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全球治理是我国新时期战略机遇期面临的新形势，是战略机遇期内涵与条件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治理紧迫性增强，制度创新需求增大，更加呈现多主体共治特点。这一方面对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产生了影响：战略机遇与战略挑战的界限逐渐模糊；战略机遇期的阶段性和交替性逐渐淡化。另一方面，也对战略机遇期的条件变化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战略机遇期的实力条件从依靠单一国家相对实力增长向依靠多国特别是新兴国家综合国力的共同增长转换；战略机遇期的主观条件从消极的国际主义外交路线向积极的国际主义外交路线转变；战略机遇期的体系条件从传统上的两极体系或多个两极化体系向多极体系甚至无极体系转变。我们应当更新战略机遇期观念，树立更加辩证而不是单向度、更加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战略机遇期观。同时，还应当采取恰当的全球治理战略。争取延长区域和全球战略机遇期。
关 键 词：战略机遇期 全球治理 中国外交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虽然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与条件也在发生变化，但是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进一步研究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是准确地判断和把握不断变化的机遇的关键，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重要保障。本文拟从全球治理新特点对战略机遇期的影响角度，对其内涵和条件变化进行初步研究，并对更新战略机遇期观念和完善我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提出初步方案。
一、全球治理的新态势新特点
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解决全球性问题过程中探索的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其目的是动员各种国际关系行为体，以人类整体发展为价值导向，实施对全球公共事务的多主体治理。深入研究全球治理符合中国的利益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审时度势，努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①在战后的大多数时期，全球治理面对的全局性问题实质上主要有两个领域：一是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二是世界各地发展不均衡、经济秩序不合理的问题。用邓小平的话讲，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及南北问题。②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全球性危机继续加深，全球治理继续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态势和特点。
(一)全球治理紧迫性增强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核威胁、环境污染、经济危机等为代表的全球性问题日益严重，到了21世纪，上述危机进一步演化成生态危机、全球性经济危机和跨国恐怖主义网络的多重危险。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风险、世界性债务困难、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使得全球经济治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仍然在继续，资源消耗呈几何级数增长，世界性资源储备面临枯竭，全球变暖、气候异常、污染严重已经成为地球公害，自然生态受到严重破坏的趋势没有得到扭转，人类生存危机的形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峻。据预测，如果按照现在每小时3个物种灭绝的速度，2050年地球上可能有一半物种将会濒临灭绝，它的减少将破坏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最终危及人类。除了上述环境领域和社会领域之外，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正不断以新的形式挑战地区政治秩序。伊斯兰国的兴起，不仅对于中东形势、大国影响力，而且对于人类共同治理世界秩序的能力都提出了严重挑战。欧洲等地的金融危机频发，贸易保护主义以新的形式出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挑起了新一轮世界贸易秩序之争，导致贸易合作的碎片化，影响国际贸易的稳定。在这种全球治理形势下，美国不得不重组治理格局，倚重更多新兴国家参与治理。新兴经济体以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形式迅速崛起，不仅在经济总量上迅速增长，成为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相抗衡的国际重要经济力量，而且中产阶级数量上也正在赶超美国，据投资银行瑞士信贷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2015》，自2000年以来，中国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人数增加了4340万人，高于美国的2200万人，今天总量过到1.09亿人，首次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③这意味着，新兴国家将深刻影响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导致国际社会结构和全球治理格局的重组。美国等发达国家意识到主导治理力不从心，采取邀请中国、俄罗斯等国参加八国峰会，共建G20集团，分担气候变化治理、反核扩散、反恐等问题的形式，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式不断地把新兴国家拉入到全球治理的行列。而新兴国家也以人类利益为重，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就2015年后发展议程、气候变化谈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反恐、网络安全等全球治理重点问题密切协调，”④实现了新兴国家利益、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有机统一。
