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和“尊法”凝聚着我国古人的经验智慧，在传统的国家治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崇德尊法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因，深植于百姓大众心中，活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为世界的社会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崇德是国家治理、个人修身的基础

德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文化符号，是中国人最早的治国理念，是国家兴盛的基石，也是个人修身的标准。崇德以性善论为理论依据，以教化为手段，用自律来约束，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

周朝以德治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系统治国理念的是周朝。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以后，对于新政权合法性的解释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就是说：上天无亲无疏，只辅佐有德行的人。周朝统治者从商朝灭亡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商纣王残暴无道是失德行为，也就失去了上天的佑护。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必须以德立国，敬天爱民，上下明礼，由此提出了“以德治国”的理念。并通过分封亲属和功臣亲信建立诸侯国，辅之以礼乐制度来进行统治，一直延续了近800年。

儒家以德立身。春秋战国期间，周天子式微，礼崩乐坏，诸子百家都为治理国家开出了不同的药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继承发展了周朝的“德治”理念，把德提到了更高的地位，不仅用在治理国家方面，而且推广到个人修养上。孔子对个人品德提出了仁、义、礼、孝、恕等具体道德标准。他的弟子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就是说，假如每个人都孝顺老人、敬爱兄长，就很少有犯上作乱的，社会秩序自然就好了。以孝闻名的曾子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身方法，反思自己“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孟子从“性善论”出发，提出要“养浩然之正气”，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强调通过个人的修身和自我约束，实现社会的有序治理。

以忠孝为核心的“德”文化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得到了汉武帝刘彻的采纳，从此，“以德治国”的儒家思想成为皇家正统。隋唐以后，科举制度把代表儒家的“四书”“五经”作为考试书目，儒家思想变成了读书人进阶的必修课，精英阶层自然都成了孔孟信徒。以朱熹、王阳明等为代表的宋明理学把儒家思想理论化、系统化、生活化，使之更具有思辨性和哲学韵味。唐玄宗李隆基组织为《孝经》注疏并亲自作序，在全国大力推广孝文化。元代《二十四孝图》、明代《三国演义》、清代《说岳全传》等通俗民间文学的出现，把忠孝的理念普及到了千家万户，从此，精忠报国、以孝齐家的“忠孝”文化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尊法是国家强盛、社会有序的保障

中华优秀法律文化为传统社会治理提供了有力保障。

齐桓公重用管仲，成为春秋首霸。春秋时期，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仅靠礼乐为核心的德治，已经不能完全治理好国家了。齐桓公刚即位时，齐国内忧外患，国力凋敝，经鲍叔牙推荐，管仲被任命为相。在齐桓公的支持下，管仲大力推行改革，齐国实力迅速增强。在国家治理原则上，管仲第一次提出了“以法治国”的理念，从立法、守法、执法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行政管理方面，他把国都分成21乡，士农工商“分业别居”；把国都以外的地区分成5个属，分级细化管理。在经济方面，把富民放在首位，提出“仓廪实而知礼仪”，同时重视商业，搞盐铁国家专营。在军事外交方面，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以拥护周天子的名义，达到扩张齐国利益的目的。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成了春秋第一位霸主。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他还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也被后人称为“圣人之师”和“中华文明的守护者”。以管子为代表的法家也叫作“齐法家”，管仲被称为法家的始祖。

秦国依靠法家，成为战国最强。荀子是儒家的集大成者，他曾经三次出任当时学术中心稷下学宫的总召集人。荀子广为人知的论断是“性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只有通过教化和法的约束，才能让人言行变善。正是基于荀子的这种思想，他培养出了两位出色的弟子——韩非子和李斯。可以说是在儒家的大树上，结出了法家的果实。韩非子从理论上把法家思想发展到空前的高度，提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以至于秦王嬴政看了韩非子的文章感叹说，如果能和这样的高人见上一面、畅游一番，也死而无憾了。李斯是法家思想的实践者，他继承了商鞅变法的成果，把法家思想和行为推到了极致。秦王嬴政放手让李斯去治理国家，秦国实力远超其他六国，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宏伟大业。

汉唐的强盛，法治功不可没。秦国凭借强大的军队横扫六国，却在农民起义军和原六国贵族势力的打击下，只存在了15年就灭亡了。虽然秦朝不存在了，但它的制度却被汉朝完整地继承下来，并一直延续到清朝。因此，毛泽东深刻地指出“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国的强盛使后来的统治者看到了法的威力，但是严刑峻法导致秦朝的短命，也让法背上了道德的枷锁。汉朝汲取秦朝灭亡的教训，起初奉行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根据刘邦“约法三章”的指导思想，施行“约法省刑”的政策，对秦朝法律删减增补，制定了《汉九章律》，这也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律令之宗。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了，转而实施儒家的治国方略——“德主刑辅”。从此，历代统治者都把以“德”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作为旗帜，占领意识形态的道德高地，统一人们的思想；而把法家学说作为操作手册，管理人们的行为，有效治理国家。唐朝的强盛，人们往往归功于君主的开明和大臣的贤能。实际上，我国第一部完整的传世法典《唐律疏议》的颁布、诠释和有效执行，起到了巨大的保障作用，对许多亚洲国家也有显著影响。

崇德尊法是传统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

社会治理最主要的是对人的有效管理。汉宣帝认为，汉家制度是“霸王道杂之”，由此统治者大都采取外儒内法的策略，用德法两手来治理国家。几千年来，人类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演进变化，但人的本性并没有根本改变，人之初到底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争论到今天仍在继续。人的本性如同硬币的两面，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善恶的表现是在不同条件下呈现的。在利益一致时，人们为了共同的目标，人与人的行为是友善的，呈现善的一面；在利益冲突时，有的人为了一己私利，伤害他人，呈现出恶的一面。崇德，就是让社会有共同的价值导向，人们有高尚的道德追求，有高扬的信仰旗帜。尊法，就是通过法律的强制约束力，抑制可能损害他人或者社会公众利益的言行。崇德，在熟人社会中效果明显；尊法，对于陌生人社会作用巨大。崇德尊法是中国治理的成功实践，为世界社会治理贡献了中华民族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