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最近在海外史学界掀起一场关于中国与欧洲历史演变的争论（详见关于彭幕兰Kenneth Pomeranz《大分岔》Great Divergence一书的有关争论）。这一问题之所以再次引起重视，是由于它关涉到“传统中国社会为什么在近代落后”的问题。对这一问题进一步的引申则是：传统中国社会的这种落后具有历史的必然吗？一个强盛的国家如何避免中国式的悲剧重演？传统中国社会的衰落能够给今天的超级大国美国怎样的启示？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传统中国社会衰落问题的研究之所以在美国（也包括日本）引起如此大的兴趣，也就不足为怪。
若要回答“传统中国社会为什么会衰落”的问题，必须首先首先回答“衰落的起点在那里”--即从强盛到衰落的“分岔点”在哪里？本文的观点是：传统中国社会衰落的起点既不在明朝，更不在其后的清朝，而是在一千年前的宋朝。更确切地说，衰落的转折是一个自唐朝末期开始、历经有宋一朝的、持续了几百年的过程。这个转折过程的起点既不同于近代欧洲开始崛起的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在明朝），也不同于中国和近代欧洲开始直接交往的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在清朝）。之所以发生这种将传统中国社会衰落的时间点后移至明、清的“谬误”，是由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观使然。在这种史学观的指导下，欧美学者（包括一些中国学者）更多地关注“欧洲在什么时候赶上了中国”、“欧洲为什么能够赶上和超过中国”等问题，习惯于设定一个“欧洲参照系”来确定中国的发展历程，而无法摒弃欧洲因素的“干扰”，深入研究造成传统中国社会衰落的自身原因。
二:中国社会――从开放向内敛的转化:
在这一时期的唐朝，华夏文明达到了它灿烂的顶峰。唐朝最明显的特点是帝国扩张：通过一系列大的战役，它的疆域甚至超过汉朝。这一时期，最值得中国人记住的是：公元751年唐朝军队在怛逻斯的战役（The Battle of Talas River）中被阿拉伯军队击败。这场战役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重要，在于它阻挡了强大的唐朝外向型发展的步伐，成为中国社会从开放向内敛转化的标志性事件。[附注:“内敛”，或译作“内卷”（involution），指“当某种社会形态趋于稳定以至于无法进行刷新，只能对既定格式进行一些属于修饰性的细加工而使其更趋于细腻”的现象。]随着扩张极限的显现，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稳态化的道路。近、现代中华民族遭受到的种种屈辱，都不难从其中找到渊源。
唐朝的兴盛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科举制的实施，使得统治阶层有机会大批吸收中下层知识分子的精英，对原有的世袭等级制度给予了强有力的冲击，提高了政府的社会管治能力、拓展了政府管治的正当性基础。第二个原因是实施了以均田制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改革。这种经济改革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有足够的可支配的土地。由于王朝更替战争导致的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使得均田制有了实施的物质基础。均田制在实施初期有效地瓦解了贵族庄园经济的统治地位，极大地增加了中央政府的税收，扩大和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基础。第三个原因是社会的对外发展和对其它文明成果的广泛吸收，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多元化与创新起到了直接和间接的促进作用。由于此前的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最为剧烈的时期，建立在广泛民族融合基础上的唐朝成为中国统一王朝中对异端思想最为宽容、最能够接受外来思想的王朝。
中国军队在怛逻斯的失败，造成了唐朝扩张的止步。而这种止步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技术能力和自然条件的制约，就像罗马帝国一样，这种制约构成了某一特定文明无法逾越的阶段性发展极限。在这种极限面前的后退，标志着唐朝在力量达到顶峰之后开始逐渐衰落。在其统治的最后一个半世纪中，唐朝统治者面临着一个王朝衰落时通常遇到的种种问题:帝国的开支无节制增长，而税收增长缓慢甚至是负增长，导致开支超过税收；面对土地资源相对刚性恒定的制约，人口的增加导致了可供分配土地的减少、农民家庭不再能分得小块土地，加之地方豪强加大搜刮农民的力度、无休止地扩大其地产，加剧了采取各种手段隐匿土地资源并使之转化为实质私有的趋势，于是以土地国家所有为基础的均田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小农经济渐趋瓦解；以人头税为基础的捐税负担都落在农民头上，而这时农民占有的土地正在减少，由此进一步造成农民大规模的流亡或沦为地方豪强的契约农奴；长期实行自上而下的人才选拔制度导致文人学士集团的壮大，并逐渐蜕变为维持而不是破坏世袭等级制度的工具。这一切日益蚕食着王朝统治者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并导致王朝的最终崩溃。
