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转江流忧国泪 绵延路断济时肠

――《江婴诗集》

一

　　

2001年4月我去北京，按照20年来形成的习惯，必定要抽空去看望我最敬爱的老师黄万里教授。黄老师生于1911年，屈指已到了九十高龄。两年没见，他老人家的身体可好？

　　

进了老师居住的九公寓101室，一眼便看出老师的身形较上次见面时瘦了许多。但仍然腰板挺直，气宇轩昂。和往常一样，没有客气的套话，老师开门见山地就说起切身的和关心的事情。他的第一句话竟是：“我现在和你的老乡司马迁一样，也受了宫刑了。”

　　

我感到惊诧，还来不及发问，却听老师说道：“我患了前列腺癌，已经做了切除手术。”我迫不及待地问：“手术成功吧？”老师说：“手术是成功的，但即使手术成功，也会慢慢扩散。不过大夫说，老年人新陈代谢缓慢，癌细胞的活力也随之降低，扩散也缓慢。大夫认为，我还有几年生命，还可以做一些事情。”他说这话时的表情异常平静。

　　

接下来老师谈到他不久前还为一个部门上了河流治理的课。

　　

我略感安慰，却又禁不住一股悲凉和担心从心底涌起。于是我建议老师抽暇整理自己的书稿，最好能从现在起就撰写回忆录，因为他一生在科学上的独特经历是十分宝贵的。黄老师的一生，几乎就是中国20世纪的缩影，特别是在他身上体现的科学精神和科学良心，他的挫折和坚持，他的努力和成就，他的坚强和不屈，一尊发人深思的、人格高大的塑像已经矗立在灾难深重的中华大地上。

　　

我为老师带来了我刚刚发表在《随笔》第二期上的近作《埋没的思想（一读文中子王通）》的复印件。这回我特意在复印件上写下了我在西安家中和办公室的电话。由于黄师母正有病卧床，我特别叮嘱他们家的四川保姆：如果有什么事，请一定电话告知我。

　　

我所担心的“什么事”终于发生了，但消息不是来自北京，而且迟到了八九个月。2002年夏，广州的挚友李士非兄给我打来电话说：“黄万里先生去世了，你知道不？”我很吃惊。他说：“可能是今年4月去世的。《报告文学》杂志上有一篇徐刚的纪念文章，我给你复印一份寄去。你应该为老师写一篇文章。”（后来知道，由于黄家忙乱中找不到我的电话、地址，准备要给我发出的讣告无所投知。）

　　

不久，我就收到这篇文章。题目是：《黄河万里独行客――记黄万里》，题目下用3号黑体字印出了徐刚先生写于2001年1月19日的《采访手记》中的一段话：

　　

因着对黄河之水，黄河之沙的独特理解，他的生命历程与九曲黄河缠结在一起，浓得化不开。

　　

尽管三门峡水库的后患，50年前他已预见，然而，为治黄奔走一生的他，直至90高龄仍然壮志难酬。言及治黄，老人几番涕泪纵横，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

　　

接着，朋友又为我送来2002年第5期的《文史精华》，刊有散木先生写的《执著的水利学家黄万里》，以及2002年第8期的《读书》，刊有曾昭奋先生的纪念文章《江河万里》。

　　

朋友们之所以把纪念黄老师的文章一篇篇给我送来，是因为他们通过我平日的言谈，深知我对老师一贯的日益加深的敬爱之情，他们通过我的介绍都知道黄老师有一颗像水一样纯洁像火一样热烈的心，他对科学的信念如大山一样坚定，他的知识和胸怀则像江河一样浩瀚，他终其一生保持正直的人格品行，足以彪炳史册。凡是知道老师仙逝的朋友，都建议我“为老师写一篇纪念的文章吧！”

　　

但是突来的悲伤撞击着我的心，使我欲哭无泪，几次展开稿纸而无从下笔。我甚至害怕给黄师母打一个电话。因为除去1994年与老同学郝又明女士在医院见到患病卧床的老师外，我到黄府拜访多回，竟然有几次都遇到黄师母卧病，而黄老师却无不精神矍铄。我担心她经不住黄老师去世的打击！

　　

但是两年来我不时想到我至为敬爱的黄老师，反复地回忆起一些历历在目的往事。

二

　　

1954年我从陕西省韩城中学考入清华大学，选择了水利系“河川结构及水电站的水工建筑”专业。我的选择与自小生长在黄河边上有关，当时一个单纯幼稚的想法就是如何利用黄河的水灌溉和发电。至于黄河的灾害，由于陕西地势高，不但没有经过，也没有听过黄河对当地有过什么水灾。

　　

大学一、二年级学习基础课。三年级学习专业基础课，其中一门重要课程就是黄万里教授讲的水文学。

　　

在黄老师给我们上课之前，从一些系里的活动中同学们已认识了黄老师，因为他除了教学的主业，还兼任水利系的工会主席。他给人的印象是朴实、和气、随意，但不爱出风头，从不表现自己，一点也不“权威”，一位普普通通、本本顺顺的教授而已。

　　

但黄老师终于为我们这些水利系大学三年级的同学上课了。他身材高大，宽肩厚背，西装笔挺，两眼放着真诚、睿智、和善、单纯的光。他不是一位口若悬河的授业之师，更缺少伶牙利齿。但他一句句讲来，却又都那么实在，实在得甚至有些笨拙。他的头脸是方的，身材也是方的，给我留下方正严谨，一丝不苟的印象。

　　

然而当时我和一些同学开始并不喜欢水文学，觉得这门课“不高级”。在我们这些茅塞未开的学子眼中，科学是一门很玄的学问。最令我们折服的是从几个简单的公理或假设出发，经过复杂的数学推导，得出一些或繁或简的公式来，认为那才算“高级”的学问。但黄老师给我们讲的水文学却不是这样，差不多都是些经验公式，几乎没有什么数学推导，这也能算科学么？

　　

黄老师谆谆教导我们，世界上没有两条相同的河流，西哲告诉人们，一个人一生不能两次渡过同一条河流，因为河流的各种参数都是瞬时而变的。特别是河床和地貌，更是千变万化，必须注重实地观测，研究河流的历史演变，才能掌握它的规律。由于变数太多，外界条件又变化无常，经过观测和总结，得出能够把误差控制在一定范围的经验公式就是最实际可行的方法。他说：“只要经验公式能较好地符合实际，解决工程问题，那不就得了吗！”

　　

和数学、物理、力学等学科比起来，水文学的经验公式没有严格的逻辑关系，又复杂，因此很难记。一些学习方法机械的同学特别是女同学，在苦苦地默记这些公式。黄老师知道后，告诉同学们：“这些经验公式你们只要学懂会用就是了，不需要背，我也背不下来。在实际工作中，你们完全可以查书查资料，谁也不会规定你们在工作中只能运用自己记住的公式而不准查书。考试时，我不会要求你们背一个经验公式。”

　　

在教学中黄老师注重教授基本的原理和处理实际问题的方法，他特别强调基础。他谈起自己的治学经验，告诉同学们，中学的数理化基础最重要，他到现在当了教授，也还常常抽暇翻一翻中学时的课本。“上了大学，进入专门领域，与专业无关的许多中学课本上的知识再也不可能学习了。但在实际工作中，会遇到许多需要运用中学的知识解决的问题。”老师的这段教诲对我的印象极深。因为从1957年以后在中国大陆上发生的许多问题，大都是违背常识的结果，而中学的课程教给学生的恰恰就是这些常识。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懂得黄老师是在用浅显的道理为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传授大学问，而唯有具有高智慧的大学者才能深入浅出地讲授经国济世的大学问。

　　

黄老师1911年8月20日生于上海南市施家街一名门世家，父黄炎培先生系前清举人，饱学多思，正直不阿，曾因不满于袁世凯和蒋介石而拒绝在他们治下做官。黄老师十岁以前极其顽皮，母亲烦他不过，就让他从小寄宿学校，寒暑假则托亲戚代管，这使他从小就养成一种独立生活和独立思考的习惯。小学即遇名师开其智慧，课业加速进步，以第一名毕业，从此一路超乘而前，中学、大学皆以最优等成绩毕业。

　　

中学毕业那一年，刘湛恩博士从美国留学归国，就任沪江大学校长。因其博士论文为《从孩子学习中最有兴趣的科目考查出其日后应长期从事的专业》，黄炎培先生请他考查黄万里今后之所宜，结论是宜专习文学。时值黄炎培先生正积极提倡职业教育，而黄老师的两位哥哥又已分别攻读哲学与经济学，加之他中学毕业时门门功课皆列榜首，乃征得刘博士同意，商定黄老师学习桥梁工程，先后入无锡实业学校、唐山交通大学。得名师亲切指导，黄老师又勤奋认真、学而不厌，无论中文、英文、数学、物理皆以最优成绩毕业。

　　

