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与革命”的20世纪，民族主义在中国风起云涌，国家主义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流派。“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本是Nationalism的不同中译。在中文中，“国家主义”除了与“民族主义”共享对外回应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涵义，对内在国家与国民之关系层面，还含有某种反个人主义的国家至上论倾向，具有浓厚的德国式民族主义的色彩。
20世纪中国国家主义的兴起，伴随着中国半殖民化之民族危机的深化。清末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五四后醒狮派的国家主义、1940年代的“战国策”思潮，分别以辛丑之变、巴黎和会、抗日战争为背景，并代表了中国国家主义思潮的三个阶段。如果说晚清以迄五四的启蒙运动之思想渊源主要来自英国和法国，那么，中国国家主义则主要从德国思想中吸取了灵感。从中，我们可以听到德意志国家主义的东方回响。
梁启超与国家主义
晚清以降，民族主义是伴随中国现代化运动而兴起之最为强大和持久的社会思潮。在西力东侵的民族危机中，国家取代文化而成为知识分子的首要关切。诚如列文森所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法则，使国家在生存竞争中成了最高的单位。”自此，“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
寻求富强的民族主义固然是严复倡言之进化论启蒙主义的旨趣所在，但“民族主义” (Nationalism)这一20世纪初形成的日本汉语式概念，则是梁启超及留日学生接受并输入中国的。梁的《新民说》以民族主义为主线，其中心主题是建构以公民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梁在《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一文中指出：“在民族主义立国之今日，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梁强调，新民为今日中国当务之急。自内政言，中国的政治发展取决于国民之文明程度，新民为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的基础。自外交言，在民族主义立国之今日，中国欲行民族主义以抵抗列强，离不开强大的国民。梁关于“民族主义”的定义是：“自十六世纪以来(约三百年前)，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Nationalism)所磅礴冲激而成。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梁进而区分了列强的侵略性的“民族帝国主义”和受压迫民族之反侵略的“民族主义”，对他来说，“民族主义”正是抵抗“民族帝国主义”而实现民族复兴的思想武器。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以现代民族国家代替传统宗法社会，以公民的政治参与来凝聚民族的政治认同，使民族国家成为中国人认同、归属和忠诚的新政治共同体。所谓“新民”，即人民变成公民的政治化过程。
在《新民说》中，梁启超的“严谨的民族主义”(列文森语)，揭示了从“天下”到“国家”的历史主题。梁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缺乏民族国家时代的现代国民。中国向来有部民而无国民，这是由中国中心的封闭历史环境所造成的。中国传统，有可以为一个人之资格、一家人之资格、一乡人之资格、一族人之资格和天下人之资格，而唯独缺乏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在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如果缺乏国民资格，则决无以自立于世界。因而，“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
在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存在着公民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两个面相，这也是晚清民族主义的两种类型。一方面，他倡言英美式民主国家的自由平等的公民；另一方面，他又崇尚德国式的服从国家整体的国民。
建构公民的政治认同，是梁启超新民说的中心主题。他所倡言之“新民”的典范，即英美式民主国家的“公民”。对于梁来说，“公德”、“国家思想”、“权利”、“自由”、“自治”、“合群”、“义务”、“政治能力”，是现代公民不可或缺的基本文明素质，而这些又是中国人普遍缺乏而亟待培养提升的品质。围绕这些公民精神和品质的讨论，成为《新民说》的主要内容。
梁启超的思想以“流质多变”著称。在20世纪初流亡日本时期，梁的思想一度激进化，而倡言革命和卢梭民主理论。另一方面，梁又倾心于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Bluntchli Johann Caspar)的国家主义。伯氏的国家主义反对卢梭的民主理论，它表征着德国思想与法国思想的深刻对立。伯氏的国家主义理论和德国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进程，显然对梁产生了更大的亲和力。1899年，梁翻译了伯伦知理的《国家论》，在《清议报》上分期刊载。1901年，梁又在《清议报》上发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文中介绍了“德国大政治学者伯伦知理所著国家学”，并译录了伯氏关于欧洲中世与近世国家思想变迁的特异之点。