在唐朝崩溃和宋朝建立之间仅仅相隔了短短半个世纪的分裂，国家没有象在汉朝崩溃以后那样，经历长达数世纪的混乱，这一现象在以后历代王朝的更替中被一再地重复着。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帝国内部日渐频繁的自然灾害(尤其是黄河经常性的泛滥)和经济发展要求统一、强大的中央帝国政府的出现；自唐朝之后，对单极集权制政府的认同也使得华夏文明的道德传统和社会心理不再支持长期分裂的状态。[附注：对于传统社会出现专制制度的一个通用解释是：在一个“自然性关联”（即劳动分工）程度较低的社会里，为了应对外部性的威胁（如战争、洪水、灾荒等），需要用“强制性的关联”（即政府的管治）弥补“自然性关联”的不足。]
宋朝应该被视为华夏文明的又一个高峰。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以经济立国的王朝，对经济利益的衡量成为王朝统治者制定政策的基石--这一思想在中国的再次复苏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党时期和80年代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在100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也有条件对宋朝的国家政策和取得的经济成就给予重新评估，因为这样的评估有助于我们厘清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些思路和误区，有助于预测与之相似的当代发展模式可能的前景。
与统治面积和人口几近相等、以政治立国的明朝相比，宋朝的平均年税收是明朝的数倍，但税收征交的力度则远逊于后者，而这样的税收规模在人口和面积数倍于宋朝的18世纪末期才再次达到。在宋朝税收的构成中，工商业的比重超过农业，达到一半有余。从冶铁量、国民生产总值（GDP）在世界的比重、船只的平均吨位、对外的商业贸易额等诸项经济指标来看，宋朝当为同时代的头号世界经济强国。从城市规模、商业运作手段、社会技术条件等指标看，宋朝的劳动分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度，具有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几乎所有必要条件。在这一点上，宋朝比几百年之后的明朝具有更好的条件。国家财力的富足使王朝政府有能力高薪供养官僚阶层，确保其在社会管治中相对高效、廉洁，也使王朝政府有能力组建人类农业文明时代最大规模的一支职业军队。经济立国的思想使得王朝的统治者对待知识分子和广大社会下层成员显得较为宽容。这一切本应使我们能够预期一个强大王朝的出现。但是与预期恰恰相反的是，宋朝作为一个对外软弱的王朝被载入史册。
在这里有必要强调熙宁变法失败的意义。熙宁变法的主要领导者王安石注重\"开源而不截流\"，换句话说就是“注重(政府管治)能力的提高、试图弥合能力与欲望的落差”--这一思想内含着扩张性。熙宁变法的失败源于这种扩张性与稳态化社会之间的剧烈碰撞、并向后人揭示了一个稳态化社会向扩张性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首先，自然环境的封闭性和主流价值观及社会心理的封闭性无法为扩张思想提供一个针对\"他者\"的作用空间，其结果是激化社会内部的矛盾与对立；其次，与传统社会相适应的中央集权化政治机制和世袭等级化社会结构无法内生出多元化的社会氛围、并从中产生出瓦解旧机制的新兴力量，其结果是出现\"作为改革对象的官僚集团成为推进改革的主导力量\"--这一悖论是任何一个具有\"中央集权化政治机制和世袭等级化社会结构\"特点的稳态化社会(诸如中国的宋朝、拜占庭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以及20世纪的中国)在向扩张性社会演进过程中所必然遭遇的尴尬。
与汉朝和唐朝统治者相比，宋朝皇帝在对外关系方面显然十分被动。他们并没有发动大的战役以恢复帝国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区的疆土。事实上，如果说唐朝是被动地走上社会稳态化的道路的话，那么宋朝则是主动地走上社会稳态化的道路。最初是统治阶层通过对唐朝崩溃的反思，意识到：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内部资源相对丰富、周边外部资源相对贫瘠的大国来说（准确地说应该是对于中央集权政府以及官僚统治阶层来说），外向型发展的“收益/成本比”小于强化内部治理――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随着王朝统治的延续，这一官方的认识逐渐成为普遍的社会共识。[附注：造成这一共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相对高效率的农耕技术难以在干旱的草原地带运用。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认为：与“15英寸降水线”相吻合的长城标示出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的分界，降水线外不能农耕经济、一定要采用游牧经济。无论长城是否与“15英寸降水线”相吻合，就实地的考察结果来看，长城的确标示出传统耕作技术所能够适应的极限。]在一个缺乏对外交往和外来刺激、缺乏对政府权势有效制衡的国家，这种社会共识一经产生，就再也无法从社会内部产生强大的力量来改变它，于是社会便沿着这种共识的轨道惯性地沿袭下去。[附注：如果确认\"有宋一朝的发展历程是中国社会逐渐完成稳态化转型的过程\"这一观点，那么对宋朝历史(包括经济史、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全面研究就具有如下两个深刻的意义：首先，在中国国家的层面上讲，可以揭示中国传统的集权化政治机制和等级化社会结构对社会由内敛性向扩张性转向时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今天中国的社会演进中仍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其次，在人类社会的层面上，通过对中国自唐朝到宋朝之间的变化，可以揭示一个社会在面临扩张界限时的内在变化，从而为预测在不久将来人类社会的可能变化提供一种思考模式。]
