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以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全球观和外交思想为基本研究对象，以其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为研究重点，从国际身份、国际互动等角度分析其全球秩序观的变迁规律，从国际治理原则、国际制度观等四个变量研究其全球治理观的变迁规律，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大为划分时期的主要节点来阐述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变迁的经验内容。与此同时，作者还从党情、国情、世情相结合的角度以及国际正义观、国际制度观等方面来总结影响其全球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的相关因素，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全球观现在面临的三大机遇和三大挑战，认为中国共产党针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不断完善其全球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为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要坚持三大“平衡”原则，即区域秩序观与全球秩序观相平衡、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相平衡、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平衡。

作者简介：郭树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上海，200083。

中国共产党是以人类解放为使命的政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成功进行民主革命、民族独立、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都紧紧地将民族复兴的命运与人类进步事业联系在一起，在党的外交理论和外交方针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中，不仅十分注重从国际主义、世界和平发展的角度判断国际形势和分析目标与任务，力争将本党本国的政策符合国际大势，适应世界发展的潮流，为人类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而且还及时汲取世界各国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先进国际理念，将之与中国国情与具体外交实践相结合，不断完善自身的全球观和外交观。

一、中国共产党全球观的基本内涵及分析框架

中国共产党的全球观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将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基础上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所持有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因而也是中国共产党国际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全球观的知识体系内，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居于重要甚至主要地位。在中国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全球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其全球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本文出于研究方便，以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为例来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全球观。“全球秩序观”“世界秩序观”和“国际秩序观”三个概念密切联系，在多数情况下可以根据语境不同和表达需要来相互替代、相互补充，但在狭义描述概念辨析时，三者仍存有细微差别，主要表现在时代主题、国际地位、外交重点与领域任务之差异方面。“全球秩序观”和“世界秩序观”两词相比于“国际秩序观”往往带有更加“全球化”“世界体系”“人类发展”等方面的内涵，且与“全球治理”这一概念联系紧密。[2] 有人认为，当前中国正在从以往所强调的“国际秩序观”向“全球秩序观”转变，[3] 新时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会向着更为适应全球性发展的方向转变，从而使全球秩序观的概念意义变得更为宽泛、更加包容、更加积极，其结果是，“全球秩序观”与“国际秩序观”作为特指的秩序观在彼此间产生了一定的差别。

(一)中国共产党全球观研究中的概念与前提

本文认为，“全球秩序”是指在一定世界格局的基础之上形成的系统化的国际安排与运行规则，包括了规范国际行为体的行动规范和相应的保障机制，其具体形式囊括了各类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不同的国际协议与条约、传统的国际惯例与国际道德等，旨在保证无政府体系下国际社会的有序运转。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观是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形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外部变化以及为实现民族复兴、国际正义和人类发展而进行对外交往时所持有的国际观念，是在历史与实践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国际格局与国际安排的观念体系，包括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国际角色定位的认知、对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对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的认识，以及对构建全球秩序的态度与构想等。党的全球秩序观具备先进性、发展性与规律性的特征，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主客观的、历史的、科学的统一。

1. 中国共产党全球观与中国全球观的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全球观与国家具有一致性。首先，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者，又是领导者，而国家意志所体现的主要是党的意志；其次，在外交实践中，党的对外机构与领导人代表国家行使职权，同时也代表党的意志进行对外交往，党和政府的领导在身份上实现了两者的统一；最后，党的领导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处于核心地位，[4] 政府决策的过程也是党的领导决策的过程。显然，党的外交意志与国家的外交意志完全统一。正因为如此，本文在论述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观、全球治理观等全球观时，采用了将中国与中国共产党两个概念混同使用、交互使用的研究方法。

2. 中国共产党全球观的三个来源

中国共产党全球观特别是全球治理观的形成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国际观以及西方全球治理观等多重影响。首先，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全球观的第一个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一方面强调国际政治中的合作关系，不仅认为无产阶级国家之间应当合作，而且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应当和平共处；[5]另一方面也特别重视全人类的解放，认为关注人类命运前途是其应有之义。其次，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全球观的第二个理论渊源。习近平在2014年中国国际友好大会上指出：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以及“人心和善”的道德观。[6]其中，“协和万邦”的国际观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世界各国应当和平相处、相互协作以及“天下大同”的想法和理念。最后，世界各国优秀的全球治理观是中国共产党全球观的第三个理论来源。全球治理本身是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产物，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必然结果，但不同国家对全球治理的认识并不一致，因而其全球治理观也不相同。鉴于此，学习和借鉴他国先进的全球治理观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自身全球治理观的一个重要途径。