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他在文中对卢梭和伯伦知理的学说有如下评价：“伯伦知理之学说，与卢梭正相反对者也。虽然卢氏立于十八世纪，而为十九世纪之母；伯氏立于十九世纪，而为二十世纪之母。自伯氏出，然后定国家之界说，知国家之性质、精神、作用为何物，于是国家主义乃大兴于世。前之所谓国家为人民而生者，今则转而云人民为国家而生焉，使国民皆以爱国为第一之义务，而盛强之国乃立。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则是也，而自今以往，此义愈益为各国之原力，无可疑也。”
在发表于1903年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梁启超系统介绍了伯氏之国家主义理论，其扬伯抑卢的倾向更为鲜明。对梁来说，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学说，卢氏理论如药，伯氏理论如粟。药能治病，亦能生病。故用药不可不慎。在梁看来，中国之大患，在有部民资格而无国民资格。故中国今日最缺乏而最急需的，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则其次。因为变部民为国民，为国民之幸福的前提。如伯氏言，民约论适于社会而不适于国家。如不善用之，则将散国民复为部民，而不能铸部民使成国民。故民约论决不可移植之于散友无纪的中国。
国家有机体论是自费希特以迄伯伦知理的德国国家主义的核心理念。梁启超服膺伯氏的国家有机体论，伯氏理论使他相信，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之学者，误以国民为社会，以国家为积人而成，如积原子以成物质。其实，“国也者，非徒聚人民之谓也，非徒有府库制度之谓也，亦有其意志焉，亦有其行动焉，无以名之，名之曰有机体。然国家之为有机体，又非如动植物之出于天造也，盖藉人力之创作，经累叶之沿革，而始乃得成”。
和建基于人民主权论的“国民”与“民族”合一的法国民族主义不同，在伯氏的国家主义理论中，“国民”与“民族”是不同的概念：“民族”为同地同血统同面貌同语言同文字同宗教同风俗同生计之团体；“国民”则为据有国家有机体的“人格”和生存于国家中的“法团”，国家与国民不可分割。梁启超以伯氏的“民族”概念，倡言超越汉族“小民族主义”的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他强调：“伯氏下民族之界说曰：同地、同血统、同面貌、同语言、同文字、同宗教、同风俗、同生计，而以语言文字风俗为最要焉。由此言之，则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自今以往，中国而亡则已，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以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蹠于五大陆之上。此有志之士所同心醉也。反帝的“大民族主义”和反满的“小民族主义”，正是清末维新派和革命派民族主义的分歧所在。
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形成的民族主义，深受伯伦知理国家主义学说的影响。其国家观念、国家有机体论、国民概念和“大民族主义”，无不深刻着伯氏国家主义的烙印。在《新民说》中，伯氏理论的影响亦显而易见。国家主义作为一种受压迫民族的意识形态，其建构民族国家的主题和国家至上的倾向以及德国崛起的历史，在一位寻求国家富强的中国思想家的心中激起了回响。
无独有偶，作为维新派梁启超的思想敌手、革命派汪精卫同为伯伦知理国家主义的信奉者。20世纪初，汪梁二氏在东京关于“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论战，其主要西方政治学理论资源，皆为伯氏的国家学说。这亦表征着世纪初日本思想氛围中的德国影响。
醒狮派的国家主义
五四运动以后，一场由少年中国学会推动的国家主义运动在中国兴起。1923年12月，留法的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曾琦、李璜于巴黎创办中国青年党(初名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翌年回国于上海创办《醒狮》周报，倡言国家主义，发起“醒狮运动”。青年党之要员，还有少年中国学会的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人。国家主义是五四运动的精神后裔，它承袭了五四运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遗产，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追求中国独立统一为宗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进入了主义争雄的意识形态时代，国家主义成为继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三民主义之后又一新意识形态。同时，青年党亦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大党。
