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8月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6周年。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导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战略，并在对日外交实践中得到充分展现。邓小平高度重视发展中日关系，始终将其放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与国际战略全局中来谋划和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习近平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擘画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引领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大方向。中国的国家利益决定了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总体走向，中日关系的具体实际又决定了实现目标的路径选择与方案设计要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深化务实合作、促进认知重构、增进战略互信是基本思路与内在逻辑。

关键词：邓小平 外交思想 中日关系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人类命运共同体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与政策体系。作为邓小平理论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外交思想引领中国对外开放，扩大国际合作，塑造有利的外部战略环境。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之际，回顾邓小平外交思想，深刻领会其中蕴含的规律性认识与实践意义，承前启后、守正创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开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一、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时代特征与丰富内涵

从实际出发制定科学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民族复兴各个历史时期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与时俱进，准确认识所处时代，正确把握时代特征，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制定国际战略的基础和前提。[①]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陕北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就是这个优良传统的开创性经典。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制定国内国际战略，总是根据所处的时代需要和目标任务，全面分析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世界处于在美苏两大阵营对峙形成的东西方冷战之中。毛泽东提出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安全，也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正如邓小平后来指出的那样，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②]。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广大第三世界[③]国家选择不与超级大国结盟的中立道路，成为独立于美苏两极体系之外的重要新生力量。第三世界的兴起是对两极世界格局的突破，成为促进多极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内部，西欧、日本伴随经济实力的增强，政治自主诉求上升。欧共体在美元危机、石油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连续冲击下，加快联合自强步伐，在国际事务上协调行动，力争“用一个声音说话”。伴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西欧国家为求自保，纷纷放弃对美元固定汇率，实行单独浮动或联合浮动汇率制。1978年12月，欧共体领导人会议决定创建欧洲货币体系，并于1979年3月正式成立。

历经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日本经济进入稳定增长时期。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虽从20世纪60年代的8.5%下降到70年代的3.4%，但仍明显高于美国的0.4%、联邦德国的2.3%，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保持高水平。[④]从1974至1979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速达到4.1%，大大超过美国的2.5%、联邦德国的2.4%，国民生产总值从1973年的4170亿美元，增长到1979年的10085亿美元，达到美国的42.6%、联邦德国的1.32倍。从占世界总产值比重看，美国从1960年的44.9%降至1980年的22.9%，同期日本则从3.8%提高到10.2%。[⑤]随着经济实力迅速增强，日本尝试摆脱对美国“一边倒”的追随式外交。从田中角荣内阁到三木武夫内阁，再到福田赳夫内阁，日本先后尝试采取“多边自主外交”“等距离外交”以及“全方位和平外交”。

面对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发展趋势，面对日本、西欧实际上已同美国一起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三大经济中心鼎足而立的局面，美国总统尼克松继提出美国、西欧、苏联、中国、日本“五大力量中心说”之后，在1973年5月向国会提交的《七十年代美国对外政策：缔造持久和平》国情咨文中指出，日本现在是国际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不再需要也不再能够保持充当小伙伴的习惯。[⑥]1978年9月20日，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第85届临时国会发表政见演说，第一次明确提出开展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全方位和平外交”，指出，“日本外交面向世界的一切方向，谋求同所有地区、所有国家之间建立和平友好关系”。[⑦]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主持对外工作的十余年间，正值世界处在这样一种两极格局走向瓦解、多极化趋势明显增长的时期。邓小平外交思想在继承毛泽东国际战略与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又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形成了一些新的观点和原则，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⑧]其中，围绕时代主题、世界格局、战争根源、反对霸权与维护世界和平的关系等一系列战略判断，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大贡献。

邓小平敏锐洞察世界变化，提出阻止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因素在增长，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⑨] 1984年10月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关于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他指出，“……，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⑩]。关于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邓小平做出了新概括。1985年3月，他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虽然战争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11]。

邓小平通过对国际形势变化的透彻分析，对当代战争根源问题也做出了科学论断。1979年2月，他在会见埃及总统特使时指出，“……，霸权主义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12]。此后，邓小平多次谈到这一判断。1984年4月，他在会见美国总统里根时指出，有资格发动世界战争的还是美苏两家，同时告诫美方，中美关系已进入了“成熟阶段”的判断不准确。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还是台湾问题。[13]同年5月，他在会见尼日尔国家元首时再次谈到，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是霸权主义。不反对霸权主义，和平就靠不住。[14]当今世界不安宁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战争是同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为此，要防止世界大战爆发、维护和平的局面，就必须坚持反对霸权主义。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为什么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谈判过程中，中方坚持写入“反霸条款”。[15]邓小平指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16]。1990年3月，邓小平首次正式提出“多极”概念，认为多极化是历史的进步，“中国算一极”[17]。

