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哲学视阈中的“中国道路”研究，首先应搞清楚三个相互联系方面的问题，即：必须要确立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以摆正“中国道路”与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的关系；必须要具有世界历史视野，以确定当代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位置，全面把握“中国道路”与其他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关系，从而使其与世界文明发展脉搏相合拍；必须要秉持科学批判的态度，把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道路”从各种虚假的迷雾中抽取出来，以使其成为直面的复杂整体，从而能够正确昭示其在自我批判中的不断构建和延伸的过程。不在方法论上搞清楚这三个相互联系方面的问题，“中国道路”就难以在中国最广大人民中形成基本共识。

[关键词] 中国道路 中国语境 前提性批判 中国问题

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中国道路”几乎是渗透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各类交流场合的一个主题话语，并对其他话语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然也是一个在整体上被搞得越来越模糊的问题。之所以如此，从方法论上看，其根源就在于对“中国道路”的认识缺乏前提性批判。笔者以为，在中国，作为“批判的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全面介入“中国道路”的前提性批判[①]，否则，不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因此会失去丰富和发展自己的一个重要契机而继续被边缘化，而且，中国语境中的“中国道路”也很可能会蜕变成为与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相悖的“老路”或“邪路”的遁词。因此，本文在这里提出三个方面的问题：研究“中国道路”应确立什么样的理念，应具有什么样的视野，以及应秉持什么样的态度。不在方法论上搞清楚这三个相互联系方面的问题，“中国道路”就难以在中国最广大人民中形成“基本共识”。

一

“中国道路”是处于一定的时空坐标系上的“中国道路”，抑或说，严谨的学理意义上的“中国道路”一定是具有时空规定性的。自近代以来，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的“中国道路”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性。虽然不能割断它们间的历史联系，但也绝不能统而论之。然而，在迄今为止学界的相关研究中却存在着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即把“中国道路”抽象化和非批判化。其主要表现是：把凡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所谓中国独有的东西都纳入了“中国道路”，并极尽美化之能事。于是乎，“中国根”、“中国时刻”、“中国唱响”等抽象的时髦词汇就不断涌现出来了，甚至连“在学术上驱除鞑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的呼声都出现了。之所以如此，是有其深层文化原因的。目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焦虑情绪和浮躁心态。这种焦虑情绪和浮躁心态在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刺激下就必然不断地滋生出各种类型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而一旦各种类型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渗透到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中，便会产生出各种“奇异”或“奇葩”的言论来。

从“前提性批判”角度看，要克服焦虑情绪和浮躁心态以及由此产生出来的各种类型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拒斥“中国道路”在“中国语境”中抽象化和非批判化的倾向，首先应当确定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笔者以为，至少从目前来看，我们应确立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的基本内涵是：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虚假的普遍的世界主义，摆正“中国道路”与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的关系，把握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契合点，最终使中华民族再次跨入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从而为世界文明发展新阶段的形成贡献越来越多的“新元素”（见下文）。这也是应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始终的基本理念。凡是与这一理念相悖的“中国道路”论说，无论其有何种外表和装饰，无论其打着何种旗号，都是需要我们谨防的。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是“中国道路”研究的魂。缺少了它的统摄，“中国道路”必然会沦为各种类型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情绪由以发泄的符号。或许正是因为如此，目前学界不少关于“中国道路”的议论，甚至连“洋务运动”的水准都达不到。

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人明确地意识到要走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事情了。可以说，近代以来，在饱受欺辱的中国人的意识中，“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从来没有被忽略的时候。“吸纳西方长处，走自己的路”，这个问题清末“洋务运动”的思想代表人物就已经根据他们的立场和价值观讲得很“精辟”了，即“中体西用”或“中体西学，资相循诱”。自诩继承了孙中山三民主义衣钵的蒋介石也同样如此，他对曾国藩的崇拜和其所大力倡导的“新生活运动”（据说，此运动以“中国文化为根”，吸取了基督教文明和日本文明一些因素，其目的是“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以及对所谓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共产主义的排斥，无疑表明他也想走他所认定的“中国道路”和构筑所谓优于西方文化的中国“新文化”，但其性质和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与“洋务运动”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和文化最终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虽然这一路线和文化此后没有在复杂的国内外的环境中延续下去。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也重视中国国情，他试图拒斥“全盘苏化”，并在消灭资本主义方面为探索中国道路付出了种种努力。他所发动的即便对当时发达国家的一些左派、学生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曾有相当影响的“文化大革命”，其动因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努力含在其中。不过，这一革命最终以“十年浩劫”而盖棺定论，因为它逆中国社会发展和世界文明发展趋向而动。以后，由邓小平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确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但这是否意味着就不需要对目前我们所走的道路进行批判性反思，而只作“颂扬式”的精致论证了呢？“全球问题”和当下“中国问题”必然会在逻辑上导致对当下“中国道路”进行不断地批判性反思。这种批判性反思的主旨就在于：不断地为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中国道路”铺垫新的基石，并修补其残缺的地方，以使它能够伸展到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没有这种“铺垫”和“修补”，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当下的“中国道路”就是不可持续的（见本文第三部分）。

