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徐志摩是现代中国两位著名的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二人不仅先后负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而且思想相近，趣味相合。胡适为新文学领袖和新诗开山祖，徐志摩则为现代诗圣。20世纪20年代，胡徐合作，先后创办《现代评论》、新月书店和《新月》杂志。如果说徐志摩是新月社的灵魂人物，那么，胡适则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五四”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胡徐二人关于苏俄问题的歧争即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激荡的思想表征。
一、徐志摩的苏俄观
诗人徐志摩是一个典型的英国式自由主义者。徐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经济系毕业后转赴英伦留学，在剑桥的自由风气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徐虽先后留学美英，但他显然更欣赏英国带有贵族式保守色彩的自由主义文化。他对英国这个唯一堪称“现代的政治民族”推崇备至：
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顽固的。自由与保守并不是冲突的，这是造成他们政治生活的两个原则；唯其是自由而不是激烈，所以历史上并没有大流血的痕迹（如大陆诸国），而却有革命的实在；唯其是保守而不是顽固，所以虽则“不为天下先”，而却没有化石性的僵。[1]380－381这种英国式保守的自由主义成为徐志摩政治思想的基本底色。
1925年3月，徐志摩取道欧亚铁路赴意大利会晤印度诗圣泰戈尔，途中顺访苏俄，在莫斯科访游三日。游历俄京使徐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1920年，徐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费边主义思想家哈罗德•拉斯基，使其自由主义思想染上了左翼色彩。他倾向工党的社会主义，对苏俄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亦抱有同情之心，列宁逝世时还作诗悼念。对于罗素1920年访俄后由亲俄而反俄的思想逆转，徐曾撰文批评，尽管他是罗素的热烈崇拜者。1924年，他在《落叶》中曾盛赞苏联国旗道：“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2]461。
然而，身临其境的莫斯科之旅击破了诗人徐志摩玫瑰色的苏俄梦。徐在莫斯科的游历包括游览克里姆林宫、皇家教堂，看望托尔斯泰之女，拜访俄国教授朋友，观赏犹太恐怖戏，参谒列宁遗体，以及在雀山脚下的圣贞庵凭吊契诃夫和克鲁泡特金的墓园。初春三月的俄京给诗人的印象是：阴沉的天气、贫瘠的城市、忧郁的人民、凋敝的文化。
离俄后，徐在旅居佛罗伦萨时写的《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记录了他在苏俄的亲身观感。在《莫斯科》篇中，徐哀叹引领20世纪未来文明的莫斯科是一手拿火、一手拿刀的伟大的破坏天才，未来莫斯科的牌坊建立在文明的骸骨间和人类的血肉间。莫斯科是一座着火的血红的大城，大火烧毁了专制的、贵族的、奢侈的、淫靡的旧俄国，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小说中的社会也化为灰烬[3]81。
拜访托尔斯泰之女使徐志摩悉知革命后俄国文化的凋敝。在《托尔斯泰》篇中，他表达了一个“波淇洼”（布尔乔亚）对言论自由、行动自由、出版自由那一套西方古董的迷恋，以及对托尔斯泰著作毁版的不安[3]91。
在莫斯科，徐志摩参谒列宁遗体时引发了他对苏俄革命的反思。《血——谒列宁遗体回想》篇记录了徐对列宁和苏俄革命的新思考。莫斯科之旅使他收回了先前对罗素的批评，转而同情罗素访俄后放弃其红色信仰的思想转变：
早几年我胆子大得多，卢梭① 批评了苏维埃，我批评了卢梭……意思说是他一到俄国，就取消了他红色的信仰。我先前挖苦了他。这回我自己也到那空气里去呼吸了几天，我没有取消信仰的必要，因我从不曾有过信仰，共产或不共产。但我的确比先前明白了些，为什么卢梭不能不向后转。我怕我自己的脾胃多少也不免带些旧气息，老家里还有几件东西总觉得有些舍不得——例如个人的自由。[3]108－109
对于徐志摩来说，苏俄革命的玫瑰色已经褪去，他现在更关注十月革命的结果和代价，并重新思考革命的本质。诗人文学化的俄国革命论透露出哀婉的历史悲剧意识：
有时候我简直是一个宿命论者——例如我觉得这世界的罪孽实在太深了，枝节的改变，是要不得的，人们不根本悔悟的时候，不免遭大劫，但执行大劫的使者，不是安琪儿，也不是魔鬼，还是人类自己。莫斯科就仿佛负有那样的使命。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我最亲爱的母国，其实是堕落得太不成话了；血液里有毒，细胞里有茵，性灵里有最不堪的污秽，皮肤上有麻疯。血污池里洗澡或许是一个对症的治法，我究竟不是医生，不敢妄断。[3]109
对于国内方兴未艾的亲俄浪潮中信奉共产主义的左翼青年，徐志摩肯定了他们的正义和热情，又告诫他们，俄国式革命的代价将是国家威权完全取缔个人自由，中国要救度自己虽不免流血，但应自己发明新的流血方法，而不必借用俄国的理想和方法[3]110－111。
莫斯科之旅导致徐志摩思想向右大逆转。《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表征着徐之苏俄梦的幻灭和向自由主义的回归。早年负笈美英的经历在徐的思想深处打下了浓重的自由主义底色，在徐的自由思想中，个人主义居于核心位置。正是对个人自由的执著信念，使他对苏俄制度以国家威权取缔个人自由产生了深刻的疑惧和疏离。
1925年10月，欧游归来的徐志摩接手北京《晨报副刊》主笔，并组织了“苏俄仇友”大讨论。《晨报》因刊登反苏言论，报馆遭左翼势力焚毁。复刊后，徐依然坚持思想独立的办刊方针：“本副刊以后选稿的标准还是原先的标准：思想的独立与忠实，不迎合照旧不迎合，不谀附照旧不谀附，不合时宜照旧不合时宜”[4]276。