在中国的社会稳态化过程中，宋明理学（即所谓的“新儒学”）思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宋朝的发展历程是中国社会逐渐完成稳态化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儒家思想对社会影响的深化相一致。如果说宋初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是基于历史经验的无意识选择，那么熙宁变法的失败则标志着\"试图提升能力以突破困境\"尝试的失败。这种失败强化了抑制欲望的路径选择，直至由宋明理学完成这种选择的理论化阐述。
宋明理学的出现既是社会稳态化的结果，同时它也促进和加速了社会稳态化的进一步发展。民族和文化的优越感促使强调等级尊卑的宋明理学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构成了官方的正统观念。宋明理学思想建立在“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观之上，“它的丰富性与普遍性使中国统治者与士大夫相信儒家学说已穷尽世界一切真理。中国既是天下中心，并有着辉煌的、无与伦比的历史与成就，那么中国之外的‘夷务’就不在中国人关心的范围之内”。[钱乘旦主编《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宋明理学用理性的补充和对原理的阐述加强了不断增长的社会僵化，这十分有利于华夏文明的延续，但其代价是“形成了一种与外界所拥有的独创性和新观念相反的、显得荒谬可笑的循规守旧”。
我们认为：宋明理学可以被分解为适用于统治者的“驾驭之术”和适用于被统治者的“服从之术”，前者脱胎于法家的专制（等级和集权）理念，后者脱胎于被阉割的孟子学说，这也构成了自宋朝之后中国社会“外儒内法”的理论根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宋明理学在宋朝之后开始突出以“修炼内圣功夫”为特点的孟子学说（而且只是突出其中的“修炼自省”学说、而回避“民贵君轻”的思想），这实际上是在稳态化社会里由于“普遍无拓展欲望”而导致的、在潜意识之中形成的价值观转向。事实上，原初的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成为一种极有生命力的学说，正是因为它丰富多彩、内容广博，并且能够不断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更新、发展。但是宋明理学的道统观将一千多年儒学思想的发展简化为少数几个被无限拔高的“圣人”的“正统”学说，加之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出于维持其统治稳定的需要而对其刻意地歪曲性宣扬并树立为正统价值观，从而使儒家思想所发展出来的众多丰富多彩的内容遭到不应有的忽略，并产生出不容异端的蛮横、循规蹈矩的守旧、拒绝面对现实的固执。[附注：这种自诩为“正统的”潜意识仍然在当代中国学者身上清晰可见。正是这种自诩为“正统的”潜意识使得作为实践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被教条地诠释，从而使“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窒息社会发展的枷锁、而马克思主义也在“正统的”教条主义者手中被“原教旨化”。]
在宋明理学的道统观熏陶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培养起一种“只要确立了一套意识形态就能治国安邦平天下、一切国计民生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的思维定势，因而意识形态的作用被过度放大。其直接的后果是：中国成为一个缺失多元化竞争、缺失宽容异端思想的社会；社会精英阶层误入“热衷于空谈”的歧途。而且这一点正是中国在近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如此之多的主义之争和为了空泛的主义之争而不惜兵戎相见的社会心理根源。 [附注：在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中国的典籍中从来不乏有关“宽容”的言论，但是在“宽容的言论”与“对待宽容的态度”之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鸿沟。这种“应然”与“实然”相分离的现象至今仍然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之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例证是：“将发展目标或法律的制定等同于发展目标或法律的实施结果”至今仍然是中国官场的一条潜规则。]
与欧洲开始向外扩张的年代相比，宋朝拥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更多的人口、更为高超的技术手段和一个内部统一的市场，但是产业的发展、商贸的兴盛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大规模、社会化劳动分工）的诞生。其中，主要有五个原因：中国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妨碍了知识分子与生产、商贸的结合；在强大政府的利益主导下，稳态化社会缺乏开拓外部市场、获取外部财富的动力和道德伦理支撑；相对封闭的社会氛围造成了文化多元化的缺失，使社会缺乏包容异端思想所需的平和心态；政治多元化的缺失导致对政府权力制衡的丧失，致使政府利益游离于社会公众之外并与后者的利益相对立，从而使公众失去自主选择发展途径的权力；人口的增长和外向型发展渠道的堵塞加剧了中国土地的稀缺性，由此进一步强化了士绅阶层投资土地而不是投资商业的集体偏好--这一传统偏好在今天如火如荼的、大规模无节制的圈地运动和房地产热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必须指出的是，“对外贸易的增加”与“开拓外部市场、获取外部财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一种中性的实施行为，既可以是主动施加，也可以是被动施于；而后者是一种主动行为，往往具有较强的自主意识和扩张倾向。