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重视青年工作，满怀热情地寄希望于青年。因此，在党的历史上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工作领导人，如任弼时、冯文彬、蒋南翔、胡耀邦、李昌等等。而最有影响力的当属胡耀邦。他也是在青年工作岗位上工作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从1952年开始，他担任共青团中央领导职务达十五年之久。中共中央对他的评价是：“在此期间，他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青年工作最为活跃并且积累了重要经验的时期。特别是他十分注重在实践中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按照青年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提倡‘朝气蓬勃，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团组织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从而带领广大青年很好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光荣任务。”
毛泽东的赏识使他的青年工作有如顺风行船
1989年4月初，一位老同志来看望胡耀邦，他们两人聊了很久。那位老同志劝胡耀邦把非常值得回忆的、非常值得留给后人的东西写出来。“特别是你是怎么受到毛主席欣赏的两段。”关于这两段，应该就是胡耀邦在延安的那一段和解放后在青年团中央工作的这一段。这两段都和青年工作密切相关。
在胡耀邦革命生涯的60年中，有近一半时间从事青年工作。早在红军时期、抗战时期，他就成为了党的青年工作部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14岁主持儿童团少先队工作，在苏区、延安，他一直处在青年工作的第一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延安时期，大批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千里迢迢奔赴延安，不少人进入了抗大学习。同样还是青年的胡耀邦，担任了一个大队的政委，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毛泽东对此颇为欣赏，曾在抗大讲话时称赞胡耀邦：“他的年龄比你们大不了多少，是我亲眼看着长大的热爱学习、朝气蓬勃的‘红小鬼’，现在还不断写些文章在报上刊登，很受读者的欢迎。”毛泽东还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介绍胡耀邦，说：“你别看他个子小，这可是我们红军自己培养出来的秀才哟!”后来每当回忆起这段历史时，胡耀邦总是深情地说：“在延安的十年，我一直受着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教育和培养。”
1952年7月，胡耀邦奉命调往北京。适逢团中央领导班子调整，毛泽东亲自圈定胡耀邦主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中央工作。在这个新的岗位上，胡耀邦开始了他深受毛泽东赏识的第二段生涯。
1952年8月10日，胡耀邦正式到团中央上任。8月23日，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青年团工作。毛泽东听了胡耀邦的发言很高兴，鼓励他写出来，到即将召开的青年团一届三中全会上去给大家讲讲。胡耀邦完稿后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完后感到很满意。在随后的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来听了胡耀邦的主讲及其他各大地区团的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最后，毛泽东对胡耀邦说：“我给你们出两个题目，你们做文章。一是党委应如何领导青年团;二是青年团应如何工作。”
胡耀邦立即组织对这两个题目的讨论。在认真讨论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当前工作问题的决议》。胡耀邦强调，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使全团上下明确树立这样的基本观念：“青年团是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学习是青年团更加特别突出的任务。”并明确规定，“关于青年团如何协助党教育好青年一代的问题，正是青年团测验自己工作的标志。”
青年团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胡耀邦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在毛主席亲切教导下，把青年工作更加推向前进》的长篇文章。正是由于胡耀邦如此高度重视党对团的领导，才统一了全团的指导思想，使团组织迅速地得到发展。
在胡耀邦上任后的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就先后四次聆听了毛泽东的教诲。在11月的那次，毛泽东详细地向胡耀邦和团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传授了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工作方法。从此，胡耀邦带领团中央一班人，始终坚持这些方法，工作进行得顺风顺水，从劳动竞赛到学习雷锋，从“垦荒精神”到“向困难进军”，每个活动都搞得有声有色，屡屡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赞扬。
毛泽东非常关注胡耀邦的工作，并经常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场合用适当的方式点拨几句，以帮助胡耀邦的工作，提高胡耀邦的威信。1952年年底的时候，毛泽东了解到有些人对胡耀邦的工作有点意见后，于是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刚开会时大声问道：“胡耀邦，你来了多久了?”胡耀邦回答：“半年了。”毛泽东鼓励说：“半年不行嘛，要两年才解决问题。不要怕，该怎么做就怎么做。”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青年团二大主席团时，讲到了建立威信问题，特地说：“胡耀邦上台不久，不是一个早上就都佩服。小伙子上台，威信不高;不要着急，不受点批评、不挨骂是不可能的。”接下来又高度评价了这次大会：“你们的大会开得好。我祝青年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后来大会一致决定将“三好”作为此后青年团的工作方向。
为了给胡耀邦撑腰打气，鼓励青年们在健康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当时凡是青年团的重大活动，毛泽东总是有请必到。而且还要求尽可能多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参加。
1955年9月20日，有1527人参加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毛泽东不仅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了闭幕式，而且还指示在京开会的各省委书记们都要参加。
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悄悄对胡耀邦说：“耀邦啊，你真有办法!把主席请来不说，还把我们这些老头子们也都弄到怀仁堂来听你讲话。”
胡耀邦在闭幕式上代表团中央作了《中国青年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听了后，夸奖了一番。胡耀邦知道后，灵机一动，提出请主席接见全体会议代表。毛泽东高兴地答应道：“应该嘛!”
