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世界大国兴衰史表明,历史上那些能够担当重任的大国,都曾经以一种先进的合社会化的形象出现在世界面前。“大国形象”则是指现时代的国际社会中一个大国应该具有的良好精神面貌与政治声誉。当代条件下一个良好的大国形象的形成,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的因素,即现代身份、世界贡献、战略意志、特殊责任、有效治理。

[关键词] 　国际社会;大国成长;大国形象

一、“大国形象”关乎国家成长

大国的成长是一个历史过程,从成长周期来看,它大致可以分为成长准备期、迅速崛起期、稳定成长期。目前美国属于第三个时期,而中国、日本、俄罗斯属于第二个时期,巴西、印度等国则可能属于第一个时期。处于第三个成长期的国家,其最主要的任务是保持现有的大国地位,有责任维持世界秩序与各种制度安排,并向国际社会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物品,同时利用其特殊的国际身份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处于第二个成长期的国家,其最主要的任务是充分利用各种有利的国际社会因素,全面地发展自身潜力,尽快实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综合成长,努力使自身利益与国际利益接轨,最终成为一个合格的世界大国;处于第一个成长期的国家,就是充分正视自身的大国潜力与各种挑战,为未来的迅速崛起准备必要的经济与军事或者文化基础,努力寻求国际社会对历史性崛起的各种支持。

世界大国兴衰史表明,历史上那些能够担当重任的大国,都曾经以一种先进的、合社会化的形象出现在世界面前。大国形象的培养在大国成长的三个时期均很重要,但是后两个时期尤为关键。一个世界大国的侯选国家可能在成长准备时期进行过不光彩的“原始积累”,但是,如果它想从一个潜在的大国成长为一个现实的大国的话,就不能继续奉行“大棒政策”和血腥政策,也不能采取完全功利主义的外交政策,而是应该从更加全面的角度增强软实力,包括认真考虑到它的大国形象设计。日本早在20 世纪60 年代就完成了它的成长准备,目前也处于迅速崛起的时期,但是,由于它在历史问题上采取了不认真的国际合作态度,它的大国形象受到极大的损害,直接影响到它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申请事业;另外,如果一个国家由于抓住了历史机遇成长为一个大国,但是在稳定成长时期未能注意保持和继续优化其大国形象,就难以有效地护持它的现有大国地位,最终可能促使它丧失已有的大国地位。比如,苏联虽然在20 世纪40 年代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获得了大国的地位,并通过自身的经济增长以及核力量的建设将这种大国地位保持了一段时期。但是,由于它在处理“布拉格之春”、波兹南事件、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韩国客机事件以及入侵阿富汗方面的不负责和不正当行为,大大损害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形象,这种负面形象的“恶性积累”导致了国际社会对苏联的强烈反感与话语“惩罚”,便利于西方反苏势力将其妖魔化与“和平演变”,最终导致了国内的信仰危机与政治危机,以大国的瓦解而告终。

大国形象何以对大国成长这么重要? 这是因为大国成长本质是一种社会性成长。在国家成长的初期,大国成长的成就主要是物质性成长,主要体现为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民收入的总值及其人均值,军费开支,核武器、常规武器的数量与质量,科技研究与发展经费等等。物质性成长是基础,没有这种基础,就难以成为未来的大国。但是,大国成长到了中期与后期,就表现为社会性成长,也就是说,大国成长必须在一个开放性的社会化的国际社会里成长。在一个社会环境中,任何群体的成长均是社会性成长,其根本性的社会地位,不是由该群体的物质基础决定的,而是由其社会贡献以及社会对它的认同决定的,社会认同的前提是社会贡献,社会贡献的前提是社会化,而社会化的进程对于这个群体来说,就是要成长为一个“社会人”,必须遵守法律,遵守这个社会的行动规范。当社会规范被该群体或者行为体内化之后,社会就会认为它融入其中了,这样,这个群体的自身利益就可以通过其对于社会的贡献来实现,而群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就成为了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了。该行为体的成长过程,就是其更好地实现社会利益为社会做出贡献的过程。贡献越大,就越能被社会认可,它的社会身份就越能强化。社会性成长因此成为物质性成长的最终实现。那些物质性成长非常强大,同时社会性成长又十分健全的国家,最容易成为世界性大国。可见,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交融,国际政治的社会性急剧增长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对国家的社会化效应也越来越大,良好的大国形象其实就是国际政治社会化反映在大国上的一种积极映象。具有了这种积极映象的国家,就是一种社会化了的国家,是能够内化国际社会规范的国家,小而言之,是一个“遵守现状的国家”,大而言之,是具有世界大国潜质的国家。因此,大国形象是大国成长的重要方面。