3. 中国共产党全球观中的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在内涵上具有颇多相似之处。首先，全球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都属于其全球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本国与国际社会关系时所使用的重要观念;其次，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都与国际主义相联系，具有国际主义情怀;再次，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都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精神和精准判断国际局势的敏锐意识与能力;最后，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交叉关系，都是指引中国共产党外交实践的重要思想组成部分。从广义上讲，全球治理观实际上是全球秩序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狭义上来说，全球治理和全球秩序的侧重点虽然有所不同，但存在许多交叉领域，比如两者都涉及中国对于参与世界秩序建构的看法与行动、对国际机制建设的看法与行动等。

但是我们应当同时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在研究范围和涵盖领域等方面仍存在不同的侧重点。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的历史定位不同，而且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观在历史上先于全球治理观的产生并经历了多次调整；其次，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的理论视阈不同，全球治理观更加侧重国际经济的公平治理而全球秩序观则更加侧重国际政治制度的正义伸张；再次，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的概念层次不同，全球秩序观所囊括的理论范畴更加偏向于伦理领域与正义领域，而全球治理观则更加偏重于指导国际实践；最后，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的政策针对性不同，全球治理观重在实践和实用，而全球秩序观则重在定位和指导，这样才能形成体用结合的机制，才能创造出与时俱进的国际理论和外交理论。

(二)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变迁的三个分析角度

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变迁的规律需要我们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1. 国际身份

国际身份是指主权国家等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包括国家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与国际社会对自身的角色定位。由于不同的国际身份实际上都承载着不同的国际期待，因此，具有不同身份的国家应该肩负与其实力和期待相对应的国际责任。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流建构主义将文化与观念作为建构国际体系的最重要因素，将国际身份视为国际关系行为体外交行为的基本依据。[7]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国际身份、国际立场和国际责任问题，因为它们可以向全世界回答中国共产党代表了谁、代表了哪类国家并将从事何种国际事业、执行何种路线的外交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仅明确表明自己的国际身份与国际立场，而且还始终高举伸张国际正义、履行国际责任的大旗。随着中国的国力不断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国际身份也正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因此，国际社会对中国积极转变国际身份的期待和认知便成为西方学者讨论和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显然，将国际身份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视角来研究中国共产党国际秩序观的变迁规律是非常必要的。

2. 国际互动

国际互动是指主权国家或国际组织等国际行为体彼此之间进行的互相交往及互相作用的行为，包括互动的过程、方式和结果，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里。政治上，国际互动主要包括在主权国家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参加国际会议、加入国家组织、订立国际条约等外交行为;经济和文化上，国际互动主要表现在这两个领域中的各项重复性的交往过程。众所周知，国际互动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讲的社会实践的范畴，任何国际行为主体进行国际互动都必须在一定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下进行。由于互动的过程通常都具有目的性，因此，我们可以将国际互动理解为“在特定的背景下所进行的、带有一定利益目标的相互作用的持续不断过程。” [8] 若不存在国际互动，主权国家之间就很难在共同利益形成之前架构桥梁，更谈不上组建如联合国、欧盟等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达成贸易规则、国际条约等国际秩序安排这些问题了。因此，国际互动不仅是影响和建构国际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且国际互动中的各项实践也必然对一国的国际秩序观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的形成和变迁主要涉及两种国际互动:一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代表主权国家所进行的国际互动实践;二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所进行的政党外交实践。众所周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党外交不仅构成了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开展对外交往过程中，政党可以突破国家外交实践的局限，与未建交国家或建交国非执政党建立外交关系，在国际舞台上不仅可以为中国创造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且还可以在非常规环境下扩展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沟通渠道。

3. 外交指导思想

党的外交指导思想又称党的对外工作行动指南，从属于党的总体指导思想，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对外活动的理论体系，是党的外交行动的理论根基。[9] 100年来，党的外交指导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引领其全球秩序观发展的重要理论前提，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对国际秩序的认知。因此，党的外交指导思想的变迁同时也意味着其国际秩序观的变迁。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外交指导思想的变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变迁的重要标志，也是推动其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将党的外交指导思想作为研究其全球秩序观变迁的重要因素，是研究主体和研究内容的必然要求，也是明确变迁的阶段与变迁标志的重要参考依据。

