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进步斐然，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社会稳定，民心相融。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的确立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如何将40年的改革开放历史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近70年的历史中去系统总结“中国经验”，并将“中国经验”贡献和分享给世界，是一个当前面对的重要课题。中国的发展，从可供世界借鉴的角度，可以概括为“改革—发展—开放”的战略框架、“自力更生—国际合作—自主创新”的发展框架和“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的未来框架。这三大框架在实施中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强烈的世界价值。以三大框架构成的“中国经验”是中国对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

关 键 词：改革开放/中国经验/战略框架/发展框架/未来框架

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实现了逐渐从富起来向强起来的转变，而且对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系统总结40年的经验教训，无疑对我们正确认识40年的改革开放之路具有重要意义，也对我们如何走好改革开放再出发的道路提供科学的指导，使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行稳致远。一些同志认为经验已经总结清楚了，但现实的情况是，总结经验不是列出一些条条框框，而是必须探讨清楚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各内在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探明这一主动发动的深刻变革中取得的成就和出现的问题，这些成就和问题是有效控制导致的，不是随机运动形成的。同时，在总结经验的时候，不能仅仅总结“中国特色”，还要总结具有国际价值的“中国经验”，这些“中国经验”应该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既具中国特色又可资借鉴的新内容，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的重大贡献之一。2018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强调：“要注意从历史、全局、战略的高度总结40年改革开放成就和经验，突出时代性、思想性、实践性。要坚持问题导向，对一些带有共性、规律性的问题，要注意总结和反思，以利于更好前进。”①这些共性、规律性的问题，除了中国自身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部分外，就是能够为世界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可复制、可借鉴、可运用的“中国经验”。

一、用世界眼光看待中国在世界中的方位，形成了“改革—发展—开放”的战略框架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不断探索、艰辛前行、打下比较坚实的国民经济基础上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首要问题。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其目的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也就是为新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服务。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以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强调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②这些思想认识逐渐具体化为“四个现代化”的中国未来发展的总目标。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③1959年底到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④1964年在全国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们一定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从而使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具体化了，并且实现了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战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发展战略的伟大转变。可以说，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规划师”。遗憾的是，由于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局势变化，这些规划和战略在实施中，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干扰。

粉碎“四人帮”后，经过短暂的徘徊，通过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我国把重点重新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改革开放的号角正式吹响。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目标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生前提出来的，邓小平强调指出：“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⑤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会遇到很多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个逐步克服、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改革。同时，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需要国际合作。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谈话时指出：“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⑥。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一般的认识是，改革是率先从农村开始的，其实安徽小岗村的“十八个红手印”只能是改革的基层探索之一，具有象征性意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是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开始的，这样才将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结合了起来，形成了改革的“合力”。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就是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⑦，“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⑧，强调“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任务的关键⑨。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经过几年的酝酿，《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由此经济体制改革正式全面启动。

1987年3月21日，在报给邓小平的《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提出，十三大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说明由此而来的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由此而来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任务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由此而来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由此而来的在理论和思想指导上避免“左”“右”两种倾向的必要性。3月25日，邓小平对这个设想作了如下批示：“这个设计好”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成为改革开放全部理论的基石，成为进行改革开放具体方案设计的基本遵循。

改革开放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定，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呈现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但是，中国的发展本身是世界发展的一部分，如何看待中国改革发展所处的世界，以及中国如何和世界互动，是决定改革开放深度和广度的重要方面。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的时候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进一步阐述了对当代世界的认识，指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个问题，“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1)邓小平直言不讳地指出，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是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所以，加强南北合作，互利共赢，才是真正的战略眼光。

所以，中国在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通过发展到最终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正是在认清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展开的。这一基础在中国就是在认清国情的前提下，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由此，实现首先在内部进行了改革，解决包括体制、机制在内的，涵盖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社会、生态等现代化过程中各领域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对外则不断扩大开放，扩大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以开放促改革。因此“改革—发展—开放”这一战略框架，构成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总构架。也就是说，随着确立了我国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发展基础，对内坚持改革，对外扩大开放，使得经济发展和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并不断调整我国在世界上的定位，据此形成良性的政策循环和共赢发展的良好局面。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2)而这一新的历史方位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3)。因此，在新的历史方位基础上，认真研判新的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扩大开放，就成为我国进一步完成现代化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需要用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来引领新发展，既不仅要注重提高发展质量，更要注重全面发展。但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将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需要我们在新的发展过程中，对于新时代、新矛盾、新征程下的“改革—发展—开放”的战略框架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新要求、提出新的解决方案。这就是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同时也是这一战略框架的长期指导意义。