1932年，21岁的黄万里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是《钢筋混凝土拱桥二次引力设计法》等三篇创造性的论文，由当时已在中国科学界崭露头角的茅以升先生作序，由学校付印出版。1933年任江杭铁路练习工程师助手。除了勤于本职工作，他还为工人代管伙食，“以保护从农村转来做工的可爱农民不受工头的剥削。”（《黄万里自述》）他工作中勇于实践，热心动手，亲自做成沉箱，并亲自打汽桩，曾连续守工地27小时，为众工程师所钦爱。正当做一名优秀桥梁工程师的美好前程在他面前展开时，接踵施虐的水患改变了他人生的路径。

　　

1933年长江洪水，湖北云梦县一夜没城，淹死7万人，这刺激年青的桥梁工程师黄万里决心改学水利，以拯救农民为己志。1934年初，黄炎培老先生介绍自己的一个学生，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与他相识。许先生告诉他，“江河大水后，调查全国人才都是土木结构出身的，没有一个长于水文学。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只是能设计施工罢了。”许先生嘱托黄万里多学水文学。1933年，22岁的黄万里考取公费留学，众工人到车站送行，恋恋不舍之情使他终生难忘。1934年元旦黄万里远赴美国，广求名师于美国著名大学，从天文、地质、气象、气候等各基础科学学起。1935年获康乃尔大学硕士。之后又到爱荷华大学、伊利诺斯大学攻读博士，以地理学为第一副科，数学为第二副科。1937年26岁时获伊利诺斯大学工程博士，是该校第七个博士，也是获得该校工程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他的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运用气象学、自然地理学和数学等得出通过暴雨推算洪流的科学方法，当时在世界上处于学科领先地位；直到19年后，Nash才提出类似的成果。他的科学成果为老师所激赏，一时轰动了校园，并使黄老师至今在美国科学界享有盛誉。他渴望寻求治理江河的知识，在美国期间，亲自驱车45000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工程，在田纳西河域治理专区Norris坝上实习了4个月。1936年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之后，该河管理机关招待他坐船察看水情，直达出海口。在洪水滔天的漫漫长途中他深有所悟：曾经学过的土木结构远远不能解决洪水问题，“水来土掩”实际上很难奏效。而任何一种建在河上的水利工程，都将改变水沙流动状态，促使河床演变。

　　

徐刚先生写道：“面对密西西比河，黄万里想起了黄河，黄河太浑浊，黄河泥沙太多了，就连他的美国导师也告诉他，治理黄河的最难处恐怕就是泥沙了。”1937年，26岁的黄老师学成归国。正如尚蔚先生所写的：“在他90年的生命里，他获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知识与智慧。”但1956－1957年我们在课堂上并没有领略到这一些。这大概就是《老子》所说的“大辩若讷，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吧，越是有真知识和大智慧的人越显得平易质朴。普希金的长诗《欧根• 奥涅金》描写诗中的主人公总是：

　　

装着很有知识的样子，

在重要的争论中

保持着沉默。

　　

奥涅金先生之所以“在重要的争论中保持着沉默”，是因为他有自知之明，用沉默掩盖自己的无知。但我们社会里却有一种机伶乖巧的“学者”，以自己善于揣摩迎逢的聪明和锋利的言辞：

　　

显得很有学问的样子，

在重要的争论中，

坚持着错误的意见。

　　

即使没有三门峡工程，争论迟早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三门峡工程上马在即，一场科学与权威偏见的争论立即爆发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迫害。

　　

而这一切，竟是围绕着常识进行的。

三

　　

和其他应用科学相比，水利科学更是一门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黄老师写道：“在工程学里根本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却只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际！“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口号多年来被那些落伍于时代的工程师和教授们用作掩护他们自己理论知识低劣的挡箭牌。我们要号召大家把总结出的实际经验提高到原理性的理论，这就需要具有高级的理论基础！”

　　

留学回国后，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先生亲自登门邀请黄老师到浙江大学任水利系主任，他以年轻为由婉辞，迫切的愿望则是考察中国的河川，到江河实地勘察、调查，做一些实际工作，积累第一手资料。于是他出任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技正。半年后，抗战爆发，他又远赴四川省水利局任工程师、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等职。

　　

黄万里的日常工作是水利勘察，他带着40个同事，步行六次，踏勘了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行程3000公里。除了标竿与皮尺，没有任何设备，常常面对悬崖峭壁毛骨耸然、举步维艰。有的路段是走过来的，有的路段是爬过来的，其间最沉痛的一幕是黄万里他们眼看着三个留学归国的硕士从山崖跌落、由一排巨浪卷走……

　　

在四川道滩委员会工作期间，黄万里在峨眉县南的长江支流上设计、修建了一个简易水利工程。国难时期民不聊生，那里的农民为旱涝所害渴望着引水灌溉以求温饱，而在黄万里接手之前的工程预算为40万 银元，根本不可能筹集，只能是纸上谈兵。黄万里因陋就简以木板结构替代钢筋混凝土，造价仅四万银元，农民当年受益，可灌溉15000亩农田。放水之日，农民欢声雷动，黄万里告诉农民兄弟，这是一个临时过渡工程，可以用四年，先急救先灌水打上粮食有饭吃，然后在这四年中筹款筹料准备修建永久性工程。农民是会算帐的，他们流着眼泪送别黄万里：“黄先生，你喝我们一杯水、吃我们一顿饭再走，行不行？”黄万里哭了，他顿时想起父亲对中国农民的牵挂与评说，没有了他们哪会有五谷杂粮？哪还有华夏文明？

（徐刚：《黄河万里独行客》）

　　

黄老师想起了什么而流泪呢？他想起了父亲黄炎培老先生的教诲。他在《黄万里自述》中写道：

　　

我父对我教育甚严甚深，拮其要点凡三：（一）必须尊重农民。我两次闻其教育下属曰：我国自有历史以来，劳动的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他们的统治阶级，这实际上指出为社会效力的应持立场。（二）为人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爱”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谓“真善美”实皆包涵在“爱”中。爱之甚及于一切动物。故我家中父不准杀生，父自己则茹素。但父食蛋饮奶，却从未闻其劝人学他也茹素。（三）父曾多次戒我骄傲，父多次垂训：古人云：“虽有周公、孔子之德之能而骄者，则其人决不得称贤。戒骄必须从内心出发，仅在形态上不虚伪犹不足道也。”他内心颇赞我的才能，特别是诗文，但终其生未赞我一词。父尝与其老友背后朗我的诗句，事传到我的老师，父的后辈学生，我才知父背后赞我。我力尊父训，但最后一点终未能常做到。我在成人后所犯错误，要皆出此！

　　

1947年，黄老师任甘肃省水利局长，从长江走向黄河。他“沿着黄河，走过一处处穷乡僻壤，有时是在洪水之后，有时是在大西北空旷而平静的晨昏”，通过公务和勘察他既熟悉了黄河，也了解了黄河流域的人情民瘼，赋诗两首云：

甘州肃州道上 （1947年7月23日）

千里祈连云里雪，两州甘肃旱中荒。

田多有水斯民乐 沿途多熟荒，有水斯有民。

水少而争我更忙。

怀术肯焦三寸舌 解决纠纷多费口舌，

恨才悔上廿年庠 近世服官但凭权数不论学术，

凄凉回想从前事，翻动雄心便欲狂。

　　

玉门敦煌道上 诗示同人

尽说春风不度关，玉门葱郁气佳哉。

疏林斜照一溪水，野兔狂趋千仞山。

瀚海奔波无厌苦，风飚飕飒不辞艰。

嗟尔志士何多义，十载相从未得闲。

　　

老师在黄河沿岸，目睹了水土流失。大雨之后的黄土高原不是一点点被冲刷而是一块块在剥落。但何以在无雨的平常日子，黄河水依然混浊，以致有“跳到黄河洗不清”的俗语。老师在留学美国时，地貌学尚未建立，通过所学和疑问，他从实践中学到了在美国学不到的经验和知识：水文地貌。水从河床流过，必定挟带一定数量的泥沙。河床本身、河床周边与水流之间的关系、水与泥沙的关系，是天然浑成处在变动不居的动态之中，非人力和技术所能完全控制。

　　

1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老师在水文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的可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的灾害。二是所谓“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在课堂上，他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使人觉得这种说法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

　　

1957年4月13日，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6月10日至24日，水利部在北京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专家、教授70人。这显然只是一个“务虚”的会议。黄老师参加了七天会议，据理力争，力排众议，辩论了七天。

　　

《黄河志》的相关记录说：“会议对三门峡水库应该不应该修、水库的拦沙、排沙，水库综合利用与运用及水土保持的评价等问题展开了讨论。绝大多数人主张高坝大库拦沙，充分综合利用，并认为三门峡水利枢纽是解决黄河下游防洪迫切问题最适合的地点，应该选为第一期工程。”“另有少数人（其中能够称得上“专家、教授”的只有黄万里一人，另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是25岁的青年技术人员温善章，反对修高坝，主张修低坝）认为，黄河水流含沙量大，以蓄水为主的综合利用势必导致水库淤积很快，寿命很短，水库淤满失效后，下游严重的洪水灾害将无法解决，同时考虑到我国土地少、人口多、移民极端困难，所以三门峡应以滞洪排沙为主，汛后蓄水发挥综合利用效益，大坝泄水底孔应尽量放低加大，降低原泄水孔的高程或另设底孔，以便泄水排沙得以灵活操纵，使极大部分泥沙排出库外，减少水库淤积，延长水库寿命，少淹失土地，少移民。”

