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真理具有绝对性一样，价值也具有绝对性．这种绝对性既表现在同时性上，又表现在历时性上．不论是那个国家、民族、阶级、阶层、政党、群体和个人，不论是古代、中世纪还是近现代，都具有价值的追求，而且具有基于人性共同点的共同价值追求．人类做为一个整体，总要使自己生存下去，并过得好些和发展自己．一些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故意掩盖这一点，也改变不了这种无法否定的事实．若干年来，中外学者经常谈论＂人类中心主义＂，但歧义颇多．如果这一概念指的是人类总是从自己的＂类的特性＂出发追求人类的需要，并以此来做为评价事物、事实的依据，这样的＂人类中心主义＂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上一世纪四十年代提出了＂需要层次论＂，认为所有人都有五种＂基本需要＂：生理的需要，即最优先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即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后，对和平安定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即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自重的需要；爱的需要，即满足亲情友情和爱情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自己具有的潜能得以发挥出来的需要．他在七十年代又把这五种＂基本需要＂，发展为八种＂基本需要＂．其他学者，也对人的＂基本需要＂，做过种种概括，有些比马斯洛概括得更为科学和准确．总之，人具有的＂类特性＂或＂一般本性＂，使价值具有绝对性或普遍性．对于人的价值的实现，人们使用了若干概念进行概括，其中最为经常和久远的就是自由．黑格尔说过：生物＂不能达到自由，而只是停留在必然性之中＂，而＂人是注定获得自由的．＂（哲学史讲演录第３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２３６、２３９页）一些学者把主体性与自由联系起来，认为无主体性便无自由，自由就是主体性的高扬，这也是有道理的．黑格尔在研究古希腊哲学时，认为即使是相互对立的某些学派，也能在自由问题上取得共识：＂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的目的都是同样的自由、幸福、坚定不移．＂（同上书，第１５９页）中国古代孔子虽不曾讲到自由，但其如下思想却属同类：＂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篇）至于庄子追求自由的思想就明显了：＂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子?让王篇）他还专有＜逍遥游＞之作．至近代西方，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兴起，在密尔顿和洛克等思想家那里，便明确地把＂争取自由＂做为人类一切活动的总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由此可见，自由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人类所具有的感性、感情的，理性、理智的需要的实现，它是与人的需要、幸福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自由做为一面旗帜，理所当然地为全人类，首先是进步人类所推崇和尊重．曾有人下定义，把自由说成是对必然性的认识，或把自由说成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和改造，这类定义是不准确的．因为这类定义讲的不是自由这一概念本身的含义，而是获取自由的途径．也可以这样说，价值的普遍性从本质上说，就体现在人类首先是进步人类对自由的追求的绝对性之中，这也就是恩格斯曾经说过的＂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１２６页）．当然，这不是说，每个人、每个群体，在追求自己的自由时，都不会危害别人和别的群体的自由，更不是说，任何人追求自由的行动，都是对建立和建设未来的人人自由的社会有益的。那些主张并反复强调自由的大师们，没有一人是赞成在追求个人自由时，不要理会别人的自由的。至于对自由主义这一概念的解读，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哈耶克曾说：“自由主义可追至古典时代，形成于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英国辉格党的政治信条，十八世纪下半叶如亚当．斯密就讲到了自由主义(liberal)”.据我国学者王海明最近考查：“阿克顿勋爵认为自由主义（liberal）出现于十八世纪，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一七零七年首次使用的。”很明显，自由主义这一概念，是在人类追求自由的文明大道上出现的，是一种积极的、催人前进的口号。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使用过这一概念，但他们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说成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1页）难怪自由主义的大师罗素，把＂马克思的哲学＂说成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旁支＂．（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６年版第１２９页）这里，自由主义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勿宁说共产主义是迄今为止的最高类型的自由主义。
（三）由此看来，当年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使用的自由主义这一概念的含义，是与近现代那些自由主义大师们所使用的自由主义这一概念的含义有所不同的。他当时针对的是革命队伍内部极端个人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的，他的批评无疑是有道理的，并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解放后，他很少谈论自由，以致在陷人左倾错误和专制主义后，对本来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更是敬而远之。这对于后来思想理论界的消极影响是深远的，尽管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也未能完全消除这种影响。近些年来，中国大陆对所谓＂自由化＂的批判，是有缺陷的．因为自由化这一概念是带有很大的模糊性的。如果把“自由化”理解为通常所说的自由主义，那就要慎重对待。不但要考察历史上的自由主义的真正含义，而且要考察现代思想家哈耶克、罗尔斯等人对自由主义的解读，特别是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的内涵。不容否认，在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中，固然有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但从总体上说，他们是倡导民主精神和主张公民意识教育，建设法治国家和宪政国家的，而这在当代中国来说，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他们对于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各国之间思想文化交流，促进社会经济文化较快发展是起到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的。但如果把“自由化”指为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不顾他人、集体、国家的利益和意志的思想行为，那当然是需要批判和抵制的。对于发生在部分人，特别是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否定组织纪律，个人意志第一的倾向，是应当进行批评教育的．但把这种倾向叫做＂自由化＂，从语义学上说，是不准确的，而以之为靶子进行＂大批判＂，就更为不妥了．至于把这样理解的＂自由化＂与特定阶级联系起来，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本来，自由本身，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更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特别是后来的列宁，之所以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流行的＂自由＂的口号，并不是因为这个口号不对，而是因为一些反动政客和御用文人用这个口号欺骗群众．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总是许诺的多，实行的少，有产者享有的多，无产者享有的少．他们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才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包括阶级斗争在内，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的．因此，就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名声不大好的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在去世前不久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也要求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高举自由的大旗。今天，以反对＂自由化＂为幌子，为已被僵化的“社会主义”、“列宁主义”辩护，维护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推行官僚主义、专制主义这种情况，仍然是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