事实上，宋朝及以后各王朝的对外贸易，更多地是依靠穆斯林商人和欧洲商人而不是中国商人的积极性。其中的原因在于:集权制的政府拥有巨大的权力，从而使政府而不是社会的利益被优先考虑。也就是说，政府鼓励对外贸易是因为这种商业活动能给政府带来额外的税收。至于作为整体的社会如何在这种活动中实现收益最大化，则不在政府的考虑之中。因此，政府通常禁止（至少是不鼓励）中国商人将货物运到海外去交易，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政府对贸易活动的失控和税收的流失。这种政府利益超越社会整体利益的运作方式直至今天还在强烈地影响着中国社会，这是当今的中国政府极为强调招商引资而不鼓励对外投资，并在鼓励经济发展的同时与民争利、并且肆无忌惮地损害经济活动参与者利益的根本原因。政府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对立始终是象传统中国这样的高度集权社会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缺陷，而这个问题却在近代的欧洲得到了根本解决。尽管欧洲的经验不可能在中国复制，但其中的精髓却可以汲取，这种精髓就是：普遍赋予民众自主的选择权力！
在一个安于经济自给自足、缺乏对外开拓欲望的稳态化社会里，普遍具有这样的社会心理：“商人被看作是不受欢迎的下等人，没人瞧得起。他们运送商品住返各地的作用被看作是非生产性和寄生性的。”从本质讲，商品交易并不直接带来社会财富的增加。经济内敛化、权力集中化使得商品交易带来的劳动分工和效率提高并不为社会大众所欢迎，因为效率提高导致的额外收益并不为直接的生产者所获得，而被社会的统治阶层所攫取；反而由于交易环节增多而引发最终交易成本的提高，使商人被社会公众所嫉恨和鄙视--公众普遍的观点是商人通过剥削其他社会成员的财产而致富。[附注：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商人的流动性是对政府有限管治能力的潜在挑战，因而不受欢迎。]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一个主动对外扩张的社会来说，不仅内部的大规模商品交换能够带来劳动分工、社会生产效率提高、社会成员财富普遍增加等一系列社会效应，而且对外的商品交换更能够增加商人个人的和他所从属的社会的财富增加。因为，此时的对外贸易已经不是平等的商品交换行为，而是借助于经济主导权实施的对弱势民族的剥削和掠夺。在这样的社会里，商人由于通过掠夺外部的财富，而使他所在的社会得到财富的增加，因而就象用武力征战得胜的将军一样得到社会其他成员的尊敬和效仿。
明、清两朝统治了中国500多年。这几个世纪构成了人类历史上行政管治井然有序、社会生活相对安宁稳定的一个时期。传统的制度和习俗(农业经济的运作模式、宋明理学所倡导的生活方式、选拔政府官员的科举制度)一直在顺利地继续着。假如没有来自其它文明的外部力量的冲击，这种稳定的秩序或许会持续下去。但是，面对一个雄心勃勃、正在崛起的欧洲，这种建立在对既有文明心满意足上的稳定就变成了为后人所痛恨的麻木和守旧。
在中国这一古老国度里发生的事情，在欧洲人看来确实有些不可思议。其中最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发生在15世纪初的非凡远航探险：“这些非凡的远航探险在1433年由于皇帝的命令而突然停止。为什么要使它们停止正如为什么会使它们开始那样，至今仍是个谜。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倘若在欧洲，这种停止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中国的皇帝能够发布一道道对其整个国家有约束力的命令；欧洲绝无这样的皇帝--他们不仅没有这样的权力去约束各个君主国，而且面对巨大的商业利益，也不会有任何帝国当权者愿意去这样做。”[ 斯塔夫理阿诺斯（L.S.Stavrianos）《全球通史》（上册）第16章]同样令欧洲人困惑不解的是：明朝的这些远航，为何是为某些未知的但肯定是非商业方面的原因而进行的？为何是由宫廷太监而不是由股份公司组织和领导？为何返航时带回的是供帝国朝廷观赏的斑马、鸵鸟和长颈鹿，而不是投入国内市场、可产生利润的商品？
上面这些“奇怪”现象的一个合理解释是：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深度稳态化、中国政府已经高度集权化！[附注：这里所谓的“高度集权化”，一是与同时期的其它政治共同体（如欧洲、印度）而不是现代社会相比较，二是与社会化分工水平所对应的适应集权化程度相比较。按照现代的标准，即使相对高度集权化的中国也由于社会管治能力和信息传递成本等原因而处于集权化相对较低的水平，但是相对于更为低下的传统农业时代的社会分工水平来说，这种集权化则居于“不适宜的高度”。]面对一个国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百姓循顺的国家，手握不受社会下层制约的巨大权力，统治者有什么必要冒着战争的风险到外部去寻求并不丰厚的短期利润？在这一社会稳态化达到极致的时期，统治阶层高度重视内部管治的强化，而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除清朝初期尚未完全汉化的满族统治者外)都放弃了主动的对外扩张。与此同时，“政府垄断了供朝廷和行政机构消费的许多商品的生产和分配，这些商品包括武器、纺织品、陶器、皮革制品、服装和酒等。另外，政府还试图完全控制民众所必需的基本商品如盐和铁的生产和分配。这些限制剥夺了中国商人成为自主决策的企业家的机会，使经济失去了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助长了官僚集团的腐化和堕落，因为官员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操纵垄断商品为个人牟利。”[附注：杨小凯等人（详见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经济组织》第0.3.3节）已经证明：规模经济与个人专业化水平无关。一个组织（如社会）的经济规模可能很大，而同时其专业化水平可能很低。从这一命题推断：在扩大生存保障的动力激励下，一个压制个体自主权力的社会必然试图寻求规模扩张而不是（基于专业化生产水平和社会化分工水平提高的）效率扩张，因此将促进高度集权化（垄断）趋势的发展。]