二、“大国形象”的内涵

但是,大国形象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似乎国内学界也没有定见。这部分是因为形象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较为模糊的词,把它引用到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领域也是近来的事情;部分是因为大国形象的形容从根本上讲属于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范畴,后者也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大国形象的研究与表述,完全是初来乍到。

“形象”一词较普遍地运用在教育学特别是文艺批评中,原指“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或者“文艺作品中创造出来的生动具体的、激发人们思想感情的生活图景,通常指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神情面貌和性格特征。”〔1〕后来,形象一词转引到公共关系或者管理学等领域,一般指单位、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人在公众中的总体印象或者在社会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精神形态或者特征。随着政治学、行政学与管理学科、传媒学等新型学科的交叉发展,政府形象研究逐渐成为政治社会学的重点研究内容,建立一个面向公众的、开放型、沟通型的、为国际社会所认同的亲民政府,是政治合法性建设以及提高执政党全面能力的重要方面。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民族国家的形象研究虽然不时地出现在国际政治学大师的华章之中,但很少作为一个单独的方向来研究。因为“形象”显然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不是一种物质性存在,对于社会建构关系进行科学研究往往面临实证研究遇不到的困难。此外,在权力政治的时代,国家实力、军事联盟以及外交手段是研究的中心,国家形象研究只被称之为“乌托邦”;在经济相互依赖的时代,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点是支撑国际政治的经济基础,以及促进国际合作的各种国际制度。只有在国际社会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培育全球社会,大国软力量增长成为综合国力新的基本增长点的新时代,大国形象研究才有可能会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无论是企业形象,组织形象,国家形象,都是一种非经济、非权力的第三维度,是其他单位对于本单位的社会认同,是本单位与其他单位有意塑造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只有从社会学的角度,才能全面解读单位形象的含义。在国际政治中,国家的形象的界定也要置于国际社会的框架与背景之下。在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视野中,国家形象研究居于重要地位。

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就是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印象中的基本精神面貌与政治声誉。而加了引号的“大国形象”则是指现时代的国际社会中一个大国应该具有的良好精神面貌与政治声誉,它是一种理想目标,是国际社会从时代精神角度赋予大国的各种义务、责任。它并不是一个具体、严谨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已经实现的事实,而是国际社会对大国的道义要求与精神认同,是一种社会建构。贝雷认为,“一个人的声誉并不是它拥有的品质, 而是其他人对他的看法。”一个国家的声誉不是内在的或本身固有的,而是经过与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长期的、持续的互动而获得的,脱离国际社会、脱离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进程,就不可能研究国家的声誉。〔2〕国际社会对某一大国的所作所为与言语活动的普遍的观念反映,这种反映在某一个时段的沉淀,即是这个国家的国家形象。而国际社会对一个时代的所有大国的理想要求,即是这个时代国际社会的大国形象。因此,一个现时代的大国如美国,可能离标准的“大国形象”还有差距。但是,每一个大国都有其特定的国家形象。“形象”本是一种中性的词汇,但“大国形象”则是一种褒义的、理想的表述。大国形象可以是单数,也可以是复数。一个大国,无论在其成长准备期,还是迅速成长期,抑或稳定成长期,都必须力求保持良好的国际形象,否则,就会在国际社会互动中失去影响力,用现在流行的术语就是失去“软力量”。大国形象是大国软力量的重要方面。

三、大国形象的基本内容

大国形象既然是一种社会建构,它就有不可数的特点。这也给大国形象的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定量研究在大国形象研究有着统计方面的劣势,不过可以从历史研究、定性研究以及民意测验等方法上得到一定的补充。历史比较研究是一项重要的研究方法,我们试图在对近现代大国兴衰的考证中,寻找出一些规律。经考证后认为,当代条件下一个良好的大国形象的形成,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的因素,即现代身份、世界贡献、战略意志、特殊责任、有效治理。

