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 姜子扬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年12月版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按照巴罗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些短小的故事，在这里不让那些有人说是他们推动了历史的有权有势的人发言，而是让那些不可避免地与历史相遇的人出来说话：这是一个把他们变成牺牲品和作案人，变成随大流的人，变成猎人和被猎对象的历史过程。
君特• 格拉斯：《我的世纪• 中文版序言》
一、 笔下伤情
“文化大革命”的年月不是嵌入历史而是已经长入了历史。嵌入历史的东西即使不被后人抠掉，也会被岁月剥落；而长入历史的事实纵令再不合某些权势者的心愿，它也不可能从真正的历史中抹去,蒙蔽、沉默、窜改、伪造，最终将被证明都是徒劳的。
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是“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封建法西斯专政”。没有切肤之痛的体验，没有沉重的历史感，是无法理解这样的充满血腥、充满丑恶、充满污浊的真实的“文革”的。有人热衷于借助历史的哈哈镜从中发现革命浪漫主义的碎片以自慰，恰如有人精心地把它裁剪为“光辉五十年”的五分之一，都是不足为怪的。
其实“文革博物馆”这一代表了时代良知的声音即使没有巴金先生的呼吁，也已经有万千的志士仁人在为它作着孜孜不倦而又默默无闻的竭诚努力了。姜子扬先生的长篇小说《那年那月》就是为“文革博物馆”作出的不可替代的独特的宝贵贡献，使作者携着他堪作历史见证的可歌可泣的史诗，成为这可敬可佩的万千中的一员。
作者以朴实的笔触记述了关中地区一个县上两派群众组织武斗的过程及其酿成的系列惨剧。两派武斗仅是漫漫长夜中的一段，但通过作者现实得近于实录的描写，人们看到的不仅是十年浩劫，更能通过深思认识到导致这一场浩劫的直接动因和历史根源，特别是可以直逼传统文化浸透了人们心灵的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的顽恶病毒。人们常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是对一个已没有什么正在坚守的民族是谈不上什么背叛的。当一个民族堕落到竟然没有了什么值得背叛的东西时，人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呢？难怪鲁迅先生悲叹：“呜呼，我只觉得无话可说！”
但是姜子扬先生忍悲痛说，以一颗滴着血的心诉说了那么多的人间苦难.作家已经诉说了那么多，在下一枝评论的秃笔又有何权利而又如何能忍心保持沉然！
二、 婆媳“祥林嫂”
小说是围绕着“惠阳县造反派总司令部”武卫大队长周卫东一家的命运展开的。周卫东原名周庆福，带着他的儿子小黑入赘到了冯家。这样以来，本来就经过了一次重组的家庭的血缘和利害关系就变得更复杂了。
年龄和辈分最长的是冯老太，六十多岁了。其次就是：她的独生媳蒋玉霞，她死去的儿子冯朝阳的儿子大闯、蒋玉霞在前夫死后又嫁南定原留下的女儿该养，再加上周庆福和小黑。不久，周庆福和蒋玉霞又生了个女儿小蕙。全家男女老少七张口，都压在周庆福的肩膀上。
他周庆福尽管身强力壮，但匹马拉重车，即使挣断了筋骨，日子仍过得捉襟见肘。“夜间想尽千条路，天明还是磨豆腐。”周庆福思前想后无路可走，只有拼着一身蛮力上山担柴弄些零花钱，和买些黑市粮。
周卫东是如何参加造反派并被卷入武斗的，容后再说。先说这冯老太婆并不姓冯。只因他嫁到冯家，丈夫姓冯，如今又成了老太婆，人们就称她冯老太婆。
冯老太婆的丈夫抗战时被国民党拉壮丁当了兵，牺牲在抗日前线，留下独根苗儿冯朝阳。她硬是跌跌爬爬含辛茹苦地把冯朝阳抚养成人，还供到初中毕业。“解放”后冯朝阳当上了小学教员，冯老太婆为儿子娶了房媳妇蒋玉霞。冯家小院里过了几年充满了幸福希望的生活。
蒋玉霞娘家较为富裕，婆家却穷一些，但在解放后的那段年代贫农吃香，蒋玉霞也舒心乐意地过日子。那时候这冯家小院里，真是一朵花开圆了一锅馍蒸白了，过上了油和面的日子。冯朝阳出脱得白脸大眼高身材，且性格开朗活跃。他在本镇的小学教书，工作积极主动，还经常参加社会上的宣传活动，正在为加入光荣的共产党而创造条件。蒋玉霞参加村上的秧歌队，涂脂抹粉，打扮得花枝招展，在本村扭本镇扭附近的村落扭，甚至还到几十里路以外的村镇去扭。……
冬天农闲季节，蒋玉霞去上冬学念书识字，穿上红袄绿棉裤，棉袄襟旁边的兜儿外边，故意露出新手帕的一角，这是当时的时兴打扮。
那时的冯老婆五十多岁年纪，还不甚老，日月如意心情欢畅，尽情尽意地表达着对儿子和媳妇的爱心。……不几年，小孙子大闯降生了，更给小院里增添了欢乐，过满月的时候，待了好几席客，还叫村上的自乐班吹拉弹唱地闹腾到深夜。
这个家庭遭受的第一次打击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此后便厄运不断。
1957年5月1日党中央发布了整顿党的作风的决定，目的是整顿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工作上的官僚主义。方式是和风细雨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吸收党外群众参加座谈以帮助党整风，再三邀请动员他们向党提意见。在这个大形势下，惠阳县暑期组织了全县小学教师学习会。这时北京和各省会城市已经开展了反右派斗争，给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扣上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帽子。冯朝阳他们的鸣放是第二次鸣放。但冯朝阳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右派”的桂冠会落到他们头上，恰如第一批打成“右派”的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右派”的帽子会落到自己头上一样。在善良的有着正常思维的人们看来，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一定要有主观上的反党动机，而且一定是有组织和有计划的行为，他们不会想到与人为善的言论会和军事术语“攻击”划上等号，而且被随意引伸，以致任何言论都可“上纲”为“反党”言论。例如冯朝阳被订为“反党反毛主席”的言论，竟然是从他说的“陕西人民想念毛主席，希望毛主席在百忙中来陕西省一趟”这一句对领袖热爱的话引伸出来的，且看人们是如何信口雌黄的：
