水平持续低迷。2021—2023年，中国CPI平均增速为1%，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CPI平均增速为0.8%，两者涨幅均低于2020年的水平，表明下游消费需求不足。特别是2023年，中国PPI同比下跌3%，而2021—2022年PPI涨幅达6.2%。PPI由涨转跌反映出中国工业产品需求相对下滑。
因此，应着力扩大内需，有效提振居民消费并激发企业投资。一方面，完善居民消费长效机制，使居民有能力消费、敢于消费、愿意消费，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另一方面，优化市场环境，降低准入门槛并强化制度保障。通过增强民营企业的投资信心，拓展其投资空间，并激发其投资积极性，从而有效推动民间投资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双向牵引作用，以居民消费拉动经济稳步增长，推动投资结构与消费结构相互适应，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进而从根本上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从供给侧来看，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应对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经济增长质量提高问题。从工业产能来看，2021—2023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1%，表明工业生产整体稳定。但2024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3.6%，相比2023年同期的74.3%有所降低，也明显低于2021年77.5%的产能利用率阶段高点。这表明工业产能恢复的基础尚不稳固，部分行业仍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从增长质量来看，近年来中国经济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蓬勃发展。2023年，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等“新三样”产量的同比增速分别达到30.3%、54%、22.8%。但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仍有待进一步提升。一方面，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下降趋势还未明显扭转。TFP增速均值在2000—2007年达到4%的高位后出现下滑，2008—2013年、2014—2019年和2020—2023年TFP增速的平均值分别为1.5%、1.7%和0.2%。①另一方面，中国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2014—2019年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值为25%，相比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分别低了约15个和5个百分点。②
因此，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现状。[12]一方面，通过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应对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滞后性，抑制企业无效和过度投资；通过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地方政府在项目建设中的重复和低效投资，应对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推动新质生产力成型成势，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13]
三、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之间存在良性互动关系。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重视统筹发展和安全，将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11]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1]。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济重点领域金融风险稳步化解。但是中国经济风险隐患并未完全消除，特别是部分地区的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隐患还较为突出，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对于应对各类风险隐患、维护经济金融大局稳定至关重要。
对房地产市场而言，需要适应市场供求关系变化，防范化解房地产领域风险。2023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研究经济形势时指出，要切实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14]中国城镇化发展阶段已从快速发展期向成熟期过渡，虽然新增住房需求总量仍有较大潜力，但住房需求的内部结构和空间分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然而，住房供需错配给房地产市场带来一定下行压力。2023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9.6%，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降幅分别为8.5%和6.5%，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均值也处于94的较低水平。为了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中央和地方对房地产政策进行适时优化，以平抑住房市场供需错配问题。需求侧方面，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放宽了购房限制，降低了居民购房门槛；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降低首付款比例，下调存量和增量住房贷款利率，以降低购房成本，促进居民潜在住房需求释放。供给侧方面，推动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落地，增强对房地产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通过完善商品房的基础性制度等措施，提高住房供给与居民住房需求的匹配度。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逐步起效，房地产市场有望实现平稳健康发展，但是“十四五”下半程房地产市场可能仍将处于调整周期，因此仍需高度重视房地产领域的风险隐患。
对地方债务而言，需要妥善化解存量债务风险，严防新增债务风险，平衡债务风险管理与地方稳定发展的需求。截至2023年12月末，全国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余额为40.7万亿元，中央政府债务余额为30万亿元，据此推算全国政府部门法定负债率（政府债务余额与GDP的比值）为56.1%，这低于国际通行的60%警戒线，表明政府部门债务风险整体可控，但是地方政府债务仍存在一定风险隐患。一方面，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增长速度较快，2023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务5.7万亿元，比中央政府债务多增1.5万亿元。另一方面，地方隐性债务风险不容忽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还有待进一步规范管理。现阶段，中国经济仍面临一定的短期下行压力，地方政府还需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因此，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有可能进一步加重。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需要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同时入手。短期来看，一是控制新增债务。地方政府要习惯过“紧日子”，适当收紧预算约束，并着力防范违规借债行为。二是积极化解存量债务。积极推进特殊再融资债券发行，统筹安排新增债券资金，通过财政化债和金融化债等方式，避免短期内出现较为严重的流动性风险。长期来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核心是建立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收入端需要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确保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匹配度，降低地方政府对债务融资的依赖。支出端需要确保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提质增效，将财政资金用在关键领域，切实提升使用效率，避免无效率的借债冲动。