在一个发展到极致的稳态化社会里，统治阶层在沉迷于强化内部管治的同时，丧失了向外发展的“兴趣”。向外发展被认为是“高成本低效益”的冒险，大规模的人口输出被认为削弱集权政府的统治基础。基于这样的思维方式，政府的外交政策“合乎逻辑”地表现为：隐忍退让、息事宁人。在一个稳态化社会里，权力集中化与经济内敛化的结合使政府对内蛮横和对外软弱--当其臣民在海外的利益受到侵害时，政府不是帮助他们合理地抗争，而是责令他们放弃，因为这些海外臣民被视为给政府制造麻烦的人，政府缺少为他们提供保护的利益激励和政治责任。在这一点上，不知今天的中国政府和官员们比他们几百年前的祖先进步了多少?!政府的这种政策导致它的自发移居海外的臣民承受巨大的风险，从而遏制了自发移民的趋势。其结果是无法通过自发移民的方式化解内部资源的紧张，无法借助于向外发展这条途径弱化和瓦解稳态化社会的存在基础。
在对稳态化社会有了清醒的认识之后，我们就不会再对下面的事件感到费解了。1603年，在西班牙的（菲律宾）马尼拉殖民地建立32年后，这里的中国人大约有20000，而西班牙人大概只有10000。这些中国人实际上控制了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并将其控制扩大到这一群岛的其它岛屿。但是没有国家支撑的自发移民是软弱无力的，无法形成统治阶层并实施有效管治。事实上，菲律宾成了西班牙而不是中国的殖民地。“就在这一年，马尼拉的中国人遭到一次大屠杀。邻近的大陆福建省的一位官员却宽恕了这一屠杀，并谴责海外所有的中国人是祖宗的逆子，是不值得皇帝关心的人。马尼拉的中国人及其东南亚的中国同胞至今仍定期遭到这样的屠杀。1712年，皇帝颁布了一条敕令，禁止中国人在东南亚经商和定居。五年后，另一条敕令允许那些已定居国外的中国人返回家乡，不必担心受到惩罚。1729年，又颁布一条法令，规定了回国的具体日期，逾期未归的那些海外的中国人将不许回国。这同西方国家形成何等鲜明而又惊人的对照!西方国家不仅积极开辟海外殖民地、创立贸易公司，甚至随时准备着用武力保卫这些事业，反对任何威胁。”
在自唐朝之后的一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明显的周期性王朝更替。而在这种王朝更替循环背后的是内生的社会危机从酝酿、积聚到爆发的循环。造成这种周期性循环的根本性原因是人口惯性增长与自然资源(在农业文明时代主要表现为土地资源)总量刚性恒定之间的矛盾。经济的内敛化和政治的集权化不仅使得这种矛盾无法通过外部性的手段得以缓解，而且更进一步加剧矛盾的激化，其结果是：矛盾只能在社会内部以战争和王朝更替的方式加以短暂平息。
每一次的循环是从每个重要王朝刚建立时所共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王朝初期，人口相对较少，土地资源丰富，国家实行有利于税收的土地分配。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安定的社会环境导致人口增加和生产规模扩大，从而相应地使收入增多、国库充实，国力日渐强盛。到王朝中期，国家的内部和外部拓展能力逐渐耗尽，耕地面积无法增加，人口惯性的增长导致人均耕地面积减少、农业的边际收益降低和边际成本增加，农民破产、土地兼并和农业人口流失开始出现，以人头税为基础的国家税收体制逐渐遭到破坏，从而引发政府财政危机。土地的稀缺性和豪强的政治特权往往对这一趋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面对财政危机，政府一方面加大税收征收力度，以至于引发更多纳税人口的流失；另一方面进行有限度的改革，通过对政府和豪强特权的暂时性限制试图平抑土地兼并和人口流失问题。尽管这些改革可以暂时性地缓解危机，但没有解决造成危机的主要问题--人口惯性增加与资源刚性恒定的尖锐矛盾、以及对政府权力缺乏制度性的制衡。到了王朝晚期，改革的功效彻底丧失，人口惯性的增加、土地兼并的加剧、和政府的横征暴敛造成更大规模的纳税人口流失和政府财政的崩溃，因不堪赋税重负而弃田不耕的现象越来越凸显。实际上，在这一阶段，土地资源的绝对短缺与土地资源分配的极度不合理已经互为因果，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形成了难以逆转的恶性循环。一旦有偶发性事件发生，往往导致连锁的雪崩式反应，最终的结果是王朝的覆灭和人口的大量灭绝，从而根本性地缓和了土地资源紧张状况，为下一个王朝的兴盛扫清了障碍。王朝的内部和外部的拓展能力、饥荒和战争对人口增长的抑制程度、政府对豪强的制约能力、政府的社会管治能力，这些因素决定了一个王朝寿命的长短。但无论怎样，都无法在王朝稳定统治期间从根本上化解人口惯性增长与土地总量刚性恒定之间的矛盾，因而也无法改变王朝周期性更替的规律。可以说，中国这样一个地理上相对封闭的国家，始终被人口惯性增长与土地总量刚性恒定之间的矛盾所困扰而无法自拔。[附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技术不变性。一个封闭性社会的长期持续既是造成技术长期不变的原因，也是技术长期不变的结果。]
