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不是化学武器，不是生物武器，甚至也不是核武器，而是叫做“科学”的无形武器。

最近的《新闻晨报》上，有一则题为《“反伪斗士”被指制造冤案》的报道：2005年深秋的一个上午，在北京朝阳门内大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会议室，一场题为“张颖清事件的反思——纪念张颖清教授逝世一周年”的学术讲座正激烈展开。参加这次讲座的，有数十位来自两院各研究单位、中央各部委和军队的科学家。讲座主要组织者，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宋振海有些激动地告诉晨报记者：“张颖清教授是原山东大学全息生物研究所所长，极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由于个别‘反伪斗士’不问青红皂白将全息生物学打为‘伪科学’，年仅57岁的张颖清禁不住打击，于去年10月与世长辞，新华社随即刊发《中国科技界悲剧——山东生物学家张颖清含冤早逝》一文报道此事。

报道接着说：据科学家们介绍，重大自主科技创新“无偏二极管”被“反伪斗士”打成“永动机”，蒋春暄证明世界数学难题费马大定理却遭封杀的事件，可与张颖清事件并称“科学打假三大冤案”。在场科学家告诉记者，这些科学家和他们的研究项目，都是在被“反伪斗士”何祚庥、方舟子等人“打假”后陷入困境的。

所谓科学，乃是关于物质运动之规律的知识。这些知识或为逻辑推理所证明，或被大量事实所支持；而不论前者或后者，都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时间的检验和任何人的颠扑。科学的定律或者定理，既是可以讨论的，也随时间而发展。人类对于事物运动规律的认识常常只具有相对的性质，其正确性常与一定的条件相联系，而不是永恒的、固定不变的。在迦利略之前，人们公认的落体运动规律是较重的物体快于较轻的物体，并认为这结论是科学的。迦利略先是从逻辑上发现了这个“科学定律”的悖谬，接着又通过比萨斜塔上当众进行的试验，颠扑并推翻了这个“科学定律”。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也违背了当时地球中心的“科学结论”，而被认为是荒谬的。迦利略曾被监禁八年之久，布鲁诺为了捍卫哥白尼的学说上了火刑柱。宗教裁判所之敢于理直气壮地迫害迦利略和布鲁诺，就在于坚信他们的偏见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不管当时他们是否挥舞过“科学”的大棒。

科学是天生的自由派，只有在自由的研究和争辩中才能发展。自由的研究和争辩否定一切权威，不论自封的或由社会机构加冕的权威，都是自由的科学精神的敌人。在专横的学术体制下，某些被政府强权树立起来的“科学权威”，可以在全然不懂的领域随心所欲地臧否人物，信口雌黄地判定是非，压制自由的科学精神和不同意见。

何祚庥先生大刺刺地说：“不是说我何祚庥说他站不住脚他就站不住脚。如果他的工作的确是好的，国内得不到支持国外也能获得支持，总归有人承认，他死后还会有人支持他，继续他的工作。”问题是，何祚庥先生可以在他编辑出版的《伪科学曝光》一书中宣布张颖清的研究成果是“伪科学”，张颖清却没有同样的权利反驳喷来的诬蔑并为自己辩护，因而张颖清就只能“何祚庥说他站不住脚他就站不住脚”。正是这种权利不对等，才使何祚庥之流上升到抡板斧的“权威”地位。莫非何祚庥先生时不时性起地打杀别人，就是为了让别人“国外也能获得支持”，或者让他“死后有人支持”？

18、19世纪科学的发展纠正了许多流行的迷信和偏见，使科学的声誉雀起，以至于久而久之，科学成为正确和真理的同义词。但是，科学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在促使着杀人武器的“进步”，特别在专制国家，科学被统治者用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统治和屠杀。从物质层面讲，两次世界大战的杀伤力，皆滥用科学技术的成果而实现。没有现代化的武器和交通工具，一百个希特勒也发动不了世界大战。但人类犯下的这些罪行不能怪科学，而是由人类潜伏在心底的原罪借助于社会制度的根本弊端酿成的。