醒狮派认为，中国的病根是政治上四分五裂的“混乱”和次殖民地的“不能独立”，国家主义是中国唯一的救国之道。曾琦强调：“国家主义者何？在一定领土以内，其国民团结一致，以内求本国之进步，外御异族之侵凌者也。”陈启天指出，国家主义之所以为中国唯一的救国之道，原因在于：1.当今世界虽异说横流，但仍以国家主义为主流思潮，无论英法日，抑或美俄；2.要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只有以国家主义相号召，才适合当前形势而易得全国人民的信从；3.在当今只有国家主义，才能振作国民的精神，激励国民的情感，团结国民的意志，以求洗刷国民的耻辱。因而，“国家主义是目前中国拨乱救亡的惟一良药” 。
1919年的“问题与主义”论战，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争雄的意识形态时代。。耐人寻味的是，崇尚法国文明的留法学生曾琦、李璜，其所倡言的国家主义并非源于法兰西，而是源自德意志。被异族侵凌的民族危机，构成了中国与德国相似的历史语境。国家主义兴起于18世纪的德意志。普法战争时期，德国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发表反抗拿破仑侵略和倡言德意志国家理念的《告德意志国民书》，成为“国家主义之父”。费氏的国家理论，赋予国家以广泛的经济功能，并将国家的地位提升为德意志民族之道德和宗教的教育者。醒狮派的国家主义亦源自德国。然而，在经历了欧洲大战和巴黎和会的1920年代，国家主义者身处的时代已迥异于梁启超撰写《新民说》的世纪之初。如果说，世纪初如日中天的德国崛起之势激发了梁氏的民族主义，那么，欧战中德意志帝国的战败已使其强权至上和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声名狼藉。这样，醒狮派就不得不在接引德国国家主义的同时，小心翼翼地撇弃其侵略性的军国主义以及与之瓜葛的名声不佳的尼采强权哲学。中国的国家主义者向德国导师所取资的，主要是费希特之自卫的国家主义和瓦格纳、李斯特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
费希特是中国国家主义的精神导师，醒狮派倡言国家主义，无不征引费氏的国家学说。余家菊赞扬费氏反抗侵略的国家主义精神云：“提倡国家主义最早的是德国的斐希底，那时正是法国的大兵，施行残暴的手段，压迫德国的时会；德国的人民莫不悲痛激昂，希望其国家能独立自主，能打脱压迫，能雪除国耻；所以国家主义经斐希底之提倡，未几而全国风行。所以国家主义是被压迫民族之自然反应的结果。”
陈启天则崇尚费氏所推行的国家主义教育，将其归为德国崛起的原因所在：“当一八〇七年普败于法，菲斯的(Fichte)欲以教育上的国家主义再兴德国，而普国国家学校制度完全成立。教育经费由国家担任，学校事务由国家经营，以求教育可完全普及，此非以传教为目的之教会学校与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私立学校所能办到。日本仿效德国，以教育为国家的任务，而采用极端的中央集权制度；虽偏于整齐划一，而非如此不足有造于日本的崛起，可与列强并驾齐驱”。
醒狮派对德意志国家主义的亲睐，源于德国崛起的“后来者居上”的精神感召，国家主义被归为德国的自卫之道和富强之道。19世纪，德国藉国家主义凝聚民族而完成国家统一，并以其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政策，迅速完成国家统一和工业化而跻身欧洲列强，至20世纪初更是赶超英国而成为欧洲头号强国。因而，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对于寻求民族复兴的中国国家主义者来说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
在德国现代化史上，国家主义伴随着德国的崛起。在德国国家主义的演进中，哲学家费希特和经济学家李斯特、瓦格纳的思想一脉相承，而“铁血首相”俾斯麦则将国家主义成功运用于其建立由普鲁士领导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大业之中。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eidrich Liszt)是19世纪德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以主张与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相左的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主义而著称，其理论对促成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和推动德国的经济统一及工业化贡献甚伟。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是19世纪德国最著名的财税学家、社会政策学派财政学的集大成者，他关于国家具有发展文化教育和增进社会福利之功能的“社会国家”理论，对于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影响深远。