“你说陕西人民想念毛主席，希望毛主席在百忙中来陕西一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分明是说革命成功了胜利了，毛主席忘了陕西，忘了陕西人民，这是对毛主席放的暗箭！……你这个穷凶极恶，丧心病狂而又善于伪装的右派分子，竟然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地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
反右派斗争以其“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超出了许多政治家和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的理解能力，冯老太婆又如何能知其就里。她虽然不相信儿子是这样的“坏人”，但她不能接受这不是事实的“事实”，可怜她又有什么办法呢？她自然更不能想象这就是她后半生苦难生活的开端。紧接着的打击马上接踵而来。
给了冯朝阳最后一击的是他的妻子蒋玉霞。
蒋玉霞刚听到冯朝阳成了“右派”，吃惊得“头晕目眩站立不住，几乎倒下去。”
妈哟，冯朝阳真的成了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她不由得联想到自己娘家的成份定成富农以后，冯朝阳嫌对他的入党有影响，多次流露出埋怨情绪，有几次还借故对自己立眉瞪眼发脾气。啊，真的，他是个见高失低忘恩负义的东西！……蒋玉霞越想越气，越想越冒火，头脑里的不相信变成了相信，心里的爱变成了恨！
当冯朝阳被权力主导的社会抛弃，唯一可能容纳他的地方就是那个又穷且小然而保留着亲情的家庭。但他觉得自己既已莫名其妙地“变形”为右派，再没有脸面回到生他养他的梁谷镇东杨村，没脸见亲人，他多次想到了死。这时蒋玉霞步行40里到县上来看他，恰逢正开冯朝阳的“批判会”。蒋玉霞对冯朝阳的怨恨既是政治泛化的结果，更是私心怨他为什么要荒唐地反什么党，好端端地使一家人跟着受累。可怜的蒋玉霞哪有足够的知识和财产使她获得从容回旋的余地，使自己能理智冷静地对待突然的变故，能对丈夫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帮助态度？
散会以后，会场上的人纷纷离去。蒋玉霞却像失去了知觉，呆立原处。冯朝阳走到她跟前小声地问：“你啥时候来的？带娃了么？把娃抱来让我看看。”蒋玉霞自己也弄不清是怎么搞的，忽然满心憎恶火气上冲，铁青着脸说“还想看娃？你现在是罪人，是人民的敌人，只有好好检查好好交代！”话一落音，就转过身子断然离去了。
失去了最后一线希望，断绝了一切生活勇气的冯朝阳，当天深夜扑进尿缸里自杀了。饱受人间污蔑的冯朝阳选择的自杀方式也是那么溷浊。他再也不相信人世间会有还他一个清白的日子。临死前他仰起脸来向着黑黝黝的天空长叹一声，泪流满面地自言自语，“妈呀，我对不起你老人家。玉霞呀，大闯呀，我管不了你们了！”
反右派斗争所打击的，绝不仅是几十万知识分子，它制造了几十万个悲惨的家庭。反右运动确立了打击真话、箝制正确言论的“原则”。可以说，没有反右斗争，就没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错误，因为人们（群众和干部）会讲真话；没有反右斗争，就不会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因为人们会抵制错误的东西。20世纪下半叶中国老百姓的痛苦不幸无不打上反右斗争的烙印。而冯老太和蒋玉霞也从反右以后逐渐沦落为比祥林嫂更惨的患难婆媳。
在冯朝阳死后的好长时间里，蒋玉霞如同神经失常，疯疯癫癫，每遇熟人，拉不上几句话就说到了冯朝阳，使人忆起当年的祥林嫂念叨阿毛：“是我害死了他，是我害死了他！……”每当梁谷镇逢集遇会的日子，她都要到街上，在人多人少的地方来回走动东张西望，寻找跟冯朝阳长得相像的人。可是找来找去，只有泪眼迷蒙，满心茫然。
两个寡妇抚育着冯朝阳遗留下来的儿子大闯，光景本来就够难熬了，到1959年一场大饥荒，更是粪爬牛钻竹竿━━一节比一节难过。后经热心人的撮合，蒋玉霞招了个男人，名叫南定原，是二十里外的东山口上人。南定原中等身材，黑吊脸，脸上的笑容从未枯竭过。他勤快，吃苦耐劳，略有文化。来到东杨村不久，就跟邻里们和生产队的干部相处融洽，大家选他当了生产队的出纳员。一年后，蒋玉霞生下了个女儿，取名“该养”，含着“虽是异姓娃儿，也该养大成人”的意思。眼看南定原在村里家里把根子扎得越来越深，越来越牢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东杨村一个“社员”偶然听有人说起南定原也是一个右派。而且那个“有人”一听说南定原当上了生产队的出纳员，就惊诧地说：“哟，你们队再没人了！那人是个右派，在我们那里臭得跟狗屎一样，在你们村上可那么吃香，莫非你们这里不是共产党的天下，跟我们那儿不是一个政策？”这话在东杨村传开来，尽管南定原再三解释他不是右派，只不过在造纸厂时说了几句同情右派的话，厂里就组织了几回对他的批判，并借精简机构打发他回了农村。但他的解释没有用，他被免去了出纳员，冯老太婆也马上对他翻了脸，决心要赶他出门。