1926年1月21日，为回应共产党人陈毅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的投书，徐志摩在其主编的《晨报副刊》发表长文《列宁忌日——谈革命》，由此引发了徐陈关于列宁和俄国革命的一场争论。徐在文中仍坚持其《欧游漫录》中的观点，并进一步申明其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信仰：
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这并不高深，这只是说我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我也要求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5]358
徐志摩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绝对性提出质疑，他认为匮缺中等阶级的俄国革命并非马克思学说所推定的革命。同时，他虽然承认列宁的人格和精神有如耶稣般伟大，但他并不希望列宁主义在中国传布[5]358－359。
徐志摩游俄之后思想的右转表征着一个诗人的苏俄梦的幻灭。徐早期的亲俄倾向是青年诗人的浪漫情愫、费边主义的左翼倾向以及共产主义大潮的产物。当他亲身游历莫斯科后，严峻的现实与他的个人主义自由理想格格不入，理想与现实的巨大断层击破了一个自由派诗人的浪漫梦想。徐志摩莫斯科之旅的思想流变与其精神导师罗素旅俄后的思想逆转如出一辙。十年后，法国左翼作家安德列•纪德和罗曼•罗兰的访苏再度重复了罗素和徐志摩的心路历程。
二、胡适的苏俄观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知识领袖。在“五四”时期著名的“问题与主义”论战中，胡因批评社会主义和鼓吹美国式改良主义而成为亲美派自由主义的思想代表。“五四”以后，胡适亦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思想上渐生亲社会主义的左翼倾向。1926年是胡适思想生涯中最激进的时段，此时其思想“左”倾由于莫斯科之旅而达到顶点。
1926年夏，胡适于《现代评论》发表《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文中一改“五四”时期反“主义”的立场，而将社会主义归为西方现代文明的新趋势和重要成果：“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6]10－11
1926年7月，胡适赴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取道西伯利亚铁路，中途抵莫斯科游历三日。这是他自1917年从美国学成归国后，十年间第一次走出国门。
无独有偶，距徐志摩游俄一年以后，胡适亦游历了这个神秘的红色共产国家。但二人对莫斯科的观感却迥然相异，苏俄革命和建设的新气象给了胡适巨大的“新的兴奋”。在莫斯科期间，他参观了革命博物馆，深为俄国革命事迹所感动。他与芝加哥大学教授梅里姆和哈帕斯参观了莫斯科的一所监狱，亦颇感满意。他还对苏联的新教育饶有兴趣，并因学校暑假未能实地观摩而遗憾。胡还专程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会晤拉狄克校长，并与蔡和森等中国共产党人畅谈良久。在莫斯科的所见所闻令胡适激赏不已，他盛赞苏俄新政为“空前伟大的政治新试验”。在给北大友人张慰慈的信中，胡适热情洋溢地赞扬了苏俄政治的理想主义和计划性：
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就足使我们愧死。
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7]41－42
对于自由主义者最为诟病的苏俄劳农专政，胡适与梅里姆进行了讨论，他同意梅氏的看法，相信苏俄的新教育可以推动专政制度向社会主义民主转型：
苏俄虽是狄克推多，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
我看苏俄的教育政策，确是采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作大规模的试验。可惜此时各学校都放假了，不能看到什么实际的成绩。但看其教育统计，已可惊叹。[7]42
胡适更以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表达了对苏俄新政的由衷钦佩。他表示，作为一个实验主义者，他对于苏俄之人类政治史上空前规模的乌托邦政治试验深表佩服。遗憾的是不能久住俄国而细细观察调查，但三日所见已足使他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伟大的政治试验[7]42－43。
耐人寻味的是，从胡适的旅俄书简中，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俄国：一个勇于创造而充满希望地探寻人类新文明的新俄国。胡适的俄京三日之旅意犹未尽，他甚至希望将来回国之后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赴俄作长期考察。鉴于胡适在知识界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俄游之后的思想“左”倾引起自由派知识分子友人和思想界的广泛关注。
莫斯科之旅使胡适开始了一段与共产主义的蜜月期。胡的思想左转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形成了浓厚的“左”倾亲俄思想氛围，共产主义思潮的澎湃，中苏友好和国共合作的环境，以及共产党人和苏俄的争取，无疑都对胡适的思想“左”倾产生了影响。北洋时期军阀政治的黑暗现实，使归国十年重出国门的胡适极易受到一个革命后巨变中的新俄的巨大诱惑。
胡适的亲俄思想转变更有其内在的思想原因：实验主义注重实用性和实验性的思想取向，使他对意识形态和制度实验持相对开放宽容的态度；强政府高效率的“有计划的政治”，一直是他在分崩离析的北洋政府时期苦苦追求的“好政府”之梦；而他近乎天真的“美国式的乐观主义”，更是使他坚信教育具有推进民主的巨大潜能。由此，胡适激赏苏俄新政，心悦诚服地承认它是一场“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