以上论述表明，缺乏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就会在方法论上把“中国道路”抽象化和非批判化，从而也必然会把“中国道路”的独特性绝对化。或许有的人会质疑笔者的上述观点：“中国道路”难道不是中国独有的吗？“中国道路”当然是中国独有的，是别国不能简单照抄、模仿和复制的，但“独有”并非就是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的本质规定。我们所应确定的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其本质规定是“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向”，而不是“独有”。这就是说，在我们应当确立的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中，“独有”是被规定的东西，是隶属于“世界文明发展趋向”的东西。笔者以为，如果把“独有”绝对化，使其在方法论上脱离了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的规定（以下把这种观点简称为“独有”说），就必然会在逻辑上导致以下两种方法论错误。

第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独有”说作为固守既有利益格局和落后关系的挡箭牌，以及拒斥批判性地汲取现代文明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借口。这里以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对作为“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典型表现形态的“全盘西化”说的警觉为例。自近代以来，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思想文化界的主流一直对“全盘西化”说持有警觉。应当承认，从文化心理层面上看，这种警觉产生于苦难的中国及其文化与强势的西方国家及其文化碰撞的过程，有抵御西方文化侵略的意思，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毕竟属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故有很大程度上的局限性。首先，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超大国家，被“全盘西化”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便以“脱亚入欧”为主旨的“明治维新”，也没有使后来跨入“西方国家”行列的日本被“全盘西化”。不仅如此，值得回味和深思的是，目前的日本还是把本民族文化（包括其吸纳的中国传统文化）保持得比较好的一个国家。可以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主流思想文化界，无论出于何种立场和目的，都拒斥“全盘西化”（虽然“全盘西化”在20世纪初才明确提出来），但其实际结果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越来越被搞得支离破碎，而那些已被世界文明发展所抛弃的“官本位”、“等级制”、以权力为主导和核心的社会关系，却一直遗留下来并被“发扬光大”。这当然不表明“全盘西化”说不荒谬，但至少可以促使我们应对“全盘西化”与反“全盘西化”的争论所掩盖或隐喻的复杂的文化因素和利益关系，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不要被表面的话语之争所迷惑。其次，“全盘西化”说和“独有”说互为逻辑前提。“全盘西化”中的“全盘”和“西化”都不是符合学术规范的用语，而这两个不符合学术规范的词语合为一个词组，自然会在方法论上给人以这样一种误导，即：似乎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出现资本主义只是西方国家推行的结果。而从另一个极端对抗“全盘西化”说的一定是“独有”说。因为，只有“独有”说才能在形式逻辑的意义上证明“中国道路”是与资本主义无关的道路。所以，这两者在逻辑上是互为前提且共始共终的。从今天来看，“独有”说与“全盘西化”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持续对抗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就是：我们应确立的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与我们渐行渐远。

在目前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由于这种在形式上与“全盘西化”说截然对立的“独有”说，能够最大限度地迎合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故自然也就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固守既有利益格局和落后关系的挡箭牌，以及拒斥汲取现代文明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借口。