李璜对费希特、李斯特、瓦格纳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铁血首相”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推崇备至。他指出：“最早提倡国家主义的德国哲学家非斯特(Fichte 1762—1814)便主张以国家这个机体来实现社会的正谊。他所谓两种社会上的正谊，即是经济上的平等与精神上的平等。……他做了《告德国国民书》这本书，对于德意志国的统一影响很大。而且便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导师。”关于李斯特的经济学理论，李璜强调：“李斯特(List)是国家经济(economie nationale)的提倡者。德意志一八三四年的统一关税，实行保护政策，便是实现他二十余年所坚持的主张。他所主张的根本的意思是：‘一国经济权不能独立操纵，便算不得独立的国家。’……前一条便是收回关税，后一条便是保护贸易。中国今日的经济政策尚有更重要于此者的吗？”李璜进而介绍瓦格纳的财税学理论：“华格楼尔(Wagner)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两件事：即以国家能力去用资产者的钱来抬高工人物质与精神的生活，去用抽税的方法以免财富集于少数之手。至于在生产方面，则由国家专以公利为标准，而来经营林、水、路、矿诸大实业，而以其他小实业俾国民自由经营，以便尽分工合作的能事。这种主张在德国立刻得着俾斯麦克的赞成，而实现于其社会政策上面，由国家提倡企业，为工人设保险机关，使德国工业发展有一日千里之势，而德国工人生活亦较他国为抬高数倍”。
在欧战后的反帝语境中，醒狮派在阐扬国家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对德国的军国主义和尼采强权哲学进行了批判，以为国家主义正名。关于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之关系，曾琦强调，国家主义有时演变为军国主义，这是其流弊而非其本身之罪。军国主义之发生，有其必需之条件：精神方面，须有主张强权之学说和歌颂战争之学说；物质方面，生活必需品和工业原料品缺乏。德国即先具备上述条件而后有军国主义之发生。对于尼采强权哲学，曾指出：“尼采之‘超人哲学’，主张世界上惟强者有‘生存权’，弱者应归淘汰，实大足以养成军国主义。……尼采之所谓超人，非吾国之所谓圣人，乃指智识超越而孔武有力者也。彼主张弱者堕地，应再践之以足，而不应援之以手。且反对耶稣之倡博爱，谓为‘奴隶道德’。此种极端的强权学说，在德国已普遍化而成为国民性。德人咸自命为‘天之骄子’而以‘征服弱国’、‘统一世界’为德人应负之使命”。
陈启天以“新国家主义”为中国的国家主义冠名，以区别于欧战中德意志帝国的国家主义。他强调：“所谓新国家主义者与向之国家主义迥异。在消极方面与帝国主义、武力主义、夸大、狂溺仇恨等主义、宗教主义、无抵抗主义、顽固主义相反；而在积极方面与世界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国际主义、国家主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相辅而为其基础也。”陈的“新国家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并试图调和世界主义、个人主义、民主主义诸启蒙运动的现代价值。
醒狮派的国家主义对德国国家主义的借鉴，主要接受了费希特的抵抗型民族主义和李斯特、瓦格纳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表达了其振兴民族、追求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强烈政治诉求。而他们对德国式的军国主义、沙文主义和尼采的强权哲学，则持相当的警觉和批判态度。同时，醒狮派也反对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其国家主义立场无疑是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天然敌人。国家主义者反对其国家至上的右翼立场，使其最终滑向了威权主义。
战国策派的国家主义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西南大后方知识界兴起了一股“战国策”思潮。1940年4月，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留美派教授林同济、陈铨、雷海宗于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战国策派”由此得名。1941年12月，林同济等人又于重庆《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其时在这两刊上撰文的还有贺麟、何永佶、郭岱西、沈从文等学者。“战国策派”主要成员有林同济、陈铨、雷海宗、贺麟等人。
“战国策”思潮是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深化的产物。面对日本侵凌的亡国灭种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国际局势，战国策派对中国历史文化和人类文明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目标在于战时文化之重建。大战中的“战国策”思潮再次乞灵于德国思想，他们从费希特、斯宾格勒、尼采、歌德的思想和狂飙运动、浪漫主义中吸取灵感，进而寻找中国救亡和复兴的精神力量。
