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普通不过的日子，北京的春夜寒意依然，没有什么月白风清，北京大学发生的 一件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的事，却对以后的历史转折产生了无法估计的影响。那一夜到 底发生了什么事？后世的人早已不曾了了，即使在重要的当事人之一汤尔和第二天（3 月27日）的日记中也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昨以大学事，蔡鹤公及关系诸君来会商，十 二时客始散，今日甚倦。”

相隔近十六年，另一位当夜在场的胡适读到这篇日记后，重提旧事，他于1935年12月23 日写信给汤尔和说：

“此夜之会，先生记之甚略，然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 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 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 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 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可惜先生不曾详记， 但有月日可考，亦是史料了。”

读到这里，虽然我们还不大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大凡有点历史感的人都会感到这是一个重要的夜晚，信中涉及的人物，我们也并不陌生，“独秀”就是《新青年》创办人、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孟和”是陶孟和，他们和胡适都是安徽人。“尹默” 是沈尹默，“夷初”是马叙伦，“蔡鹤公”、“孑民”就是北大校长蔡元培，他们和汤 尔和都是浙江人。 胡适接着说：“先生试读四月十一日记末行，可知在当时独秀与先生都知三月廿六夜之会之意义。”汤尔和4月11日的日记最后有这样的记载：“五时后回寓，……途中遇陈 仲甫，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亦可口西已。”

陈独秀为何要对汤尔和怒目相向？3月26日夜的真相到底如何？胡适在五天后（12月28 日）写给汤的信中说得比较清楚：

“八年{指1919年}的事，我当时全无记载。三月廿六夜之会上，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 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 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 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和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 思之，岂值一口虞？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 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当时我颇疑心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独秀的局面，而先生不察，就做了他们 的‘发言人’了。”

其时，陈独秀已被国民党当局判刑8年，正在南京狱中，前尘往事都如云烟过眼，他本 人也从未提起当年的那些事。可是认真的胡适忘不了这一切。1936年1月2日，他再次写信给汤尔和，再一次谈及此事：

“独秀终须去北大，也许是事实。但若无三月廿六夜的事，独秀尽管仍须因五月十一夜 的事被捕，至少蔡、汤两公不会使我感觉他们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一 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了。

我并不主张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Public 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 ，因为他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 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当日尹默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实证之，当日攻击独秀之人 ，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这也是时代的影响，所谓历史的‘幽默’是也。”

胡适的判断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没有3月26日夜里发生的事，陈独秀会不会亲自到 “大世界”去撒传单，恐怕还是未知数。如果陈独秀那一年没有离开北大，他会不会在一年后急遽左倾是个未知数。如果陈独秀不带头组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命运一样 也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历史是不会有“如果”的。1919年3月26日夜，一切都已注定 ，陈独秀不可能再留在北大，以后发生的一切都已无法幸免。等到他痛定思痛，回到 “德先生”那已是二十年后。

陈独秀的思想演变也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时至1919年11月，他还公开发表文章说： “我们现在要实现民治主义（Democracy），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然而，不到一 年的时间，他就掉转了方向，猛烈抨击“德谟克拉西”是资产阶级的“护身符”、“专 有物”，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拿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若是妄想民主政治 才合乎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 ”。他要从此告别 “德先生”，否定心爱的“德”先生，并迅速迈向组建共产党的不 归路。历史就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