如果认为从反右斗争开始的极左路线仅仅是上层犯错误的产物而普通老百姓只是无辜的受害者，那就错了。上层人士无疑要对这些极端荒谬的政治运动承担主要责任，他们思想深处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和自由思想，是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在他们头脑中膨胀的结果。但如果老百姓的灵魂深处没有确认专制主义、接受专制主义的奴隶主义主宰，运动的发动者只能孤掌难鸣。试问南定原在东杨村当出纳和这个“有人”先生有什么关系，劳你“狗咬吕洞宾”地搅和人家的平安日子？原来他灵魂深处的奴隶主义使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精神格格不入，他脱口而出的便是“共产党的天下”这种违宪言论。储安平因“党天下”三字而先遭“右派”之殃，终罹杀身之祸，是因为他说出了真实，坚持了真理。“有人”先生的“共产党的天下”却是坚持一个错误的真实存在。他搅了南定原的日子，自己未必就会落个“你不错”的夸奖。这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变态心理，是专制主义压迫和奴隶主义顺从数千年压抑人性的结果。这种幸灾乐祸，唯恐天下不乱，盼人穷的心理是潜藏在许多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反人类倾向。他无法改变自己的不幸，只能在他人的更加不幸中求得可怜的安慰和卑怯的平衡。
贫穷生活和儿子身受的污蔑早已使冯老太婆变了态。她的心灵已完全丧失了反抗命运的勇气，还要迁怒于敢于在不幸的命运中挣扎的南定原，恶狠狠地要把这可能的祸根铲出家门，以使自己和孙子能在百分之百的逆来顺受中苟且偷安。
儿子尽管是被冤屈的，右派帽子却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它给全家人抹着黑，更重要的是妨碍着孙子大闯的前途。大闯的头上已经扣了一口黑锅，不能再扣上第二口黑锅呀！要是扣上两口黑锅，娃以后咋个活人呀？冯老太有多少个夜晚通宵难眠，绞尽脑汁要把南定原赶出家门。她给玉霞偷偷说了多次，玉霞同意了，两人扭成一股绳行动起来。
南定原在冯家所受的限制、屈辱和虐待虽然是社会上极端的政治歧视在一个家庭范围内的典型表现，前者却比后者更加不堪忍受和无可逃避。于是他被迫和蒋玉霞办了离婚手续，留下了他们生下的女儿该养，重新走上了流浪谋生之路。但生活并没有为冯老太政治表现上的小心谨慎而对他一家人稍施怜悯。铺天盖地的饥饿降临了。蒋玉霞走上了沿门乞食的路。
南定原走后的1960年，饥饿覆盖西北大地，两个寡妇抚养两个小娃，日月实在是在泥塘里挣扎啊！蒋玉霞饿得面黄肌瘦，大闯和该养饿得脸有拳头大脖项象苹果把儿。到实在揭不开锅的时候，蒋玉霞万般无奈，便到娘家求助。但最后空手而回。到急处顾不及面子，蒋玉霞提上篮儿拄根棍子，到几里路以外的村村落落去沿门乞讨。每当路过冯朝阳的坟头前，她心如刀搅双泪长流，有时实在控制不住，就走过去坐在坟前放声痛哭。
当有一天冯朝阳早年的一位同学老常从外地回家特地来看朝阳时，冯老太婆竟然安排老常和蒋玉霞发生了性关系，并且追上去硬向他要了五块线。
谢天谢地，婆媳俩追了一二里路，终于追上那位客人。她俩稍作纠缠，他就掏出衣兜里仅有的五元钱交给蒋玉霞。
五元钱，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啊！蒋玉霞曾经为了向南定原要五毛钱，夫妻俩在村道里大吵大闹了半早晨。后来蒋玉霞从炕席下搜出南定原暗藏着的五角钱，就兴奋得象挖开了银窖一般，并且逢人就张扬，宣传自己的胜利、南定原不怀好心眼。
唉，贫穷把人性都扭曲了。
而为了进生产队收入略高的副业组，蒋玉霞又不得不忍受支部书记同振东的性侵犯，以致于她在收麦的季节怀孕打胎。村人都知道这件事，他们看不惯，却没有一个人敢于对着同振东说半个“不”字，而只是把他们心中的“义愤”化做恶毒的“烂货，破鞋，母狗！”的咒骂，掷给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蒋玉霞。
等到蒋玉霞招赘了周庆福，家中添了个强壮又能干的男劳力，日子一天天走向安稳。谁知“阶级斗争”的风浪一刮再刮，周庆福因为曾经判过刑，被推入“五类分子”的专政对象行列。冯老太又敏感到政治“黑锅”要扣在孙子大闯的头上了，便在家里又一次掀起风浪，要把周庆福赶出家门。就在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周庆福成了造反派的“武卫”大队长改名周卫东，社会地位突然上升。但接下来发生的祸事是大闯和周卫东带来的儿子小黑在割猪草时被造反派的武卫大队误当做对立面的进攻而开枪打死了。在随后武斗中该养又被打伤了。武斗结束，革委会成立，周卫东因武斗杀人罪被枪毙。至此，一个原本就是杂凑在一起的五个姓七口人的家庭只剩下四姓四口人了。蒋玉霞在别人劝说下带着她和周卫东生的女儿小蕙改了嫁，剩下冯老太带着蒋玉霞和南定原生的女儿该养一老一小在孤苦伶仃中挣扎活命。
鲁迅在《故乡》中写了祥林嫂的死，长工用“还不是穷死的”概括她的死因，鲁迅则看出除了穷，还有旧礼教这一根杀人不见血的绞索。冯老太和蒋玉霞在小说中没有死，但他们所受的人世的苦难折磨比之祥林嫂实有过之。除了贫困这死神的镰刀，一次次劈头砸下来的还有政治迫害和政治压迫的血污的铁拳，用以代替不流血的旧礼教的绞索。祥林嫂嫁了两个男人，都先她而死，唯一的希望孩子阿毛被狼吃了。冯老太嫁了一个男人被日本人打死了，生了一个儿子被政治的铁帽压死了。4个孙子，两个被打死，一个被打伤，一个被带走，她的晚景凄凉可以想见。蒋玉霞嫁了三个男人，一个死于政治，一个因政治而离婚，一个因卷入“文革”武斗而杀人最后自己被杀。四个孩子，两个被打死，一个被打伤，留在冯老太身边，最小的随她改嫁。她曾讨饭，曾被迫卖淫，曾被支书奸污。她改嫁而去，生活还为她留下了什么希望，又留下多少羞耻和侮辱！
三、寸利杀人
周卫东为什么参加“文革”又成了造反派的武卫大队长？唯一的解释是他在社会上和家庭的政治贱民地位促成他要在这激烈的社会动荡中略微改善一下自己的政治地位。周卫东文化不高，不善言词，更不擅长政治空谈。应该说，他没有什么升官的欲望。正派、善良、勤劳，他确实是一个好人。但他是因了怎样一个偶然的原因便掉身于政治贱民的地位呢？说起来也真荒唐得可以。周卫东历史上的小荒唐加上社会的大荒唐造成了他个人的荒唐悲剧。