1. 现代身份。

一个大国或者成长中的大国,在国际社会中安身立命的基础,在于它有一个现代的国际身份。身份是一种社会形象或者社会承认。在现代社会里,一个人要有基本的国民教育,基本的工资,基本的法治知识与素质,基本的国家忠诚,基本的道德规范,基本的人道主义信念,基本的人类关怀,等等,这个人才能被视为现代人,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并有可能因特殊的才干推举或者选任为领袖。国际社会也有它的价值标准,也有它的现代性定义,它要求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成为主权民族国家,要求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开放的、法治的社会,要求任何国家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它要求任何国家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网络中去。这些要求实质上就是国际政治社会化的要求与方向,体现了国际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一些即将崛起的国家之所以连崛起的准备条件都不具备,其中一项原因就是它还未获得较为基本的现代身份。远的如希特勒德国,它虽然崛起于国内的民主选举,但它很快就废除了多党民主制度,实行了一党独裁的法西斯体制,并在对外政策中实行反人类的种族灭绝政策与领土扩张政策,这在20 世纪的人类社会中显然是落后于时代了,成为社会进步的反面典型。近的如中东地区个别重要国家,由于没有实行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体制,尚未从政教统一的政治体制解放出来,把有限神治而非法治作为其基本政治原则,导致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大受损害。当然,现代身份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些潜在的大国正在走向民主化、法治化、市场经济化,这种社会化本身就是现代身份的建构过程,这种明显的过程会大大优化这些国家的国际形象,并得到国际社会的道义与经济支持。

2. 世界贡献。

大国不同于小国,最重要的差异之一就是大国要对世界有较大的贡献,这种贡献既可能是科技进步,可能是制度创新,也可能是观念领先。世界贡献是古今大国的基本特征。古代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性大国,与它的造纸、指南针、印刷、火药“四大发明”息息相关;古代罗马的大国地位,与它的罗马兵团、民主制度、严密法律、海外贸易密不可分。而亚历山大帝国与奴隶制、民族融合也有着很大的关系。这里,我们从观念领先与思想贡献的角度,看待一个大国对于世界的贡献。近代以来,各个大国都有观念创新的贡献。基辛格认为,世界大国兴衰史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希望根据自身的价值观念来塑造国际社会(国际体系) , “十七世纪的法国在黎塞留枢机主教领导下,引进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终极目标的近代国际关系的作风。十八世纪的大英帝国将‘均势观念’发扬光大,使这个观念主宰了后两个世纪的欧洲外交。十九世纪梅特涅领导的奥地利重新建构了‘欧洲协调’,而俾斯麦主政下的德国又使欧洲协调瓦解。”〔3〕经典现实主义大师基辛格虽然不承认观念可以决定国际关系,但是的确承认观念的创新是大国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之后,苏联向世界贡献了社会主义制度,而美国则倡议并促成了世界性的自由贸易体制的形成,并主持创建了联合国。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观念创新与制度创新,不能成为大国,大国形象就无从创立与维持。