战国策派的基本主张，是建基于“文化形态史观”(或“形态历史观”)的“战国时代重演论”。林同济的“文化形态史观”主张：“在过去历史中，凡是自成体系的文化，只须有机会充分发展而不受外力中途摧残的，都经过了三个大阶段：(一)封建阶段，(二)列国阶段，(三)大一统帝国阶段。”雷海宗认为，人类历史虽多元发展，然而其历史进化之大步骤的共同点，则构成了历史的形态。各种文化的发展，都经历了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五阶段。雷的历史形态论与林的大同小异，不同之处，是雷将“大一统帝国阶段”分为“帝国主义时代”和“大一统时代”，并在其后增加了“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
林同济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战国时代的重演”，“我们须要‘倒走’二千年，再建起‘战国七雄’时代的意识与立场”。雷海宗亦认为，今日欧美在重演商鞅变法以下的战国历史或罗马与迦太基第二次大战以下的地中海历史。欧美历史的最后归宿也必为一个大一统帝国。
在林同济看来，中国文化处于两千年来大一统皇权阶段，而西方文化则处于列国阶段的高峰，即战国时代。列国阶段是一切文化体系最活跃、最灿烂、最紧张而又最富创造性的阶段，它产生了“个性的焕发”和“国命的整合”两大思潮。个性潮流代表“创造冲动”，国命潮流代表“秩序要求”，两者相克相成。中国百年来的基本问题，是为求适应西方文化以新生的难产。难产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大一统文化”与“列国文化”的深刻冲突。西洋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调剂其五百年来列国阶段内个性焕发与国命整合两潮流的激荡，其病在“活力乱奔”。中国问题的核心，则为如何起治二千年大一统皇权下官僚传统之僵化的积弊，其病在“活力颓萎”。因而，“救大一统文化之穷，需要‘列国酵素’！” 而“列国酵素”最丰富的渊源，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洋；其最亲切的渊源，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
林同济认为，民族主义是任何文化演进到列国时代的产物。民族主义源于一种原始的种族观念，后来因列国时代之个人意识和政治组织两个伟大潮流的洗礼，而形成了一种富有自觉性和组织性的民族主义。在列国时代，由于个人意识的伸张运动，逐渐而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提倡；由于政治组织的强化运动，逐渐而有国家主义、国家极权的努力。这两个运动相克相成。19世纪中叶为西洋列国时代两大潮流的分界：前乎此，个人主义优越；后乎此，集体主义抬头。林预言，20世纪可能是“大战的世纪”，即“大争之世”。极权国家的诞生是大战的另一面。“大争之世”将导致“大力国主义”之超级国家的诞生，它或许是德国日本的胜利，或许是美国的胜利。
林同济和雷海宗的“历史形态学”源于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历史哲学。斯宾格勒是文化形态史学的创始人，他以1918年出版的惊世骇俗的《西方的没落》而闻名遐迩，其文化形态史学主张文化演化的周期性，即历史形态，具有强烈的历史循环论和宿命论色彩。林同济和雷海宗皆为斯氏历史哲学的信奉者，雷氏1930年代曾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讲授斯氏的《西方的没落》，并借鉴斯氏学说建构了其中国历史体系。林同济指出：“历史形态学或统相学是利用一种综合比较方法来认识各个文化体系的‘模式’或‘形态’的学问。……斯宾格勒曾应用这方法写出他的《西方的没落》的杰作。”林借用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方法阐释春秋战国以迄秦帝国的中国古代历史，建构了“春秋—列国—大一统”之“历史形态”模式，从而赋予其普适性的文明史形态的意义，以凸显世界大战之“大战国时代”的历史意义。历史形态学的“战国时代论”以一种更激进的形式，揭示了中国文明从“天下”到“国家”的历史主题。
新战国时代需要与之相应的伦理改革。林同济进而倡言以“忠”为本的“大政治时代的伦理”。他强调，现代世界是一个竞争的大政治时代，竞争的依据最重要的是“力”，而不是“法”与“德”。竞争的单位，最主要的、最不可缺的、最有效的是国家，而不是个人、家庭、教会或阶级。最主要的竞争是国力与国力的竞争。在此种以全体化国力为竞争单位的世界，最重要的是每个人民都要成为国家有机体的一份子。个个“人民”都得练成一个得力的“公民”。公民伦理，“忠为百行先”。“一切的公德，一切的政治德行之中，忠为第一。……大政治时代的忠，绝对忠于国。惟其人人绝对忠于国，然后可化个个国民之力而成为全体化的国力。忠是国力形成的基础，形成的先决条件”。林并不讳言以国家利害为标准的“大政治时代伦理”的“反伦理”倾向。
战国策派之战时文化重建的目标，是反思和改造中国文化传统的积弊，建构新战国时代的“战国文化”和“战士精神”。其文化重建的重要步骤，是引入尼采思想来改造中国文化精神。
文学家陈铨为德国克尔大学博士，主攻德国文学和哲学及中德文学比较研究。陈为尼采超人哲学的大力宣扬者，他撰写了《从叔本华到尼采》一书，并在《战国策》等刊发表《尼采的政治思想》、《尼采的道德观念》、《尼采与红楼梦》等介绍尼采思想的系列文章。陈指出：“假如战争是人类进化不可少的工具，那么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自然不适于战争，得不着尼采的同情。至于现代国家，政治的组织，法律的规定，使天才不能发展，领袖不得自由，在尼采看来，也在推翻之列。尼采的政治思想，可以说是近代政治思想家中，最前进的，最革命的，最富于理想的，同时也可以说是最贵族的。伯兰德士总称尼采的思想为‘贵族的过激主义’可以算是最恰当名词，不过尼采所指的贵族，并不是传统观念上所指世袭的贵族，乃是尼采自己理想的超人。”