周庆福（卫东）原籍湖北，抗日时参加新四军，解放战争瓦子街战役中曾身负重伤，复员后担任咸宁纺织厂武装部长，和从梁谷镇东杨村召入工厂的工人董芸结了婚，生下儿子小黑。因鸣枪吓唬老乡，被禁闭责令检查，他却翻墙逃跑，逮回来被判刑入狱。不但丢了公职，连累得董芸也被裁减返乡，两人一块回到了东杨村。恰值三年困难的饥馑日子，董芸过不惯苦日子，就闹着和庆福离了婚。而当他在阎福来撮合下带着小黑入赘冯家和蒋玉霞结婚决心凭劳动挣一个全家老小的生存权时，又被列入“五类分子”的行列而成为群众专政对象。冯老太为了孙子不再背政治黑锅，又怂恿蒋玉霞要把庆福赶出家门。周庆福的参加“文革”，可怜其私心竟完全是为了改变自己受歧视的政治地位，使自己在人前能活得像个人样。他认为参加造反派就是参加了革命，就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但可以洗刷自己的耻辱，而且用枪杆子把“保皇派”的武斗队赶出梁谷镇也是天经地义的革命行动。他的自我感觉良好，自信心十足。
自从周卫东当上惠阳县武卫队大队长以来，他这个往日最穷困而且背着政治污点最受人歧视的农民，一下子由人下人成了人上人，开大会坐主席台，对人吆五喝六发号施令，就连外出行走也有贴身警卫跟随。他在镇上东头跺一脚镇子西头也忽摇。
在这前不久的一场武斗中，周卫东率领他的武斗队，把“保皇派”的武斗队赶出了梁谷镇，赶到了二十里外南山岭上的玉皇庙镇，他在自己占据的梁谷镇上刷下了一幅幅辱骂对立派的大标语。
在银河峪，地区造总司把红总部打得落花流水，丢了几十辆汽车，无数枪炮，丧了几十条人命。目前，造总司士气正旺。
周卫东要为造反派赢得一个好名声，只身进山打豹子，要用为民除害的行动反驳“保皇派”说什么“造反派里坏人多，是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黑窝子，把别人干的坏事强加到造反派身上。”他完全按战争规矩搞两派武斗，曾警告他的护兵忙娃：“咱们现在是造反派武卫队成员，拿了枪，可要管好枪哩；只准为革命、跟保皇狗干仗，不准胡作非为。谁要对群众胡作非为捅下乱子，那我的枪可不认人。”他私下里销毁了别人陷害退休老教师冯承耀的“反革命罪证”，却用军事斗争的凶狠处决了“内奸”田春吉，执行“总指挥”的命令枪决了二十几名“俘虏”。这一切为了什么，他向他的武卫队员讲了“周处从善”的故事，又讲到他自己：
“我原本是解放军战士，后来到地方上的武装部当干部。那年回湖北老家，为家中定成分的问题和村干部谈崩了，拨出手枪放了几响吓唬他们。回到单位后关我的禁闭，我翻墙逃跑，又被抓回来判刑坐牢。刑满释放后我成了农民。别人一提我，总说我是前科犯，当过多少年的黑人，每次政治运动来，都把我跟地富反坏右放一起。可是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我站队站对了，对了响当当的造反派。我感到光荣，满怀自信。”
“现在在这里的伙计们，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历史包袱政治包袱。红老总不是攻击我们吗，说什么造反派里头坏人多，造反派是牛鬼蛇神的黑窝子。说他妈的×！放他妈的屁！历史上有过错误有过污点的人就是牛鬼蛇神啦？就不准革命啦？大家在这场运动中参加了造反派，又拿起枪杆子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就是干好事呀。大家要坚定信心毫不动摇地干到底！”
大家听着听着，纷纷称赞道：
“嗬，大队长真是锻炼出来了，越来越成熟老炼了！”
“凭着你这么一席话，我也要紧紧跟着你，丝毫不动摇！”
“看你说的！”周卫东脸上带笑却也认真地说，“跟着毛主席，不能说跟着我周卫东，我算老几？”
“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的政权形式成立了，武卫队缴枪解散了，周卫东回到家里，自以为从此挣得个“革命”的身份，心安理得地操起了庄稼活的营生，“用他那肥厚的肩膀强壮的体魄支撑起一家大小艰难的日月。”“平时总是把自己的行为跟‘革命’、‘左派’、‘造反’这类光辉的字眼联系在一起”的周卫东，没有想到，全家大小更没有想到，被杀头的命运正在等待着他周卫东，等待着他们的亲人，衣食靠山周卫东。
被周卫东处决的田春吉搭上自己一条命先参加造反派，以后为“保皇派”刺探军情又图个什么呢？
“田春吉！内奸、叛徒，你给红老总偷偷送了多少次情报？”
周卫东吆喝。
田春吉双腿发软跪了下去，战战怯怯地说：“大队长，我不哄你，总共只有两次。”
“你这图啥？他们给了你多少好处？”
“大队长，我不哄你，实话实说━━¬¬我外甥在那边，打发人偷偷跟我联系，说只要我给他们提供重要情报，帮助他们打了胜仗，他们掌了权，给我翻社教时候我家订的地主成份。他们说造总司里坏人多，以后胜利不了，掌不了权。我一时糊涂鬼迷心窍，喝了他们的迷魂汤干下了错事，你们饶了我。我以后一定实心实意随你们干，刀山火海也不避。好我的大队长哩，我给你磕头了……”田春吉说着说着，哽哽咽咽泣不成声，并且连连磕头如同捣蒜。
竟然只为了改变“社教”时给他家补订的“地主”成份而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代价。
还有一个东杨村的地主儿子冯三保。当周卫东的大儿子大闯被豹子追赶时他不顾危险把大闯从豹子口中救了出来。他怀着“赎罪”和“皈依”的虔诚参加了“保皇”的“红总部”这一派，其奢望不过是落个政治上不犯错误使自己的政治地位略有改善罢了。“怕站队站错了运动后吃不消，见党团员贫下中农多在总红部这一边，就也参加到红总部这一派。”在周卫东指挥枪毙的二十多个“俘虏”中就有冯三保。他那“本来白皙俊秀的女人似的脸庞，现在却蒙上烟尘干燥憔悴，头上包裹着扯下来的白色衣襟，几乎叫人认不出来”。周卫东本想向地区武斗总指挥求情饶了冯三保，但估计“总指挥”不会给这个面子，也觉得冯三保“确实是红总部持枪人员中的凶悍分子，可憎可恨”而没有开口。这个“枪毙俘虏”的场面表现出了两派群众的愚昧无知亦复可怜可悲。
二十多名俘虏被押到操场东北角靠墙的地方，顺墙而立。面前不远处，是一排枪口对准他们的胸膛。他们心里明白，是死期到了。一个个不仅毫不畏惧，而且满怀为革命而牺牲视死如归的豪情，高喊起口号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毛主席万岁！”
周卫东指挥下的持枪人员看着这情景，不由得嗤之以鼻，纷纷议论道：
“嘻嘻，这些保皇狗！”
“你们是文化大革命的敌人，还配喊文化大革命万岁？”
“咦，死到临头，还猪鼻子插根葱━━¬¬装大象！”