第二，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独有”作为一种通向所谓“新的文明”形态的途径。在“中国道路”的研究中，目前学界流行着一种观点，即：西方文明已呈衰落之势，中国传统文化又不能照搬到现代，故只有在“中、西、马”结合的过程中再造和确立中华民族精神，才能进而创造“新的文明形态”或“新天下文明”。学界有人将这一“结合”进一步概括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笔者以为，这一看法激情有余，然科学性不足。这里姑且不论把西方文明贬得过低是否合适，而仅指出，目前学界所倡导的“中、西、马”的结合只能是当下“中国语境”中的“中、西、马”的结合，而在当下充斥着焦虑情绪和浮躁心态的“中国语境”中的“中、西、马”的状况均“不太妙”，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由于在整体上缺失了现实批判功能而陷入困境（参见叶险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理论视野》2014年第12期）；西方哲学研究在整体上甚至尚未达到“精准介绍”的水平；中国哲学（即作为哲学二级学科的中国哲学）不仅似乎只有在“中西哲学”比较中才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参见叶险明：《超越“西方中心论”与构建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而且，作为其主要代表的儒学研究正在急迫地寻求“上峰”的庇护，否则就显示不出什么现实影响力来。因此，很难想象，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状况均“不太妙”的“中、西、马”，它们间的结合会产生什么样的正面效应。当然，笔者并不否认倡导上述这三者的结合（或它们间的对话和交流）对于打破哲学内部的学科壁垒、消除“中、西、马”学科各自“傲慢的偏见”之意义，但说起这种结合对再造和确立中华民族精神的作用，至少目前来看是不着边际的，遑论构建新的文明形态。从方法论上看，这实际上是“独有”说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种表现形态。笔者以为，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再造和确立中华民族精神最根本也是最基础的前提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文化变革。“中、西、马”也只有在其中才能恢复其本真意义。

首先，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和思想文化变革的展开，不仅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发展难以为继，而且，中国的思想文化也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发展，充其量只能是“自娱自乐”。抑或说，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文化变革没有制度层面与国家层面上的实质性推进的时候，中华民族精神的再造和确立只是一种奢谈。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世界文明发展不同阶段的形成以及某一民族或国家文明的实质性的发展，无一不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文化变革相互促进的结果。中华民族精神的再造和确立也同样如此。而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文化变革的最大羁绊，就是具有浓厚的狭隘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色彩、并时而又附着上几句被扭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的“独有”说。它在方法论上把许多人引入了一种歧途，即：似乎脱离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也能另搞什么新文明。这种错误认识对在各个方面还远未达到“新工业文明”阶段（也称“工业文明的高级阶段”）的中国的危害是很大的。其次，从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即便中华民族精神再造和确立了，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也不能说就可以接着构建起什么新的文明形态。笔者以为，在未来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过程中，新的文明形态将不会再是一个或几个民族或国家首先创立出来的，也将不会再是一个或几个民族或国家所能代表的，它一定是世界上各个民族或国家直接共创的结果。这是由“全球问题”及其解决的方式决定的。不过，虽然中华民族精神的再造和确立、“中华民族再次跨入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并不会创造出新的文明形态，但却会为世界文明发展新阶段的形成贡献越来越多的“新文明的元素”。

可见， 在“中国道路”研究中，要拒斥抽象化和非批判化，谨防“独有”说对我们的侵害，就必须确立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但如何在“中国道路”研究中遵循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笔者以为，这还需要对研究“中国道路”的视野加以辨析，否则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就有在具体的相关研究中被扭曲或抛弃的可能。

二

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在方法论上要求对“中国道路”的研究必须要具有世界历史视野。这一视野也是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在“中国道路”研究中的逻辑延伸。何谓“中国道路”研究的世界历史视野？对此同样不能泛泛而论。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视野”，其基本内涵是：确定当代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位置，昭示与世界文明发展脉搏相契合的“中国道路”的规定性，以使其与世界文明发展脉搏相合拍。而要确定当代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昭示与世界文明发展脉搏相契合的“中国道路”的规定性，既要在方法论上拒斥那种认为世界历史中的“中国道路”与其他民族国家道路无关的观点；也要在方法论上拒斥“中国道路”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如用描述西方各国的具体发展模式的理论和范式来直接套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等，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在“中国道路”的研究中贯彻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笔者以为，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的基本圭臬所要求的“世界历史视野”，具有以下两个相互联系的方法论向度。

第一，对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中国道路”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间联系的正确把握。目前学界流行着一种观点，即：道路选择是一个民族或国家自己的事情，与其他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道路无关，“中国道路”也是如此。这种观点在方法论上把“中国道路”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割裂开来，从而使其在整体上变得模糊不清。应当承认，道路选择的确是一个民族或国家自己的事情，但这仅是就“道路”主体的“选择权”而言的，而不是就“道路”客体的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和内外部条件及其对这种“选择权”的制约而言的。就后者而言，当代“中国道路”的形成是不可能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道路无关的，否则，“中国梦”何以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息息相通？!实际上，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其社会发展道路与其他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无关。