在陈铨看来，尼采是第一流的思想家，他站在时代的前面，特立独行，对一切制度文化道德宗教，都要重新估定价值，必要时甚至不惜摧毁一切，来创造一个新局面。只有尼采这样的人格和他大无畏的精神，才配批评传统的道德，建设超人的新道德。陈推崇尼采崇尚战争和权力意志的道德思想：人生的意义在于实现权力意志，生活即战争。在战争中，强者才配生存，弱者自然消灭。这一淘汰的过程虽然残忍，却是不可逃避的现象。人类如果还要进步，只有靠这种淘汰的过程。然而传统的道德观念，如怜悯、同情、爱邻居、人我合一，都违反自然，压强扶弱。这样，世界不能进步，人类不能超越，人生就无意义可言。基督教道德如怜悯、仁爱、谦让完全是违反自然的“奴隶道德”，而真正合乎自然的“主人道德”，应是权力意志的伸张，强者行动，弱者服从。陈铨呼吁：“处在现在的战国时代，我们还是依照传统的‘奴隶道德’，还是接受尼采的‘主人道德’，来作为我们民族人格锻炼的目标呢？”
林同济赞扬“尼采是生命力饱涨的象征”。在林看来，尼采的深刻意义，在于他窥破了欧洲现代文明之“颓萎”的深刻危机，即他最厌恶的“末了人”。“末了人”是末世的末流人，是一切同等化、数量化、庸俗化、享受化、不求品质、不求高度、不求卓绝独立的气概。这一切正是尼采所反对的。“尼采要倾全力以反对这个末了人世界的出现”。
吊诡的是，尼采哲学本质上是一种“贵族激进主义”的个人主义，它鼓吹“权力意志”、“强权”、“超人”，反对国家、道德、法律，也反对民主和社会主义等启蒙价值。尽管尼采并不是一个偏狭的沙文主义者和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但其惊世骇俗的强权哲学却难逃被法西斯主义利用的命运。而战国策派宣扬尼采思想，旨在以尼采哲学的“权力意志”、“主人道德”、“超人”、战争崇拜、英雄崇拜，改造颓萎的国民精神，激发国民的斗志，重建勇猛尚武的“战国精神”，从而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这样，尼采的贵族个人主义就转变为战国策派国家主义的精神元素。
关于尼采思想的意义，陈铨在《尼采与红楼梦》的结尾中写道：“文化必须要进步，人类必须要超过，这是六十多年以前，尼采对世界人类的呼声。对于现代的中华民族，这一种呼声太有意义了。尼采的思想，固然有许多偏激的地方，他积极的精神，却是我们对症的良药。”
战国策派建构“战国精神”的另一思想资源，是18世纪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和浪漫主义。“狂飙突进”运动因德国剧作家克林格尔的悲剧《狂飙突进》而得名，它象征着一种摧枯拉朽的思想力量，其著名代表人物为德国文豪歌德和席勒。郭少棠指出，“狂飙运动”由一个文艺思潮起步，逐渐扩展为一场社会思想运动。它继承了中古的主观主义和神秘主义，崇尚直觉感性和狂热情绪，它反对宗教的形式主义，批判贵族封建传统；它吸收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追求生命的力量，反对启蒙运动之机械主义、科学主义和平面的理性主义。它为浪漫主义铺路，并与启蒙思想结合成德意志理想主义，最后为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奠下重要的基础。
伯林(Isaiah Berlin)指出，浪漫主义是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它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思想，它是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浪漫主义是原始的、粗野的，它是青春，是自然的人对于生活丰富的感知；但它也是病弱苍白的，是热病、堕落，是世纪病。浪漫主义是对启蒙运动的反动。诚如伯林所言，浪漫主义运动起源于德国，并且在那里找到了归宿。浪漫主义由哈曼肇其端，以反叛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为旨趣。“狂飙突进”运动的精神内核是浪漫主义。哈曼关于不正常的人比正常的人离上帝更近的看法，点明了“狂飙突进”运动的核心内容，传达了肯定个人自我的强烈信念。
如果说德国浪漫主义是对法国启蒙运动的反叛，那么，追随法国启蒙理想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自然难免与浪漫主义精神相左。陈铨盛赞“狂飙运动”的浪漫主义精神，并以“狂飙运动”和五四运动相比较：狂飙运动奠定了德国文化的根基。五四运动展开了中国文化的新局面。这两个运动都有划时代的意义。德国民族第一次认识他们自己，摆脱17世纪以来的理智主义、法国的古典主义。中国民族第一次感觉时代的新潮流，推翻数千年来的传统思想。但二者的差异在于：“狂飙运动是感情的，不是理智的，是民族的，不是个人的，是战争的，不是和平的，德国民族，在政治文化外力支配之下，他们要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摆脱一切的束缚，中国的五四运动，也有同样的目的，然而我们所走的路线，却刚好背道而驰，狂飙运动是合时代的，五四运动是不合时代的。因为合时代，所以经过一番运动，德国全国上下，生气蓬勃，努力创造，奠定新文化的基础。因为不合时代，所以五四运动以后，或者误入歧途，或者意志沉沉，或者彷徨歧路，全国上下，精力涣散，意志力量，不能集中” 。陈进而指出，五四运动不及狂飙运动的成功，原因在于五四运动的领袖未能认清时代。五四运动的第一个错误，是把战国时代认为春秋时代；其第二个错误，是把集体主义时代认为个人主义时代；其第三个错误，是误认非理智主义时代为理智主义时代。