二、用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走好中国道路，形成了“自力更生—国际合作—自主创新”的发展框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就确立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方针。改革开放，就是要在夯实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前提下，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曾经深刻地总结过：“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14)邓小平在说明实现现代化必须具备的前提的时候，除了强调政治路线、政治局面和干部队伍之外，特别强调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我们要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也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但是必须要以自力更生为主”(15)。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一些原因使得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程推迟了。邓小平指出，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一二十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我国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的状态。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国际条件了。”(16)

1982年，邓小平在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时谈到，我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争取和利用国际上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发达国家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所以，“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你们想了解中国的经验，“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我们很多东西都靠自己搞出来的。……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即在建国三十二年多的时间里，大体有二十几年，我们完全或基本上处于没有外援的状况，主要靠自力更生。没有外援也有好处，迫使我们奋发努力。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我们在这个期间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发射了人造卫星等等”(17)。以自力更生为主，就可以振奋起整个国家奋发图强的精神，把人民团结起来，就比较容易克服面临的困难。

以自力更生为主、加强国际合作，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缺乏了自主创新，总会受制于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就一直是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的。毛泽东对技术革命作了两步走的设想：整个技术革命大约需要20到25年的时间，第一步，社会主义改造与技术革命同时并进，以社会主义改造为主、技术革命为辅；第二步，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毛泽东认为，技术革命是属于生产力、管理方法和操作方面的问题。技术革命的开展，可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面貌全部改观。他“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18)，使中国能够迅速摆脱经济和科学技术上的落后状态，赶上经济发达国家。因此，就必须重视知识分子问题，强调知识分子在技术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注重培养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1956年1月，中央专门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指出，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技术、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科学是关系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决定性的因素。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奋起直追，“向现代科学进军”(19)。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技术落后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内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文化水平而奋斗。会后，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的组织领导下，有数百名著名科学家参加，历时数月，制定了《一九五六— 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并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把规划付诸实施。1963年，由于上述计划的主要项目和许多具体要求已经达到，在此基础上提前制定了新的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63-1972年)，毛泽东就制定这个新计划明确指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20)尤其重要的是，在进行技术革命的时候，毛泽东特别注重独立自主地开发自己的技术，这既是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继续，也是对包括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教训的汲取。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确立、60年代大力推行、70年代坚持的发展尖端科学技术的战略方针，极其深刻地体现了“技术革命”思想的本质精神、深层价值和重大意义，使得艰难初创的新中国科技事业获得振兴和发展。其直接的结果是，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巨大潜力，对原子能、航天器等世界前沿尖端科学技术的研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突破，导弹、原子弹和卫星“两弹一星”的成功，不仅促进了中国科技体系的发展，而且奠定了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里的地位。1969年，毛泽东在审阅空军关于技术革新的报告时，指出了对每一项具体改革来说，称为“技术革新”就可以了，而技术革命是指历史上的重大技术改革，例如用蒸汽机来代替手工，后来又发明了电力，现在又发明了原子能之类。这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对于“技术革命”的深邃理解，以及他提出在中国要来一个“技术革命”的深刻用意。毛泽东理解的技术革命已经不是仅仅包括技术改造和机器的使用，而是持续创新。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赶上世界先进国家，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21)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22)。20世纪80年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进入高速时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制定高科技发展计划。1983年美国提出的“星战计划”、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等，对世界高技术大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向国家提出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中国高技术的建议。在邓小平的建议下，“863”计划开始制定实施。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科技革命出现了新的特征，科技革命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在此背景下，党中央根据新的情况，及时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1993年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关于科学技术的法律。1995年5月6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在同月26至30日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江泽民指出：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我们必须在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坚持不懈地着力提高国家的自主研究开发能力。在继续“863”计划的同时，实施“973”计划，其战略目标就是加强原始创新，在更深层面和更广领域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以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为国家未来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我国从2000年起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推动自主创新。经过不懈的努力，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23)为中国道路打下了新时代新的坚实技术基础。