三、胡徐歧争
胡适对苏俄态度的修正在知识界引起广泛关注。共产党人对这位自由派知识领袖的亲苏左转期待甚殷，蔡和森在莫斯科曾挽留胡久住俄国进行考察，李大钊则在北京建议：“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8]34－35。
而自由派友人对胡适的新苏俄观则多有不解和质疑。钱端升在致胡适信中惊叹：“有人说你很表同情于共产，此真‘士三日不见，当刮目以待’了，真令吾侪欲行不得的人，望洋兴叹。”[9]406哥伦比亚大学校友任鸿隽致信胡适：现时俄国式的劳农专制正与美国式“德谟克拉西”决胜于世界政治舞台，国内的朋友不能不对他赞成苏俄的论调发生疑问[10]411－412。徐新六亦对胡适的思想转变提出商榷：
兄西游后，政治思想颇多更变，在各处通讯中所见兄之议论，弟赞成者甚多。例如对俄国革命态度之修正，认为对于全世界之大challenge［挑战］，调和稳健即是因循苟且，以及我辈政治活动能力之薄弱，均是无可驳击。但是俄国革命对于旧式之社会虽有震撼摧拉之力，我辈亦不能见其力大而即以为是……俄国革命之特色，一为政治上党治之试验，一为经济上共产之试验……我辈当平心静气研究此二点之是否，以及对于我国此时是否为对症之良药。如其不然，当研究出一方案来。[11]419－420。
胡适的思想左转更是引起徐志摩的极大关注。1926年9月11日，徐在《晨报副刊》发表胡适旅俄书简摘录，并附长篇按语与之商榷。徐也认为任何人去俄国都不免感到极大的震惊，无论对其持赞成或反对的态度。苏俄炙手可热的人类的活力与中国生机衰落的现实恰成反照。徐并不否认“俄国革命所表现的伟大精神和理想主义”，但他对胡适所认为的苏俄“乌托邦实验”的学理和方法提出质疑：第一，苏俄的“乌托邦理想”在学理上有无充分的根据？在事实上有无实现的可能？第二，他们的方法对不对？其过程中的牺牲值得与否？第三，苏维埃制是否具有普遍适应性？还有，苏俄有否权利到中国来宣传他们单独发明的“政治福音”[12]142－147？
对于胡适有关苏俄新教育的赞扬，以及认为苏俄经由新教育可从狄克推多（专政）过渡到社会主义民治制度的乐观看法，徐志摩并不同意：
他说“苏俄虽则是狄克推多，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这是可惊的美国式的乐观态度：由“愚民政策”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这不是等于说由俄国式共产主义过渡到英国的工党，或是由列宁过渡到麦克唐诺尔德（今译麦克唐纳）吗？真共产派先就不感激！但这是支话，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是他所说的苏俄的“新教育”……适之先生还加上更乐观的观察：“我看苏俄的教育政策，确是采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作大规模的试验。”……但就我所知道的，他们的教育几乎完全是所谓“主义教育”，或是“党化教育”……我们一般人头脑也许是陈腐，在这年头还来抱残守缺似的争什么自由，尤其是知识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但我们是这么回事，你有什么法想！[12]144－146
对于信奉和平渐进的英国式自由主义的徐志摩来说，苏俄激进革命道路的合理性显然是堪疑的：
即使苏俄这次大试验、大牺牲的结果，是适之先生所期望的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我们还得跟在懒惰的中庸的英国人背后问一声：“难道就没有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路径不成？”[12]146
徐志摩的按语围绕胡适旅俄书简的批评和讨论，从学理、方法和代价上对苏俄革命提出质疑，表达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苏俄观，由此可见他与胡适间的深刻分歧。
胡适在1926年8月和10月给徐志摩写了两封长信，与其讨论苏俄问题。胡在信中写道：
我这回去国，独自旅行，颇多反省的时间。我很感觉一种心理上的反动，于自己的精神上，一方面感觉depression，一方面却又不少新的兴奋。
我在莫斯科三天，觉得那里的人有一种seriousness of purpors，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馆”，看那1890—1917年的革命运动，真使我们愧死。[7]43－44
胡适显然并不赞同徐志摩的英国式观点，他一再强调保守的英国不足为训：
英国不足学；英国一切敷衍，苟且过日子，从没有一件先见的计划，名为evolutionary，实则得过且过，直到雨临头时方才做补漏的工夫……我们应当学德国，至少应该学日本。
英国是不足学的……这种敷衍的政治，我最反对。我们不干政治则已；要干政治，必须要有计划，依计划做去。这是方法。其余皆枝叶耳。[7]44，48
在信中，胡适回应了徐志摩关于苏俄政治之学理根据的质疑，他以一个实验主义者的观点反诘道：世界上有几个制度有充分的学理根据？政治的历史即《红楼梦》所谓“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资本主义、国家主义、政党政治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7]46？
胡适对于共产主义制度将消除人的创造性的观点亦大不以为然，他并不同意“私有财产废止之后，人类努力进步的动机就没有了”之成见。在他看来：
无论在共产制或私产制之下，有天才的人总是要努力向上走的……至于大多数的凡民，他们的不向上，不努力，不长进，真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私产共产，于他们有何分别？
……我们不能单靠我们的成见就武断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不能有伟大的生产力。[7]46－47
在胡适看来，徐志摩“难道就没有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路径不成”的质疑，简直是“孩子气的问话”。并非没有比较平和而牺牲小些的路径，只是没有谁肯这样平心静气地去想。胡表示，他并不反对徐的改良主义，他本人亦欣赏改良式的“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社会主义”：