大会临时增加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胡耀邦走到毛泽东身边，请求说：“主席，你给我们讲几句话吧!”毛泽东爽快地答应：“好，我就讲几句。”
毛泽东相当了解青年，认为要做好青年人的工作，会说会写是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在胡耀邦到团中央上任前，毛泽东找他谈话，问：“你敢在大庭广众中作报告吗?”“你敢跟知识分子谈话吗?”胡耀邦毫不犹豫地回答：“敢”。毛泽东说：“我就要这样的人，你去。”
胡耀邦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他不但在国内的多次讲话都得到了上上下下的好评，而且在1953年7月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时的讲话也引起了轰动。胡耀邦回国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就把胡耀邦叫到中南海汇报。
一见面，毛泽东就以他惯有的幽默，微笑地问：“嗬，你现在敢到国际舞台上去讲话了!”还没等回答，又问道：“你在大会上都讲了些什么?你就讲得那么好?”
胡耀邦谦恭地回答：“那不是因为我讲得好，是志愿军打得好，是朝鲜战场的胜利，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听完汇报更高兴了，感叹道：“好哇，你现在也敢到世界上去讲话喽!明天政治局开会，你来给大家都讲讲，怎么样?”
胡耀邦在晚年回忆毛泽东对他的关心爱护时，深情地说道：“我一生对毛主席最崇敬，感情最深。”
树立一代青年人的新风
胡耀邦主持团中央的工作后，最令人称道的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与时俱进地开展了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推出了一个个先进典型，树立了一代青年人的新风尚。
他首先从思想宣传工作入手。上任后不久，就形成了每个周末的宣传工作“例会”。每个星期天的晚上，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央团校等单位的负责人，都会到他的住处开“碰头会”。大家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共商如何提高青年的共产主义觉悟，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突击队的巨大作用。后来有位曾担任过《中国青年报》领导的同志回忆：“我们团报和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同志。都爱往耀邦同志家跑，他谈话有思想火花迸发，而且可以吃到他家所有的东西。”
为了尽快抓出实效，他还常常深入到团中央各直属单位去考察、指导工作。他去得最多的是《中国青年》杂志和《中国青年报》。在胡耀邦的亲力亲为下，《中国青年报》突出地报道了抗美援朝中的罗盛教、黄继光、邱少云等战斗英雄的事迹，报道了郝建秀、王崇伦、向秀丽、徐建春、王培珍等工农业先进青年典型，在团员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青年》编辑部则经常请胡乔木、陆定一、魏巍等众多著名的理论家、作家，给青年们写些论人生观及思想修养的文章。陆定一的《向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魏巍的散文诗《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等，都在青年中引了起强烈的反响。
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的10多年里，不仅树立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活动中的典型，而且树立了造林、垦荒活动中的典型;不仅树立了扫盲活动的典型，而且树立了学毛著、学雷锋的典型;不仅树立了工农业战线的典型，而且树立了各条战线、各个行业的典型;不仅团中央树立了典型，各地方团的组织也树立了典型。比如回乡知识青年邢燕子、侯隽、赵耘、周明山、“青年鲁班”李瑞环、纺织战线上的郝建秀、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上海青年“共青社”垦荒队、雷锋、欧阳海、麦贤德、王杰等等，他们成为五六十年代广大青年学习的一面旗帜，极大地鼓舞了成千上万的青年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针对新中国刚刚成立，社会上一些青年的不良现象，胡耀邦领导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青年思想道德教育运动。1954年、1955年间开展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活动，在全国一百多个城市中进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舆论，家长、教师和社会各方面开始付出更多的精力关心青年在道德品质方面的成长。这对于那个年代优良社会风尚的形成和一代青年的健康成长，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新时期之初的1978年4月22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毫无疑问，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的教育工作，我们的青年团、少先队的工作，发扬光大了过去的优良传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广大青少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英勇机智地同敌人、坏分子作斗争，树立了一代新风。学校风气的革命化促进了社会风气的革命化。这种风气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赞誉。”
邓小平的论述，展现出胡耀邦对青年工作做出的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一生情系上山下乡知青
胡耀邦始终对青年们寄予厚望。当年全国广大上山下乡的知青，在他心中分量很重。他一生情系知青。