面临死亡的冯三保，忽然想起在前几年的一个冬季，由于全家人缺粮吃，他哥从本地贩了几口锅带上，偷偷扒火车到河南省去换粮食。返来本县后从火车上往下跳的时候，跌撞得当场就死掉了。他哥偷扒的是拉煤车，跌撞死以后满脸满身煤灰，家里人去认尸的时候几乎认不出来。自己只有兄弟二人，哥哥一死，父母养老送终的担子全落在自己双肩上。现在自己再一死，父母风烛残年靠谁照管？同时自己还有年轻的媳妇和一个小女儿，她们以后可怎么办呢？日子怎么混呢？……想着想着，不由双泪长流抽泣起来。
“嘻嘻，害怕啥呢？继续硬下去吧！”一个持枪人员冷笑着说。“我不是害怕，你们开枪吧！”冯三保抑制住悲伤，语气硬朗地说，随后又高喊了一句：“文化大革命万岁！”
“哼，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一个持枪人员冷冷地说。
周卫东挥动着手臂发出命令：“放！”
一阵杂乱的枪声。
二十来个人先后趔趄着瘫软着倒下去，躺在血泊中。……
“红总部”中除了冯三保、田春吉这一类“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拼着性命要挣一个“做稳奴隶”的角色，更多的都是根红苗正被当做“革命动力”的人。县师范学校的团委书记马明就是这类人的一个典型代表。
他阶级出身好社会关系好，十六岁加入共青团十九岁加入共产党，舅舅又是省政府的一个厅长。他仗着根红苗正牌子亮，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如鱼得水最为活跃。他最喜欢搞政治运动，在运动中他感到自己活得欢心活得舒畅，能显出自己的份量与价值。文化大革命风暴一起来，他也跟历次政治运动一样，立即全身心地投入，要当暴风雨中的海燕；今天炮轰张三，明天炮轰李四。谁料不久，烈火烧到自己身上。━━¬¬群众的造反烈火越烧越旺，把他马明也划入走资派牛鬼蛇神，炮轰起来批斗起来。给他戴三尺高的尖尖的纸帽押上游街，又把他关了几个月牛棚。后来群众又认为他不够走资派，也不算什么牛鬼蛇神，把他从牛棚里解放了出来。
他对自己所受的委屈全不挂心，群众运动嘛，哪能没一点偏差？我受了点冲击，感觉就像是受了一次锻炼。我要心更红志更坚，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锻炼自己，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看不惯造总司的打砸抢胡乱冲击胡逞乱闹，就加入红总部这一派。这派成立起武卫队后，为了显示革命性，依照解放军的建制设了政委，马明就当上了武卫队的政委。
在武斗中马明严格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束队伍。但战场上“对敌”斗争却毫不心慈手软，亲自打死了不少人，而且毙了一位跪地向他求饶的50多岁自称家有80岁老母的造总司的农民。马明毫不怀疑自己的一切都是“革命”的。“革委会”成立后，马明在狱中发了疯。
雇农家庭出身的“独眼龙”邓锁也是红总部武卫队的坚定分子，他参加武斗是要保卫“解放”后得来的胜利果实。且看邓锁“翻身”后的“幸福生活”。
邓锁的父亲旧社会一直为人当长工，解放后家中也没有富裕多少，老伴早死，他和邓锁两人过活。家中很穷，再加上邓锁是个生来的独眼龙，娶不上高质量的媳妇，就娶了个又黑瘦又矮小又麻脸的女子。在六十年代那“吃食堂”的饥饿年月，一家人填不饱肚子，也就常为一碗稀饭一个黑麸子窝头吵吵闹闹。一次，麻脸媳妇提着瓦罐到生产队食堂去打饭，提了一罐稀菜糊糊回来。一不小心脚下烂西瓜皮滑了一下，身子打了个趔趄，瓦罐碰在门框上，哐当一声成了碎片，菜糊糊泼洒在地，手里只剩下罐系。公公和邓锁都干了一晌活儿饥肠辘辘正等着吃饭呢，见此情况不由得抱怨了她几句，她又心痛又悔恨坐在门墩上大哭起来。随后就回到房子喝了一包老鼠药。到邓锁父子发现后借上架子车把她拉到公社卫生院，已经迟了抢救不过来。从此又是邓锁跟他父亲两人过活。
邓锁参加了红总部攻打梁谷镇的战斗，他心中无疑认为这是“革命的”行动。他在这场武斗中打断了一条腿，却没有认为自己应享有被革命政府养活一辈子的“荣誉军人”待遇，他为自己失去一条腿不能做庄稼了而哭泣。
担任护理伤员任务的时凤珍，连忙从干涸的小水渠里爬过来，把邓锁硬拉硬拽死拖活拖地拖到一个小坟堆后面，给他包扎伤口。邓锁“哎哟哎哟”地呻唤，泪珠滚滚地落下来。
“坚强点，哭啥呢？英雄流血不流泪！”时凤珍劝慰说。
“唉，一枪打死了倒没啥。以后剩下一条腿，咋样做庄稼哩？日子咋过哩？”邓锁哽哽咽咽地说。
时凤珍又安慰说：“心放宽展些，现在还考虑不到那些事呢？”
邓锁逐渐停住哽咽，用袖子擦着眼泪。
时凤珍是高中二年级学生，人称“黑牡丹”。她本是老实本份的农村姑娘，稳厚腼腆。“文化大革命”不但使她变得活跃泼辣，而且她在“大串联”过程中学了一身本领。不带一分一文，却能乘汽车火车走南闯北，跑了几十个大小城市，交了不少熟人朋友；不但吃喝不愁，回来时还装着不少粮票钞票。在历时数月的武斗中，她和武卫副大队长章琦有了性关系，不慎被政委马明当场撞见，使她深感耻辱。武斗开始，马明本来不让她到第一线，只让她在安全地点担任伤员护理。但她却决心用勇敢的革命行动来洗刷自己生活作风上的耻辱。在那个革命万能，政治挂帅的年代，“革命”比之金钱是一种更有效的通货。“革命”使你成为“自己人”，“革命”可以掩盖一切污点丑行，使丑的变美，假的变真，恶的变善，贫的变富，愚的变智，老的变年轻，贪的变廉，错误的变正确，当然这一切都不是事实上而只是观念中的“变”；而一旦沾上了政治污点，则一切都遭到否定。可怜时凤珍为了用坚决的革命洗刷自己本来算不得什么的“污点”而付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时凤珍给他包扎好以后，半截身子往起抬了一下，眼光向四下里扫着，看还有伤员没有。忽然一颗子弹飞来，正打在她的胸脯上，她只啊了一声就倒下去。邓锁一边惨叫着“凤珍！凤珍！”一边挣扎着向她爬过去，眼泪又涌流出来。
然而时凤珍没有应声，她再也不会应声了。
武卫队临出发时马明要把她留下，她坚决不同意，要随队前行担任护理。发起进攻以后，马明限定她，不让她到前沿阵地来。她口里“嗯，嗯”，还是悄悄跟着来了，爬到了最前沿地带。这倔强的姑娘啊，自有她难以向人表露的内心世界。━━她跟章琦那事，回数不止一次，当然难得十分隐密。有的人对她指指戳戳，有的人甚至当面挖苦讽刺，嫌她给集体丢脸，损坏了革命集体战斗集体的名声。她暗暗下定决心，要用最革命最努力的行动，最战斗最昂扬的姿态，洗刷自己的耻辱改变自己的形象。现在她如愿以偿了。家中的父亲有病，弟弟妹妹又小，母亲一人支撑着艰难的家务。她时常为此心痛，盼望着能有一天回到母亲身边，给她帮上一手减轻一些她的负担。这个愿望永远不能实现了。年轻的时凤珍那一双无力的半闭的眼睛，带着一丝憾恨永远合上了。