3. 战略意志。

社会化不等于个性化的消失。社会化是普遍性的要求,而个性化则是特殊性的要求。社会环境中,越是在社会化进程中保持独立性的行为体,越能够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成为出类拔萃之辈。国内社会中,一个强人或者伟人的重要标准就是他拥有坚强的意志,这种意志既包括超乎常人的奋斗目标,也包括实现目标的不懈追求以及维护这个目标的可靠诚信。国际社会中,大国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大国的战略意志有几个特征,一是它有积极的战略追求,二是它有实施这个战略目标的决心与力量,三是它为了维护这个战略目标及其自身追求目标的力量的可信性,而不惜付出较大的代价。美国在上个世纪60 年代中后期以至在70年代初,虽然意识到撤军是最有利于眼前的国家利益的,但还是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武力措施打击越南政权。究其原因,是因为越南战争是对美国“意志”与“信誉”的考验,美国若“轻易”从越南撤军,会在全世界面前没有脸面,影响到美国的“国际威望”。因此,继续越南战争甚至扩大对某些战略地区的军事行动,70 %是为了体现美国的战略意志与国际信誉,20 %是阻击中国的影响进入印度支那, 10 %是为了越南人民的福祉。〔4〕当然,美国在印支的战争从根本上是违背世界人民意志的,尼克松最后还是从越南撤军了。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60 、70 年代的西方社会普遍把美国的干涉行动作为一种有利于美国大国形象的外交作为。日本目前处于大国形象建构的关键时期,它面临着一系列的不利因素,其中一个不利因素就是日本缺乏战略意志,更确切地说,它缺乏战略独立性。它在较长时期内采取依附美国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其迅速崛起的今天,这种战略就会使它的形象大打折扣。保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姿态与对外战略,是大国的基本素质,也是大国战略意志的重要体现。印度的情况与日本恰巧相反,它是一个具有战略意志的大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不追随美国进行军事介入,在苏印关系较好的时期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在亚洲的集体安全体系,它长期贯彻不结盟运动路线,冷战结束以来又多次采取重大战略行动与美国叫板,包括2003 年SARS 危机期间派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访问中国,2004 年、2005 年又与中国和俄罗斯举行三边非正式的会谈,体现出其不畏强权的外交风格。这说明,印度不是一个仰霸权国家鼻息的小伙伴,而是一个具有大国意识与战略意志的国家,它的大国形象建构有着较大的国际社会基础。

4. 特殊责任。

大国之大,根本上不在面积之大,经济实力之大,而在于国际影响力之大。真正持久的国际影响力,不是来自强权政治,而是来自一个国家的国际威信,而国际威信来源于一个国家的世界贡献与特殊责任。世界贡献是科学技术经济文化政治体制多方面的,而特殊责任主要是指一个大国超出一般国家利益与责任范围之外的国际义务。世界贡献既有物质性的,又有社会性的,而特殊责任完全是一种社会性概念,它具有明显的国际利他主义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特殊责任虽然是一种积极的国际利他主义,但容易与大国沙文主义纠缠在一起。当一个大国客观公正地履行其国际责任,对国际事务进行合法的干预,并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物品时,这种特殊责任是正当的;而当这种国际干预与国际援助出于一国的非法性私利时,就极易与大国沙文主义联系在一起。这种与大国沙文主义相联系的“特殊责任”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有着许多表述与形态。美国思想发展史上有一个有名的“美国例外论”,是讲一部分美国扩张主义者和自由主义学者鼓吹,美国应该以美国模式的政治经济制度来拯救世界,把这种历史使命作为“白人的负担”。俄罗斯也有一个“第三罗马”理论,并由此滋生出一种“弥赛亚主义”,其实质均是指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将是基督教的最近继承者,是人类的新一代救星,俄罗斯肩负着人类的前途的光荣使命,这种使命要先从斯拉夫人开始,最后扩散至全世界。德国、英国、法国甚至日本都有着类似的大国例外论或者大国使命论。这一方面反映了这些历史上的潜在大国希望有朝一日成长为世界性大国,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它们对特殊责任的理解方面存在着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子,正是这些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子阻碍了它们的进一步成长,而它们在国际主义干预的许多行动也往往不能被国际社会所认同,并最终导致了其中一些大国的实力衰退。历史在发展,不同的时代对于大国特殊责任有着不同的规定性,新的时代对于新兴大国的社会性成长的要求会更高,因而对崛起中的大国的国际特殊责任的要求也会更高。大国要有合法化的普世主义情怀,要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藩篱。当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威斯特伐利亚时代,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密不可分,普世主义的实现往往要体现在民族主义的外化之中。在一个长期封闭的转型国家中,适当的国际主义可能比民族主义更能够铸造“大国形象”。因此,一个完整的大国行为的逻辑,既是从国家利益角度延伸的结果,也是从国际利益角度延伸的结果。世界经济危机来临时,一个大国的政府拿出几十亿美元来平息邻国正在面临的金融危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这个大国单纯为了本国的利益,还似乎应该考虑到,这种行动的背后有着国际主义的考虑,体现了大国的特殊责任。当然,这种国际主义、特殊责任与国家利益是融合在一起,密不可分的。同样,面对越来越大的国际两极分化与南北矛盾,北方国家特别是八国集团应该拿出更多的钱来帮助南方国家,这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国际社会中的大国有着特殊的责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缔结一项条约(包括世界贸易组织条约) 时,往往给予一定的过渡时期和关税方面的优惠,欧洲国家对非洲国家的洛美协定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向穷国倾斜的不对等政策,都体现了这种大国责任。大国的特殊责任与义务,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大国的基本特征。只有在关键问题上愿意、能够并切实担负了特殊义务的国家,才能够形成真正的大国形象,才能成为众望所归的大国。