二、邓小平外交思想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发展

邓小平将正确认识和把握时代特征作为国际战略首要问题，根据形势变化及时做出了“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此后，自党的十四大起，和平与发展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在此科学判断基础上，对外开放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邓小平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18]。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顺应多极化时代趋势，用好外在环境中蕴含的一切条件和机会，争取和平，发展自己。正如他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19]。在引领国家走上对外开放、国际地位稳步提高的历程中，邓小平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其中中日关系始终是重点。早在1974年，他作为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就十分重视推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谈判，并将其提上议事日程，后因各种原因而延搁。

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领导职务后，积极推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谈判的重启。[20]在会见日本外宾时，他敦促日方尽快恢复谈判，并早下决心缔结条约。1977年9月，邓小平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团长滨野清吾，在对议员们为缔约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后，指出，“既然福田首相声明要搞这件事，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钟，就是两个字‘签订’”[21]。这次讲话，切中了双方当时“利益最大公约数”，一方面向日方传递了中方希望缔约的意愿，另一方面激励福田排除国内外干扰因素，积极签约。

邓小平强调发展中日关系的方针目标要从长远着眼，同时也主张做具体工作要从眼前着手，而且要扎扎实实地做加强中日友好合作的实事。无论是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谈判中，还是在后续中日关系改善发展、深化合作进程中，邓小平外交思想一以贯之在多方面发挥了推动、引领作用。

一是强调从战略长远出发，重视中日和平友好。1975年初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全面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他在会见日本政治家时指出，同日本友好的方针是毛主席定下来，是周总理领导实行的，我们要贯彻这个方针。[22] 1982年9月，他在会见日本首相铃木善幸时指出，中日关系有很多话要说，但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们党的十二大强调这一点，说明是中国的长期国策。[23]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与日方各界人士见面晤谈，宣传我国的主张和见解、方针和政策，以加深相互了解和信任。[24]

二是重视平等互利、互惠合作。邓小平主张通过发展中日两国间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促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邓小平广泛接触、会见日本各界人士，特别是经济界人士，积极争取日本企业来中国直接投资和合作。1978年10月，他为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赴日访问，除了会见政界人士，还会见了大批企业家。《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中日两国迅速成为重要贸易伙伴。20世纪 80年代，中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一度高达27%左右。中日关系改善和两国经济合作加速推进，对其他发达国家与中国合作产生了重要示范作用。邓小平重视学习和借鉴日本经济发展经验。1978年访日期间，他在会见日本众参两院议长及在野党领导人时，表示自己是为寻求日本发展经济的丰富经验而来。[25]

三是重视民间外交，亲力亲为做实事。毛泽东曾指出，“……中日关系中断是暂时的现象，过一个时期就会发生变化。……，中国人民同日本大多数人民历来是友好的，……。要分清同日本人民的关系和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两者是有区别的”[26]。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中国的对日外交总方针，是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就已制定的。他继承并发展了这种辩证唯物主义“两分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纷纭复杂的矛盾关系中剥茧抽丝、深入分析，把握中日友好合作的大局和主流，把中日两国人民看作中日友好的基本力量。邓小平亲自实践，为中日和平相处、友好合作扎扎实实做实事，在重视发展官方对话与合作的同时，注重推动民间交流与合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980年到1989年的十年间，他共会见外国客人365批（次），其中会见日本客人就有55次，大大多于除美国之外任何国家的客人。[27]

四是既讲友好、也讲斗争。邓小平从世界和平稳定与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全局来定位中日关系，既讲友好也讲斗争，对于中日关系中的消极因素，坚持原则、保持警惕，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体现了邓小平外交思想中辩证法的精髓。[28]面对影响中日关系的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否定侵略战争的倾向等问题，邓小平都适时发表见解，提出批评或交涉。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代表团时指出，“……中国人民担心日本有很少很少一部分人，其中可能有的是有政治影响的人，存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对付这种军国主义倾向，不仅要加强批评、揭露，而且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29]。“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30]。1989年，他在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时再次强调，希望日本方面要自省，不要自大；中国要自强，不要自卑。只有这样，友谊才是永恒的，合作才是永恒的。[31]