在这里需要深究的一个问题是：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并不是中国所独有，为什么只有在中国造成如此规律性的王朝更替循环？我们认为，除了人口与土地矛盾之外，造成中国独特的、规律性的王朝更替循环的另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内敛化和权力的集中化使得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无法通过外部性的手段加以解决。
由于经济内敛化和权力集中化，使得统治者在王朝初期愿意而且能够凭借强化内部管治获得较高的收益。但是这种仅仅通过强化内部管治而获得的收益是有限度的，它面临着技术能力和自然条件的制约。随着这种制约力度的加大，内部管治势必向高成本、低效率方向演化--内部管治的边际收益递减而内部管治的边际成本剧增。这一结果具体表现为，官僚体系复杂化和官员人数有增无减、政府无制约的权力膨胀和官员普遍的贪污腐败、物质生产的收益下降和成本提高导致再生产规模萎缩、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缓慢或衰退并引发财政危机。由于权力集中化使得王朝的统治者习惯性地将危机向社会下层转嫁，由于经济内敛化使得公众失去了通过外向型发展使内部危机向外部转移的渠道，于是危机只能在内部积聚、膨胀和爆发。在一个经济内敛化的社会里，社会成员（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社会下层）更注重利益的分配而不是利益的创造。社会上层以维护共同利益为借口，通过权力集中而实现；社会下层则以寻求平等、正义为旗号，通过暴力反抗为手段。
三：对于稳态化社会的进一步思考：
对于稳态化的关注使我们发现：相对于狂飙式的突进，稳态化更是一种组织发展的常态。因此，用“模态化”的解释模式不仅能够解释中国社会制度演进长期停滞和众多古老文明衰亡的内在原因，而且通过这种模式还可以解释当今日本社会陷入困境的社会（文化、心理、制度）根源、预测逐渐自大和封闭的美国的发展归宿、窥见影响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因素、推断日益经济内敛化和权力集中化的人类社会的远期趋势。
如果要给社会稳态化下一个定义的话，我们认为，它应该指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过程：它包括经济内敛化、权力集中化、管治层次化、成员等级化、文化和社会心理趋同化。其中，经济内敛化是指由于受自然条件和技术能力的制约而达到当时生产力水平所无法突破的发展极限之后，社会管治阶层主动或被动地放弃大规模外向型扩张的发展方式，转而采用强化社会内部管治的方式来满足他们无节制攫取财富的欲望。社会内部管治方式的强化刺激和加速了管治层次化、权力集中化、成员等级化。在一个经济内敛化的封闭社会体系中，缺少外来的冲击将导致文化、政治、社会多元化的丧失，并最终导致文化和社会心理趋同化。[附注：社会心理的趋同化也称为社会心理的“一致性”，它的外在表现是“从众心理”。]
一个稳态化的社会存在着如下的特征：社会生产总体上呈现为边际成本不断增加、边际效益不断减小的趋势；由于失去通过对外扩张解决社会内部矛盾的能力，因而存在着为扭转这种趋势而不断强化社会内部管治、无限制扩大管治权力的强大动力；政府权力的加强导致政府对社会的全面干预和控制，降低了社会的创新精神以及对异端思想和外来文化的包容力；文化和思想多元化的消失、对未来悲观的预期，使得社会成员沉浸在对历史辉煌的缅怀和对未来的逃避之中；对共同历史的强烈认同感成为连接社会的强有力纽带，并导致社会心理的趋同化和保守化，这种趋同化和保守化使人才的培养工具化、模式化、顺从化。而这一切又进一步导致对外扩张能力的丧失、社会内部管治的强化、政府管治权力的扩张、对权威强制性的顺从和臣服......从而陷入到无法自拔的恶性循环当中，使得社会稳态化趋势得以惯性延续，而缺乏中断这种惯性的内部力量。
对血缘、族缘、地缘的过于信赖妨碍了中国以及由这些人控制的组织（如政府、企业、行会、学校等）与外部的高密度交往，继而阻碍了他们与外界的思想交流、分工合作，久而久之，形成为一个封闭的集体。也许这个集体不乏努力、勤奋的成员，但是由于缺乏外部的竞争压力和新思想激励，使得即使聪慧的个体也逐渐变得盲目自大，陶醉于既有的成就而对其内部的弊端视而不见，进而引发出忧虑于优越感破灭的逃避与自卑。如果对这一现象进一步引申的话，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一个内部成员具有高度关联的组织，必然是一个对外排斥的组织；一个对外排斥的组织，必然产生强烈的固守传统的共识以维系内部成员的彼此认同，从而使组织演进到稳态化阶段--由于拒绝外部人员和新思想的流入而使组织行为陷入同一水平的重复，难以产生突破性的进展。人们习惯于生活在这样一种幻觉中：自我熟知的知识已经构成了知识的大部，因而无须面对知识与观念的更新。习惯了安逸的人们愿意生活在这种幻觉中，因为这种幻觉为逃避和懒惰提供了足以自我安慰的借口。从本质上讲，缺乏足够自信的人们害怕挑战和冒险、也害怕新知识和新观念的冲击与挑战。
文化和社会心理趋同化可以通过“个体能力有限性”的观点得到合理解释。“社会习俗”作为个人行为的复制与重复，它使人免去了对哪怕一项最简单选择背后所牵涉到的对复杂信息进行理性计算所带来的负担。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当个人试图在一系列选择中达到个人效用或收益的最大化时，其所要求的信息容量和计算能力往往大大超出个人的能力。因此，一个当事人不可能对其行为的所有方面进行全面的信息收集与理性思考，这是导致人类有限理性的现实约束。于是，当事者根据既有的经验对可能的选择加以判断和预测，并往往（习惯性地）采取简单重复自己过去行为的做法，从而使其从繁琐和沉重的信息收集与理性思考工作中摆脱出来。尽管在开始作出一项选择时理性的计算和反复的考虑与斟酌是十分关键的，但是一旦作出抉择，人类往往不假思索地遵从过去的经验、重复过去的行动，而不再每次进行理性计算了，这就形成了通常所说的“习惯”。当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拥有相同的经验并在现实生活中不断重复而使之成为一种固化的模式时，个人习惯便上升为社会习俗，个人经验便成为共同的社会心理。现代心理学用“社会信念”这一概念描述这种有限理性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认为：人们一旦对某些事件形成了社会信念，要想改变就很困难，因为接受新的观念或者行为方式意味着需要产生新的适应性成本、同时必须面对新的观念或者行为方式所内含的不确定性风险，除非有极大的利益激励、否则人们更习惯于遵循传统。