认真说来，我是主张“那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方法的。我以为简单说来，近世的历史指出两个不同的方法：一是苏俄今日的方法，由无产阶级专政，不容有产阶级的存在。一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heral Socialism）。
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次扩充的。十七八世纪，只是贵族争得自由。二十世纪应该是全民族争得自由的时期。这个观念与自由主义有何冲突？为什么一定要把自由主义硬送给资本主义？[7]47－48
关于苏俄的教育制度，胡适并不同意徐志摩的观点，他争辩道：苏俄并不轻视纯粹科学与文学；苏俄的教育除了“主义教育”，还有发达的生活教育，即采用欧美最新教育方法的公民教育和职业教育。
在政治思想上，胡适深受美国进步主义时代杜威式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又受到十月革命后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刺激，由此思想开始“左”倾。总体而论，胡适的政治思想具有自由左翼的色彩，他主张具有“社会化”改良主义倾向的“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并同情苏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共产实验。莫斯科之旅进一步强化了胡的左翼倾向。相比较而言，徐志摩的思想带有更多英国式的古典自由主义气息。
四、结语
胡适与徐志摩这两位自由派知识分子围绕苏俄问题的歧争，是20世纪前期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饶有意味的事件。颇富戏剧性的是，徐胡二氏时隔一年先后访俄，莫斯科三日之旅使他们都发生了深刻的思想逆转；所不同者，徐向右转而疏离俄，胡向左转而拥抱俄。在徐志摩的《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和胡适的《欧游道中寄书》中，我们看到了两个迥然相异的苏俄。
胡徐二氏皆为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胡崇尚易卜生式的个人主义，徐亦以“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自许。然而，两者的差异亦不容忽视：徐出身于浙江海宁一个富庶的绅商之家，胡则出身于安徽绩溪一个传统的官宦之家；徐自费赴美留学，胡则由庚款公费赴美，故而更具国家意识；徐是一个疏离政治的布尔乔亚诗人，胡则为一个具有强烈政治关怀的现代“士大夫”；徐是一个独立不羁的情圣诗哲，胡则为一个以“中国文艺复兴”为己任的知识精英；徐的思想具有浓厚的英国式自由主义的保守色彩，胡的思想则更具进步主义时代“美国式的乐观主义”。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诗哲，中国布尔乔亚的“开山诗人”和“末代诗人”（茅盾语）。胡适对这位天才诗人朋友的评价可谓知己之论：
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13]566
在徐志摩致信胡适的夫子自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纯情的布尔乔亚诗人和一个“士大夫”式知识精英的深刻差异：
我又是绝对无意于名利的，所要的只是“草青人远，一流冷涧”。这扰攘日子，说实话，我其实难过。你的新来的兴奋，我也未尝不曾感到过，但你我虽则兄弟们的交好，襟怀性情地位的不同处，正大着；另一句话说，你在社会上是负定了一种使命的，你不能不斗到底，你不能不向前迈步，尤其是这次回来，你愈不能不危险地过日子……但我自己却另是一回事，早几年我也不免有一点年轻人的夸大，但现在我看清楚些了，才，学，力，我是没有一样过人的，事业的世界我早已决心谢绝，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得到一种生活的状态，可以容我集中我有限的力量，在文字上做一点工作。[14]417
胡徐苏俄观的深刻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两者不同的思想关切：胡的主要关切是现代国家之建设，因而着眼于新俄和北洋中国的比较，由此对苏俄“有理想、有计划”的“伟大的政治新试验”赞叹不已，“有计划”的“好政府”一直是胡的政治梦想；徐的思想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内核，其中心关切则是个人自由，且诗人更敏感于其所处之文化环境的自由，故处处将英国与苏俄相比较，遂对苏俄革命和专政产生疏离。
其实，从徐志摩和胡适游俄的不同日程安排即可窥见两人兴趣的显著差异：徐的莫斯科之旅包括游览克里姆林宫、皇家教堂，拜访托尔斯泰之女和俄国教授朋友，观赏犹太恐怖戏，参谒列宁遗体，凭吊契诃夫和克鲁泡特金墓园。显然，这是一个自由诗人的文化之旅，即使凭吊列宁遗体，徐亦是出于“吊古”这一“中国文人的一个癖好”。而胡适游历莫斯科的日程则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如参观革命博物馆和莫斯科监狱，研究苏联新教育体制，访莫斯科中山大学并会晤拉狄克校长及蔡和森等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两个兴致不同的旅人，莫斯科呈现出两幅迥异的俄国图景，由此而有徐对自由的忧虑和胡对新俄的“新的兴奋”。徐对俄罗斯文化的“吊古”情愫表征着他的诗人本色，而胡对新俄政治新试验的“新的兴奋”则体现了他的“士大夫”性格。
胡适与徐志摩苏俄观的分歧表征着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深刻的思想冲突。耐人寻味的是，在这场思想论争中，不问政治的诗人徐志摩成为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守护者，而作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精神领袖的胡适，则因心仪莫斯科“伟大的政治新试验”而成为苏俄革命的同情者。