科学无疑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认为科学可以无限发展从而解决所有问题，使科学走向自己的反面，形成了浅薄狂妄的科学主义。老子云：“智慧出，有大伪。”科学被抬到不仅可以吓人，甚至可以杀人的高度，必然会出现打着“科学”或者“反伪科学”旗号的科学骗子。用枪炮甚至核武器杀起人来固然骇人听闻，但比之打着“科学”和“反伪科学”旗号杀人的行为，则是“小巫见大巫”了。

《商标法》规定：任何商品，不得采取对商品本身进行评价的名称。例如不能给一种感冒药取名为“最有效感冒药”。鲁迅当年曾经批评“好政府主义”的理由，与此类似。当科学的威望如日东升，在人们心目中等同于正确、真理时，恩格斯先生独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定义为“科学社会主义”。此说一出，所有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社会主义学说就都成为“不科学”的。而在人们心目中，不科学的社会主义无疑都是错误的、违背真理的和注定要失败的。于是打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号，就轻易地把一切批评或反对自己观点的人“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使他永世不得翻身！”20世纪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号下，一亿多人丧失了生命，他们不是被杀于枪弹和大炮，而是被杀于“科学”旗号掩盖下的真正伪科学。“科学杀人”的伟绩，莫此为甚！

“科学社会主义”的伪科学性质，已经被一亿多人民的鲜血和苏联东欧“科学社会主义”解体的事实所证明。

一种学说是科学还是伪科学，需要深入到该学科领域进行具体的论证和实践检验，详细地掌握精确的材料，进行精密的分析研究，开展不同观点自由、充分的辩论，才能得出结论。凡是自命为科学的，未必真是科学；凡是打着反对伪科学旗号的，未必就掌握了真正的科学真理，他反而可能是最大的科学骗子，最大的伪科学。

科学之不是万能的，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科学的尽头，就是玄学的开始。在茫茫宇宙和变幻的社会中，人类所能认识的真理，总是远少于人类尚不认识的事物。科学永远不可能穷尽和把握无限和永恒。关于宇宙和生命起源以及来世、灵魂这些问题，只能靠信仰来把握。20世纪世界上63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97%都有宗教信仰。获得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医学奖的430人，都是20世纪最杰出的科学家。其中有宗教信仰的科学家不少于409人，占95%。而在这最低限度的409人中，基督徒至少有390名，占90%以上。这个数据说明，即使在纯科学的领域，如果没有信仰，研究者的心智和灵感也会因心灵闭塞而受到极大限制，使他们的科研成果单薄可怜。

硕果累累的科学及文学艺术活动，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心灵的需要，人们的心灵必须靠信仰才能填满。信仰高于科学，既非科学所能完全证实，更非科学所能否定。对于不同的信仰，只存在信不信，不存在“对不对”的问题。信仰就是信仰，从就不需要打着“科学”的旗号，因而也就不存在某种信仰是“真科学”还是“伪科学”的问题。如果美术家打着“反伪”的旗号把化学家打成“伪美术家”，而物理学家打着“反伪”的旗号把音乐家打成“伪物理学家”，人们会感到荒谬可笑；同样，打着“反对伪科学”的旗帜否定科学范围之外的气功，攻击、迫害宗教信仰，就是文不对题，就是无事生非，就是无理取闹，就是故意害人。

只有打着“科学”或“反对伪科学”旗号的人，才存在究竟是真科学还是伪科学的问题，因而不论是谁，都必须先接受他人的鉴别；而这种鉴别，则需要靠大量负责任的实验以及公开的辩论、申辩和反驳，并且尊重相反的意见，尊重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因为许多科学问题的是非，不仅需要反复的实践和充分的辩论，还往往需要多年的时间才会得出结论。而在此以前，以“科学泰斗”或“反伪科学斗士”自命，用自己可怜有限的知识去衡量判断超出了自身专业之外而根本不懂得的事物，多半反倒是真正的伪科学，或者叫做科学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