　　

下面是1957年水利部召开的三门峡坝讨论会上的部分意见。

　　

当时只有黄万里一人根本反对修筑此坝，没有一人同意黄的反对意见，只有温善章提出改修低坝。最后黄提出留施工底孔不堵，得全体同意。后来汪胡桢执行时，苏联专家坚持其原设计堵孔。

　　

以下是发言记录，存黄委档案（对黄的批判详见《中国水利》1959第八期）：

　　

1010黄万里的发言（未经本人校阅）

　　

三门峡以下河道大家都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又同意把沙淤在三门峡以上呢？

　　

我认为现在的办法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河道的不淤。

　　

水土保持工作即使完成了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河床是动的现象，三门峡坝把黄河分为二大段，当然水土保持工作完成泥沙会减少了些，洪流也可能小些，但总要带走泥沙，而淤积在上游，慢慢的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等于说把现在的闹灾地位上移了几百公里，时间错后了一些，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认为最好还是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灾问题也能解决，三门峡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下游河道的冲刷问题也可以少一些，除非是真是无能为力没有办法才留在水库里面。坝下留底孔或采用其他的方法可以把沙排下去。

1011张光斗的发言：（未经本人校阅）

　　

1、清水下去有什么坏处呢？我还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其意是可以拦沙库内，只让清水出库）

　　

现在讨论中感到未知数太多，说不出一定怎么样最妥当，有人提出排沙，我认为如果不会使下游河道淤高的话可以多排些，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一些。拦沙排沙哪样好？排沙的话能排多少？虽然经过计算或是模型试验，都还不能使人完全信服，因此在这些方面不要把自己束缚的太死。

　　

2、关于综合利用的看法，我认为不一定非要面面具到（不可），如果某一项化（花）不来，就可以不考虑，还是同样是综合利用。

　　

3、问题不一定全能用计算说明的，还要靠一定的判断，在总目标之下慢慢抬高水位走着瞧，用运用中的事实修改计划，由于未知数很多，我们的工程措施也要有弹性才好。近期计划要不防碍将来的发展。

　　

有了计划也不一定全能照计划办，要看发展的情况而有所调整。

　　

看上去这种想法似乎是摇摆不定，这是由于我们还不能掌握住它的规律，关于水土保持工作把握性不大，工作也非常艰巨，所以希望越早进行越好。

　　

黄、张二位的发言针锋相对。黄老师反对库区拦沙，质问“三门峡河道以下大家都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又同意把沙淤在三门峡以上呢？”“我认为现在的办法（即已开工的苏联设计方案）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河道的不淤。”他并且预言拦沙将引起上游闹水灾，是不可避免的。而张光斗先生则主张拦沙库内，让清水出库，认为这样做他“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而且两个人的发言也表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风格。黄老师运用他掌握的水利科学知识和实际情况，发言的用语是肯定的，负责任的。而张光斗教授的发言则是含糊其词的，他提的一些问题，如“拦沙、排沙哪样好？排沙的话能排多少？”在这样提出的问题中没有包含发言者的答案，但他却认为“在这些方面不要把自己束缚得太死。”在他短短的发言中用了两个“不一定”，这和黄老师的明确意见形成鲜明对比。但他主张拦沙的意见却是坚定的。并提出一个小学生的问题：“清水下去有什么坏处呢？”

　　

这是一个初中学生便可回答的问题，只需要进行几个启发式的提问：

　　

三门峡水库排清水，请问泥沙到哪里去了？中学生定会回答：留在水库中。

请问如果放出的是清水，水库一年能淤多少泥沙？中学生一定回答：等于从上流冲来的泥沙。

这些泥沙首先淤在库尾还是坝前？中学生定会回答：库尾。

淤在库尾的泥沙抬高了渭河出口，对渭河的泄洪能力有什么影响？

回答一定是：降低泄洪能力。

那么对渭河流域水灾有什么影响？

回答定会是：渭河下游发生水灾的可能性增加了。

这是一个初中生的回答，实践证明了这些回答是正确的。

　　

但张光斗教授在1957年却说，对于拦沙泄清，“我还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

　　

1957年西安农览馆展出关于三门峡工程宣传资料，门口一版，大书“圣人出黄河清”六字。其时简化字推行不久，许多人不认识“圣”字，读为“怪人出黄河清”，惊诧嬉戏之声不绝，不久取掉了这个版。（“圣”字的繁体为“聖”。）

　　

其时正当毛泽东号召人们“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黄老师遇到的问题比“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不知要难缠多少倍，于是就有了他的小说《花丛小语》。

四

　　

自从1956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了斯大林破坏法制和个人崇拜的错误，又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人民起义的事件后，大学生的思想空前活跃。1957年初，周恩来到北大，邓小平到清华发表了关于形势的长篇讲演，目的在稳定和统一大学生的思想。结果没有什么效果，青年学生的思想和现行体制之间的矛盾压抑得人们喘不过气来。5月1日春游假期，我们水利系三年级一个同学从西山鹫峰踊身跳下。5月3日，土木系一女同学又在穿过校园的铁路上卧轨自杀。而在前不久，北京医学院一同学从40米高的烟囱上跳下身亡。抑郁苦闷的心情蔓延着，在我的心里也莫名其妙地萌生了一种想要自杀的念头。校团委赶紧召开全校团员大会，由团委书记阮铭给大学生讲话做思想工作。

　　

一切都显得如此烦闷无聊。唯一使我发生兴趣的是黄老师在课堂上宣布，今年的水文学要举行开卷考试，即考生拿到考题后，可以翻阅笔记、讲义和书籍。“我不要你们死记硬背，只要求你们真正学懂。在实际工作中，谁也不会不让你们遇到问题翻书本。真正学懂了，就能从书上找到需要的公式并会应用。如果没学懂，拿上书也不知道往哪里翻。”黄老师大概是在中国第一个提倡开卷考试的人。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也认为这种考试方法很新鲜，等待着迎接七月份的水文学考试。

　　

但随后发生的变化却出人意料，以致当年的水文学根本就没有考试。

　　

从5月初开始的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为宗旨的党内整风运动以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的方式逐渐展开。我在学生中是一个爱提意见开会喜欢发表见解的人，例如在年初的一次团支部讨论会上我认为对党的方针政策应该先怀疑，再释疑，当一切怀疑被驳倒而冰释了，才能做到真正相信党的方针政策。又如对于我们班上的女同学龙绍珠关于中国有没有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问题，我回答说：“至少要从我们思想上检查有没有对毛主席个人崇拜的思想，如果有，就要克服。只要我们思想上肃清了个人崇拜的观念，谁想要推行个人崇拜也是白费。”我参加了两次座谈会，都发了言，后来还将发言内容写成文章在《新清华》上登出来，讲的都是一些具体问题，例如对包办选举的批评，对党委副书记刘冰作报告教条主义枯燥无味的批评等等。

　　

正当整风座谈会使学校的政治空气逐渐活跃时，忽然《新清华》182期上发表了黄万里老师的一篇小说：《花丛小语》。当年的《新清华》每一个学生宿舍都送发一份。于是大家争相传阅，很是兴奋。黄老师不只擅长水利，而且会写小说，尤其小说的开头竟是一首绝妙好词：

《百花齐放颂（调寄贺新郎）》

绿尽枝头蘖，

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

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偏曾迸裂！

盼处士，杳无消息。

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

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

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

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

翻潋滟，芬香洋溢。

好鸟百花丛里舞，这当儿，鼓起笙簧舌。

心自在，任翔逸。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 ，说的是田方生教授正在吟词，碰到满头大汗的老友甄无忌来访。甄无忌汗涌气喘的原因是：“我老远特从城里来拜访，谁知三十一路车只开到石油学院为止，害我徒步十里路。这条西郊公路是哪位宝贝工程师修的？”

　　

接着又来了一位朋友贾有道。于是三个人开始了交谈，田方生接着西郊公路的话茬说：“这公路是修得有些奇怪，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今年春雪特别多，天暖融化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此路面受载重后就被压碎。”

　　

接着甄无忌就破口大骂市政府主管工程的领导：“照你说，这是工程设计的错误。王八蛋！市政府谁管这种事的？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多么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王八蛋！也不知该骂哪位坐大汽车的官大爷。”

　　

我们这些学生第一次听到“纳税人”的说法，真如空谷足音。但这说法却如旷野的呐喊一样消失了。直到40年后关于“纳税人”的说法方被重新提起并且日益成为社会的强音。

　　

骂过之后，甄无忌又来批评田方生的词：“我看前半段还能反映实际，后半段，简直是歌德派诗意，反映文人的无耻！”

　　

“所谓歌德派是指专事歌功颂德的那派‘学者’。”“还有一种‘但丁’诗人，但知盯住领导党员，随声附和，就算立场坚定，其目的就更有问题了。歌德――但丁派学者最为无耻。”