事实上，中国的现代化包含着个人自由与国家重建两大目标。邹谠指出：“中国二十世纪所面临的任务一方面是重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机构，一方面是解放个性、发展个人创造力的问题。但是这两项工作常常会发生矛盾，也有少数人只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15]57在近代英国和美国，个人自由与民族国家是同步成长的，两者不仅在洛克《政府论》和美国《联邦党人文集》中逻辑自洽，而且在英美革命和建国历程中相辅相成。但处于20世纪初革命危机中的中国，个人自由与国家权能之间则始终存在着内在的紧张，而且国家秩序的主题一再压倒个人自由的主题。从严复、梁启超以降，中国知识分子始终徘徊于个人自由与国家富强相互冲突的困境之中。
胡适与徐志摩的苏俄之争，其焦点仍在于个人自由与国家效能的问题。胡的亲俄之“新的兴奋”是由艳羡新俄强政府之“有计划的政治”而生；而徐对苏俄革命的恐惧则出于对其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内核的个人自由的坚守。
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苏俄的崛起和此后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兴盛，自由主义处于左右夹攻的思想环境之中，追求国家富强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亦难免在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左支右绌。胡徐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可以视为20世纪前期中国思潮激荡的一个典型案例。
注释：
① 卢梭又译罗素。
【参考文献】
[1]徐志摩：《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姨》，见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3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0－381页。[Xu Zhimo,“Political Life and the Third Aunt of the Wang's,”in Han Shishan(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Xu Zhimo:Vol. 3,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pp. 380-381. ]
[2]徐志摩：《落叶》，见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3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2－468页。[Xu Zhimo,“The Fallen Leaves,” in Han Shishan(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Xu Zhimo:Vol. 3,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5 ,pp. 452-468.]
[3]徐志摩：《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见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4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5－111页。[-Xu Zhimo,“Notes on the European Journey: Travel Notes of Siberia,”in Han Shishan(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Xu Zhimo: Vol. 4,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pp. 65-111.]
[4]徐志摩：《灾后小言》，见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4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5－277页。[Xu Zhimo,“Liberal Imagination after the Catastrophe,”in Han Shishan(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Xu Zhimo : Vol. 4,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pp. 275-277.]
[5]徐志摩：《列宁忌日——谈革命》，见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3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52－359页。[Xu Zhimo,“Anniversary of Lenin's Death: On Revolution,”in Han Shishan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Xu Zhimo :Vol. 3,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5,pp. 352-359.]
[6]胡适：《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4页。[Hu Shi,“Our Attitude on Occidental Civilization,”in Ouyang Zhesheng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Hu Shi : Vol. 4, Beijing :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14.]