陈铨崇尚浪漫主义，尤推重歌德的巨著《浮士德》，将“浮士德精神”归为代表浪漫主义的一种新人生观。在陈看来，“浪漫主义运动，在西洋历史上，乃是一种新的人生观运动，浪漫主义者，他对人生的意义，有无限的追求，因为人生意义无穷，永远追求，永远不能达到，这就是浪漫主义的精神。……歌德的浮士德的态度，就是浪漫主义的态度，——他有无穷的渴想，内心的悲哀，永远的追求，热烈的情感，不顾一切的勇气。”陈进而以浮士德精神比照中国文化，批评中国数千年以来贤人哲士“乐天安命”、“知足不辱”、“退后一步自然宽”的教导。他强调，浮士德的精神是动的，中国人的精神是静的；浮士德的精神是前进的，中国人的精神是保守的。在现今生存剧烈竞争的战国时代，中国最需要努力奋斗、不顾一切的精神。而浪漫主义者无限的追求，更可予中国静观的哲学以根本纠正。
“战国策”思潮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法西斯主义的回应，它具有强烈的强权崇拜和崇武尚力的右翼倾向。尤有进者，除了推崇尼采，有人甚至鼓吹希特勒精神。何永佶公然宣扬：“我们如求怎样立身立命，不可不读希特拉的《我之奋斗》。不管他对不对，他的种种行动，我们不赞成，希特拉之所以能有今日，完全因为他有很坚强的‘使命’和‘天召’之意识。”
“战国策”思潮具有浓厚的战时意识形态的特征。战国策派鼓吹的“战国时代的重演”的历史形态理论、穷兵黩武的“列国酵素”、尼采“权力意志”的超人哲学、“狂飙运动”的浪漫主义、国家崇拜、战争崇拜、英雄崇拜、浮士德无限追求的新人生观，以及其以狂飙运动对五四运动的批判，表征着抗日战争和世界大战时期中国国家主义的右翼激进化，其“战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反启蒙和反伦理的色彩。
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派生物
以赛亚·伯林将民族主义归为浪漫主义反叛的派生物。这当然首先指德国而言，德国是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故乡。伯林指出：“第一批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德国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受伤害的文化自豪感与一种哲学和历史幻象结合在一起，试图消弭伤痛并创造一个反抗的内在中心。”伯林强调，民族主义是民族意识的一种“发炎红肿”的状态，导致民族主义发生的通常是创伤感，是某种形式的集体耻辱。日耳曼的事例即如此，因为他们一直处在西欧伟大复兴的边缘。这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而言都是一种最具伤害性的体验。
“压弯的树枝”也许是对民族主义的最形象和最深刻的概括。在伯林看来：“民族主义的兴起今天已经成为世界范围的现象。……这是一种从外族统治下解放出来之后自发的心理伴生物，就像席勒的‘压弯的树枝’理论所说的，是一个拥有自己的民族个性的社会受到压迫和屈辱时自然生出的反应。”民族主义是饱受压迫屈辱的弱小民族对外族侵凌压迫的反抗，一如“压弯的树枝”，压迫愈深，反弹愈烈。
在20世纪中国国家主义的演变中，梁启超、醒狮派和战国策派代表了三个时代，他们都以德意志国家主义为灵感的源泉。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中国国家主义思潮经历了一个右翼激进化的过程。德国国家主义具有国家有机体论、国家至上、威权主义、全能国家、反个人主义、反启蒙主义等特征，这些都可以不同程度地在中国国家主义思潮中听到回响。晚清梁启超取资伯伦知理的国家理论，建构了其“新民说”的国民民族主义，从而揭示了中国文明从“天下”到“国家”的历史主题。“五四”后兴起的醒狮派的国家主义，主张“内求本国之进步，外御异族之侵凌”，反对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并具有调和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及启蒙传统的倾向，其德国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国家主义之父”费希特的国家学说、李斯特和瓦格纳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但其摒弃了具有攻击性的尼采超人哲学和日耳曼军国主义、沙文主义。抗战时期的战国策派则从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尼采超人哲学、狂飙运动、浪漫主义和歌德《浮士德》中吸取灵感，旨在建构重力轻德的“战国文化”和“战士精神”，具有强烈的反启蒙的非理性主义和强权主义色彩。
尼采在现代中国的命运颇堪玩味：五四启蒙者倡言尼采的贵族个人主义而实行伦理革命，追求个人的解放；醒狮派揭橥国家主义而摈弃尼采主义，以剥离国家主义与强权主义的联系；战国策派则取尼采超人哲学补国家主义，以改造“大一统文化”而建构新“战国文化”。如果说新文化人为启蒙而倡尼采，旨在以个人的尼采实行伦理革命；那么，战国策派则为救亡而倡尼采，意在以民族的尼采实现国家复兴。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与五四新文化人同好尼采的战国策派，会批评五四运动的个人主义思潮。