在目前学界有的人看来，当代“中国道路”有三重规定，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文明。笔者虽然认为这种看法不很科学，但并不否认其在否证上述观点方面还是有一定启示意义的。这种启示意义可概括为三点：首先，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见叶险明：《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论》，《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世界各国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进一步构筑，在客观上提供了必须要批判性汲取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其次，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其他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相交集的，虽然各个民族或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和特点是不同的。这是由现代化的特性和规律决定的。至于这种交集的性质、变化趋势及其对交集各方的影响，则是另一个问题。最后，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及其为世界文明发展新阶段的形成贡献“新文明的元素”，同样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没有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文明在交往中的契合，不把汲取世界上其他民族或国家文明的优秀成果与对本国文化传统的优秀成分创造性地改造有机结合起来，中华文明谈何复兴，又谈何为世界文明发展新阶段的形成贡献“新的文明元素”？！因此，如果把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中国道路”视为与其他民族国家社会发展过程无关的道路，那么，确定“中国道路”在当代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位置，昭示与世界文明发展脉搏相契合的“中国道路”的规定性，就是一种奢望。在扭曲的视野中的一切东西也必然是扭曲的。

笔者以为，从方法论上看，否定“中国道路”与世界其他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间联系的观点，是把“道路”主体的“选择权”与“道路”客体的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和内外部条件及其对这种“选择权”的制约，混为一谈了。这两者的辩证关系是：前者强调的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在世界历史中所具有的不受外部干扰而选择自己社会发展道路的权利，后者强调的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在世界历史中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形成和发展是有其规律性的。这一规律是这个民族国家的意志所不能改变的。此其一。其二，一个民族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在世界历史中正确行使自己的“选择权”，取决于他对科学认识“道路”客体的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及其内外部条件的程度。一个民族或国家在世界历史中正确行使自己“选择权”的程度越高，其社会发展道路也就越顺畅。

第二，对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中国道路”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间区别的正确把握。“中国道路”就是当代中国人认识和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的过程，这当然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有所不同。但区别总是有联系事物间的区别，而人们在论及事物的区别时往往撇开了事物的联系。进而言之，这里所说的“不同”不是与认识和解决“共有问题”的过程无关[②]，而是指：中国人在认识“共有问题”的层面和所侧重的内容以及解决“共有问题”的步骤、方式等方面与世界其他民族或国家（包括西方各国）不同，故其发展道路自然有自己的特点。“中国道路”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区别正源于此。这是由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程度、历史发展特点等决定的。可以认为，“中国道路”是特定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能脱离“共有问题”来孤立地看待“当代中国人认识和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对“共有问题”的一般意义上的表述来简单地涵盖“当代中国人认识和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这两种错误倾向在方法论上都会使我们偏离“世界历史视野”，从而最终导致“中国道路”不能与世界文明的发展脉搏相合拍。由于这后一方面的问题往往被人们忽略且表现形式又相对复杂，故笔者在此专门对其加以方法论上的辨析。这里以目前中国哲学界关于“现代性”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为例。