(二)全球治理制度创新需求增大
全球治理体制机制更加推陈出新，要求国际社会抛弃集团思维，推动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制化。全球治理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上。首先，全球治理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共同体思维必然代替冷战思维和国家中心主义、地区中心主义思维。全球性复合相互依赖和共同脆弱性已经替代了一般性的经济相互依存，全球性问题的加重已经使得全球社会的建设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方向。全球治理开始取代大国政治、集团政治，主导国家权力转移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日益变化的国际社会与国际经济结构和进程与落后的国际政治上层建筑和国际经济体制机制安排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为国际政治的基本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增加新兴国家及其他国家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上的代表权，已经成为全球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改变过去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念，地区中心主义观念以及冷战思维、相对主义思维，培养共同体观念，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其次，国际社会认识到，要更好地提高“应对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的能力”，必须“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⑤第三，在世界各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行动中，区域行动、自主性行动、创制性行动等都成为推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新兴领域、周边区域合作等方面的新机制新规则的潮流。2015年6月，57个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重点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融资支持，极大地弥补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传统国际金融机构在国际融资方面的能力不足，是朝着国际组织民主化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三)全球治理更加呈现多体共治的特点
全球治理的理念产生历史并不短，但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前后才成为一种全球共识，20多年后的今天，全球治理进入了更具实践性的操作层面，具有明显的多主体共治特征。首先，全球治理是多主体多层次的复合治理。治理的本质是多主体的治理，全球治理如同国家治理一样，越来越呈现出多主体复合治理的特征。国际关系的多元行为体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中来，无论是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还是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甚至有影响的个人，都是全球治理的主体，并随着全球性问题与挑战的复杂严峻而导致了不同主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位次调整，使得主体之间出现了复杂的组合，治理水平及影响日益均等化。由于多主体治理的性质，造成了全球治理的多体系化、多结构化和多功能性。其次，需要明确更加现实和操作性的政治理念来指导全球治理。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事实证明，用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不行，只遵循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不够；现实的态度是，从东西方政治文明中抽出共同存在的“协商民主”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等，采取“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思路，“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对于指导全球治理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再次，需要进一步加强全球协调、区域协调和大国协调的力度。全球治理是人类在后工业化时代的重大集体行动，国际社会动员各种国际关系行为体，集中全球智慧和力量挽救人类命运和谋求人类更高福祉的世界事业，需要更高水平、更大范围和更有效的国际协调。历史上的维也纳会议、国际联盟，当代的联合国，都为国际协调进行了探索，但是当前的国际协调正向深层次和纵深发展，特别是最大发达国家代表的美国与最大的新兴国家代表的中国，正在谋求超越历史、超越自我、超越区域，建设面向全球治理新形势、以合作共赢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大国关系。