毋庸置疑，国家主义先天具有反启蒙主义的倾向，它表征着德法文明的深刻冲突。诚如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所言：“德国政治民族主义是在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胜利之后反对法国统治德国的斗争中兴起的，这一斗争增加了德国政治思想中的反启蒙运动倾向。” 这样，取资德国民族主义的中国国家主义思潮亦难免其反启蒙主义色彩，这尤其表现为中国国家主义愈演愈烈的右翼激进化倾向。无独有偶，被战国策派批评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亦为一场深受法国启蒙运动影响的思想革命。战国策派以德国狂飙运动批判五四运动，适与德国浪漫主义对法国启蒙运动的反叛，一脉相承。
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是西欧民族主义和德国民族主义的分水岭。郭少棠指出，民族国家的建立应包括三个阶段：民族的解放、民族的统一和民权的建立。以建立民族国家为宗旨的民族主义，亦应包括这三个阶段的目标。在西欧现代史上，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关系密切，法国大革命刺激起欧洲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在民族国家成长的第一阶段，个人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往往并行不悖。当民族国家完成统一的第二阶段之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仍待解决，民权的发展成为民族国家成长的第三阶段，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若两者协调支持，则统一的民族国家尊重自由价值的机会很大，此以英法模式为代表。若两者貌合神离，统一的民族国家则难以实现自由主义的价值，此以德国类型为代表。西欧式自由主义经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传入德意志，一直无法在帝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土壤上生根。在1848年革命中，领导革命的自由主义者无法一并解决自由民主与民族统一的问题。革命失败以后，民族主义转而为保守主义势力所控制。这是德意志民族国家成长的悲剧。民权是民族国家之政治认同的基础。德国反启蒙的、反自由主义的国家主义的兴起，表征着德意志民族的历史悲剧。
需要指出的是，英法式的民族主义和德国民族主义的深刻差异，源于二者不同的历史背景。英法的民族主义建基于自由主义，这种崇尚人民主权的自由民族主义是西欧先进的支配性的主权国家的产物，一如追求市场和宪政的西欧自由主义。德国民族主义则是一种落后国家的防卫型的民族主义，其追求民族国家的独立统一富强的目标与西欧自由主义具有深刻的张力。如同“压弯的树枝”，其反法国和反启蒙的民族悲情，严重地扭曲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而德国现代的历史悲剧，即源于此。
在中国民族国家的成长中，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亦同样是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的民族主义面临着与德国相似的历史问题。如果说英法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良性互动形成了一种自由民族主义，那么，德国式的国家民族主义则与启蒙运动传播的西欧自由主义有着天然的紧张。同样，我们在中国国家主义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张力，以及德国思想与法国思想的冲突。如梁启超的从卢梭到伯伦知理，留法学生曾琦、李璜在巴黎移植德意志国家主义，战国策派以狂飙运动和浪漫主义批判启蒙运动，无不表征着德国式民族主义与法国式自由主义的冲突。相比较，梁启超和醒狮派的国家主义虽强调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的目标，但仍试图有限地调和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价值。而在战国策派那里，民族国家解放和统一的目标则完全压倒了自由民主的价值。
伯林指出：“现代民族主义是诞生于德国的土壤，但是无论如何，只要存在着与现代化进程对传统德国社会的影响足够相似的条件，民族主义就会得到发展。”中国国家主义的兴起和演变，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德意志国家主义的接受史，它源于中德历史的某种亲和性。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对于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饱受强国凌辱而文化自豪感备受伤害的古老民族来说，追求国家的独立统一和社会的进步发展，是中国和德国共同面临的历史问题，这也是国家主义得以移植中国的历史土壤。自费希特以降，德国民族主义经历了从自卫的抵抗型民族主义到强权的支配型民族主义的演变。而中国的国家主义，亦由梁启超之倡言民族国家独立的“严谨的民族主义”，演变为战国策派之鼓吹战争和权力意志的“激进的国家主义”，这显然由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危机局势使然。中国国家主义的右翼激进化，可谓“压弯的树枝”的最好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