　　

接着这位激烈的甄无忌就乘兴发挥开来：“我们国内的学者和人民代表们却独多歌德――但丁派诗人。你看，除掉去年的人民代表会还开始提些意见外，以往照例是以个人体会为歌德的内容，这真是世界议会制的奇迹。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和错误，竟不需人民监督。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制的特点。”

　　

不幸的是这种批评直到现在对我们的制度不但仍然没有过时，而且变本加厉。这种现象的的原因却是“十分之九以上的人被当做阿斗，十分之一以下的人的脑袋被认为是灵的，而应起主宰的作用。”

　　

歌德――但丁派的学者之能够当红，“因为只有他们能舍弃了自己认识了的真理，竭力靠拢组织，说得样样都好，才被称为政治性强。论这些学者们的真实内容，则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你看，老蔡当年闷声不响，虔诚地学习孟德尔遗传学。一当什么所长，不免在上任之前先批判一番。等到李森科学说不大时髦，于是又发表了‘我的认识的三部曲’。近来赫鲁晓夫又把李森科称道了一番，且看他又怎样说法。”

　　

于是田方生也联系水利方面的事情说了起来：“你看章某（水利系同学们都知道他小说中的‘金大郎’即钱伟长教授，‘汪守亮’即王遵明教授，‘章某’即‘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厚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

　　

三个朋友决定“先帮助纠正修这条马路中的错误。”

　　

三人同意，当场起了一稿，提交代表，大意有三点：（1）这次马路损坏究竟是必然的结果还是偶然的无法预计的灾祸？（2）重修花了多少人民的冤枉钱？断绝交通多少天？人民损失估计多少，公共汽车损失多少？（3）谁应负责？应怎样处理？请求逐条解答，切勿无意或有意遗漏。请把解答在北京日报上发表。

　　

这不就是民主制度下的问责制吗？究竟是政府应该对人民负责，还是人民应无条件地感谢和歌颂政府，这可是个原则问题。于是蒋南翔校长把《花丛小语》送到了毛泽东手中。这不是“告密”，不过是“汇报”而已。

　　

小说在学生和教师中引起轰动和好评，黄老师一时兴起，又写了《花丛小语（续）》，刊在《新清华》193期上，文末并缀以“未完待续”字样。

　　

5月29日北京大学学生龙英华贴出了第一张鸣放的大字报，第二天早晨，清华大学的墙壁上有如天外飞来般地也贴满了大学报。为胡风辩护的文章，《还政于民》的呼声有如汹涌的后浪推着前浪，吸引着人们的眼球。过了两天，我们“水94”（59级4班）的男同学也贴出了标题为“炸弹”的七八张大字报，最后两个问题：1955年的肃反问题和胡风问题由我起草，但文字却很简单，只是提出了问题而已。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接着又刊登《工人说话了》等文章，对“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击，而清华大学的矛头首先指向黄万里、钱伟长两位教授。一天晚饭后，在学生宿舍“明斋”门前的“自由论坛”组织对黄老师的“辩论”。

　　

名为“辩论”，实为批判。北京电影制片厂也到现场来拍“反右”的记录片了。

　　

1955年夏季，我们这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都参加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声讨。当时我们以为，除了《人民日报》公布的胡风和他的朋友之间的私人通讯，他们一定有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的组织、计划、纲领，并和台湾的国民党势力至少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有联系，被政府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要不他们如何颠覆政权呢？但直到1957年夏季“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尚未开庭审判，传言是没有搜集到他们反革命的证据。这使我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我当年对胡风们的义愤声讨岂不是充当了一只任人唆使的狗！现在又说黄老师、钱教授他们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了，证据何在？如果仅仅根据他们对于学校教学和社会问题发表的个人意见就诬陷他们反党，则无异于大象要踩死蚂蚁，就给蚂蚁加上一条“颠覆大象罪”，试问蚂蚁如何能颠覆大象？

　　

于是我第一个踏上“自由论坛”的桌子发言。我事先做了准备，发言中引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铁托、卡德尔（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副主席）的话。我们班的张荣龄同学手捧着我要引用的这些人的书，足有半尺厚，站在桌下，当我讲到“马克思说”，他就把翻开的马克思的著作给我递上来。忽然我一眼看到黄老师坐在一把椅子上，身后站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单纯可爱的小女孩，心想那一定是他的小女儿了。突然一种感觉涌自心底，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巨大的魔爪，不仅要摧毁黄老师正直的人格和科学的头脑，也伸向他那些单纯无辜的子女。于是我凭空增添了十分的勇气，用我半生不熟的陕西普通话慷慨而谈。我的发言用了半小时，没有人打断，只接到了几十张条子，多数表示支持我的发言，少数表示反对。我看到北京电影厂的人待机不拍，满脸困惑：怎么是为黄万里辩护的发言呢？

　　

6月19日，《人民日报》以六号小字在“什么话”的总标题下刊出了《花丛小语》。后来知道，毛泽东对《花丛小语》的批语就是“这是什么话？”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斥责彭德怀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他对黄老师关于三门峡水坝的反对意见置若罔闻，只认为他的诗写得好。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黄老师的“右派”竟是毛泽东钦定的。而即使知道，我也不会害怕，不会退缩，因为在当年许多年轻学子的心中，真理高于一切，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事物。

　　

后来上来的发言者都是按照定好的调子批判黄老师的“反党言论”。黄老师站到桌子上（因麦克风放在桌上）回答问题，态度安详从容，对于“你站在什么立场？”的质问，他的回答始终是“人民的立场”。在人们要把他“打翻在地”的会场上，他坚定的立场不只是保护自己及自己的亲人，也是保卫他所坚持的科学真理。而黄老师的“右派罪行”中，除了《花丛小语》，还有一条就是反对三门峡工程，反对学习苏联。

　　

后来我还参加了几次小型辩论会，是关于钱伟长教授的。当时报纸上已发表批判文章，说钱教授有毒害学生的“五把刀子”。在一次辩论会上，有个同学就按报上文章的调子批钱教授，辩方的一个同学问：“你说钱伟长有五把刀子，你把五把刀子拿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对方显然不知道这“五把刀子”是什么，反唇相讥说：“你们说钱伟长没有五把刀子，那你们把……”说到这里他说不下去了，辩护的同学立即说：“没有的刀子怎么能拿给你看？”大家都哄笑起来。在这样的辩论中，控方总是被驳得理屈词穷，被问得张口结舌。反右运动遇到了顽强的阻力。

　　

但年轻气盛却又单纯不设防的同学们的对立面，却是久经战阵老于世故而且掌握着权力的政客们，于是我们的悲剧不可避免。为扫清反右运动的障碍，完成5％的右派指标（实际接近10％），数百学生纷纷被打成右派。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因为我坚信在我的身上甚至找不到一个细胞会“反党”。但政治运动是按“需要”进行的，你就算浑身是口，也申辩不得丝毫。

　　

当年的水文学没有考试。八月份，我们到三门峡做“认识实习”，我在坝基上也打了几个爆破孔，亲手参与了这个错误的浪费了大量社会财富，给陕西人民带来数十年祸患的工程。1958年我被送到北京煤矿下井劳动，从此与黄老师一别就是22年。

　　

五

　　

大坝故事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当坝前水位达到332.58米时，泥沙淤积迅猛发展，蓄水以后一年半中，15亿吨泥沙全部铺到了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泾渭分明的渭河来水渲泄不畅，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筑起了防洪大堤，富饶的关中平原年年减产，那里的土地因为三门峡水库蓄水而盐碱化，甚至沼泽化，河床开始“翘尾巴”，即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威胁到西安重镇及以其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这一切不几乎都在黄万里的预见中吗？其实，黄万里只是本着科学家的良知，说出了关于黄河及泥沙与三门峡大坝问题的科学的真话，可是他被非民主决策击败了，他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昧着良心说假话，预见到反对苏联的设计方案要吃苦头的，一味想着“黄河清”好大喜功的，一时得计荣耀地保全了自己（而且获得至今不衰的终身荣誉），可是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损失，何以为补？又有谁能听见家园淹没难民流徙时的肝肠寸断？整个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损失据估算不下百亿（相当现在的一千亿以上），还涉及到40万多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来回迁移十几次，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象的惨剧，连国务院派去视察的高官都为之落泪，说：“国家真对不起你们！”（《老照片》第15辑）。

　　

移民和泥沙这是三门峡工程本可预想的两大难题，主事者的对应政策是什么呢？

　　

从水利电力部于1965年1月18日写给国务院的“黄河治理和三门峡问题的报告”中细细搜阅，可以略见端倪：“1954年，我们请苏联专家来帮助做治黄规划……在历史上，中国人希望黄河清，但是实现不了。苏联专家说，水土保持加拦泥库，可以叫黄河清。”苏联没有一条像黄河这样的多泥沙的河流，黄河在中国是中国的河，千百年来黄河的功过、治水的艰难与成败，只有中国人才能最深切的体会,可是苏联专家一句话，黄河顿时要变清了，水利电力部的报告接着说：“于是，历史上定不了案的问题，一下都定案了。例如三门峡修坝的问题，日本人研究过，国民党研究过，解放后研究过，都不敢定案，但是苏联专家说行，我们就定案了。”