我们认为：耗散结构理论为较好地解释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处于稳态化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模式。耗散结构理论关于系统的演变历程可以简述为：系统的开放性使其能够从外部吸收能量和交换物质（即有负熵的流入），随着负熵的流入、系统逐渐接近“突变”的临界点(“阈值”)；组成系统的众多子系统经常性地产生偏离均值的变异（“涨落”），在正常情况下，这些涨落相对于系统平均值而言是很小的，即使偶尔有大的涨落也会被耗散掉而不对系统的整体状态造成发散性的影响；然而，在临界点附近，偶然的、杂乱无章的、随机的涨落可能被不稳定的系统放大并产生连锁反应，使得系统失去既有的稳定秩序而进入到混沌状态；随着负熵的进一步流入，系统最终超越混沌阶段而达至新的有序状态。这一演变过程具有偶然性与必然性统一的特点：在个体（子系统）层面上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引发旧状态崩溃的因素具有偶然性、作为系统组成部分的个体（子系统）在混沌阶段的状态具有不确定性、个体（子系统）在新状态下的具体形态具有不可预测性；但是就系统演进的方向而言，则具有高度的确定性--系统在混沌前的状态与演变过程中的负熵流入量决定着系统在超越混沌阶段之后所可能达至的状态。依照耗散理论，可以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由于缺乏持续的外在激励而始终处于“混沌前的状态”，因而即使能够随机地产生出一些异端的个体和思想，也会因为整个社会缺乏适宜的环境（“将异端思想持续发展下去的内在激情和动力”）而使这些思想在萌芽状态中就遭到夭折(或称为“这些随机的涨落被系统消耗掉而无法产生持续的发散效应”)。只有当“个体被广泛赋予自主选择权”之后，个体性的随机涨落才能够被不稳定的系统放大并产生连锁反应，使得系统失去既有的稳定秩序而进入到混沌状态。这就是中国在20世纪所经历的、并且在21世纪仍将持续的社会状态。
当代行为经济学家通过诸如“哀的美敦讲价实验”和“信任游戏”等决策实验，对人类的行为进行了窥探和测试。从研究的结果中发现：40%-66%的人属于“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一类，这类人被称为“规范使用者”；另外大约有20%-30%的人是自私自利的人；另有少于1%的人属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类型。有关研究进一步指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类型的“志愿惩罚者”对一个社会有着主导性作用，如果一个社会中这种类型的人超过3%，整个社会的风气和行为规范就会向着良性方向转化。如果承认这一研究具有普适性的话，可以据此较好地解释稳态化在传统中国社会成为不可逆转的原因。
经济学研究揭示了一种“格雷沙姆现象”：在拥有诸如金银两种本位货币的复本位制条件下，当两种金属的法定比价与市场比价之间发生背离的时候，市场比价较高的货币（即良币）就会退出市场，市场上只有比价较低的货币流通，即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如果我们抛弃主观的道义评判，就会发现：格雷沙姆现象是达尔文法则（适者生存）在封闭环境中的应用。所谓封闭环境，即指在博弈过程中没有外部性的利益输入，因而博弈双方处于零和博弈的状态。在零和博弈中，己方的所得即为对方的损失，因而自利原则驱使博弈双方采取“欺骗”和“对抗”的策略，以期用最小成本赢得最大利益。格雷沙姆现象就是这一决策的结果--它既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也是庸才淘汰精英的过程，更是道德退化、人格猥琐的过程。[附注：与之相对立的是：在开放的环境中，由于存在通过博弈双方的“合作”赢得外部性收益的可能，因而存在着彼此间通过“信任”建立合作关系、以寻求“互利”的激励。]
在一个受困于对外扩张能力与激励的丧失、并且面临日渐膨胀的人口压力的封闭社会里，道德伦理的驯顺化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成为。在一个权力集中化的社会里，以“抨击、鞭挞”为行为特征的“志愿惩罚者”通常无法在“常规”的权力运作系统中寻找到栖身之地，因而无法通过“合法”的手段取得公共权力的使用权和监督权，而只能被迫成为政府的对立者。这种对立者群体的存在，成为官僚集团（公共权力拥有者）凭借权力将公共利益转化为私人利益的障碍。千百年来，拥有高度垄断权力的统治者，为了维护“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统治原则，不断地假借各种借口和手段将这些社会“异类”一茬茬地消灭。对于官僚集团而言，这种消灭社会“异类”的做法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它降低了社会管治的成本。但是，从整个民族利益和社会持续发展的角度而言，这种消灭社会“异类”的做法使得民间力量彻底失去与政府对抗的能力，从而强化了权力集中化、道德驯顺化、以及社会稳态化的趋势。从这种演变的过程中可以推知：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丧失对异端的宽容、如果将“志愿惩罚者”消灭殆尽，必然走向极端集权化，使社会最终丧失发展的动力。