此外，最近全球治理还呈现出波动性、脆弱性和乏力性等特点，这与全球化管理本身的经验不足，以及全球治理权威性不够等因素有着直接的联系。值得指出的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世界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政治保守主义和外交孤立主义等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纠缠在一起，加之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和世界性政党权威和政府治理能力普遍下降，造成了相当范围内的东西方民粹主义的兴起，出现了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反对区域一体化等浪潮，实际上也是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的反动浪潮。
二、全球治理新态势对战略机遇期的可能影响
全球治理是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它是国际治理的新陈代谢，对各国来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近年来的全球治理新态势，对我国的重要发展战略机遇期产生了多方面影响，但正面影响仍是主要的，同时也影响了其原有的内涵与存在的条件。
(一)全球治理新态势总体上将延长我国战略机遇期
前文所述的全球治理三个方面的新态势，只要认真对待、操作得当，均有利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并构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机遇及和平环境。首先，全球治理紧迫性增强将增加中美合作的机会。紧迫的全球治理将促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迫使各国形成对于全球治理共同事业的期待和共识，迫使美国更加重视综合国力大为增强的中国在新兴国家群体中的地位，不得不联合中国共同应付全球性危机，由全球治理牵动的中美联合无疑将大大减缓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我国的压力，减少美国及其盟国企图遏制中国崛起而发起的日益频繁的战略挑战，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联合国改革、世界卫生治理、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等议题上恢复和发展中美建设性伙伴关系，从而破除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其次，全球治理制度创新需求增大，赋予了中国扩大发展成果的制度空间。服务于全球治理的制度创新，实际上是一种秩序重建和规则体系重组，这种重组不可能不对综合实力大增、不久的将来将占到世界经济半壁江山并将成为全球治理制度创新的主力军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开放。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积极参与经济、安全和文化等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同时，能够把自己的方案贡献给国际社会，也容易被国际社会纳入新的全球治理方案之中，这样，国际制度与世界秩序更加公正合理。在这个过程中，谁的国际责任越大，谁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越多，谁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明确宣示将承担与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而且在“一带一路”等倡议中身体力行，主导创建了“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国际融资平台，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响应和肯定，因此必然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和国际认可。再次，全球治理的多体共治，将舒缓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对我国的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威胁，也是中国和平发展的主要威胁，我国无论在周边外交，还是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或是大国外交，都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阵营的敌视或者担忧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势力的巨大制约。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纠集日本等盟友，在南海地区煽风点火，离间中韩关系，看不得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全球治理和二十国集团合作等议题上的紧密合作，挑拨中印关系，破坏金砖国家合作，不乐见中国在世界权力转移中迅速接替美国成为世界秩序主导国。然而，全球治理新发展在进一步削弱主权国家治理的权威的同时，也大大地削弱了霸权国家控制世界事务的能力以及任性的强权政治能力。具体地讲，全球治理的多体共治推动了全球治理的多极化发展，从根本上动摇了霸权稳定的逻辑以及强权政治的逻辑。霸权稳定的逻辑是霸权国家有足够的能力控制世界事务，全球治理时代解构了这个权力秩序基础，众多非政府组织、不断兴盛的跨国公司和大量新兴中小国家，不可能全部成为霸权国家的追随者，相反成为霸权国家实际上不得不合作的对象和潜在的挑战者，极大地延缓和对冲了上述守成国家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各类遏制战略行动，使得美国对华战略中的冲突主义和孤立主义，最终因为中美两国的多方位和巨大的全球治理共同利益而不得不重返合作的轨道。
(二)全球治理对战略机遇期内涵的影响