(三)中国共产党全球治理观变迁的四个主要变量

研究中国共产党全球治理观的变迁规律需要我们重点考察四个主要变量。

1. 国际治理原则

国际治理原则指的是全球治理所秉持的基本理念，是国际关系行为体对全球治理核心问题的关切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治理原则不尽相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认为，资本主义虽然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但其本身同时也开始不断显露出颓势迹象，[10] 因而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开展一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这一看法，例如毛泽东就视中国革命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1] 并把全世界的阶级分为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主张在推动中国革命不断走向成功的同时，也要帮助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进行反抗压迫阶级的斗争。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反帝立场逐步转换成为反霸立场。改革开放后，党的全球治理观转变为重点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和促进南北对话、南北合作、南南合作上。十九大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的具有引领性内涵的国际治理原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中国的发展带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起发展，并建立合作共赢的国与国关系。国际治理原则是区分党的全球治理观变迁的重要维度，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国际合作主要矛盾及其现实解决方法的思路，也反映了中国关于世界和平发展全局中自身所处地位及其贡献途径等重大问题的核心关切。

2. 国际制度观

国际制度观是指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制度的基本立场及看法。国际制度主要指国际社会在国际安全合作、国际经济合作、国际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中通过谈判而将共识固定下来的互惠性规则、原则和组织或机制。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制度观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加入国际机制要有利于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要有利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一定要让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第二，中国作为大多数国际机制的参与者而不是建立者，应致力于改变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希望为更多中小国家发出维权声音；第三，中国加入甚至引领国际机制建设，都是为了人类共同利益而不是为了谋求一国私利和霸权。从根本上讲，100年来的国际制度都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主导下的世界秩序的组成部分，这是由这个大时代的世界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处于这个国际政治格局下的国际制度必然要服务于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很长时间内都对国际制度进行批评的主要原因所在。然而，自从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等社会主义革命在东方相继取得成功后，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过去40多年里取得了辉煌成就并进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新时代后，世界秩序正在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开始发挥越来越多的国际作用。

3. 国际正义观

关于正义的探讨一直是政治哲学领域的重要话题。平等正义原则指的是各国拥有在国际上追求平等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这是实现国际正义的最根本的原则和基础。公平正义原则更多指的是经济层面，也就是在国际经济层面要实现平等互利，这是平等正义的延伸，因为公平正义原则就是要求实现互惠，并且尽量为小国提供更多机会以实现国家的发展。众所周知，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的崇高目标，而全球治理则是有关全人类利益的事业，没有国际正义观的全球治理必然是霸权治理。[12] 马克思主义本身不仅包含了丰富的公平正义思想，而且还是关于人类正义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体系。在此指导思想下，中国共产党把追求民族独立、促进国家平等与实现“世界大同”作为治国理政的初心，把伸张国际正义作为中国外交的一个主要使命。[13] 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国际正义观在未来将不断得到发展，全球治理也将更加普惠于世界人民。

4. 国际责任与使命

马克思主义始终都以人类解放为己任，因此，国际责任感和使命意识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全球治理观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责任感和使命意识主要体现在维护好国家利益的同时合理关切人类进步事业，并有决心带领中国人民在各个历史阶段努力奋斗，以便早日实现本国现代化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初就怀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情怀，其爱国主义的目的就是实现合理的民族国家利益，其国际主义的目的则是在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也重视国际合作。[14] 由于党对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关系的判断会发生变化，党的任务使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会不断发展创新，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全球治理观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但是，对国家利益及全球利益关系的看法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国家责任感，也体现了其国际责任感。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的摸索，终于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这不但需要中国发展本身国力，还需要积极推动整个世界的发展，因而需要有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和高度的国际责任感。

只有当上述四个变量同时发生明显的内容更替时，我们才可以判断党的全球治理观也发生了变化。在此变化过程中，国际治理原则所发挥的作用是引导和提供变化的动力，不仅表明了党的全球治理在不同阶段里所关切的核心问题有所不同，而且还意味着党的全球治理观也发生了重要转变;加入更多国际机制甚至引领机制建设，不仅体现了党对国际制度态度的转变，也是中国对全球治理作出的实际贡献;党的国际正义观内涵的不断丰富保证了其全球治理观更加被世界各国所接受;而国际责任感与党的使命意识则协调着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人类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总体上看，把握全球治理的契机以实现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历史阶段的任务使命，是党的全球治理观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