对中小金融机构而言，需要稳妥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提升中小金融机构的稳健性。中小金融机构一般指规模较小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其经营机制较为灵活，能够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对服务中小微企业起到重要作用。整体而言，中国中小金融机构经营较为稳健，资产质量保持在较好水平，但也有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存在一定隐患。就信用风险而言，截至2023年四季度末，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75%和3.34%，但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均仅为1.26%，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也处于1.59%的相对较低水平。可见，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相较于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商业银行整体水平均明显偏高。就流动性风险而言，截至2023年四季度末，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2.63%和12.22%，而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商业银行整体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7.56%、13.43%和15.06%，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低于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商业银行整体的平均水平。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关键在于全力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健全金融风险处置常态化机制。在内部治理方面，应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完善法人治理，确保内部治理机构之间的有效制衡与合作，以减少运营风险。在外部监管方面，需加大监管力度，实施精准及时的风险监测，并在风险初期进行干预，防止风险扩散。
四、着力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注重以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其独特优势之一在于对宏观政策协调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3]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5]现阶段，中国经济运行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为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都强调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1，11]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党中央针对中国经济发展最新形势作出的科学判断，能够为“十四五”下半程实现5%以上年均经济增速提供政策保障。从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的视角来看，“十四五”下半程实现5%以上年均经济增速，需要重点从三个维度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第一，增强稳定政策内部的取向一致性，以更好地应对短期经济下行压力和满足防范化解风险要求。首先，应对短期经济下行压力，需要增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取向一致性。现阶段，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取向一致性还有待提升。根据笔者测算，2023年全年货币政策力度指数和财政政策力度指数分别为43.7和54.9，与2022年全年相比分别降低了7.6和0.9，①表明两类政策各自的力度均有所减小，并且货币政策力度减小的幅度更大。当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没有形成一致取向时，会导致政策合力不足，难以有效扩张总需求、实现经济稳定目标。[16]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一定的短期下行压力，增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取向一致性能够确保两类政策形成合力，最大限度提升稳定政策扩张总需求的效果。目前，中国仍有充足的政策空间，能够为增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取向一致性提供保障。一方面，货币政策仍然具有降准和降息的空间。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与中型金融机构和小型金融机构相比偏高，仍然具有降准空间。1年期MLF中标利率和7天逆回购利率均距离零利率下限较远，具有降息空间。另一方面，财政政策空间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然较为充裕。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中国政府部门债务率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因此，中国有充足的政策空间支持政策适度发力，为增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取向一致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其次，满足防范化解风险要求，需要增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取向一致性。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将宏观审慎政策纳入政策协调框架已经成为国际共识。[17]若缺乏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货币政策加大力度可能导致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进而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18]增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取向一致性，能够在加强对重点领域金融风险监管的前提下，放松具有合理融资需求微观主体的融资约束，兼顾短期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两个目标。
