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高层对话会暨第五届中非企业家大会闭幕式时，肯定非洲经济的发展形势，表达了诚挚意愿：“中国真诚希望同非洲国家分享中国经验，愿为非洲工业化进程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支持。”
习近平所说的中国经验，是中国在经济发展、在工业化、在改革中积累的经验，这个经验，是中国的发展逻辑，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中国模式，那么，中国模式是什么样的，包含了哪些内容，其内在和外在含义是什么?这个模式从何而来，往何处去?毫无疑问，中国在崛起，无论就中国本身的发展，还是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而言，都有必要回答这些重要的问题。
对中国本身来说，中国模式既然已经存在，那么重要的是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就是回答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变得很重要。就内部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中国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认识，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不同的社会群体已经开始从不同的意识形态角度来定义自身的中国认同。种种意识形态的定位无助于中国认同的确立，中国认同的确立必须建立在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识之上。
就外部来说，中国模式涉及的是中国的国际认同问题。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目前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已经无助于向国际社会解释“我是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模糊性也是国际社会认为中国发展存在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同样，确定性只能来自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知。进而，如果不能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便无从谈起。
我以为，中国模式至少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加以讨论。
首先是中国模式的文明性。我自己倾向于把中国模式置于大历史的宏观层面上讨论。改革开放30年不够，还要看前面的30年。而前面的30年也不够，还要看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转型过程。我相信，研究中国模式就是要把那些恒定不变的结构性因素找出来。很简单，不管中国如何变化或者变革，中国总是中国，中国变不成西方或者其他任何国家。那么，是哪些因素促使中国永远是中国的呢?这些因素就是中国模式的核心，不找出这些因素就不能理解中国模式，当然也看不到这个模式的优势和劣势。在这个层面，人们需要看到中国模式的文明性。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不难发现这个模式的存在及其主要内涵。尽管中国模式表现在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这两方面互相关联，互相强化。中国的成就是因为这个模式，而这个模式中的很多因素如果失去平衡，又可导致模式的危机和衰落。
在经济方面，中国是混合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里，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政府与市场要保持平衡。一旦失去平衡，危机就会接踵而至。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模式，在那么长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个很强大的国有部门，国家对关键经济领域起着直接的作用。国有部门承担着国家的很多功能，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应对随时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平衡市场的力量等等。
从历史上看，私有经济或者民营经济在中国一直是存在的，但中国绝对不可能走到西方那种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全面的国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混合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只能以承认这个常态为前提。
但混合经济经常失去均衡。经常的现象是，当国有部门和政府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非国有部门和市场空间受挤压，发挥不了正常作用的时候，危机就会产生。和中国比较，西方的经济危机则发生在当“看不见的手”完全主导了经济活动，而政府“看得见的手”不能有效规制市场的时候。
在经济上讨论中国模式还好一些，一旦到了政治领域就变得非常困难，也非常敏感。实际上，如果不看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中国政治模式的产物。
那么，中国政治模式的特点在哪里?政治上开放的一党制，把中国传统的贤能政治和西方的民主结合，把中国传统的选拔和现代的竞选结合，向这个方向走。从大历史看，也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自近代和西方接触以来，中国曾经尝试西方式的制度，但失败了。之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和革命过程中，传统的皇权慢慢地转型到了具有现代性的党权。不难发现，传统皇权和现代党权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皇权和党权都是中国社会的整合力量，都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政治表现，都是贤人政治的制度承载。但是，党权具有现代因素，传统皇权则没有。皇权只可边缘化，不可民主化。党权则不然。党权是现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但也可以实现民主化。