全球治理不仅总体上对战略机遇期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而且对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也有较大的塑造。这种塑造从某种形式上改变了强权政治为主导时期的战略机遇期的传统内涵。首先，战略机遇期概念中的战略目标和标准正由过去的军事内涵向非军事内涵转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世界战争打不起来”，甚至“不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作为判断战略机遇期和战略目标的基本内容或标准。做出上述的定义和判断，主要基于当时中国尚处于现代化初期，多次因内战和外战丧失了宝贵的发展战略机遇，对于抓住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机遇十分渴求的情况下做出的。更重要的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国力不甚强大，参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还不多，对于全球治理的认识还不够深刻。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治理出现了新态势，全球性复合相互依存愈益紧密，人类共同体正在成为现实，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战略机遇越来越不能简单地从军事的内涵来判断，而应从人类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的角度来定义；同时也不能从本国国家战略机遇的角度来认识，而应该从全球战略机遇的角度来把握。因此，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与世界各国的战略机遇期就更加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其次，战略机遇与战略挑战的界限逐渐模糊，机遇之中有挑战日益成为战略机遇期的常态。20世纪80年代那种绝对意义上的战略机遇期已经不存在了，今后更多的是战略机遇与战略挑战并存、在应对挑战中寻找和巩固机遇的历史时期。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在全球治理新形势下，全球共同脆弱性更加明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全球性问题或危机不仅影响到发达国家，也延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和世界主要经济体，显然会更多地感受到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战略挑战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常态。二是未来几十年里，国际政治的一个主题是中国与美国共同适应对方，克服“修昔底德陷阱”，探索形成一种共同治理世界秩序的方案，完成世界性权力转移。这不仅是对于中国外交的挑战，也是对于美国外交以及国际社会的挑战，决定了挑战的长期性和常态性。三是由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共同发展的潜力很大，合作共赢的逻辑将占主导地位，国际政治的竞争趋势与合作趋势都在发展，但是总体上合作趋势还是多于竞争趋势，这决定了战略机遇虽然不再呈现绝对状态，但会长期居于相对状态。再次，战略机遇期的阶段性和交替性逐渐淡化，连续性和联动性逐渐增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内政和外交政策不断出现阶段性变化，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时好时坏，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也随之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和交替性。这从侧面说明了一国内政、超级大国力量、大三角关系等对于国际格局的影响。全球治理日益加深的今天，多行为体共同治理世界，内政愈加紧密地和全球治理联动，新兴的全球治理体制机制也在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国行为的类似性、一致性和可预期性不断增加，对一国的战略机遇可能也是对于其他国家的战略机遇，超级大国改变他国战略机遇的能力越来越弱，主要政党的政策连续性不断加强，战略机遇期的阶段性因此也日益淡化。与此同时，参与全球治理程度相同的国家的战略机遇期的联动性增强，我国是处在全球治理新态势的前线国家，与其他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大国享有越来越多的共同战略机遇期。
(三)新态势下我战略机遇期的条件变化
全球治理新态势还对战略机遇期的条件变化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第一，战略机遇期的实力条件从依靠单一国家相对实力增长向依靠多国特别是新兴国家综合国力的共同增长转换。战略机遇期的传统实力条件是本国综合国力的相对强大与相对实力的保障，这从本质上是一种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的战略机遇期观念。在全球治理新形势下，国际交往奉行的是一种绝对获得的国际合作主义逻辑，战略机遇的主要来源不是相对主义而是绝对主义。所有参与全球治理的行为体的共同实力增长、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增长，这是新时期全球治理的相互依赖性、多主体共治性和包容性占主要方面的局面所决定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全球治理虽然也盛行包容主义，但是这种包容和共治并不占主要方面，战略机遇期还主要是从一国相对实力的增长，或几个权力中心的联盟组合去获得相对安全。在新时期的全球治理形势下，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加强，战略机遇期的获得条件，从单一国家的国力相对增长，改变为多个相互依存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国力共同增长。此外，新兴国家实力的共同增长，成为中国战略机遇期的最新实力条件，这主要是因为新兴国家与中国一般都属于发展中国家，都有过被殖民或被压迫的民族屈辱史，都有着进行经济转型升级的共同任务，都期望摆脱传统的强权政治的束缚，希望走一条新的安全道路，追求可持续的和平发展保障，因此更愿意接受共同增长和包容增长的实力增长路径。