严格地说，社会稳态化并不直接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只有当它与人性的贪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对人类社会造成持久性的伤害。人类对生存渴望的本能造就了人性的贪婪，这种人性的贪婪与资源稀缺性、信息不对称性、个体能力差异性的结合势必导致自然性资源和社会性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即财富和权力日益向少数人集中。在一个扩张性的社会里，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合理会通过不断得到外部资源的补充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但是在一个稳态化的社会里，由于丧失了外部资源的补充，只能使资源内部的分配向着集中和垄断的方向加速发展。强有力的内部干预手段只能暂时性地延缓这一趋势，而无法从根本上加以改变。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稳态化社会里，人口持续不断的惯性增长造成巨大的人口效应。这种人口效应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在一个人口众多的稳态化社会中，相对于自然性资源的严重短缺存在着社会性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的严重过剩，其结果是：以节约人力为目的的新技术、新发明被拒绝接受和采用，创新活动缺乏内在的利益激励；受人均自然性资源短缺的约束，大量的人力资源得不到有效开发和合理使用--或被废弃，或在低效、无效、甚至负效用的社会活动中被消耗掉。第二是，生存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必然激化社会成员的等级分化和相互间生存竞争的剧烈程度，造成社会成员特别是底层成员对社会缺乏认同感，加剧社会离散化倾向，增加等级社会内部管治成本--在外来势力的介入下，这样的社会极易分崩离析。第三是，巨大的个体生存压力造就了普通社会成员的人格二重性：表面的忍耐、顺从、谦恭和内心的反抗、叛逆、暴虐。人格二重性决定了行动的二重性：在无法逃脱社会束缚时，凭借各种手段攫取尽可能多的生存资源；一旦有机会逃脱社会束缚，便毫不留情地抛弃、背叛或惩罚曾经赖以生存的社会。这种偏执的心态造成中国人只能在遭到压制的条件下和平共处、而在宽松的环境中相互争斗，造成中国人性格中的卑下与傲慢共生，造成面对争执时排斥、打压、争斗多于妥协、宽容、和解。第四是，在一个对个体拥有强大约束力的社会里，无法逃脱社会束缚的一般成员倾向于选择逃避而不是抗争：将自身浸淫在各种精神的和肉体的麻醉之中--宗教、迷信、酗酒、吸毒、性放纵……
翻开中华民族的辞典，到处可以看到知足常乐、能忍自安、无为人先、不耻人后、吃亏是福、难得糊涂、激流勇退、逆来顺受等格言名句。这种蔑视竞争意识、压抑冒险热情的文化氛围给整个民族的发展带来了深深的惰性。长期以来，正是这种无形的惰性缠绕着中华民族的身躯，使其缺乏西方民族那种能动地变革现实生活的感性冲动，缺乏那种将自我放在自然的对立面上、以人的血肉之躯与物质世界相抗衡的勇气，缺乏求新的渴望与冒险的热情，而总是陶醉在所谓“宁静以致远”、“以不变应万变”的格言之中。
一个稳态化社会必然是一个没有远大理想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沉溺于欲望享受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缺乏深刻思考能力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拒绝学习和反思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热衷于内部纷争的社会。这一切“外部”特征构成了判断一个社会稳态化的指标。
回顾人类历史，我们不难看到稳态化社会的广泛存在：从古埃及、罗马帝国、穆斯林帝国、印度、和自唐代至清代的中国。当社会稳态化趋势从古埃及、罗马帝国、穆斯林帝国延伸到中国、印度，继而向现代欧洲、现代日本和全球延伸的时候，这一趋势对人类势必造成永久性的影响。在回顾历史之后，我们自然地产生这样的疑问：当人类全体而不仅仅是其中的某一部分遭遇到发展极限的时候（“人类的足迹已经踏遍全球、却无力将触角深入到另一个适宜人类生存的星球”这一事实已然昭示现代文明所对应的发展极限即将到来），人类社会是否将在全球范围内经历这种社会稳态化的过程？这种社会稳态化与巨大人口压力的结合将会给人类社会造成怎样的深远影响？当今的世界能从古老帝国衰落的历史中吸取些什么样的教训？
四：结语：
在本文中，作者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衰落问题提出了一个“另类”的观点：传统中国社会的转折是一个始自唐朝末期开始、历经有宋一朝的、持续了几百年的过程。并且，对于这种转折所引发的一系列后果，提出了一些个人性的、不成熟的观点。对这些观点的进一步拓展需要大量坚实的实证性研究。本为仅供抛砖引玉之用，诚望指正。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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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刘泽华《中国古代王朝兴衰史论》;
15.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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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8.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北京出版社,1991年;
2003年1月完成初稿写作
2003年12月完成第一次修改
2005年8月完成第二次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