目前中国哲学界关于“现代性”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路数：一是，基于对卢梭、康德、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类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的思想资源的挖掘和梳理，并依据现代西方社会现代性所暴露出种种弊端以及中国现代性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或断言现代性在中国已经走到了尽头，或认为必须对中国的现代性加以批判。二是，基于对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现代性”思想的系统梳理，并依据近代以来西方社会所取得的领先于世界各国的巨大进步以及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由前现代性问题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或呼吁中国必须要有“新启蒙”运动，或对目前中国现代性发展不足的原因加以批判性的探讨。上述这两种研究路数在形式上似乎是相对立的，但在其方法论上却是息息相通的，即：都以西方国家社会发展过程为尺度，都把以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为基础的“现代性”思想和“现代性批判”思想不加转换地直接导入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这实际上是从西方构造的镜像中看中国。这样一来，“中国经验”就沦为了西方学界相关理论和范式的注释。而“中国经验”一旦沦为西方学界相关理论和范式的注释，也就直接意味着“世界历史视野”被扭曲了。笔者以为，在“世界历史视野”中的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发展不是以西方国家社会发展模式为基础的“整齐划一”的发展，而是多样性统一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国情十分复杂的超大共同体，各地区差别大，故各地区的价值理念和人的精神追求也有较大不同，但仍有整体上的相同性，如以权力和“等级”为主导的社会关系在整个社会关系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等。所以，在中国会出现以“西方经验”或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为基础的相关理论和范式无法直接解释的种种怪象。这里先昭示其中的两种。其一，迄今为止，所谓“现代性”的积极意义没有多少显现，但前资本主义或传统社会的腐朽、没落的因素却随着“现代性”的诸种弊病不平衡的、“变态”的呈现而日益凸显，如“官本位”、“身份本位”和“等级本位”及其与之直接相连的“权力寻租”、“权贵”经济和政治等。这里所说的“‘现代性’的诸种弊病不平衡的、‘变态’的呈现”是指，今天学界批判的所谓中国“现代性”的弊病，其在中国社会的分布、产生原因和表现形态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如：消费主义只存在于少数富裕、暴富阶层和权贵阶层那里，且是“畸形”的，而广大社会成员几乎还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尝到”西方意义上的消费主义的滋味[③]。其二，极端的功利主义存在于全社会范围并日益急速膨胀，但这主要不是由西方观念中的“工具理性”引起的，而更多地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主义（或中国文化中的实用主义传统）。这种具有中国实用主义色彩的“极端的功利主义”不排斥科学的“实用”，但绝对排斥科学的文化、科学的价值理性、科学的独立和自由。所谓“科学主义”似乎更多地与愚昧、迷信、唯上盲从或“权力崇拜”纠缠在一起。因此，我们越是在“中国语境”中批判从西方学界移植过来的“消费主义”、“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前资本主义或传统社会的腐朽、没落的因素就越是“甚嚣尘上”。笔者以为，究其根源，上述两种“怪象”是由中国器物层面的“现代化”与人的精神惰性和社会旧有体制的矛盾所致。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对这种人的精神惰性特别是社会旧有体制的认识尚未达到基本共识。可见，无论西方的“现代性”思想还是“现代性批判”思想，都是不可以直接与当代中国社会对接的，否则，就必然会在关于“中国道路”研究的方面得出一系列相互矛盾的误判。如那种认为中国“现代性”没有获得发展，其弊病就已经暴露的认识，就是一种典型的误判。因为，在这一误判中，“现代性”和“‘现代性’的弊病”都是从西方语境中直接移植过来的。

“现代性”是现代化的核心、实质和结果，其含义一般是指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出现的理性、自由、民主、法治、工业化、世俗化和资本主义化的趋势。从世界历史角度看，“现代性”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但它的确是首先在西方国家兴起并获得充分发展的。然而，我们也应看到，“现代性”自产生起就有与对其的批判相伴随，这说明对“现代性”的认识即便在西方国家也是不断变化的。到了20世纪的下半叶，对“现代性”的批判在西方思想文化界开始汇集成为一股强大潮流。因为，在西方国家，人们在充分享受这种“现代性”的成果的同时，也越来越受其弊端的困扰，故既有的“现代性”必须要进行“重塑”。不过，这里在方法论上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西方思想文化界对“现代性”的批判，其本质不是对“现代性”的抛弃，而是对“现代性”的调整、修补和完善。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西方国家“现代性”发展本身已滋生出克服或超越其既有形态局限性的因素。例如，这在思想文化形态上表现为：新简约主义、“科学的人文主义”（和人文的科学主义）、反极端功利主义等趋向，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和范围内呈现出来。二是，西方国家“现代性”发展的具体途径只是“现代性”发展的特殊，而不是“现代性”发展的一般。笔者以为，在“现代性”方面，中国的特殊就在于：没有西方启蒙意义上的“现代性”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前资本主义或传统社会的腐朽、没落的因素严重地抑制“现代性”的滋生和发展，以至于目前出现的“现代性”弊病实际上是“现代性”发展不足的扭曲表现（它给人貌似西方国家“现代化”弊病的错觉）。故此，只有在不断解决器物层面的“现代化”与人的精神惰性和社会旧有体制间矛盾的过程中，中国的“现代性”才能获得发展。在有关著述中，我提出了“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说，就是对不断解决器物层面的“现代化”与人的精神惰性和社会旧有体制间矛盾过程所作的一种社会形态意义上的论证，即：把发展符合宪法和法律规范的、拒斥“权力寻租”和“裙带关系”等的资本主义与遏制和消除前资本主义的落后、腐朽的因素及其影响有机统一起来；在“立”中创造性地转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正确地引导和限制“资本逻辑”追求利润最大化趋向（包括尽可能地减少其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克服“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的局限。这三个相互联系方面的内容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方方面面，能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捏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可以科学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有助于我们不断解决器物层面的“现代化”与人的精神惰性和社会旧有体制间的矛盾。在中国，只有走这条路，才能在以自己的方式发展“现代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西方的“现代性”的弊病。而能够在发展“现代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西方的“现代性”弊病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现代性”一种新的实践诠释过程。