5. 有效治理。

现代身份、世界贡献、战略意志以及特殊责任体现了一个国家在社会观念认同、制度创新、大国意志与国际伦理的基本取向,但是仅仅有这些社会需求是不够的,一个真正的大国形象,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实践能力,即满足与实现上述四大需求的能力。没有实践,现代身份就无从体现,世界贡献就是空谈,战略意志难以实现,特殊责任无法兑现。这种实践不但指强大有效的话语实践,更涉及卓有成效的国际公共事务管理。前者是指一个大国要有广泛而频繁的国际沟通活动以及世界性意识形态再造活动,特别表现为它能够为一个时代的世界秩序建立起大国的集体认同话语体系,比如美国在20 世纪初由威尔逊总统为巴黎和会提出的“十四点计划”,美苏在70 年代中期至90 年代初开展的关于战略核武器削减、世界和平与人权的对话,又比如小布什在“9·11”事件后在世界范围内发动的反对国际恐怖主义运动,都是大国实践的重要内容。大国进行的国际制度建设,也属于话语实践的范畴。后者主要指大国处理国际危机、管理世界事务的实践。面对一场地区性危机或者全球性危机,虽然国际社会各国均有责任来化解危机,但一个大国的责任更大一些。而以大国为中坚力量的国际治理越是有效,这个大国的国际影响力越大,其国际形象就越好。国际危机管理的范围很广,有如古巴导弹危机之类的军事危机,伊朗人质危机之类的外交危机,也有东南亚金融危机之类的经济危机,切尔诺贝利核泄露这样的科技突发性事故。出了危机之后,有关的大国在国际危机管理方面就会分摊更大的责任,就应该更有理由采取更加有效的行动。1962 年10 月,美国肯尼迪政府由于采取了既强硬又灵活的危机管理战略,成功地化解了古巴导弹危机这一场核战争危机,成为世界危机管理史上的里程碑,有效的地维护了战后热核时代的国际和平,为“长期和平”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极大地增加了美国的大国形象。相反,1979 年面对伊朗宗教与学生势力扣押60 多名美国外交官,美国政府起初过于软弱,后来又鲁莽行事,致使人质危机久拖不决,国内怨声载道,国际上嘘声一片,苏联当局又趁火打劫,发动了入侵阿富汗的战争,造成了苏攻美守、美国极为被动和无能的国际形象,美国的大国地位大打折扣,导致卡特政府未能连任,也迫使里根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有效做法来扭转不利,重新振兴美国的国际形象。危机既是危险也是机遇,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大国来说,有效地化解危机可能就是崛起的开始,70 年前日本入侵中国,这是中华民族的危机,但是正是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斗争,与国际社会一道化解了危机,才成为当时罗斯福所说的“四大国”之一。

总之,在一个国际政治日益社会化的时代里,大国形象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居于以往外交事务中所不能比拟的地位,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发展中大国,完全有理由把它作为以加强软实力为重点的综合国力提升事业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不仅要依靠良好的国际形象更好更快地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而且要为国际制度创新、国际政治文化改良和世界秩序优化做出贡献,从“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不断向“世界也是中国的世界”转化。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M〕,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第1289 页。

〔2〕F. G. Bailey , ed. , Gif t and Poison : The Politics of Reputa2tion , Oxford : Basil Blackwell , 1971 , 转引自王学东:《国家声誉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J〕, 《国际政治科学》2005 年第1期。

〔3〕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顾淑馨、林贵添译,海南出版社,1997 年版,第2 页。

〔4〕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下册〔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年版,第58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