第二，战略机遇期的主观条件从消极的国际主义外交路线向积极的国际主义外交路线转变。传统主观条件是刻意寻求力量平衡、埋头发展自身实力，全球治理新形势则要求改变孤立主义，采取一种更加国际主义化的进取战略，将积极进取的战略观与人类价值引领结合起来。世界进入了全球治理的第三波，其核心问题是“人类怎么办？”资源竞争恶化、全球发展失衡、全球治理赤字、文明冲突加剧等全球性问题积重难返，针对性的治理超出了意识形态斗争、国家身份冲突和区域地缘政治等范畴，需要从更加长远的战略视野、更高的道义立场和更加积极的国际主义情怀来思考全球政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战略机遇期的主观条件发生了重要改变。一方面，在战略重点上，更加重视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转变，把全球治理作为履行国际责任和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平台。既坚持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紧紧地与第三世界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又坦承中国作为地区性大国，应当承担更多的全球责任，为人类的共同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另一方面，战略姿态上，从低姿态外交向有所作为转变，外交上更加积极和主动。“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国际战略上做出的重要举措。在获得56个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响应的情况下，2015年5月成立了亚投行，不但争取了国际金融改革的主动权，成功地对国际社会进行了秩序改革的国际动员，而且从战略上扭转了我国面临的被动局面，化被动为主动，我国的战略反击行动取得明显进展。再次，战略机遇期的体系条件从传统的两极体系或多个两极化体系向多极体系甚至“无极”体系转变。20世纪80年代，我国难得的重要发展战略机遇期主要是因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国际格局，谁也不敢发动世界大战，中国不去挑战这个两极体系反而抓住两强都拉拢中国的机会，左右逢源，纵横捭阖，获得了难得的和平机会，埋头发展自己的经济，着力提高综合国力。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美国在苏联解体之后一度拥有“单极时刻”，但在短暂“蜜月期”之后，美俄形成了实际上的“冷和平”，军事力量不相上下，而且在北约东扩、美日同盟等问题上俄罗斯与中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形成了鲜明的两极化特征。在全球治理新形势下，过去那种通过“准联盟”对抗来获得战略机遇期的逻辑不再成立，全球治理的多主体共治特征消解了霸权稳定论的可能性，传统意义上的单极体系不再可能，治理模式上的多极化反过来推动了国际体系的多极化发展，而全球共治的发展特别是全球治理的紧迫性和制度创新性，则进一步消解了“极”的意义，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此“极”非彼“极”也，各种力量相互依赖、相互定义，形成所谓的“无极”体系，根据全球规则和整体性逻辑来共同治理全球化和全球性危机，世界性权力转移顺畅有序，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呈现出新型大国关系的特征。
三、更新战略机遇期观念，完善全球治理战略
中国的对外战略已经随着国力的稳步上升而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既是抓住当今世界再全球化的战略机遇采取的应对战略，又进一步影响了全球治理的新态势。在新时期，我国的战略形势和战略机遇都在发生上文所述的巨大变化，在制订和完善新的全球治理战略时必须结合战略机遇期因素进行综合考虑，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正确的判断和外交大战略。
(一)与时俱进的战略机遇期观念
鉴于全球治理新态势对于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与条件形成的可能影响，我国的战略机遇期观念将向着至少以下三个方向完善。
第一，更加辩证而非单向度的战略机遇期观。中国的战略机遇不是单向地受制于外部世界，本身也对外部世界发展机遇产生影响。由于我国坚定不移地深度参与全球治理，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主导金砖国家治理、参与二十国集团等各种措施，提出中国方案，发挥引导作用，因此，中国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就更加紧密地与全球治理、全球化的形势和发展联系在了一起。辩证地看，中国发展本身对于世界也是机遇。中国在今后相当长时期仍然处于发展上升期，中国的投资机遇、绿色机遇、对外合作机遇等都在扩大。中国发展的上升期也是世界发展、全球治理的战略机遇期。世界和平运动、世界经济发展、国际关系多极化不是单向度地惠及中国的战略机遇，中国也在向世界提供公共物品，中国发展机遇就是一种公共物品，它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国际关系多极化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根本上讲，中国的重要发展机遇是中国自身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良性互动的结果，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创造的黄金年代。可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使得我国面临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总体上于我有利的变化。因此，维护全球治理规范发展、积极引导全球治理成为我国新时期重要的国家利益。
第二，更加主动而非被动的战略机遇观。中美两国的重大较量之一是美国愿意继续为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埋单”。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30多年里，我们所处的战略机遇期主要是由于国际格局因素造成的。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形成的两极格局及其后续性影响给中国客观上造成了可以利用的战略机遇期，因此中国才可以充分地利用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资源。苏联解体之后，全球安全治理特别是国际反恐统一战线赋予了中国新的不长的战略机遇期，但是这种战略机遇期呈现出很强的外生性和碎片化，具有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无论是两极格局还是国际反恐统一战线，其创建的主体都是美国，享受其战略机遇期有一定的“搭便车”性质。