笔者的以上观点说明：从世界历史角度认识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状况，绝不是用西方既有的“现代性”思想和“现代性批判”思想来直接诠释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即便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也应作如是观。应当承认，比起近现代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现代性批判”思想，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最为深彻，其所蕴含的方法论具有极大的张力，迄今对于我们科学认识“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然而，这种启示意义并不等于可以用马克思的相关论述直接来套中国的“现代性”状况。这是因为：其一，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依据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于19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状况；其二，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理论环境”是他所认定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其三，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并不涉及当时有可能在一定的世界历史条件下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落后的俄国。所以，当我们把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直接用来诠释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状况时，就会出现“指向”上的混乱：罔顾在当代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中仍然存在并在继续扩张着的前资本主义或传统社会的没落、腐朽的因素，而专注于由这种因素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其结果必然是：背离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基本精神，不能确定当代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位置，难以昭示与世界文明发展脉搏相契合的“中国道路”的规定性。

三

从方法论上看，一方面，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和“世界历史视野”，决定了对“中国道路”的研究必须要秉持科学批判的态度；另一方面，对“中国道路”的科学批判态度，是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和“世界历史视野”在关于“中国道路”的具体研究中得以贯彻和树立的重要保证。

众所周知，近年来，关于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的评价在思想文化界大相径庭。肯定者动辄赋予其“世界历史意义”，全面盛赞其是“唯一正确的道路”，随之，“三个自信”油然而生。否定者有的将其视为“对别国已走的道路的一种模仿（如新加坡）”，认为没有什么创新且致命问题丛生；极端的否定者甚至将其视为通向“万复不劫”之路，随之，失望、无奈、悲愤的情绪油然而生。可以认为，这两种极端对立的看法不仅极大地搅乱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从而使“中国道路”的整体在人们的视野中越来越趋于模糊状态，同时也猛烈地冲击着本来就很脆弱的主流意识形态。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某些体制内的重要媒体上才有这类令人不知所从的矛盾说法，如“壮士断腕”、“面临亡党亡国的危险”与“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等等。从方法论上看，对“中国道路”缺乏科学批判的态度，就必然会在对“中国道路”的认识上出现这种“迷乱”。这里所说的“科学批判的态度”是指：基于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研究主体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一切事物和事件，以及各种既有的认识和理念等，进行的一种独立的、自由的审视、甄别和判断的行为趋向。这也属于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的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页）。

应当承认，上述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所依据的事例大都是不假的。“肯定”观点主要依据的事例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说，按PPP即“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14年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高以及对世界贸易增长贡献越来越大等。“否定”观点主要依据的事例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在整体上是以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长为基础的，是以生态环境的毁灭性破坏、市场经济的畸形发展、政治体制改革迟缓、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制度性腐败愈演愈烈为代价等。实际上，把“中国道路”作为简单赞美的对象和简单否定的对象，都是错误的。笔者以为，必须把这两类不同的事例纳入30多年来中国社会自我扬弃的发展过程中来把握，而不应将它们简单地分开来认识。一般说来，把这两类事例简单分开来认识，其前提是预设好了的：或是试图简单赞美“中国道路”，或是试图简单否定“中国道路”。

“科学的批判态度”对“中国道路”研究的要求是：把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道路”从各种虚假的迷雾中抽取出来，以使其成为能够直面的复杂整体。而出于满足“某种意识形态需要”或某个既得利益集团需要的人，自然会直接依据“单独的‘事例’或某类单独‘事例’的集合”，来直接推导出他所想得出的结论。当然，这也与中国体制内学界的不良风气直接相关。这些年来，很多人早已把“中国道路”作为已经成功了的现代化道路来加以论证。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奉承和迎合”为主旨的认识路数。秉持这种认识路数的人只是根据上峰的“相关精神”，对“中国道路”加以面面俱到的论证，唯恐有认识不周的地方。因此，“比谁论证得更完美”在中国体制内的学界“中国道路”研究中“蔚然成风”。这种认识路数对上述“截然对立的观点”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反面刺激了对“中国道路”全盘否定思潮的蔓延。因为，这种认识路数所生产的“成果”与当代中国人对现实的感悟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正是这种反差把许多人推向了对“中国道路”的全盘否定。进而言之，片面的肯定与片面的否定总是相伴而生的，正如“美化”与“抹黑”总是形影相随的一样。当然，对既有的“中国道路”的成就方面应当充分肯定，但因此把“中国道路”作为已经最终成功了的现代化道路来加以论证，就有问题了。