“三言二拍”有一篇《沈小官一鸟害七命》，说的是为一只鸟儿之争，最终导致七人丧生。明末张献忠第一次抢劫作案，杀人52口，劫财8两银子。本节题为“小利杀人”，什么“小利”？小到不能再小而归于虚幻。卷入“文革”斗争的，“文斗”也罢，“武斗”也罢，到头来都是在为虚幻的目标虚幻的利益而劳碌、争斗、拼杀。不管当时一些人喊着多响亮的口号，怀着多高昂的激情，作出了多悲壮的牺牲，只要他没有超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为人们圈定的范围，到头来不过是一场制造了无数痛苦和罪恶的可悲可叹令人尴尬的、丑恶而血腥的闹剧。值得中国人反思的是：人们究竟何以会变成牺牲品和作案人，变成随大流的人，变成猎人和被猎对象？
四、 伤心三字“贫”、“愚”、“妄”
毛泽东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这里的“干”指的是生产性劳动。而一旦社会由和平陷入动乱，通过“革命”摆脱贫穷就远较劳动致富来得迅速而有效。“革命”在近代中国的意义就是造反，就是取而代之，就是无法无天。从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至今，2200年来这种“革命”已经深入中国那些失意者和穷人们的心灵。作者如实地为我们描写了“文革”前后农民的穷苦生活。周庆福、邓锁、冯三保的贫穷可怜上面已见一斑。参加红总部的阎福来家和牛家兄弟同样贫穷可怜。
介绍周庆福到冯老太家当上门女婿的阎福来家里“穷得叮口当 响”，只好入赘到东杨村的夏连山家和夏玉桂结了婚。“不久，夏连山老两口先后过世，阎福来十几里外的家中，父亲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剩下母亲和十来岁的弟弟福成，日子苦不堪言，阎福来就做玉桂的思想工作，把母亲和弟弟接来在一起相依为命。”他和周庆福一起天不明就到二三十里外的东山打柴，全靠一付扁担挑。若问他们为什么不买一辆架子车？作者告诉我们：“一辆架子车值一百来元哩。对于一年到头从生产队分不到一分钱，还当透支户欠生产队账的周庆福和阎福来而言，那简直是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可望而不可及。”阎福来兄弟参加红总部，朦胧中以为这就“革命”了，而“革命”就有脱贫的希望。福成在试制炸弹时爆炸身亡，福来炸伤一条腿，注定要落个残废了。更悲惨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
东杨村东面的沟坡里住着牛二蛮、三蛮兄弟两家。他们不愿搬到东杨村，就图个“偷”字方便。
在农业社、公社化时代，农村为数不少社员都染上了小偷小摸的毛病。“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不偷不逮（顺手牵羊），饿死活该。”“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是个大家拿。”这便是当时农村的真实写照。住在村外这沟坡里进行小偷小摸，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每当夜深人静，除了天上的星月耳边的清风，就是满坡地里的庄稼和柿子树。柿子可以任你去摘，谷穗和玉米棒子可以任你去掐去扳，白萝卜红萝卜可以任你去拔，洋芋可以任你去刨。这样从生产队大田偷偷拿回家的，比从生产队正式分到的不知多多少倍数。在那一年到头仅能从生产队分到半年粮的日子里，这么肥厚的营生，谁也不忍心舍弃。所以牛二蛮和牛三蛮两家被“好处”诱惑住，在沟坡里住着。
一个秋天的月夜里，二蛮的老婆柳芹“偷”包谷时被支书同振东抓了个正着。为怕挂着“盗贼”的牌子游街，柳芹“自愿”把身体献给党支书，从此却如同领到了偷庄稼的许可证，而同振东也明目张胆到白昼公然宣淫。当牛家两兄弟终于有一天亲眼看到支书正在糟塌柳芹时，手持木桄桄的二蛮，竞吓得不敢吭声。直到社教运动中同振东下了台，牛三蛮才敢揭发他霸奸柳芹的丑事。在贫穷和无权的折磨下，仅仅为了“做贼”的权利，三个人格被辗作三份屈辱。但是他们心中埋下的仇恨使牛三蛮后来成为红总部坚决的武卫队员。他参加红总部是因为同振东参加了造总司并当上了东杨村的造反队长。三蛮要和同振东对着干，他要造同振东的反。同振东后来借机谋杀了牛三蛮。柳芹也在伤痛和屈辱中上吊自杀了。
贫穷是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是“文化大革命”能够发动起来的经济原因。孔子所说的“君子固穷”，一般人哪里做得到，于是穷困成了一切非分之想的沃土。但是在一个政权稳固的时代要起来造反，除了需要愚昧为贫穷壮胆，还要有权力的依仗。造总司和红总部的武斗各自依仗的是躲在背后的当权者的放纵和支持。红总部的政委马明给他的武斗队员们打气说：
“毛主席号召解放军支左，县武装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就公开表态支持我们红总部。后来上面有人批评他们支错了，他们不敢公开支持我们，暗地里还是支持我们的。上一次我们一些人到县武装部去借枪支弹药，他们虽然不敢明给我们，那位廖参谋却把我们的人领到后院，脚在地上跺着说：‘这儿没有枪！这儿没有枪！’我们的人拿镢头把那片地挖开，果然下面埋着许多枪。这不是明明地给我们送枪么？”
“哈哈哈！”
大家开心地大笑起来，满场欢跃。