　　

回到1955年7月1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有关水土保持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请来的美国顾问雷巴德、萨凡奇、葛罗同，在他们所作的‘治理黄河初步报告’中，虽然承认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却认为‘以之推行于整个区域而生效，需时或将数百年。’这不能不叫人想起周朝的人早就说过的话：‘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几百年，只需要几十年，就可以看到水土保持工作在整个黄土区域生效；并且只要6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掌声雷动，报告获得一致通过。

　　

这掌声雷动如今想来，却多少有点辛酸的意味了：三门峡工程一波三折，黄河怎么可能变清？在中国要想博得掌声并不难，掌声是拍巴掌拍出来的，也可以一巴掌打将过去，或者竟是捏成拳头，挥拳猛击致人死地。什么时候，我们不再击倒黄万里这样的书生，而同时又将掌声给予科学及民主决策时，中国肯定要富强许多、美丽许多。

　　

对于国家赖以立足生存的国土和耕地而言，水土保持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及以后的几代人、几十代人，世世代代都要为之努力的，却又万万不能急功近利，违背科学，无视中国黄土高原黄土自身不可改变的特点，以及种树种草的艰难。因而关心三门峡的人都会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当时修筑大坝的科学家依据的是什么科学原理？在向苏联方面提出的《技术任务书》里，中方给出的关于水土保护减少泥沙的数据是：到1967年末沙可减少50％，50年之后减少100％。就连对黄河泥沙不甚了然的苏联老大哥也惊讶了，分别把1967年末沙减少量及50年后的减少量改为20％及50％。

　　

这就是下游6年，黄土区几十年就可以“黄河清”的来历！

　　

黄河清了吗？没有。相反，陕西泥沙日积、灾难日重，那里的地方官在忍无可忍之下，绕过周恩来径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急了：“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1962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陕西代表组提出的第148号提案说：“三门峡大坝自1958年12月至1961年11月拦洪以来，水库淤积量共约200亿吨（包括塌岸18亿吨），潼关以上约占6亿吨。其中1960年9月蓄水以后至1961年11月，来沙163亿吨，淤积在库内的泥沙占来沙量的百分之九十四。库区周围340米高程上下，地下水位普遍上升，根据调查观察，在335米以上农田浸没面积已达47万亩，1961年比蓄水前扩大了24万亩。农作物产量下降，部分地区果树已开始发生死亡”……

　　

时至1962年，神话一般的“黄河清”没有人再提了，三门峡水库的运行由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此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洞底槛太高，泄洪流量太小，“翘尾巴”式的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潼关河床抬高，渭河、洛河、黄河的淤积灾情发生连锁反应。陕西省的人大代表不得不提出：汛前库区坝前水位降到315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并研究增设泄洪排沙措施。这就是让黄河连同它挟带的泥沙流得畅快一些，流出去，流下去，倘不，“翘尾巴”式的淤积将要毁掉关中平原及西安！

　　

看来，黄河只能以黄河的方式流动。

　　

掌声雷动中修了三门峡大坝，大坝修成之日便是灾难开始之时，到1964年，三门峡大坝的改建便迫在眉睫了。1964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治理会议上讲话时反复强调：“要回答五年内怎么办这个问题。”因为“五年”已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水库淤满后遇上洪水怎么办？面对维持三门峡原状的一种意见，周恩来说：“但是，五年之内能不能把上中游水土保住？绝不可能！要求在五年内把西北高原的水土保住，我看砍了头也没办法。要叫我去，也不能接受这个任务，因为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周恩来选集》下卷）。周恩来甚至还这样说：“实施水土保持和拦泥库的方案还遥远的很，五年之内国家哪有这么多投资来搞水土保持和拦泥库，哪能完成这么多工程。那样，上游动不了，下游又不动，还有什么出路”（资料来源同上）！焦虑焦急，溢于言表。

于是三门峡工程改建的“两洞四管”方案确立。改建的四条钢管于1966年7月投入运用，增建的两个隧洞分别于1967年8月、1968年8月建成，水库淤积开始减缓，排沙能力依然不足，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

本节摘自徐刚：《黄河万里独行客》

六

　　

我1959年12月从京西木城涧矿回到清华大学作实验员，因为忍受不了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的恶浊风气，厌恶“教育革命”的虚伪言论，1960年3月我告别了这个体制，毅然出走，决心像高尔基、杰克•伦敦那样到社会下层去滚打。11月我从西安经潼关过黄河绕道回家乡韩城时，看到古老的潼关县已是一座人民流离他乡的空城。到韩城，正值吃草根树皮充饥的日子。我奉生产队派遣到司马坡（司马迁祠即建于其上）下的黄河滩挖马蔺草根，看到韩城的第二大镇芝州镇也已搬迁一空。几年以后，三门峡水库的回水又从芝州口上溯40里，迫使昝村镇搬迁。

　　

事实虽证明真理在黄老师一边，但在有着袁绍杀田丰传统的中国，令人伤心的则是有些人反而迁怒于提出正确意见的黄万里老师。1961年，黄老师“奉命在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文革”中更贬他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1962年8月，他写下了《念黄河》，次年又写出《哀黄河》。

念黄河 1962年8月

闻黄河中游淤塞，三门峡水库不能蓄水，

一如当年愚言，怅惘之余，诠次为七言长句。

有水有水号黄河，荡荡奔放挟沙多。

蛟龙千里长堤束，坼岸潦原在一呵。

有父（鲧）为君（“君”指黄河，下同）身毁灭，

其子（夏禹）称王息洪波。

千古英雄淘既尽，犹怀块磊欲如何？

念君气度亦爽飒，清渭浊泾兼引纳。

肯吐琼浆淤万倾（指淤积的黄河三角洲，面积二十五万平方公里），

千年斯土民践踏。

人间浅识一何多，斩断沙流一门阖。

更在东平潴漾漾，丰功伟利云综合。

诏谓君氛从此靖，颂清不乏鲍参军，

奇祥异瑞争相送，胜利冲来头易昏。

樗散书生不晓机，竟然抗疏犯龙鳞。

紫气盛世岂应唱，肠热鲁连理必伸。

源头水土应保恤，涉水河漕须从逸。

洼道轮流潦可泄，立农建土赖洪积。

而今坝蓄复堤塞，清水顶冲长告急。

行见渭滨仓廪实，翻为云梦鱼虾没！

廷争面折迄无成，既阖三门见水清。

终应愚言难蓄水，可怜血汗付沧溟。

徙薪曲突非求泽，烂额焦头自上宾。

肠断秦川陇水咽，艳阳遗照此精诚。

　　

哀黄河 1963年8月

癸卯伏雨，闭户披览各家改建三门峡坝工意见，

顿起无穷之虑，怅望禹功，泪垂无已。

昏昏八表停云里，风雨凄凄满地水。

闷煞书生不得出，闭门重讨治河技。

百家宏论亦纷纷，造坝节流曾一是。

留洞排沙谋不用，枉教民徙无常止。

曾参岂是杀人者？郑国莫非怀鬼士？

尽说河清定可期，长堤千里顶冲涘。

可怜血汗付东流，改持开洞排沙旨。

纷纷献计泄库藏，但恨水高壅远沚。

噫吁嘻！异哉奇计！摆脱秦灾复能几？

郑渠垂就木成舟，应尽水库功用起。

兴利除灾并顾间，巧谋犹待细研揣。

凡今谁是出群雄，翡翠兰苕千手指（杜甫诗：“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谁掣鲸鱼碧海中？百年难遇风流子！

莫教碧眼笑千秋，莫使禹功坠如此。

雨打窗声催转急，愿闻扫却杞忧矣。

　　

1964年春，黄老师写信给董必武副主席，陈明三门峡淤积的严重性以及不能建造三门峡的理由：黄河泥沙主要来自中游的山、陕黄土高原，而且正是黄河挟带的泥沙冲积成了世界上仅次于亚马逊平原的黄河三角洲平原。因挟带泥沙而断言黄河为害河，前提便错。郑州以下的黄河为淤积段，泥沙沉降不可避免，怎能指望建三门峡水库解决下游河道的淤积呢（而张光斗教授则认为水库排沙量以不在下游淤积为条件）？黄老师的信，式近四六韵文，并附以上两诗。

　　

信发出不久，水利部召见黄老师，要他拟出三门峡坝工的改建计划。他用了60个日日夜夜，写出了《改修黄河三门峡坝的原理与方法》，建议开洞排沙，以灯泡式水轮机加速底流，期救秦川于陆沉；复蓄水以调洪兴利。草罢即兴成三诗以记其事云：

　　

改修三门峡规划拟罢 1964年秋

策治河工谋算罢，顿时涕泪满衣裳。

却看小女娇憨态，哪识乃翁欣喜心。

两月伏书寻思苦，卅年载籍见功深。

秦川锦绣应无虑，有计拿鳌拯陆沉。

　　