最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青年垦荒运动。当年积极参与垦荒的城市青年，是抱着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和国家粮食供应困难、为国分忧的想法发起垦荒运动的。这一工作的开展，是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城镇就业困难，广大农村和边疆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建设人才等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
1954年4月22日，经刘少奇审批，团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和准备参加劳动生产的指示》。同年5月和8月，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劳动部发出了内容相似的文件。
1954年下半年，周恩来率团前往苏联参加一个大会，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向周恩来建议，让中国派一万青年到西伯利亚开荒。回国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件事，毛泽东听了思索了一会儿说，我们国家也有许多荒地，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开荒?于是找来了胡耀邦。胡耀邦对毛泽东的意图心领神会，很快就在一次大会的报告中谈到垦荒这件事，号召城市青年到祖国边陲拓荒种地多打粮食。
1955年8月，胡耀邦主持团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根据党中央的精神，借鉴苏联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地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胡耀邦满怀激情地说道：“开荒的大风暴还没有来，但大风暴前必有闪电。北京可以带头，榜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只要我们首先把垦荒队搞起来，就能带动许多城市青年下乡!”
就在这个8月，北京自发组织起了全国第一支青年垦荒队，奔赴黑龙江萝北县创建了“北京庄”。在离开北京时，北京各界1500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胡耀邦在会上作了《向困难进军》的激动人心的讲话，并代表团中央将一面“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大旗授予了队长杨华。10月15日，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组成，高唱《垦荒队员之歌》前往江西德安县。
胡耀邦于11月19日来到上海垦荒队驻地看望，号召大家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1956年6月9日，胡耀邦来到天津青年垦荒队在萝北县的“天津庄”看望队员们。临别时说：“我送你们八个大字：忍受，学习，团结，斗争。”
胡耀邦不遗余力地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奔波，积极宣传青年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的理念。在上世纪50、60年代，下乡人数最多的是上海。1958年该市掀起了一个上山下乡的高潮，共青团上海市委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了1.3万青年的大会，进行鼓励表彰。胡耀邦到会发表了青年前途的讲话。会后第二天，专门题词：“人人都可以争得为祖国服务的光荣前途，人人都应该努力争取为祖国服务的光荣前途。这就要下定决心吃苦吃亏。能够自觉地吃苦吃亏的青年，就一定能发出比别人更多的热、更大的光，就一定能够把自己锻炼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强骨干。”
最难能可贵的是，在上山下乡运动历经曲折后，胡耀邦一直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如既往地对当年的知青们给予了深切的关怀和高度的赞扬。
1979年，胡耀邦在接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代表时指出：他们是令人起敬的，要宣传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历史，要在中国的历史上，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写上一笔，用来教育我们的后代。在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又多次鼓励当年的知青努力继续奋斗。
1985年5月1日，当年北京垦荒队的队长杨华等5人，作为老垦荒队员代表被邀出席“全国新长征突击手表彰大会”，胡耀邦在被接见的代表中一眼就认出了杨华。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胡耀邦说，今天在座的是老中青三代人。我算老的，杨华你去北大荒时只有23岁，今年是53岁，你们这代垦荒队员算是中年，其他同志是青年。这三代人的青年时代处于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老一代人的青年时期是处于创建新中国的开拓时期、播种时期;第二代人的青年时期是处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开拓时期、垦荒时期;你们八十年代的青年正处于建设四化的奋斗时期。不管哪一个时期，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很大的成功因素是靠青年。青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生力军，我们寄希望于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