笔者以为，把“中国道路”作为已经最终成功了的现代化道路来加以论证，是禁不住严格的学理推敲的。应当看到，中国离基本建成民主、法治、自由、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还相去甚远。因此，谈“中国道路”的最终成功为时尚早，虽然我们在“器物”的一些重要层面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并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况且，目前中国社会改革已在整体上进入了一个“瓶颈”阶段，其基本特征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与人的精神惰性和社会旧有体制间的矛盾日趋加重，从而更加凸显了社会的文化和制度层面变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④]，但主流意识形态及其相关机构似乎还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充分准备，左右飘忽，有的地方进两步退一步，有的地方则进一步退两步，令人不知所从，故使整个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呈现出不确定性。这也说明，不超越所走过的“中国道路”的局限，是达不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当下的“中国道路”假设成为一种已经完成了的“完美东西”。当然，笔者并不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不否认以往30多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从正反两个方面验证了今后我们必须要坚持贯彻的两个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虽然这种领导的体制、方式和观念也必须要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改变），这是始终要坚持贯彻的基本原则；推进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全面改革[⑤]，这是现在和未来必须要贯彻的基本原则。但这与把有待于实现的目标作为已经完成了的现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把“中国道路”作为批判的对象，其主旨是：根据“中国道路”所显示出的整体轨迹，判定哪些地方和环节是该否定或“纠偏”的，哪些地方和环节是该坚持和完善的，哪些地方和环节是该修补的，哪些地方和环节是该增添的，从而正确构筑继续走的道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把“中国道路”作为科学批判的对象，必须是以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整体上的合理性为其前提的，但同时也要对这种合理性加以限定：其一，这种合理性是已走过道路的合理性，但它不能替代对已经走过的道路或正在走的道路中所存在问题的分析，更不能等同于未来道路的合理性；其二，如果不能正确分析和解决已经走过的道路或正在走的道路中所存在问题，那么未来道路的合理性就是不确定的了。因此，“中国道路”的合理性是具体的历史的。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对“中国道路”的研究之所以必须要秉持科学批判的态度，其根据就在于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中的“中国道路”本身就具有自我批判性。进而言之，“中国道路”就基于对其自身局限的不断超越而向既定目标的延伸过程。这种“自我批判性”由三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构成：忧患意识、自我纠错、对来自各方面批评的包容。而在一些人视野中的那种静态的、一成不变的“中国道路”肯定是一条死路。所谓“忧患意识”是指：把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命运萦系于心，对中华民族已经和可能遭遇到的困境、危难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觉，并由此激发出奋斗图强的观念、心理、情感和意志的总和。可以说，“忧患意识”是“自我批判性”由以形成的重要精神支柱。这种意识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对所存在问题和困境的深刻反省；一是对即将出现的问题和困境的高度警觉。这两个特点也是区别真假“忧患意识”的标准。所谓“自我纠错”是指：远在矛盾和冲突演变成为危及整个社会发展的普遍的、不可遏制的灾难前，就能够主动、积极、全面、彻底、富有成效地改正引起这些矛盾和冲突的自身错误。笔者对“自我纠错”的这种界定旨在强调两点：至少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来看，一个曾经掌握国家政权的共产党由于自身缺少“自我纠错”的能力，从而使其错误不断积累和放大，是最终导致其衰亡的主要的、根本的原因。此其一。其二，“自我纠错”是主动、积极、全面、彻底、富有成效的，而不是被动、消极、片面、不彻底、缺少成效的。这后一种纠错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能会加速纠错主体的衰亡。所谓“对来自各方面批评的包容”是指，对于来自各个方面、各种形式的批评都能加以正确甄别，并抱有镇定自如、泰然处之的态度。这里所说的“正确甄别”就是：对无论来自何方、出于何种目的的批评都要加以梳理，剔除其中偏见、成见和把“问题扩大化”的地方，全面把握其中对我们有启示意义的地方，以此来增强对自身存在问题及其危害的重视程度。即便面对我们所认定的“敌对势力的攻击”也是如此。道理很简单，“敌对势力”为了达到其目的，就必然要研究我们存在的问题，因此，在有的时候，对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及其危害性，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比我们认识得更清楚，而这恰恰是从反面对我们的一种警示。这里所说的“镇定自如、泰然处之的态度”是指这样一种心态和行为，即：在“正确鉴别”的基础上，专注于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不以“对敌对势力挑战的回击”来淡化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或转移人民群众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不满，更不能以“抹黑”对“抹黑”或以“虚无主义”对“虚无主义”来遮蔽自身存在的问题。实际上，这是对“敌对势力”最有力的回击！笔者以为，“中国道路”所具有的这种自我批判性才真正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自信和中华民族的自信！简言之，“自信”就是成熟、有基本共识、并对自己有充分认识的民族或国家的一种精神显现。综观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不是在靠“强力”自我编织的赞美中垮台的！个中深层原因值得深思。