三门谋应拯三秦，谁济艰辛豫鲁民？

渠化招来沿路碱，泥流淤出仰河身。

必开洼泾轻沙落，遂畅尾闾清道伸。

料得后生通尽理，解铃岂待系铃人？

　　

黄河淤塞海河闾，泛彼督亢陂泽渔。

客岁抗洪怜失调，他年策划恐艰舒。

广陵散绝还堪惜，古楚狂来莫远疏。

斫却散樗安足道，九州行水复何如？

　　

这个改建计划呈上后，水利部于1964年9月印发，但黄老师一直没有得到批复。因为对于黄河输沙下游的看法，黄老师和其他特别是那些已获技术权威地位的人存在着原则分歧。黄老师主张必须让泥沙排出水库，以挽救渭河两岸。但当时的主流观点却主张拦沙库区，以减免下游河床淤高。但又担心库区淤满，于是将坝下的泄水洞逐年一个个打开，弄得大坝百孔千疮，却果然排出一些沙来。但实际排出的却是潼关以下库内历年的积沙，每年随河水流下的泥沙，仍淤在潼关以上黄、渭河槽里。人们误以为这样开洞排沙改建三门峡坝以后，冲淤就可以平衡了。“这样做好比把可以治好的急性肝炎拖延不治，而转成了慢性肝炎。”（《黄万里诗文选》）

　　

1969年夏季，西安再度告急。周恩来委托刘建勋，纪登奎在三门峡召开四省治黄会议以商对策，确定了第二次改建的原则：“在确保西安、确保下游的前提下，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打开1－8号导流底孔。”

　　

这几个导流底孔，恰是黄老师在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被否定后一再请求保留以备将来排沙的。这一请求1957年被一致接受了（不只张光斗教授一人），后来又按苏联的设计用混凝土堵死了。当时黄老师已是铁帽在头，人贱言轻，欲谏不能。但当时的许多公认的技术权威谁又据理力争呢？而当时每打开一个导流底孔的费用是1000万人民币，相当如今1亿人民币以上，八个导流孔的花费就相当如今八亿元以上。但2次改建后的潼关河床，仍比三门峡大坝修建前高出3米，威胁渭河下游地区的潜在危险仍在增加。1973年初黄老师上书周恩来，说明必须外加能量以改修大坝，才能挽救秦川。

　　

七三年春承领导照顾，准许在监视下进入当时的“三线”，潼关以下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势。这对于一个热情治河者是大好的机会，对思路起了强烈的反应，有助于我两年后制定治黄方略。

　　

黄、渭之行，目睹中游人民遭受从下游移来的苦难，内心十分痛苦和同情。觉得自己如此努力学习并工作，曾何补于苍生？茫然不知怎样去报国。　　

（《黄万里诗文选》）

　　

读到此处令人凄然。黄老师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势，目的是为了治河去害，但他不仅要得到准许，而且要在专人的监视下进行。这使我想起两件事。一是他在美国留学时驱车45000英里看遍美国各大工程，没有人监视他。1936年考察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不仅无人监视，该河管理机构还招待他坐船参观直达海口。而他考察的目的却不是为美国的水利献策，而是学习知识以便为中国水利服务。二是1977年全国科学大会时，我在狱中写了两篇有关巷道凿岩方面的论文以为献礼。陕西省劳改局令我从庄里钢球厂（第七劳改支队）到杏树坪劳改煤矿搞技术革新发挥作用。派一名狱警，一名武警执枪押送，我则戴着手铐背负行李上路。我一路上的心情却远比不上老师豁达，此之所以黄先生为吾师也。

　　

沿途老师写诗抒怀，其中一首是：

　　

倾听华县毕家公社主任宇冬梅报告三门峡坝造成后的灾害 1973年夏

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泪交颐。

暴洪施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

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

　　

其他几首诗，念念不忘的总是黄河治水之事，例如：“安得雄才移治水，奔沙千里整河身。”“巨灵倘擘青崖远，拓阔黄流好畅奔。”“遥望秦川空洒泪，及身难报圣农恩。”

　　

就三门峡工程为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为陕西人民造成的巨大灾害这件事来说，黄老师不但没有任何责任而且被钉上了痛苦的十字架。但他却自责“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因为他不忘自己留学美国花的是人民的钱（而非国民党的“恩典”），食、衣、住、行都是工人农民生产的，他最大的欲望就是修河治水，清除水患，造福农民。通常的说法是“无欲则刚”，但“无欲”也常以消极避世的方式出现。当代诗人江婴先生在《赞普罗米修斯》一诗中写道：

　　

大欲无私刚自在，英雄何计一身残。

　　

正是黄万里老师出于“喷出热血的爱”的“大欲”而坚持科学良心的最好写照。

七

　　

黄老师后半生为之受难的，不是一个三门峡水库该不该修或者如何修的技术问题，而是科学与政治，科学与权威，科学精神与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问题。

　　

战国时的百家争鸣时期，孟轲先生有一句话：“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他并且非常激烈地认为：“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智”就是智慧、知识。但自从秦国用武力征服六国，实行了大一统之后，百家息声，推行有权就有真理的“以吏为师”。经过了两千余年的演变，人们的是非之心在中西方分道扬镳。在中国皇权专制社会里，“智”变成了智谋、机诈、乖巧、欺蒙；而在西方，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智”发展为实事求是、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三门峡工程开始于“圣人出黄河清”的浪漫幻想和讨好当政者的猥琐心理。争论的中心问题是拦不拦泥沙，放不放清水，修不修大坝？黄老师从一开始就坚持泥沙必定不能拦，“黄河清”的谬论违背黄河自身的规律。而张光斗教授则与黄老师针锋相对，津津乐道于“圣人出而黄河清”，而且在会上明确表示，他想不出清水下去有什么坏的地方。拦沙与排沙之争的背后是坚持修坝和反对修坝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三门峡工程从争论和动工修建至今46年。这是一项怎样的工程呢？这是用三年时间人为地制造一个问题，然后再用43年的时间去解决这个制造的问题。这真是世界工程史上罕见的事例。但这却不是单纯的技术失误，而是一种文化、一种世界观、一种思维方式的可悲结果。我国自1953年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到1955年确立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也是用三年时间人为地制造一个社会问题，再用将近50年的时间去承受和解决这个人造的问题，又恢复到私有经济为主和市场经济的体制去。

　　

三门峡工程的一切问题和灾难都按黄老师的预言来了。从我们自己的这一重大失败中总结教训，可以使我们获得大量思想资源。但传统文化的惯性却导致一些人要隐瞒真相，歪曲事实，混淆是非，为自己、为大人、为尊者，文过饰非。

　　

1992年1月8日的《政协全国委员会简报第10期（经济10期）》上有一段令人吃惊的话：

　　

“张光斗委员说，三峡工程是个大工程，各方面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深入讨论后可以把问题搞清楚，便于领导决策。如三门峡工程那时大多数人赞成搞高坝大库，少数人不赞成。后来证明少数人对，而多数人错了。但三门峡的经验教训不能硬搬到三峡来，认为在三峡工程问题上也是多数人错而少数人是对的，要分析研究。更不能认为那时对三门峡工程持错误意见的人，今天对三峡工程的观点也不对。我那时是反对修建高坝大库的，赞成设大量底孔，意见是对的。但不能说我现在对三峡工程的意见也是对的，要分析研究。”

　　

看到这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事实是：

　　

1、当时只有黄老师一人反对修三门峡坝，温善章一人提请改修低坝。其他全体赞成修高坝，拥护苏联原计划。

2、除黄老师外，张光斗和全体参加讨论的人都赞成修高坝，只温善章一人提议修低坝。

3、最后黄老师提议留排水洞不堵，全体赞成，但在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原议。并非张光斗一人赞成留排水洞。更没有证据说明张光斗当时“反对修建高坝大库”。

　　

2003年11月1日的《华商报》根据中央电视台的资料出了一版《新闻专题》，大幅标题是：《渭河灾起三门峡水库》，副标题则是：《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质疑三门峡水库设计错误，主张废弃三门峡水电站》，其中一个小标题竟是：《张光斗当年不赞成修三门峡水库》，则更使我吃惊得气都上不来！我们民族的科学精神竟沦丧到如此程度！我们的心灵竟麻木、堕落到如此地步！今年陕西渭河下游5年一遇的小水酿成50年一遇的大灾，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农田绝收，成灾人口515万，直接经济损失82.9亿元。祸起三门峡工程，不是惊醒我们深入反思三门峡的深刻历史教训，反倒成为一些人文过饰非，借天之祸以为己功，颠倒历史的机会。我们岂能一面与谎祸的结果斗争，一面又继续肆无忌惮地造谎！人们不禁要问，如此下去，我们这个古老而衰的民族还有希望吗？

　　

不在真话中崛起，就在谎言中灭亡！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就是如此一个简单而严酷的问题。

　　

自从1957年以来，中央全会开了几十次，什么时候能开一次专门讨论讲真话的中央全会呢？

　　

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批判中国文化中死要面子的陋习。死要面子就是不敢正视错误，不愿承认错误，极力维护错误，和错误共命运同生死，最后与错误同归于尽。