“文革”中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批判、斗争、武斗，都逃不出当权势力允许的范围和有效的控制。当时虽曾一再批判群众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但真正可怕的却不是“思潮”，而是当权者设计的无政府空城计的陷阱在导民为非，陷民入罪。这是又一次“引蛇出洞”。不过1957年的“引蛇出洞”是让知识分子行使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批评政府的自由，“文革”中的“引蛇出洞”却是引诱无知的愚民去干以身试法的造反游戏。一旦运动收口，周卫东、马明他们还不是瓮中之鳖，打杀他们还不是手到擒来之事？可怜这些精力充沛血气方刚善良正派的老百姓，他们不光不懂得罪与非罪的界限，更无从知道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从来就是陷阱密布的阴谋政治。
但只要人们还保留着善良的本性，贫穷加愚昧所造成的破坏和灾难还是有限的。推波助澜，足以陷社会于万劫不复的人间地狱的是那个“妄”字，是融化在血液中的妄诞和悖谬。这种妄诞和悖谬不但要把所有的错误推向极端使之变成灾难，而且还要把一切正确也推向极端使之变为错误。我们看一看周卫东是怎样被毫无缘由地推向“敌人”境地的。
“地主分子”冯光轩的儿子冯三保驾牛耱地时因犟牛使性乱蹿，毁了十来棵包谷苗，被驻队干部赵国梁作为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抓住不放，组织群众批斗冯三保。“在他的引导和带动下，会场上发言的人一个比一个深刻，一个比一个调子高，把冯三保的罪行上纲上线越说越严重。”
赵国梁听着听着，觉得还不够味。他要把群众的斗争情绪煽得更高，要把冯三保的反动程度说得更令人惊骇，便走到台前声色俱厉地说：“冯三保的罪行远远不止这些！他还日思夜想地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盼望美帝国主义包围中华人民共和国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累了一天的男女社员，被这阶级斗争的烈火把疲劳烧得一干二净，发言争先恐后，口号声震夜空。而且发言的人一个比一个激烈，打击的面越来越广：
“冯三保这罪行不会是他一个人干的，肯定有黑后台有同谋。他大冯光轩是地主分子，心中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有刻骨的仇恨。所以冯三保干这反动勾当，肯定有他那反动老子作指使！……”“天下乌鸦一般黑。地富反坏右一切牛鬼蛇神都是黑心肠。以后开会无论批斗他们中间的哪一个，他们那些全伙人都得站在台前陪桩，接受教育！”
“对那一伙人必须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群众监督劳动改造，要叫他们每天打扫村道！”
…………
结果，赵国梁宣布以后作陪桩和扫村道的人名单，大大超过了戴地富反坏右帽子的范围，把冯三保、周庆福等人也列进去了。周庆福急忙站起申辩：“我没戴任何帽子，不属于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是专政对象━━”
“不用狡辩！你是前科犯，犯就是犯人，就是专政对象！”赵国梁一锤定音。“我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周庆福还想作最后一搏。
“地富反坏右的罪行，有许多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老账新账一起算！”
从此，批斗会上当陪桩的牛鬼蛇神行列中就有周庆福，在打扫村道的牛鬼蛇神群中有周庆福，在水利工地上被监督着进行劳动改造的牛鬼蛇神们当中也有周庆福。
赵国良热衷于把别人踩在脚底下，我们可以理解。但“可以理解”绝非可以原谅。我们“理解”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恶云翻滚中，赵国梁作为一个吃政治饭的政府工作人员，为了向上爬，他就要使自身的动物性向下延伸恶化他的人性使之蜕变为彻头彻尾的魔性。仅仅通过他组织煽动的这场批斗会，人们便“可以理解”他是一个地道的恶人和魔鬼。没有人强迫他这么做，仅仅是他人性中的恶在膨胀。
难以理解的是那些“劳累了一天的男女社员”，也都“发言争先恐后，口号声震夜空”。他们出于什么动机，又有谁给了他们什么应允，使他们表现得如此充满了恶毒的意向？有人把中国人的这种表现叫做“集体无意识”，认为这“无意识”的一群可以被引导去干任何事情。但能否举出一个事例，“无意识”的群体被引导到高尚的道德境界？而且这种具有破坏性的“无意识”为什么就中国的老百姓2000多年来表现得那么突出和不可救药？仅仅用愚昧无知是不能解释的。当蒋玉霞的两个孩子大闯和小黑被造总司武卫队误打惨死后，红总部的人极大地幸灾乐祸了一番，他们对无辜的孩子的生命竟没有一丝的同情怜悯，潜藏在人们意识深处随时都会表露出来的荒谬的妄念究竟是什么？
退休老教师冯承耀的表现也令人百思不解，他已经平安“到站”，而且孤身一人，却热心地要油印散发“文革”中满天飞的“北京来电”之类的传单。他早知文字狱和言者有罪的厉害，生性小心谨慎，却偏要借个丧事之类的机会舞文弄墨，卖弄几句酸腐的文章。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真正“改造好了”的老学究，他的残年余生就是要彻底消灭自己的独立思想、个性和人格。他那可怜巴巴的形象人们并不陌生。
朝阳还没有从东山顶上露脸，它的第一缕红光还没有照到东杨村南边不远处的小土岗上，而这个独庄院落的单身主人已经起床了。现在虽然没在学校里住不跟学生们一起上早操，他还是跟以往一样早早起床，没有睡懒觉的习惯。他这个单身汉生活内容并不单调，倒还是很充实哩。除了有时候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以外，一个是拾粪，一个是忙于搞运动。对于拾粪他有自己的认识，觉得干这最脏的活儿能改造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而且他看过林副统帅一篇讲话，说一筐粪是往集体的大田里上还是往自留地里上，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嗯，还是副统帅头脑敏锐无产阶级觉悟高，把这一筐粪的问题提到了这样的高度！我冯承耀拾粪决不是为了上自己那片自留地，而是为了改造思想。所以他每拾一筐粪，总是就近倒在生产队的粪堆上，或是撒在生产队的大田里。而且他在倒粪撒粪的时候，总是要选身旁没有别人的时候。要是身旁有别人，那不是有意让别人看的吗？不是有意沽名钓誉吗？那不是他冯承耀拾粪的本意和目的，他要默默无闻地干，默默无闻地改造自己的思想。