然而，目前在关于“中国道路”的认识上，一些主流媒体往往表现出与“自我批判性”相悖的倾向，其主要表现是：一方面，对各种形式的“自我美化”（即便是明显违背常识的“自我美化”）来者不拒，照单全收，而对一些过激的、尖刻的、片面的、甚至善意的批评言辞和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则又过于敏感，透着内在的极端不自信；另一方面，对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危害性则轻描淡写，隔靴搔痒，执迷于“完善过程”、“一个手指头与九个手指头”、“极个别与绝大多数（或总体）”等论说模式。而这些论说模式在“壮士断腕”、“刮骨疗伤”和所“面临的亡党亡国的危险”等实在说法前，则显得那么的苍白甚至虚假。当然，上述一些主流媒体所表现出的与“自我批判性”相悖的倾向，也是与目前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本身的危机息息相关的[⑥]。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的解释力、感召力和凝聚力，归根结底来源于它对现实问题的科学把握以及为解决现实问题所提供的指导。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笔者将另撰文细论。

综上所述，在关于“中国道路”的研究中，我们应确立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应具有“世界历史视野”，应秉持“科学批判的态度”。惟其如此，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才能逐步形成关于“中国道路”的基本共识，从而中华民族才能真正成为自信的民族，而这种自信是中华民族精神再造、确立和复兴的一个重要前提。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2009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人民出版社。

叶险明，2014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性批判》，《哲学研究》第11期。

叶险明，2014年：《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论》，《天津社会科学》第3期。

[①] 关于何谓“前提性批判”的问题，请参见拙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性批判》，《哲学研究》2014年第11期。

[②] 所谓“共有问题”是指：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所有民族或国家在其社会发展中都遇到的相同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全球问题”、“现代性”问题等。

[③] 30多年来，消费不振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隐忧，一直只是通过全球化贸易也就是外需来解决。目前中国的消费比重仅占GDP的35%，甚至都低于亚洲平均的50%和发达国家平均的60%至70%（宋鲁郑：《2015年中国模式能否继续焕发活力?》，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hina/ggzl/20150104118485.html）。

[④]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瓶颈’阶段”的形成是以往问题逐渐积累起来的结果，如：“器物”层面上的选择性改革缺乏配套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回避了一系列的重大问题，故呈现出扭曲发展的态势。再如，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整体上缺位，这就不仅使“器物”层面上的改革难以协调展开，而且导致国家治理的高成本，各阶层利益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两极分化程度趋于不断增大（甚至作为腐败的极端表现形态的“塌方式腐败”开始流行起来），等等。

[⑤] 目前学界有一种值得警惕的趋向：试图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替代政治体制改革。这实际上是本末倒置了。这种趋向误党误国！笔者以为，至少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只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结果，而不是相反。否认了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就在逻辑上否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⑥] 笔者以为，目前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危机的特点可概括为：敏感、脆弱、摆来摆去、缺乏更新的活力和不自信。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主流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理论资源，无论就其表述形式来看还就其表述内容来看，大都是几十年前的，没有什么实质性发展，故无法满足科学认识中国现实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和精神结构变化的需要。因此，当主流意识形态遇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新问题的“逼迫”时，往往就会表现为：或是“隐忍不发”，或是“封杀”，或是求助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或是使用几十年前的政治话语来应对。这样一来，主流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现实发展间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了。

原载于《哲学研究》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