　　

从三门峡的错误和失败中我们得出的教训是除了“在科学的问题上容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毛泽东上世纪40年代语），更重要的是任何人任何部门都不仅无权压制不同意见，而且要充分展开不同意见的公开争论。公开争论的目的是为了各人对自己的意见敢于负责，并吸引更多的人参加讨论。任何水利枢纽既然都担负着综合利用的功能，就要吸引有关的各方共同论证。以三峡工程而言，与“圣人出黄河清”好有一比的则是“高峡出平湖”，“当惊世界殊”的伟人浪漫情怀。多年来，除了水利电力部，参加论证的还有国防、地震、交通、民政、旅游、环保等六个部门。但长时期以来综合论证一直通不过。为了强行贯彻某种长官意志，最后竟变综合论证为水利部一家的部门论证。这一改变本身就违背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的原则，为以后必然要发生的错误大开了方便之门，把七票表决的议案变成一票对其他六票的否决。而在人大讨论时，又只发给绝大多数虽非水利专家却能进行常识判断的代表以片面的只主张三峡上马的材料，排斥和隐瞒相反的意见。这样的决策方式本身就是“心中有鬼”的表现。

　　

张光斗先生被一些人捧为“水利泰斗”，他教导人们一个小学生的常识：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中，但并非少数人的意见都是真理。但三门峡的失败教给人们的并不是这么一个常识，否则世界各国就不会有“多数决定”的民主原则了。真理从来不由多数或少数决定，但重大的决策必须在纷纭的意见中产生才能尽可能减少失误。世界上无风险的决策是不存在的（否则就不需要决策），因此没有歧议的决策，没有经过不同意见充分交锋的决策就是最可怕的，因为潜在的风险被掩盖起来了，它一旦来到就将不但是突发的，并且是在人们完全无备的麻痹状态下发生，因而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关于三峡工程的上马，黄老师曾六次上书中央，要求与学界和设计部门公开辩论，没有得到应战；要求中央领导腾出一个小时听他阐述三峡之必不可上的理由，被置之不理。

　　

可叹的是只有一个当权人物在1995年春季客气地向他咨询三峡的问题，并在几天内向他回信致谢。然而此人不是他深爱着的自己祖国的同胞，而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先生。

黄老师关于三峡工程的六封上书，三封在人大决议之前，三封在人大决议之后。今录其第三次上书以备忘：

事由：第三次警告建造长江三峡高坝是祸国殃民之举，并再提供论证，请速制止施工

准备。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委会江泽民总书记、诸位委员：

　　

前曾两次劝告切勿修建长江三峡高坝，首次1992年11月14日，附送两文，第二次1993年2月14日，附文请阅后转交中纪会。现在另再送上《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河床演变问题论证一文，请予审批，并请连同前文发交有关机关，安排会议公开讨论。

　　

凡峡谷河流若原不通航，支流两岸又少田地，象大渡河龚咀那样，是可以拦河筑坝，利用水力发电的。尽管16年来这水库已积满卵石夹沙，失掉了调节洪水的能力，仍能利用自然水源的落差发电。但长江三峡却不是这样，这是黄金水道的上段，四条巨川排泄着侵蚀性盆地上的大量卵石进入峡谷，在水库蓄水后这些卵石和泥沙就会堵塞住重庆港，上延抬高洪水位，淹没田地。那里水源丰富，生活着一亿多人口，缺少的正是耕地。凡是这样的地貌，决不可拦河筑坝。所以长江三峡根本不可修高坝，永远不可修高坝。当年孙中山提出这一设想后，可惜没有一个学者能作出科学的解释，至今也只有我一人，说明这是不可行的。随后也就不会有美国萨凡奇的建议，也不会有一群工程师涌向美国学习筑坝的经验，其实这些技术还停留在幼稚可笑的阶段。更不会向加拿大乞取可行性研究经费，更不会有党代会、人代会和半个世纪的讨论。这些都是科技低落的后果，虽不单是我国，但今准备施工了，领头的“专家”应负刑事之责。

　　

论经济效益，此坝每千瓦实际造价之高，可以打破世界记录。且不论摊派到发电的静态经济成本按1986年物价300亿元是否属实，兹缩短工期为15年，投资逐年平均分配，到完工时实际投入为666.45亿元（见“简释”文）。但是审核的报告竟按开工时的成本计算，若也按15年工期，则仅159.54亿元。这样，缩小了造价成为1/4，即隐瞒了实价的3/4。这样，经济可行性自然就成立了。这一错误，凡建设领导都该懂得而负责。

　　

所以长江三峡高坝不仅因其破坏航运和农业环境而不可修建，而且其本身价值也不成立。三峡电站20年内只有工费支出，没有电费收入，国家财力不堪负担。理应从速修江西湖南山区所有大中型电站，以供应东南各省电能燃眉之需。

作为共和国一个公民，由国家培养成的、从事了60年的水利工作者，眼看着国家和以百万头颅换来的坚强党组织误入陷阱，自觉有责任忠告也应依宪法“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的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请、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除另对负责技术头头张光斗等冒充专家，根本不懂工程经济和拦河筑坝的自然限制条件妄加评审，申称“一定要上”，犯有欺罔之罪，向监察部举报外，也对总书记等对我两次警告未予批答，深为诧异。未知曾否考虑按宪法“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这一条发交有关机关处理。当年黄河三门峡修筑前争辩，只我一人反对修筑。现在虽有许多人反对修建长江三峡坝，但又只有我一人从根本上彻底反对，申称是祸国殃民的，且可能引起革命。可能诸公相信群众多数，我个人仍希望公开争辩。

未见批答，工程已准备进行，难望轮台有悔诏，只得将此案披露中外，或可拯救此人为的灾难於万一。

顺祝

进步健康

附文

黄万里1993年6月14日

清华大学九公寓35号

　　

在三门峡工程惨痛失败后，没有一个坚持上三峡工程的专家教授，敢于拍着胸脯说：“如果三峡工程再出现问题，我愿负刑事责任。”现在三峡水库已经蓄水，一些设计本身和工程质量的问题虽尽量保密，也不能不暴露出来。尚蔚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引用去年春天《张光斗同志关于三峡工程建设谈话记录》中，报告副总理、总理及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一段话：

　　

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作的，钱副主席（钱正英）知道后，把长江水利委员会找来问，他们也承认了。这也可以解决，无非把水位降到135米，影响几天航运。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不行的。（尚蔚注：已故的周恩来总理曾说：谁要是破坏了长江黄金水道，就是对人民犯罪；已经卸任的前总理赵紫阳曾说：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古人有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张光斗教授已经91岁，却还不放弃向人民隐瞒真情的做法，实难理解。库容计算本是一个没有多少难度的机械性运算过程，尚且出了这么大的错。那么还有多少错误没有发现？还有多少隐患没有揭露？还有多少危险被人们忽视？还有多少不同意见被置之不理？这都是国家的大事，关系亿万人民的祸福，难道不应该对三峡工程暂时叫停，坐下来公开讨论并且广泛听取国内外的意见，及时纠正错误、调整方案吗？中国文化中有“成事不说”的谬见，计划经济体制下则有所谓的“钓鱼工程”，利用的恰恰就是我们文化传统中缺乏反思精神和纠错机制的根本性缺陷。

　　

个人的自由中包括犯错误的自由，但任何人无权拿国家的利益、社会的财富、人民的生命和安全犯错误，任何人都无权在别人身上犯错误，及时发现和纠正进行中的错误才是对人民也是对自己负责的态度。黄老师的后半生竟然是在制止将要发生的错误和纠正已经发生的错误这样一种尴尬中度过的，他为此义无反顾，“春蚕到死丝方尽”。中国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执着地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的精神。

八

　　

1979年7月，被判20年徒刑的我关了九年半后提前出狱，但“保持反革命定性不变”。我继续申诉，得到胡耀邦的关注，在1980年元月才勉强“平反”，但裁决书中仍要保留一句诬蔑之词：“书写反动日记，不属反革命犯罪。”有些人就是不怕后世耻笑。

　　

申诉期间我两次去北京“上访”，听到关于黄老师的事情。他是清华大学最后一个“摘帽右派”（钱伟长教授则是最后一名直接由党中央“改正”的右派）。因为他的“右派罪行”中的一大罪状就是“反对三门峡工程”，他不但从不认错，从三门峡工程尚未上马之时就力排众议，舌战群儒，要纠正工程设计的错误，而且上马后又再三上书，多方论证，要纠正行动中的错误。他的行为让不知就里的人百思不解，“你不但不检讨自己的错误，还要纠正批判者的错误，世上竟有这样固执的人！”

　　

而“择善固执”正是我们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

　　

为了证明当年的反右斗争“本身还是正确的”，全国留了五个不予改正的右派，其中一个便是所谓“章罗联盟”中的章伯钧先生。但是章伯钧先生的夫人和女儿不仅不再鸣冤申诉，而且为章伯钧先生的右派感到骄傲。他的女儿章诒和写道：“我希望右派这两个字永远保留下去。它永远属于章伯钧，属于我最亲爱的爸爸。”章诒和女士的话岂无道理！翻检共和国的历史，“右派”已成为正直和真话的象征符号。而我竟听到有人说作家张贤亮“是个假右派”，却用的是不屑的口气。