美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有意在国际公共物品提供方面转而采取“有限收缩战略”，即使忌惮对中国发动直接的军事冲突或战争行为，也会利用其在软硬实力和全球治理中的位势，采取一种全方位、不间歇、多方式的“扰乱式”遏制战略，干扰我战略机遇期演变为战略挑战期。美国的借口很有迷惑性，即中国已经成长为全球性大国，应当担负国际安全和发展上的责任，不能“坐享和平红利”。因此，被动式的、“守株待兔式”的战略机遇期观念，必然要向“主动出击”式的战略机遇期观念转变。如果说被动式的战略机遇总体上而言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精明，那么主动式的战略机遇总体上而言则是一种建构主义的智慧。在新时期，主动地创造战略机遇，中国的理性和积极选择主要有三个。一是运筹大国关系进而影响国际关系，创造富有弹性和互动的战略态势。因为越是灵活性的大国间关系，越能够给处于战略不利地位的大国带来变化的机遇。二是与世界秩序的主导国家建构一种亲密的伙伴关系，充分享受战略伙伴关系带来的战略机遇。三是针对世界性危机或重大事件积极做出重大贡献，进而倡议建立一种新型的国际体系。如果能建立符合本国利益同时也符合国际利益的新型国际秩序，那么战略机遇就有了秩序上的保障。
第三，更加开放而不是孤立主义的战略机遇观。全球治理的本质是国际共同治理，是开放共享协商治理，人类社会的共同机遇期因素在增长，这就客观上要求所有参与全球治理的国家如果想从中获得战略机遇，前提就是要建立一种开放发展的国内治理体系和积极国际主义的外交路线。历史上的孤立主义战略机遇观时而奏效，有着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客观条件，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世界体系和相互依存度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全球治理的参与范围和主体较为狭窄，全球治理本身机制化程度很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尚未成为一种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进入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21世纪以来，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步伐加快了，其范围也从经济角度向安全、文化甚至政治方面扩展，虽然不时受到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等思潮和势力的影响，但是，总的趋势是开放、共赢、和平、合作。对于有较强实力的大国而言，存在一种创制的优势：即谁能够较早地抓住这个总趋势，谁就会把握战略上的主动，顺应发展的潮流，抢先参与制订国际制度，谁就能够获得新的战略机遇。开放的战略机遇观，主要是指从扩大对外开放中把握战略机遇，从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中把握发展和安全上的国家秩序利益，从与其他国家合作共赢中扩大战略机遇的共享性以便扩大合作的国际社会基础，因此，开放的战略机遇观和孤立主义的战略机遇观之间的关系，更像军事学上的运动战与游击战的关系，两者虽然都是积极的，但前者是在自身力量强大的情况下的大视野行动，而后者则是在自身力量相对弱小情况下更加注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现实作为。
(二)完善有利于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全球治理战略
全球治理新态势对我国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与条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中国的自身发展也反过来影响了全球治理，为世界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其实就是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在全球治理、中国战略机遇期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战略这三者的关系中，前者是客观和外在的，居中者是主客观相结合的，后者则是主观和内在的。后者若制订得当，可以对前两者起到重要的引领和塑造作用。
第一，坚持全球治理的进步性和共通性，争取可持续的共同战略机遇期，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球治理战略的首要原则，应当是积极推进普遍性全球治理的原则。在全球治理的新形势下，战略机遇期不是纯粹的大国间战略竞争的零和游戏的范畴，它越来越受到共赢共享的逻辑支配。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的治理行动，它具有进步性。全球治理是为解决全球化的问题而采取的人类集体行动，它正在超越历史上的强权政治模式而采取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思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正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以西方为中心、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治理模式正在让位于新的全球协商政治模式，并为人类共同价值和利益做出更大的贡献。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探索新的方向，从而使得全球治理能够有利于有关各国的战略机遇的特点突显出来，这是进步性的一面，是主要方向。坚持这种进步性，符合所有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它给全世界带来长期和平、普遍的发展机遇期，这种战略机遇期是长期的，可持续性的，是人类的共同命运。通过积极采取多边外交和双边外交等手段，全方位地推进全球治理进程，使之更好地发挥管理全球化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作用。具体地讲，应从历史进程的现实出发，承认美国在管理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不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基本地位，进一步发挥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履行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经济格局赋予中国的国际功能，发挥国际社会期望的、与中国国力与国际话语权相匹配的国际责任。上述中国全球治理战略原则，实际上就是服务再全球化的基本立场，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国策的基调，是中国多边外交的主旋律，它不仅将中国融入全球治理的世界大潮中去，使得中国继续享受国际社会全球治理带来的共同机遇，也为全人类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机遇，产生一种正和的机遇叠加效应。