中国道路的形成是一个体系化的过程，但是，“自力更生—国际合作—自主创新”这一发展框架无疑抓住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在这一框架的实施过程中，我国走出了一条以我为主、坚持自主创新、主动参与国际合作的科技与经济协同发展的道路，构筑了我国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有力支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跨越关口的战略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支撑就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加强基础研究，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要倡导创新文化。这一“自力更生—国际合作—自主创新”的发展框架，勾画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以我为主、自我发展、自主创新的发展设计，这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务必思考的基本遵循。

三、用未来理念引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共同体—世界”的未来框架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同样离不开中国。不可否认，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结构性矛盾，这不仅表现在存在着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也表现在世界各国在制度层面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层面的竞争。如何让中国的发展更加有利于世界的发展，如何营造良好的世界环境保障中国的顺利发展，是一直需要解决的矛盾。

早在1953年朝鲜停战以后，我国就致力于发挥在国际问题上的话语权，争取有利于国内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并在1953年12月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原则至今仍然是我国对外交往的基本准则。改革开放以来，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重要。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强调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邓小平指出：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从现在到本世纪末是第一阶段，再加三十到五十年，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24)我们就是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并且，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多次谈话中都强调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为人类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可以作更多的贡献，强调即使中国发展起来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称霸。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中国一直的面向未来的发展理念。

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中国与周边国家、与世界大国努力搞好关系，甚至有些时候为了大局放弃一些自己的利益，充分显示了一个爱好和平、负责任大国的使命和担当。尽管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世界并不平静，大战没打，小战不断，但是中国的周边是相对平静的。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了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全方位的遏制，以及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断渗透，我国仍然保持了足够的战略定力，力图用未来理念来化解矛盾，实现共同发展。

在面向未来的发展理念下，对于中国自己的事情，我国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并顺利实施。在国际关系上，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逐渐被世界所接受。

进入21世纪，世界格局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处于大调整时期，各国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越来越多地成为世界的潮流。同时，各种风险和挑战也日益增多，不断爆发的国别和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增长乏力，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持续蔓延。传统的西方中心论及其治理理念和模式越来越不适应世界格局的新变化，人类向何处去逐渐成为一个世界聚焦的沉重课题。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演讲中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5)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就要求建立共同发展、共商发展、共建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已经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并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是理念的积极推动者，也是脚踏实地的实践者。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紧扣发展主题，不断开辟经济全球化的新路径：倡导国家间合作发展的新模式，提出和实践“一带一路”倡议；实现金融合作和投资方式的创新，提出和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出和运营了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等等。

2018年1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了《同舟共济创造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提出了当今世界面临的新挑战：经济全球化大潮滚滚向前，但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为世界经济蒙上了阴影；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但增长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大发展失衡未有根本改观；全球治理体系加快变革，但治理滞后仍是突出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的尖锐之问。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国奉献给世界的另一条经验就是建立“中国—命运共同体—世界”的未来框架，将中国的发展回馈世界，也从世界的发展中获得自己的正当利益，成为全球共同繁荣的基本遵循。这就是答案。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

“改革—发展—开放”的战略框架、“自力更生—国际合作—自主创新”的发展框架、“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的未来框架，不仅是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总体总结，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奉献给世界的“中国经验”。在这三大框架下，不仅衍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体系、方略政策，也形成了世界各国可借鉴的发展理念、思想和战略举措。

40年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丰富的“中国经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前述三大结构或框架，不仅从宏观层面给予40年改革开放一个整体性的勾画，也是具体理论和实践做法创新的基本依据。也因此，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是可以复制甚至可以移植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所以“中国经验”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具有世界价值。

当然，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角度，改革开放40年巨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既坚持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又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使制度层面的社会主义道路、公有制为主体与体制层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形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促进，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些都为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提供了更加具体可行的时代根据。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之上，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和指导下，中国必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①《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强调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伟大成就宝贵经验 不断把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1/14/c_1123714393.htm。

②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268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⑤⑥⑦⑧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132—133、333、327、342页。

⑩(1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105页。

(12)(1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15)(16)(17)《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232、406页。

(18)《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19)《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5页。

(20)《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21)(2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86、91页。

(2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59、31页。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7页。

(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