　　

在中国文化中，以右为上，以左为下。好不过的事情或文章，称为“无出其右”，荒谬的事情则称“左道旁门”。而在英文中，右right又作正确解，左left则作错误解。金克木先生诗云：

　　

读黄万里先生治水吟草率题一绝 辛未年秋

昔有南冠今右冠，书生报国本来难。

大堤蚁穴谁先见，叹息泥沙塞巨川。

黄老师的 《敬和金克木先生惠诗》云：

贬左面南尊右冠，中西同义释非难。

常人惯作雷同调，异曲惊天震百川。

　　

我虽学的是水利专业，离开学校后却没有干过一天水利。但我心中最尊敬的老师仍是黄万里先生，他的高尚品质、独立人格和科学精神永远是我钦慕学习的榜样和自我批评的比较。

　　

1980年4月我第一次拜访黄老师，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单独见面，但师生相对，共同的命运使我们彼此相知，胜过千言万语。1980年底，我与陈建勋联合提出一种新型气动冲击机构，欲向科学院申请试制经费，请黄老师和钱伟长教授作推荐人。看到我的材料后，二位老师很高兴，几天后便寄来了由黄老师郑重手书的推荐函。但在我国的科研体制下，存在着一个黑色幽默的怪圈。当一项新发明的原理、计算、设计提出后需要资金来试制样机通过实践证明时，审批的专家教授们却明知故问道：“有没有样机，有没有实测数据？”并以此作为否定的理由。而当新发明的样机制造出来而且实测数据已使每一个能用常识判断的人都能得出结论时，有关部门却无视数据的权威，硬要所谓的专家教授的鉴定意见。这个科技怪圈使多少有价值的技术创新陷入灭顶之灾。我们申请的科研基金泡了汤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但我这个人当年就是有一般硬干的脾气。我向二位老师写信说，科研经费申请已被拒绝，打算自筹资金干。不久就接到黄老师寄来的100元费用，钱师母孔祥瑛老师也来信表示将寄来150元。其时遇到一位江苏省泰兴县乡镇企业厂长常炳刚先生，表示他们愿出资制造样机，条件是成功后让他们生产。于是我退回了黄老师的钱，并写信向孔老师说明情况，辞谢了他们的援助。

　　

想不到这个项目竟然折腾了我20年。2001年我对一直关心着它的黄老师说：“技术上已经成功。虽然加工出来的样机没有一台是合格的，但多次测试结果表明，就噪声和节能的综合性能而言，已稳定地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批量生产耗资太大，非我所能。结果是：技术成功了，经营失败了，反而欠了债。”我的学生魏铁径解嘲地说：“党老师是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人们奇怪他为什么选择这样困难的一个项目。”

　　

1988年10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经济理论研讨会，我的与会文章是：《论社会主义模式的转换》，批判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所谓“按劳分配”的斯大林模式。（此文获1988年西安市理论研讨会一等奖，1989年西安市首届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可以看出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社会开放程度）我在开会间隙带着我与会的文章去拜望黄老师。他很高兴看到我的文章，并说他对经济学也很感兴趣。水利工程中常有经济核算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现在的投资体制问题很大，一项水利工程，先得屈从上面拍板的投资框子，这就把技术可行性与需要资金量的关系颠倒了。从上面引述他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中，我们可以看到黄老师在经济方面的造诣。

　　

下一次我们见面是在相隔四年之后的1992年，他这时已迁居到清华大学九公寓一所宽敞的住宅中。当我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时，老师来不及寒喧，第一句话就问我：“六四后你是不是让他们抓进去了？”我赶紧说没有，这几年我总不愿到北京来。他说：“这几年没有你的信，也找不到你的通讯地址，我们都为你担心！”我看出他面部放心的表情，心情很是激动。老师接着提出第二个问题：“你用钱不用？我现在有钱了，我女儿在美国，可以帮助我。我给你取些钱！”说罢他转过身去，就要给我取钱。我赶紧把他拉住说：“我不用钱。我的技术项目试验已经成功，我想我以后会不缺钱的。”老师开门见山的这两个问题表明我们之间可贵的师生情，使我毕生难忘。

　　

1994年4月清华大学校庆时，我和同级的女同学郝又明到医院去看望黄老师，为他捧去一瓶鲜花。黄老师很高兴我们来看他，却又心痛我破费，说：“这瓶花很值钱吧？”在病房中谈的最多的却是三峡工程问题。黄师母告诉我们，老师在病重昏迷中，喃喃说出的只是“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我只好无力地安慰他说，即使三峡工程硬上，将来实践检验这个工程错了，还是要下马或者炸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常识性命题已经被人们用烂了。中国用了半个世纪检验当年三门峡工程众寡悬殊的争论，虽然最终证明黄老师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但社会的巨大经济损失特别是数十万移民的流离失所，许多人为此付出的痛苦甚至生命代价却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科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预测社会实践的结果，没有预见就谈不上科学。如果所有像三门峡这样本可通过充分的讨论获得科学预知的项目，都要通过代价惊人的“实践”来检验，那我们还要科学干什么？人民高薪养活的那么多科学家还有什么用？在这些问题面前，争论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须的。诗人说：“不要和愚妄的人们空作争论。”三峡工程的决策过程中规定了“不许争论”的陋规，难道当道者真把群众或者竟忍心把自己划归愚妄的人群吗？原主持三峡工程论证的水利部部长钱正英1999年说：“三峡的论证虽然是结束了，三峡工程虽然是开工了，对论证究竟行不行，还要经过长期的实践考验。”用“实践”来检验投资数千亿元的三峡工程的对错，连上帝也会惊出一身冷汗。

　　

今年10月中旬我终于怀着难言的悲怆踏进黄老师的家门。黄师母的气色还好，他们的二女儿黄无满从法国回来，她陪我到保持着原样的黄老师的书房中。一切依旧，只是物故而人非，代替老师热情、真诚、恳挚、纯朴的生动面貌的，是他挂在墙上的遗像和无言的骨灰盒。我向老师的遗像默默三鞠躬，老师的音容笑貌一如平生，我忍不住热泪盈眶！

　　

2001年8月20日是老师的九十岁生日，他的学生们集资为他印了500册《黄万里文集》，并集会向他祝寿。但这时老师已卧床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中。他的子女向前来祝贺生日的亲朋和学生们表示感谢，发言中说：

　　

“父亲留给我们最深的影响有哪些？他的人格魅力在哪里？首先是他的诚实：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他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对学术观点是如此，在政治观点上也是如此。对于有利于自己的事是如此，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事也是如此。”讲到这里，与会者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但在老师生日之前十多天，他已感到不豫，在目力已经不济的重病下，几乎是摸索着用颤抖的手给看望他的学生，毕业于1958年的他的两名得意门生写下了他的遗嘱：

　　

万里老朽手启 予敏儿及沈英夫妇弟妹：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为主。

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8－8

　　

除了长江的水利和汉口安危，他没有提个人及家属一句话。他满腔的深情，火一样的大爱，全部倾注于祖国人民和他为之耗尽了毕生精力为之忍受了无限屈辱痛苦的江河。

　　

呆呆地凝望着老师遗嘱的复印件，我不禁眼泪迸出！

　　

回到西安，翻检有关老师的纪念文章，在曾昭奋先生所写《江河万里》之文末用小号字印着老师最后十年出版的书目：

（《治水吟草》，黄万里著，一九九一年六月，无出版社，无定价。）

（《黄万里文集》，二00一年八月，无出版社，无定价。）

　　

官方通过书报检查制度控制的出版社每年生产堆积如山的文化垃圾，而黄老师价值连城的著作却只能借助民间的菲薄之力用民间出版的方式出版区区500册。看到曾先生开的这个奇特的出版书目，我再一次热泪奔流！

　　

但是黄万里老师已用他90年的生涯为他自己、为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为科学的良心书写下了永远不会磨灭的一本大书，成为我们及后世的宝贵遗产。他在我的家乡韩城瞻仰司马迁墓时写的诗表明他的一颗黄金般的心已和古圣先贤融为一体：

过韩城芝川村仰汉太史司马子长墓

73年夏

越山跨水赴龙门，诞降文星尚有村。

一触逆鳞千古冤，长留青史万年尊。

帝王故贬炎刘氏，揖让惟扬孤竹君。

安得雄才移治水，奔沙千里整河身。

赵朴初先生的 题黄万里先生治水吟草

上善莫若水，而能为大灾。

禹功钦饱学，不祗是诗才。

把黄万里先师比作“当代大禹”，愚以为庶几近之。区别只是，古代的大禹手握帝王之权，治水取得了成功。“当代大禹”手无寸权，但他的伟大科学良心、毫无保留的献身精神和丰富的智慧，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留给中华民族的最宝贵财富之一！

黄万里先生永垂不朽！

安息吧，最可钦可敬可爱的老师！

2003年10月28日－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