第二，增强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三大类政策的取向一致性，从根本上提高宏观调控效率。现阶段，中国宏观政策调控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于调控效率偏低，导致即使宏观政策加大力度也可能难以实现预期的调控目标。根据笔者测算，2023年稳定政策效率指数为42.9，相比2022年有所下降。②究其原因，中国面临经济结构失衡和增长动力不足等深层次因素。一方面，受到总需求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等问题掣肘，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增长面临一些障碍，从而限制了稳定政策对消费和投资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导致投资回报率偏低，从而削弱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也限制了稳定政策的带动效果。面对这一情况，由于西方宏观政策框架几乎不涉及对结构问题和长期增长问题的讨论，难以应对结构和增长方面因素导致的宏观调控效率下降问题。③相较而言，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更具系统性，调控政策工具箱不仅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等稳定政策，还包括产业、区域、科技等结构政策和增长政策。因此，发挥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优势，增强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的取向一致性，能够更好地应对中国经济的一些结构性和长期性问题，提高宏观调控效率。具体来说，结构政策侧重于破解多种经济结构失衡，消除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各类阻碍。增长政策针对性地提升内生增长动力，为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提供根本支撑。推动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形成一致取向，能够从根本上提升宏观调控效率、推动经济回升向好。
第三，增强非经济性政策与宏观政策的取向一致性，加强非经济性政策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宏观经济运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除了对经济运行产生直接影响的经济性政策外，许多非经济性政策也会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果非经济性政策与宏观政策之间缺乏统筹，部分政策部门根据自身目标制定和出台非经济性政策，可能导致政策之间相互掣肘，政策效果不佳，甚至可能产生严重的政策冲突，导致非合意的政策后果，即不同政策加总后导致的“合成谬误”。从长期来看，非经济性政策目标的实现有助于提升经济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但在短期而言，非经济性政策可能对经济增速产生暂时性的不利影响。因此，将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构建宏观政策评价体系，[8]有助于加强非经济性政策与宏观政策的统筹，确保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更好地满足“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工作原则。
总之，从短期来看，“十四五”下半程实现5%以上年均增速有利于巩固和增强中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不仅能够满足促进就业、增收的需要，也有助于应对社会预期偏弱问题。从中长期来看，“十四五”下半程实现5%以上年均增速有助于如期实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长期目标，对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形成重要支撑。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在内部和外部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体现在内部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等。因此，需要准确把握“十四五”下半程经济工作的重点方向，运用好能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确保“十四五”下半程顺利实现5%以上年均增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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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2023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实施中期评估报告》。与之对应，本文中“十四五”下半程指的是2024—2025年。
(1)若无特殊说明，本文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Wind数据库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2)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4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联合国2024年5月《2024年中期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世界银行2024年1月《全球经济展望》、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2024年5月《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世界银行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2024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值分别为4.6%、4.8%、4.5%和4.9%。
(3)在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下，实际增速会偏离潜在增速形成产出缺口，这可以衡量总需求状态。受经济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潜在增速可能会偏离其合理水平，形成潜在增速缺口，这可以衡量总供给状态。
(1)根据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指数，2021—2023年中国潜在增速分别为6.0%、5.2%、5.4%，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大致匹配。2024年中国潜在增速的预测值为5.3%，通过稳定政策逆周期调节能够实现。在此基础上，2025年实际经济增速达到4.7%以上即可完成这一目标。
(2)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1)数据来源：笔者利用生产函数法测算，相关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数据测算。
(1)政策力度指数是通过对政策性工具指标和逆周期指标两类指标，分别采用Z-Score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并赋予不同权重，然后加权平均计算得到。50代表的是2000—2020年间货币政策力度指数和财政政策力度指数的平均值。
(2)稳定政策效率指数是通过对GDP/M2增量、GDP/信贷增量、GDP/政府债务增量与GDP/财政支出增量4个子指标，采用Z-Score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并赋予不同权重，然后加权平均计算得到的。2023年稳定政策效率指数根据2023年四个季度均值计算得到。
(3)以美国为例，美国公共部门债务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64%左右快速上升至2020年的130%左右，美联储的资产规模从9000亿美元上升到7.2万亿美元左右。但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测算，2000—2008年美国潜在增速均值为2.7%，2009—2020年已降至1.6%。可见，宏观政策发力并未带动美国的经济增长，其政策效率明显下降。
陈彦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吴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经济纵横》2024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