[7]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1－50页。[Hu Shi,“Letters during Journey in Europe,”in Ouyang Zhesheng(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Hu Shi: Vol. 4,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1998,pp. 41-50.]
[8]胡适：《漫游的感想》，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9－40页。[Hu Shi,“Thoughts of a Pleasure Trip,”in Ouyang Zhesheng(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Hu Shi:Vol. 4,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9-40. ]
[9]钱端升：《钱端升致胡适（1926年11月4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06－409页。[Qian Duansheng ,“Letter from Qian Duansheng to Hu Shi(Nov. 4th, 1926),” in the Research Group on the Republican History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ASS(ed.), 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Hu Shi (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9, pp. 406-409. ]
[10]任鸿隽：《任鸿隽致胡适（1926年12月8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11－412页。[Ren Hongjun,“Letter from Ren Hongjun to Hu Shi(Dec. 8th, 1926),”in the Research Group on the Republican History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ASS (ed.), 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Hu Shi (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9, pp. 411-412. ]
[11]徐新六：《徐新六致胡适（1927年1月12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19－420页。[Xu Xinliu,“Letter from Xu Xinliu to Hu Shi(Jan. 12th, 1927),”in the Research Group on the Republican History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ASS(ed.), 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Hu Shi (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9, pp. 419-420. ]
[12]徐志摩：《〈一个态度〉的按语》，见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3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2－147页。[Xu Zhimo,“One Attitude and Comments,”in Han Shishan(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Xuzhimo :Vol. 3,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5,pp. 142-147. ]
[13]胡适：《追悼志摩》，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64－567页。[Hu Shi,“In Memory of Zhimo,” in Ouyang Zhesheng(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Hu Shi:Vol. 7,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564-567.
[14]徐志摩：《徐志摩致胡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16－417页。[Xu Zhimo,“Letter from Xu Zhimo to Hu Shi,”in the Research Group on the Republican History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CASS(ed.), 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Hu Shi(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9,pp. 416-417. ]
[15]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Zou Dang,China's Politics in 20th Centur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