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正在成为大国博弈与秩序重构的焦点。这一地区拥有庞大的经济和安全战略能量，同时地缘政治环境及域内国家间关系又极其复杂，加之美国加大战略投入，导致历史问题难以解决，现实矛盾不断涌现，地区形势愈加严峻，安全风险明显上升。

一是地缘政治分裂加剧，大国战略互疑增加，对抗风险加大。美国鼓励、授权盟国在其地区战略中发挥作用，加剧了地区格局的“两个集团化”趋势。拜登政府意图在管控中美冲突风险的同时，利用多边制衡手段，调动盟友力量展开对华竞争。这不仅使中美关系对抗性上升，还对东北亚区域国家战略选择产生重大影响。在美国的撮合下，2023年8月，美日韩峰会达成“戴维营原则”，拟扩大三国安全与经济合作，将地区安全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制度化”，包括每年举行军事演习和三边峰会。

二是军备竞赛趋向激烈，自主安全、竞争安全观念与动向明显。2022年底，日本出台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实际放弃了“专守防卫”原则，致力于打造先制性“反击能力”，包括拥有各类远程攻击性导弹。日本借乌克兰危机渲染局势紧张，制造战略恐慌，为强化军事体制法制、加大军力建设投入制造法理依据。从2013年到2024年，日本军费支出增长了近2/3。根据3月28日国会通过的2024财年预算，日本本年度防卫预算超过7.9万亿日元，较2023财年（约6.8万亿日元）上涨逾16%。

三是安全热点频频升温，危机管控难度加大。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呈现碎片化、复合化特征，结构转型迟缓，制度构建艰难。在冷战结束30多年后的今天，东北亚不仅“冷战遗产”依然如故，而且摩擦与矛盾日益升级。其中，作为东北亚地区传统安全热点，朝鲜半岛问题有关各方矛盾突出。在拜登政府高压政策下，朝鲜频繁试射导弹。美国进而加强制裁力度，与日韩在半岛周边频繁军演，力图以三边安全合作钳制朝鲜。韩国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南北关系趋向恶化，半岛紧张局势加剧。

四是秩序体系动摇，协调机制失灵。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各方围绕地区秩序的分歧进一步凸显。美日标榜“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试图主导地区秩序重构进程。美日与中俄在安全利益及安全观上的分歧与对立，可溯及围绕战后国际秩序观的分歧与对立。美日主张“旧金山体制”，中俄则坚持《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立场。在秩序体系动摇、观念对立加剧的背景下，东北亚安全协调功能丧失，美国同盟体系的强化加剧了集团对抗和地区分裂。

五是政治安全因素阻碍区域经济合作。20世纪70年代中美、中日建交后，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迅猛发展，但美国忧虑美日、美韩军事同盟体系受到中日韩深化经济合作的冲击。所以，很“巧合”的是，每当域内国家实现或即将实现重大经济融合之际，总会发生地缘政治安全事件。譬如，2010年日方在中国钓鱼岛海域非法抓扣中方渔民和渔船事件、2016年美韩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等，无不发生在中日合作、中韩合作或中日韩合作即将取得突破之际。

很明显，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困局在加深，实际陷入了对立双方相互示强“水涨船高”的恶性循环。为了破解，或者至少是缓解困局，以下几点是至关重要的。

一是坚持不懈深化域内国家合作，强化现实利益纽带。日韩在经济上与中国有着密切、深厚的合作关系，彼此相互依赖，处于结构性互补关系。但近年来在美国的压力下，日韩试图追随美国打造“小院高墙”，将中国从国际高端产业链、供应链中剥离，这既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也有损日韩自身的利益。中日韩地缘相近，休戚与共，相互合作天然地符合经济理性，也符合各方真正的国家利益。

二是千方百计为地区热点降温，而不是火上浇油。近两年来，朝鲜试射导弹、美日韩联合军演已成为东北亚局势紧张的常态表现，这蕴含着极大的安全风险。3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美国提出的关于将“1718委员会”即“朝鲜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任期延长一年的决议草案，终止了该小组对对朝制裁的监督，这是“降温”的重要一步。过去30年来的经验证明，制裁施压和军事对抗无助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激活对朝制裁决议中的可逆条款、缓解朝鲜的民生困难，才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推动半岛朝无核化方向迈进。

三是努力增进中美及区域内国家互信，推动构建对话协商平台。作为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和大国战略交互作用最集中的地区，东北亚尚未形成有效的、覆盖整个区域的安全协调机制。而且，曾在东北亚安全协调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多边机制，如六方会谈难以重启，中日、中韩间一度探索的建设性安全伙伴关系也受到挫折。然而，即使分歧无处不在，但起码和平、稳定与繁荣是各方的共同追求。在这方面，也许2024这个“超级选举年”，能带给东北亚一些希望和改变的契机。

本文英文版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英文版标题为 "Calming tempers in Northeast Asia" 出品：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