对于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他也有自己的投入法。他觉得自己作为国家干部人民教师，拿国家的工资（虽然因武斗混乱几个月领不到工资了，但他知道以后国家是会给补发的），要是不投身文化大革命当个逍遥派，实在问心有愧良心不安。于是他自造了一个不沾染派性的投入办法━━每日只转抄、油印从全国各个渠道纷至沓来的中央首长讲话、北京来讯、外地快讯等等，拿到本村本镇和附近的村落里去张贴散发。学校尽管瘫痪了，但纸张墨汁油印机还是有人管着，可以领可以借，这给冯承耀的活动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证。在抄写那些传单的时候，他内心还存在着一个自私的想法━━借这练练毛笔字也是好事嘛。━━就这点自私心理，他也是控制着稳秘着，不让它有所发展，因为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嘛。他往外张贴的宣传品都不署自己的姓名，而署成“关心国家大事司令部”，或者把“司令部”几个字换成“大队”、“纵队”、“战斗队”等等。尽管名称繁多，看起来热闹红火，其实只是他冯承耀光杆一身而已。
这是一个行规步矩彻底奴化了的文化人形象，和那些油嘴滑舌谄媚的文人表现虽异，骨子里却是一样可怜。他们头脑里的“妄念”是企盼着主人的一句“你不错”，但他们的表现却连主子也感到厌烦。正因为如此，冯承耀反而成为作者塑造最为成功的一个典型形象。
最得心应手悠哉游哉的就数同振东了。他充分利用村党支部书记所拥有的权势，在全国范围饥饿难挨的“困难时期”独能山吃海喝，把集体的财产看得如同他个人的财产一样。他还把每个有求于他的年轻而又稍有姿色的妇女都看做他的老婆。“社教运动”中他成了下台的“四不清”干部被开除党籍，他自然不服输。为了东山再起，“文革”他参加了造反组织，成了村上造反队的大队长。但他凭自己的政治经验，却不做对自己不利的事情，绝不插手武斗。虽然他在半夜三更人不知鬼不觉地谋杀了曾经揭发过他的牛三蛮，但时过境迁，只要他不说，谁又能侦破这个无头迷案？县革委会成立后，造反派的武卫大队长周卫东枪毙了，红总部武卫大队的政委马明在监狱中发疯了。两派武斗人员和良民百姓死伤了那么多人，独有他周振东却没有损失一根毫毛，还当了东杨村的革委会主任。他既关心为周卫东搬尸安葬，又为邓锁说成了一房媳妇，还亲自为夫妻都残废的邓锁家绞水以示关怀。同振东真是左右逢源，应付裕如，谈笑生风。看来只要他顺此前行，恢复党籍只在指顾之间。他的一言一行全是为了个人利益，他只是善于利用社会和情势给他提供的机会罢了。谁又能说他是一个坏人呢？退一步讲，如果现行体制没有给他这位支部书记那些个特殊的权力，他想多吃多占也不可能，那么多女人也不可能就奔着他同振东“送货上门”。他的魔性不过是他处身其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罢了。他所做的最坏的事情不过就是损人利己，另外还做一些小有利于人而大有利于己的事情。从小说中还看不到他做了什么损人不利己的阴损事。
周振东是一个比较清醒的利己主义者，只要有良好的制度和健全的法律及监督体系，这样的人并不可怕，他的利己动机完全能够限定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只要侵犯公众利益和他人权利的行为必然受到惩罚，利己主义者是不会轻举妄动的。
所谓权利，它的实质乃是自己和他人权利的界限。只有明确了这个界限，一个人才能谈到维护自己的权利并尊重他人的权利。没有明确界限的权利是抽象的权利。权利抽象化导致一部分人权力的无限膨胀和对于普遍权利的肆意侵夺。而这就是附着在许多中国人头脑中比之利己主义更加荒唐的妄念。这种妄念的核心仍然是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当他处在无权地位，他崇拜当权者的无限权力，视自身为附首贴耳的奴才，为非人的虫豸。为什么那么多人虚心下气地要为当权者大唱颂歌，尽管他那蹩脚的赞歌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奖赏？为什么那么多人只要看到了权势者的眼色就会凶恶地扑向任何无辜者，尽管他对被捕猎的对象一无所知而且他的“无情斗争”也不会得到任何奖赏，而如果他置身事外也不会有人找他“算帐”？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围观街头的罪恶，欣赏他人的痛苦不幸，甚至对于“9.11”发生在美国的反人类恐怖事件也有那么多人公然表示阴损的幸灾乐祸？
这种妄念使人但逢适合的空气和土壤就会轻易地成为反人类的恨世主义者。被这种妄念控制的人一旦掌握了某些权力，就把自己当成了奴隶总管，就会无限地侵夺弱势者的一切权利。这种妄念仇视一切秩序、公正、平等和民主的制度；他们推崇强权就是公理，因而仇视真理、科学和独立思想。试问冯承耀的信封上贴的两张邮票，肩扛刺刀的解放军纪念邮票贴在有毛泽东像的邮票上下还是左右和你邮局的人有什么相干，为什么硬要捏造一个“刺刀对准毛主席”的“反革命”罪名必欲置冯承耀于死地？
如果没有这一类妄念作祟，就不会有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那一系列荒唐盖世的运动和惨绝人寰的后果，就不会使这一切直到21世纪初还得不到彻底的批判和清理。
我们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比之欧美国家落后了300多年。这当然不是说中国需要300多年才能有人家今天的理念, 而是说，中国人如今的人文理念比欧美300多年前的许多基本理念还要落后。这显然是最大的最令人焦心的问题。彻底清理“文革”遗产，并利用这些中国独有的资源进行深刻的反思，才有可能使我们在21世纪的一百年间，消除对于世界发达国家300年的差距，而加入全人类共建的和谐的“地球村”。只有这时，姜子扬先生的大作才真正讲的是“那年那月”的过去了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