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5年4月底5月初到美国访问了8天，其间发表两次演讲，回避承认日本在二战期间所实施的侵略。安倍的态度不但引起中韩两国的抗议，也引起国际史学界的强烈不满。由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教授亚历克西·杜登牵头，187名不同国籍的历史学家于5月初发出联名公开信，敦促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明确道歉，强调“否认”这一话题或“大事化小”的态度“令人无法接受”。至5月19日，在这封信上签名的世界各地历史学家达到450多名，其中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约翰·道尔、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在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历史问题的同时，高度肯定了二战后日本社会的进步。该信称：“我们写这封信也是为了赞扬日本与邻国70年来的和平相处。战后日本经历了民主、文官治军、警方的克制和政治的宽松，加上在科学领域作出的贡献和对其他国家的慷慨援助，所有这些也值得称许。”
日本对自己在战后取得的成绩心知肚明，因而颇有成就感。不管中国人怎样看待日本的过去和现在，日本战后的社会进步确实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日本游客为何在上海情动泪流
2015年3月，日本一家媒体刊登了一位日本游客在上海的感受，标题是：“中国在变好！”“中国在变好”体现在哪里？这位游客看到一位30多岁的中国妇女在带未成年的女儿过马路时，告诉女儿如何辨识红绿灯，于是“不禁鼻子一酸流下眼泪。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中国社会正在渐渐变好”。他还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乘坐地铁时，主动呼吁大家自觉遵守先下后上的顺序。这些现代社会中再普通不过的正常举动，在日本游客眼中却成了“中国在变好”的标志性事物，这确实发人深省。
90多年前的1921年3月，热爱中国文化的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公干。船到上海，一脚刚跨出码头，我们就被几十个黄包车夫团团围住……本来，黄包车夫这个词，在我们日本人的印象里，绝不是脏兮兮的样子……可中国的黄包车夫，说他们是肮脏的代名词也不为过……这么一群人前后左右把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一位刚上岸的日本妇女甚感恐惧……”
90多年后，常驻北京的日本媒体人近藤大介，到达北京首都机场后，“我还没有来得及适应中国话的氛围，就加入了行李车争夺战，接着又卷入了电梯抢位战，其间，无营运资格的私车司机和酒店揽客人员蜂拥而至将我包围……”而近藤大介离开东京时的印象却是：“1978年投入运营的成田机场规模虽小，但是清洁工作十分到位，服务也出类拔萃……”日本游客为何会情动泪流，上述事实似乎给出了答案。
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日本人可能确实坚信这一点。虽然据这两年民调，中国人和日本人互相无好感的都达到了90%，但是，到日本旅游的中国人与日俱增。而且，亲眼见识了日本社会后，中国游客基本上都持赞许态度。日本《产经新闻》在2015年1月的一篇文章中称：“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从日本回国的中国人还想把日本灭掉的。”当然，也有日本人对中国游客出言不逊，例如对游轮上的中国游客讥讽称：“让这么多中国人上岸，会不会留下一片垃圾。”但这种日本人的言行基本上没有给中国游客造成什么不良影响，发表在各种媒体上的中国游客访日观感足以说明问题。
从日本回来的不少中国游客的感受，往往也与芥川龙之介和近藤大介的感受差不多。有位归客写道，一回到首都机场，就遇到旁若无人在大声聊天的国航服务员和“面目狰狞”的出租车司机。结果是“回到祖国的美好心情顿时跟吃了个苍蝇似的不是滋味。国民素质的差距让我很难骄傲起来。在他国，我不自觉地成了一个有礼貌、谦和的人……”有位应邀到日本参加会议的官员回国后在报刊上发文，标题就是一句沉重的问话：“我们落后日本多少年？”
有些中国学者在分析中日关系不佳的原因时认为，只有中国的人均GDP超过日本，日本才会服气，中日才能真正友好起来。此言固然很有道理，亦符合日本人过于看重实力，缺乏道义和正义感的精神特征；不过，笔者还认为，如果中国人在软实力，即国民素质等方面也能超越日本人，日本才会最终完全服气。
日本的节俭与中国的“土豪”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先生，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他对中日两国的评价基本上可以代表国际主流学术界对中国和日本的看法。
傅高义非常欣赏战后日本的发展。他曾在1970年代末出版了风靡一时的《日本第一》，提醒美国在很多方面应该向日本学习。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后，傅高义告诫中国人，日本仍然值得中国学习。他指出：“日本的普及教育很成功；社会治安很好，犯罪率较低；贫富差距不大；培养了非常能干的官员，而且官员腐败不严重；公司内部非常合作、团结，产品质量提高很快，等等。”傅高义还非常推崇日本的节俭。他说，日本人总的来说富而不奢，不像美国人那样过度消费；日本在社会公平与和谐方面虽然不如过去，但仍然比美国做得好。傅高义特地指出，因为他在日本居住过两年，他的结论来自他对日本现实社会的亲身体验。他委婉地指出：“而中国人看日本人则是通过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那种非常残酷的‘接触’。所以美国人与中国人在看日本人时是很不一样的。”
通过近几年去过日本的中国人对日本的总体印象，可以说明傅高义对日本社会的评价是基本靠谱的。傅高义的这些话对于今天中国社会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我国著名文学家郁达夫，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但他1936年回忆在日本留学的生活时，对日本人的简朴生活倍加赞赏。他写道：“这岛国的粗茶淡饭，变得件件都足怀恋；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丽，精神的饱满，秩序的整然，回想起来，真觉得在那儿过的，是一段蓬莱岛上的仙境里的生涯……”
