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10日，邓力群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新华社的消息在晚上将近12点发布后，先是自媒体成“头条”，接着纸媒体跟进报道，有点满城争说的喧嚣。用“喧嚣”这个词，是因为关于邓力群的叙说，不管是他的反对者还是拥趸者，都少了一点“白头宫女闲坐说玄宗”的恬淡，多了“讨武曌檄文”般的辞严。

新华社的消息说，邓力群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个官衔属于权力金字塔中的第三个层面，离最高决策圈还有点远，但他的影响力却数度深入决策圈。在我看来，原因有三个：

第一，邓力群对意识形态有话语权。从延安开始，邓力群即已经进入中共中央的“秀才圈”。1950年代前期，他给刘少奇当秘书;后期他是陪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秀才之一。1975邓小平复出整顿，他成为类似于邓小平“智库”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他随即成为起草邓小平讲话稿的人之一，一直到1985年，基本上深得邓小平的信任。1982年至1985年，他任中宣部部长，直接掌管着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第二，邓力群主管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持着每天一份或数份绝密的“情况简报”——这种印刷不考究的材料，是与最高领导人对话或者影响最高决策圈的朝笏，其影响只有身处决策层的人才能意会。所以，从1985年后，最高领导层中与邓力群观点相悖的人，一直想解散这个研究室。1985年，总书记胡耀邦甚至都已经解散了，却被迫收回成命;直到两年后的1987年7月，接任总书记的赵紫阳才达到目的。失去了这个研究室，邓力群也基本上失去了在中央高层的影响力。

第三，邓力群是一个遇事敢顶雷的人，这为他在中央高层赢得良好的口碑。1949年夏，邓力群在新疆任宣传部长和自治区党委秘书长，与率军平定新疆的王震合作。当时，中央的政策是争取与少数民族合作，但王震却开展民族大改革。毛当着他的面责怪王震。他马上说：这事是我邓力群干的，自担罪名，保护王震，不惜丢了乌纱。这一段渊源，使他一直获得王震的支持，尤其是在1980年代，他时常为王震代言。

邓力群靠这种担当，也赢得了邓小平的赞誉。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政研室的负责人都被要求加入批邓行列，有的人如胡乔木甚至主动出击批邓，但邓力群坚决顶住。《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被作为“三株大毒草”之一印发全党批判。邓力群当着清查者的面，在题目上画一个圈，一条直线划下来，签上“邓力群”的名字。他表示：这篇文章是我主持搞的。每句话，每个标点，都由我负责;上面没有布置，具体参加工作的同志也没有责任，替邓小平顶雷。

从理论认知层面来看，邓力群与中央高层陈云、李先念等走得更近一些。1980年，他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出版《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意在为当年的经济调整提供决策参照。书出版后，他指示媒体持续宣传，并身体力行地在中共中央党校进行宣讲，以“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为题宣讲四次。此举，他招致了来自邓小平方面的责问，但也给陈云送上了投名状。此后，他时常为陈云代言;陈云也常常支持他的工作。因此，邓力群在邓小平和陈云的“双峰政治”之间，一度非常活跃。党内高层有些人甚至认为，邓力群是块总书记的料;或许，邓力群也当仁不让，其行事、做派，在一些人眼里也有总书记的范!

但是，在邓小平看来，邓力群所坚持的“左”的观点让他的形象不好。彼时，尽管邓小平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坚持改革开放这一手是主线，所以，由邓力群(以及胡乔木)所搅动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风波，一旦危及改革开放，邓小平就要叫停——1981年因《苦恋》而起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1983年因周扬的讲话而起的28天的“清除精神污染”、1987年因胡耀邦下台而起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后两年因为那场风波而起的“反对和平演变”等等，邓小平或出面叫停，或敦促别人叫停。在这个过程中，邓力群与邓小平也渐行渐远。到1985年，邓力群基本上失去了对邓小平的影响力。但是，在这方面，邓力群展现了他倔强的一面，即使面对的是邓小平，他依然观点鲜明。

邓力群与邓小平面对面的争论，是1986年修改关于《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9月18日，邓小平与邓力群谈话中，有这样的对话：

邓小平：你这次对决议草案提意见的方式不好。(指邓力群的书面意见除分送常委以外，还分送了列席书记处会议的几位同志)。

邓力群：这样提出意见的方式，我觉得在党内是应当允许的。

邓小平：明天开会，你就讲一句话，完全赞成这个稿子。

邓力群：不讲话可不可以?

邓小平说：当然也可以。

邓力群：我不讲。

邓小平：你不讲，别人会讲。

在1986年，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都爱戴之。邓力群敢亮出自己的观点，展现了他敢于担当的一面。不过，这倒让人们指控他的“左”有了更多的例证。在党内，他慢慢获得了“左王”的名号。

邓力群与邓小平另一次争论，发生在1991年。其时，邓力群早已退出权力圈。

1991年，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1月28日到2月18日，邓小平与上海市干部多次谈话，他“希望上海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邓小平谈话在上海干部圈内引起了震动。随后，《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传达邓小平谈话精神，强调要“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认为“如果我们仍旧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文章说，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这就把基本路线规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而且“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随后，《真理的追求》、《求是》、《当代思潮》连续发表文章，大谈“姓资姓社”的问题;随后，在当年影响很大、至今仍然揭不开面纱的“反和平演变训练班”在中央党校开班。

不久，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明白人都知道，邓小平这样说，多半是针对以邓力群为代表的一些人的观点。

这次争论，让邓力群成为在当代理论与思想界“左”营的标杆人物——“左王”的称号成了他的代名词。对此，邓力群心知肚明，不过他似乎并不在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晚年了，忽然变成名人。一些说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国外的报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来作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语言是污辱性的。听到看到，一笑了之。”

邓力群既然被称之“左”营的代表，当然会有拥趸者和反对者。所以，在他去世后，这两“者”之间的喧嚣，充满了太多的政治色彩。按照古人的传统，善待逝者。两“者”都不妨消消气，让他老人家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