第二，重视全球治理的脆弱性和不平衡性，探索分类推进的全球治理战略，确保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完全实现。从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相平衡的综合考虑出发，面对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操纵世界秩序的现实，有必要在完善全球治理战略的过程中，采取分类推进、逐步深化的原则。全球治理既有进步性的一面，又有脆弱性一面，这种脆弱性是由国际政治的历史性决定的。全球治理是一个历史进程，它还处在一个并不发达的历史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常以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传统思维治理全球化，全球治理领域的规则之争、资源之争、协调之争异常激烈，在有些刚性经济合作比如国际金融合作领域全球治理尚在向前推进，而在紧迫性不突出的领域如气候变化治理、可持续发展就常常出现反复，从而在总体上迟滞全球治理进程，有时候还演化成国际危机，造成全球治理的倒退。全球治理的这种脆弱性进一步助长了这种情形，即各国更习惯和乐于从地缘政治、联盟转换、大国均势中寻找战略机遇期，虽然这种战略机遇期呈现出明显的权宜性和短暂性，但是对于各国决策者来讲又是可以把握和容易感受的，常常成为中长期战略安排的重要内容。对于大国而言，除了全球治理进步性带来的共通的战略机遇期以外，不放弃这类战略机遇期，才能推动总体战略机遇期的完全实现。对于客观条件较好、国际社会期待而我国又有实力保障和引领能力的全球治理项目，可以着力推进；对于客观条件较差、发展中国家有较大期待、有较大国际分歧的全球治理项目，可以稳中求进；对于客观条件较差但是出现了国际危机形势、国际各方合作意愿强烈的全球治理项目，可以积极推进。
第三，把握全球治理的可塑性，实行制度化优先的战略重点，通过国际制度优化延长区域和全球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实行制度化优先的全球治理战略，是从操作性角度对应全球治理特点而进行的理性选择。诚然，全球治理的进步性要求我们采取积极融入和推动的原则，全球治理的脆弱性要求我们采取分类推进的原则，这是从全球治理的客观性和历史性角度得出的结论。然而，从其实践性和社会性角度看，全球治理还有较大的可塑性，即使在其性质发生作用和基本结构不变动的框架内，我们仍然能够对其进行结构微调、功能修正，至少能够对其进行立法，具体地讲，可以对参与全球治理的行为主体提出具体的规范性要求和规则。这样的话，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促进战略机遇期的实现。一是不挑战美国的世界秩序主导者地位。全球事务立法仍然在现有的体制下展开的，是一种渐进性的变革，采取的是全球协商的政治方式，便于为守成国家接受，有利于世界性权力转移的和平实现，创造全面和稳定的战略机遇期。二是法治原则是国际通行原则。采取法治原则，便于对接国际话语和规则体系，减少有分歧有冲突的国际各方的对撞和对抗，从而积小胜为大胜，积聚“战术机遇”为“战略机遇”。三是立法的核心是巩固全球治理的实践成果。由于新时期全球治理实践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积极参与并部分引导，因此，国际立法建制必定要大量地吸收和内化中国方案，从而间接地为中国发展机遇提供更多的国际制度保障，延长中国在区域和全球层面的战略机遇期。从战略步骤来讲，这种制度化优先的全球治理战略，就是广泛开展有计划有步骤的全球事务立法行动，利用联合国等多边国际舞台，就国际秩序、国际责任、国际领导权以及世界伦理等问题开展大辩论，这是第一步。然后，在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政府的支持下，动员和组织有影响的各国政治家、国际立法建制的专业人士和国际公益团体代表，依托各类全球性国际组织对各个全球治理领域的公约、宪章或议定书等国际公法文件重新进行专业性审核活动，这是第二步。建设、推进和巩固新兴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使之与联合国建立起牢固的联系，树立新时期全球治理的国际权威，在专业性审核活动的基础上，利用国际权威，主导国际公约的修订或修正活动，这是第三步。可以把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作为全球治理立法的基本制度依托，将金砖国家合作、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2030年发展议程、中美首脑会晤等通过某种形式联系起来，整合成有利于联合国与二十国集团互动的机制化联系，为全球公共事务管理积聚足够的国际权威，建设新时期的全球治理制度新体系，为未来战略机遇期提供有力的国际制度保障。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74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2004年7月，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177页。
③《中国中等收入人数1.09亿全球第一》，新浪财经，2015年10月15日，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51015/113023483374.shtml。
④《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新华网，2015年7月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7/08/c_1115861505.htm。
⑤《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新华网，2015年10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3/c_111681215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