西方的政治模式往往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的存在。中国则不然，无论是传统的皇权还是现代党权，都是通过开放政治过程，把外部问题内部化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党权是中国政治的核心，不理解党权，就很难理解中国政治。
历史地看，这两种政治模式各有优势，也各有劣势。在西方，以多党政治为核心的民主经过数百年之久才演变成为今天的样子。在社会经济发展平衡的国家，西方式民主能够运作良好。尽管是多党轮流执政，但从政策层面看，往往呈现一党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要照顾到这个中产阶级的利益。人们常说，西方的政党整合了社会力量。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中产阶级整合了西方的政党，是中产阶级制约着政党政治的极端化。如果从发展中社会看多党政治的分化功能，这一点尤其明显。在发展中社会，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分化严重，中产阶级弱小，甚至不存在，一旦实行多党政治，政党就变成了分化社会的力量。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到处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
在传统中国，政治过程也是相当开放的。尽管皇权属于皇帝，但治权(或者相权)是向社会开放的，并且是高度制度化(官僚化)的。历史表明，治权越开放，国家治理就越有效。相反，当治权不够开放，皇权与治权的关系又处理不好的时候，就要发生政治危机。党权也具有这个特征。有效的治理取决于党权的有效开放，向社会各个阶层、各种利益的开放。同时，治权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化和专业化。
在下一个层面，中国模式指的是中国的改革模式。人们所说的“中国道路”可以归入这个层面。“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的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要回答“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改革很明显呈现出渐进性和阶段性。我自己认为，中国改革分三步走，即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这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即中国应当走这条道路。这是个经验观察，先进国家和地区包括欧洲、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发展也有这个特征，也走过了这个过程。此外，这种改革模式也符合一些一般的发展常理。
首先，这是一个从易到难的过程。经济改革最容易，说穿了就是要把人们的物质意识动员起来，或者说把哲学家们所说的“人性恶”的一面释放出来，让人们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一种本能的释放。社会改革比较难一点。如果说经济改革的主体是生产，那么社会改革的主体就是分配。社会改革要求人们从自己的钱包里面掏一部分出来让社会来分享，这就比较困难。而政治改革最为困难。政治改革表明人们需要放弃一些权力让其他人来分享。在权力主导一切的中国的政治文化里面，放弃权力较之掏腰包要困难得多。
其次，这里也涉及一个体制改革的物质基础问题。经济改革优先是因为经济改革可以为其他改革创造物质基础。经济改革优先于社会改革的道理很简单，没有生产哪有分配。财富创造出来之后，才可以强调分配。在政治方面，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至少有两个优势：对社会来说，经济改革创造财富和中产阶级，从而为理性的政治参与创造条件;对政治精英来说，可以为他们提供另外一个选择。在政治主导一切的条件下，失去权力就等于失去一切。但如果失去权力之后可以进入经济领域，那么对政治人物来说，政治改革就不是一场零和游戏了。西方社会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政治人物如果在政治竞争中失败，不至于没有出路。
那么，为什么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要发生在政治改革之前?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制度建设的历史次序问题。任何国家的国家制度都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等等方面。如果说，民主制度是社会发展的产物，那么如果没有其他一系列制度的支撑，民主制度将是微弱的。民主只是众多基本国家制度中的一种，不能取代其他方面的国家制度。从历史上看，先有现代国家，后有国家的民主化。就中国的政治进程来说，如果在经济和社会制度建设之前开始以选举为主体的民主化，那么很有可能是劣质民主，正如我们可以在一些经济社会发展落后而民主化先行的国家所观察到的那样。至少没有人能够保障，在缺乏有效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条件下，民主政治会是高品质的。
最后，人们可从具体的政策层面来谈论中国模式，也可以叫中国政策模式，可以从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等各个不同领域来透视中国模式。我觉得人们所说的“中国案例”应该属于这个范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改革政策案例。
中国模式的这三个层面互相关联，但也可以对它们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进中国模式的问题。
今天谈论中国模式的改进具有非凡的意义。首先，强调改进就是强调模式的渐进性，而避免激进变革。任何模式都必须随时改进自身，否则就会蜕化，从而失去适应新形势的能力，最终导致激进变革。中国的历史表明，激进变革经常是没有变革，因为激进变革往往意味着重新走一遍。从长远观点看，改进或者渐进才是真正的变化。其次，尽管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但如同其他模式一样，也存在着其劣势，因此必须找到劣势之所在。尽管不能形成一个十全十美的模式，但意识到其缺陷则可以预防其衰落，更为重要的是在和其他模式的竞争过程中保持自己的优势。