郁达夫所赞赏的日本简朴生活，也就是被傅高义推崇的日本人的节俭，属于日本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之一。在傅高义发表《日本第一》前不久的1977年，时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向全体国民呼吁：“丢弃自己不合理的物质欲望，与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彻底诀别。创造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相互帮助的人与人之间信任和关爱之纽带，在日本这片国土上，为取得来自全世界各国人们的信任与敬重，构筑真正安定的文明社会而奋斗吧！”日本学者中野孝次出版过一本畅销书《清贫思想》，认为清贫思想是日本最值得夸耀的文化。“清贫”绝不是“贫穷”，而是主动放弃多余的物质追求，在简单、朴素之中体验心灵的丰盈充实，追求广阔的精神空间和“风雅”之境。他批评美国富贵奢靡的富豪生活，认为物欲横流的风气既破坏了人类自身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的平衡，也破坏了人类之间的和谐相处，还破坏了人类与自然环境平衡协调的发展。
日本人的节俭意识，应该主要还是源自日本人的爱国心。日本地域狭窄，资源匮乏，为了生存不得不精打细算。战败后，为了争气，为了在经济上战胜美国，他们拼命工作，而在生活上则一直坚持低要求，因此曾被欧美讥讽为第一世界的经济，第三世界的生活。在日本经济繁荣时期，社会上也出现过一些炫富者，但远没有引起当今中国“土豪”那么大的世界性影响。当时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是日本的“集体炫富”，即一些企业大手笔收购美国资产。去过日本的人可能都有一种感觉，就个体而言，日本的穷人和富人在外表上区别不大，和你一起挤地铁的或许就是一家大商社的社长，你租住的公寓楼中或许就有一套两室一厅的公寓住着下台的高官，甚至是首相级人物。据2015年一项国际调查，居住着1335万人的东京被评为世界最宜居的城市。其中一项重要指标是将近1/5的上班族是骑自行车上下班。实际上他们只要几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买一辆轿车，而且私家车早在20多年前就普及了，但大多数人还是选择公共交通或者自行车出行，既环保，也保持了交通秩序的良好。
中国人也推崇节俭，在近现代也有过做得很好的时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节俭为荣的风气风靡全国。“两弹一星”功臣郭永怀从美国回来后，一直克勤克俭，曾在国家困难时期把多年积蓄捐给了国家。他出国参加学术交流，带头倡导节约外汇，回来如数交公。这与80年代后公派出国人员省吃俭用为了给自己买回“三大件”，形成鲜明对比。
买回“三大件”无可厚非，但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中日两国民众节俭意识的差距。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推崇节俭，但也鼓励“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其中心点是个人(家族)而不是整个国家。因此，在“恭喜发财”“致富光荣”的声音中，豪宅成了身份的象征，豪车成了流动的名片。有人认为，中国人骨子里其实是想过穷奢极欲的生活，比富斗富，并且视之为“成功”人生的标志。
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不容否认，也否认不了。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罪孽而否定日本某些优秀的文化。这些优秀文化曾使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七八十年时间里赶上了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这些优秀文化也体现在今日日本的社会秩序、国民素质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因此，中国人在不忘国耻的同时，最需要的还是做强自己，而吸纳各国之长，无疑是非常有效的途径。
当然，关于日本的社会发展和国民素质，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外国人，持不同看法的也大有人在。日本人丑陋的一面也不少。日本国民的良好素质，是与日本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密不可分的。而这恰恰是一把双刃剑。研究日本的知名英国学者韩歇尔在其名著《日本小史》中称，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往往容易越界，成为民族主义的傲慢，甚至进一步成为民族沙文主义。历史确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过度的民族主义在二战前催化了日本军国主义，二战后又催化了社会的右倾化，以致发展到现在右倾化日益猖獗的地步。日本经济腾飞时，相当飘飘然，一心想挑战美国，结果是“第二次战败”；中国经济驶上快车道后，日本率先喊出了“中国威胁论”，把历史问题作为越界的民族自尊的发泄口，一再刺激中国。当中国的GDP在2010年超越了日本，焦躁不安的情绪弥漫在这个岛国，不断报道中国人的阴暗面。在2014年的一项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中，日本给中国打出了最低分3.4分(满分10分)，而其他国家给中国的分数都在5分左右。关于日本过分抬高自己，刻意贬低他国，特别是贬低中国的做法，傅高义鲜有提及。对中国人而言，日本人的许多优点是值得好好学习的，至于那种越界的民族自尊则不但不可取，而且还要加以警惕。
原载《同舟共进》2015年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