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领航新时代中日关系

新的历史条件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向纵深演进。一方面，中国的道路、制度、理论、文化及发展成就对世界产生强大吸引力，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另一方面，各类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世界主要力量深化战略调整，我国安全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面临空前复杂的环境，中国与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也进入深度转型期。面对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中国共产党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创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32]习近平外交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在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同时，赋予其更丰富内涵[33]；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倡导“新型国际关系”；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提出中国要做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国际合作的倡导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的建设性参与者。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引领下，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九大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战略目标，其内涵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面对世界变局、困局、危局，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超越狭隘民族国家利益、国家间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和世界眼光”，“不是抽象的、飘渺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是可以分步渐进实现的目标”[34]。这一理念提出后，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反响，多次被载入联合国文件。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其核心要义[35]在中国对日外交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就中日关系做出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对发展中日关系的高度重视，显示出对新时代中日关系的科学认识和战略判断，为引领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国际关系体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中日关系只有坚持“双轮驱动”、坚守政治基础，才能实现合作共赢。中国自身的安全、发展利益及价值取向决定了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总体走向，同时中日关系的特殊复杂性又决定了实现目标的路径选择与方案设计要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需要量身打造。[36] 2023年11月16日，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美国旧金山会晤，双方重申恪守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共识，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两国关系定位，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37]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面对2012年底日本自民党重新掌权后试图否定侵略战争历史、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挑衅行为，2013年11月23日中国国防部宣布划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东海防空识别区。2014年2月27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形式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习近平关于中日关系的论述，每一次都涉及历史问题等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强调历史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是建立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

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习近平外交思想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将日本民众同军国主义分子相区分。在 2014 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习近平指出，“我们不应因一个民族中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侵略战争就仇视这个民族，战争的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人民”。[38]2015年5月23日，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接见日本3000人访华团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牢记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不忘战争，是为了维护和平。……，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期待两国青年坚定友好信念，积极采取行动，不断播撒友谊的种子，让中日友好长成大树、长成茂密的森林，让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世世代代延续下去”[39]。

习近平外交思想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邓小平外交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在新时代结合“两个大局”、领导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不断开拓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新境界。邓小平曾经强调，不管国际上有什么变化，也不管日本和中国国内有什么变化，中日友好不能变，也不会变。[40]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容易的事情。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者的头脑，他们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41]。习近平外交思想所贯穿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习近平关于中日关系的深刻论述，为我们深入理解邓小平外交思想，加强理论和实践创新，做好新形势下的对日工作指明了方向。在习近平外交思想引领下，中国在日益复杂严峻的国际战略博弈中将立于不败之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之路会越走越宽。

注释：

[①]参见杨伯江：《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思想：现实理论依据与创新发展》，《日本学刊》2021年第5期，第2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

[③] 1973年9月，第四次不结盟运动领导人会议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举行，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首次正式使用“第三世界”这一概念。

[④]竹内宏監修『日本の国力?国際比較大辞典』、東京講談社、1984年、52頁。

[⑤]竹内宏監修『日本の国力?国際比較大辞典』、東京講談社、1984年、56頁。

[⑥]参见尼克松·理查德：《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65—179页。

[⑦]参见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主编：《国际关系史（战后卷）》（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0页。

[⑧]参见高金钿主编：《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1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12]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1页。

[13]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71页。

[14]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73页。

[15]参见杨伯江：《从复交到缔约：当代中日关系法律规范的形成与台湾问题》，《日本学刊》2023年第5期，第3页。

[1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

[1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1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234页。

[1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

[20中日双方在这一阶段的外交接触，主要就包括邓小平对日本来访者传递信息，以及日本驻华大使佐藤正二在北京与中方的五次会面。参见徐显芬：《〈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谈判过程》，载《日本学》第二十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第151—152页。

[21]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 199页。

[22]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23]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56页。

[24]参见高金钿主编：《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页。

[25]参见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7页。

[26]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版，第456页。

[27]参见高金钿主编：《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页。

[28]参见林昶：《从“年谱”看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日本学刊》2007年第5期，第37页。

[2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231页。

[3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页。

[31]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9页。

[32]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版，第7页。

[33]参见杨伯江：《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思想：现实理论依据与创新发展》，《日本学刊》2021年第5期，第6页。

[34]参见杨洁勉：《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战略思维和谋划》，《外交评论》2018年第1期，第6页。

[35]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要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版，第3—4页。

[36]参见杨伯江：《构建中日新型国家关系：双轮驱动下的合作共赢》，《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9期，第24页。

[37]参见《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人民日报》2023年11月18日，第2版。

[38]《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4日，第2版。

[39]《习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5月24日，第2版。

[40]参见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

[4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5—406页。

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金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文章来源：《东北亚学刊》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