要真正认识中国模式，就必须知道中国模式的缺陷在哪里。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如何改进中国模式，关键是要找到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端之所在。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端得到纠正，依附于政治和经济体制上的其他缺陷就不至于对模式本身造成致命的影响。
从经济体制来说，中国存在一个比较强大的国有部门，这有它的好处，可以有效建设国家的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应付重大的危机和平衡市场等。但如果国有部门占有了绝对的优势地位，政府对市场干预太过，这一模式的劣势就会出现。任何事情走过了头就不行了。西方的模式，个人主义走过头了就不行了。西方模式的缺陷，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还是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主要是所有的关键金融领域被私人所掌握和控制，政府没有足够的干预能力，在监控不严的情况下，市场被私人所操控，就出现了问题。中国呢?中国模式的缺陷就是一旦国家和政府占了绝对的垄断地位，以致市场作用不能发挥，就会出现问题。换句话说，如果国家主义走过了头，也要产生经济危机。
那么如何改进模式呢?全盘私有化并非中国现实的选择。中国问题的解决方式需要从中国内部来寻找。改进模式的方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同的。从目前中国存在的“国进民退”、“国富民穷”和经济发展优先、社会发展滞后的情况看，模式的改进就是要寻求各个方面的平衡点。
首先，要回答国有部门的边界在哪里的问题。国有部门要有个边界。国有部门不能无限地发展，不可以无限地去侵犯非国有部门的领域。要让两个领域保持相对平衡的空间，容许它们互相竞争。国有和非国有两部门之间的公平竞争很重要。
其次，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职能和领域应该搞清楚。政府可以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哪些领域政府应当发挥作用但是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它应该退出哪些地方但没有退出来，这些问题都要弄清楚。像社会改革、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环保等社会政策领域，政府显然都还做得不够。
再次，要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中国领导层提出的社会建设，目标很好，但这个目标和所使用的实际手段完全是脱节的。政府只有经济政策，而社会政策仍然贫乏，在很多场合都是用经济政策取代了社会政策。举个例子，要进行社会建设，就要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比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的改革。在所有国家，这些方面都需要国家大力投入，但中国则不然。这些本来需要国家大力投入的领域往往成为暴富的领域，在社会政策没有确立的情况下，往往是通过牺牲社会的方法来谋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样就使得中国社会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经济发展越快，社会被破坏得越厉害;社会越脆弱，经济发展越不可持续。
最后，也更为重要的是要改变国富民穷的情况。这种情况不改变，各级政府就会演变成学界所说的掠夺性政府。扶贫、提高劳动收入、改变产业结构(如鼓励发展中小型企业)、税收制度改革等等都可以改变国富民穷的情况，实现社会公平。一个公平的社会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政府也才具有高度的合法执政能力。
政治上也是一样。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在政治上的成功源于开放。过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形成了一种比较开放的政治过程，政治过程向社会阶层和利益开放，先向农民开放，后向城市居民开放，向各级部门开放，向各级政府开放。政治的开放性造就了改革的巨大动力。现在政治改革为什么变得那么困难了呢?原因很简单，政治过程的开放力度又不够了。政治领域如果开放度不够，就容易产生既得利益集团，而既得利益则必然阻碍进一步的改革。
如何继续推进改革?关键在于继续开放。在政治领域，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向民营企业家开放，这是应当的，因为新的社会群体产生了，就要把它纳入政治过程之中，以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不能忽视其他的社会群体。在经济部门，商会组织变得越来越强大。但工会呢?如果工会的力量得不到发展，那么和企业主的组织相比较，工人就会处于弱势地位。弱势群体，比如农民，也应当容许他们组织起来。在经济上强势的群体组织起来、参与政治的情况下，如果不容许弱势群体组织起来，那么两者就要失去平衡。执政党和政府应当起到很大的作用，保持强势社会群体和弱势社会群体之间的均衡，这样社会才会稳定，秩序才能得到保障。
现在的情况是，越想改革，来自体制的障碍就越大。我们就是想改革一个制度，但是结果却在更大程度上破坏了这个制度，而不是进行制度创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邓小平提倡“摸着石头过河”，但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人物敢去摸石头。现在每推出一个政策，利益集团就把这个政策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每改一次利益集团就剥削老百姓一次。就像房改，房价是越改越高。本意是好的，但是每改一次就为利益集团提供一个机会赚大钱。其他方面的改革如医疗和教育也是这样。无论怎样的改革议程，一旦被利益集团所挟持，就会与改革初衷背道而驰。
只有开放才能对政治过程保持压力，一旦封闭起来，就会自我腐败。中国的执政党已经从自身的历史和苏联、东欧的变革历史中学到了非常多的教训。执政党自身如何保持永恒的开放?这永远会是最严峻的挑战。但很显然，如果要避免自我腐败，避免来自社会的激进变革，执政党就必须直面这个挑战。
(本文选编自郑永年新书《中国模式》，本书2015年11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