(四)中国共产党全球观变迁的阶段划分

研究中国共产党全球观变迁的规律首先需要我们对其100年来的发展历史进行分期(见表1)，这主要是基于历史研究传统的需要，因为对党的外交指导思想、行为依据和具体观念的研究必须要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才能看清楚其变化原因所在和发展的趋势，才能揭示出其历史发展的规律。本文以两个历史转折点为标志将中国共产党全球观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个标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召开;另一个标志就是十八大的成功举办。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召开是中国共产党的国际秩序观首次发生变迁的重要转折点。以此为起点，中国的国际角色与国际责任伴随着国际政治格局与形势的改变开始发生重大改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决策，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里全面拨乱反正并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在外交上，中国开始奉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原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从而成为国际秩序中的重要“融入者”。十八大的成功召开是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第二次发生变迁的重要转折点。本文将十八大作为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变迁的关键节点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量:一是中国的国际角色与国际责任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在十八大前后开始发生重要的改变。2010–2011年间，我国的GDP达到了53.9万亿元。[15] 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是十八大之后中国参与国际秩序建设实践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截至2020年初，中国已和全球180 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未建交国家仅剩16个，而且都是一些特殊的小国，[16] 从而构建了在大国外交、周边外交以及发展中国家外交三个层面上的全方位互动网络，这使得中国开始进入部分引领全球治理的新阶段。第三，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在实践基础上积极探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创新，逐渐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体系，[17] 在此思想指导下，认真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调整自身的国际定位，果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新发展格局”理论，着力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使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呈现出明显的积极进取的时代特色。

二、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变迁的规律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实践型政党，其在不同时期都能够适时调整自己的指导思想，促进国际良性互动，平衡国际身份，从而对其全球秩序观的变迁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直接和间接地反映和体现了其全球秩序观的特征变化。因此，总结和发现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变迁的规律对于我们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全球观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党的外交指导思想决定其全球秩序观变迁的方向

观念虽然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但人作为意识主体具备主观能动性，进而使得科学的理论观念对现实世界的实践起到了科学的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调整不仅是基于其对客观现实的认知与判断，更是基于其对自身经验的总结和反思。应当承认，党的外交指导思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其全球秩序观存在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适时调整指导思想有助于建构党的全球秩序观;二是僵化落后的指导思想会阻碍其全球秩序观的发展。也就是说，党的外交指导思想是否能够实现恰当的调整和及时的变革决定了其全球秩序观变迁的角度和方向。

1. 适时调整指导思想有助于建构党的全球秩序观

党的指导思想是建构党的全球秩序观的基础，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全球秩序观。也就是说，党在不同时期的外交指导思想构建了其全球秩序观的主要内容。秩序观实际上是规律化、科学化、系统化的秩序思想体系，而党的全球秩序观就是基于外交指导思想之上的科学化、理论化的秩序思想的集合。全球秩序观属于国家总体外交工作思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外交建设指导思想中的关键内容。因此，全球秩序观的发展也会伴随指导思想的变化而做出相应调整。

党在不同时期的外交指导思想指引着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践。党的外交指导思想如果能适时做出因地制宜、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调整，那么外交政策就可以不断推进中国参与国际秩序建构的进程。这一点在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里表现得非常明显。

第一，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对其秩序观的反思和调整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不仅在外交上处于相对孤立地位，而且在国民经济上也处于几乎崩溃边缘，与经济全球化大潮渐行渐远。面对这种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党及时进行了深入反思，要求各级领导解放思想，大胆改革。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不要拖泥带水。”不仅如此，他还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 [18]在该思想的指导下，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并全面总结了党在建国以来探索社会主义发展与建设的历史经验，敦促全党解放思想、创新思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开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此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断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持续奋斗，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新的内涵，尤其在对外关系的政策方面，将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和融入国际社会相结合，不仅打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秩序观，而且还让“中国道路”成为了一条金光大道。

第二，习近平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理念，不仅指引着广大党员在新时代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而且还主动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秩序的新认知、新观念。王毅在外交部开展“不忘初心”主题教育时就提出，“开展主题教育，是对全党在新时代奋勇前进的再动员，是对外交战线宗旨使命意识的再强化，是对外交战线党员干部精神境界的再升华。” [19] 外交战线开展主题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外交工作的动力和解决外交难题的能力，[20] 坚定不移地投身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事业之中。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之下，外交部对自身的外交工作设立了更高标准，强调中国的“外交为民”宗旨要更加务实，积极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海外利益保护的重要指示落到实处，积极构建海外中国平安体系，不断充实共建“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系，打造高质量的“海外民生工程”，推出更多护民、便民、惠民的新举措，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和精神状态切实肩负起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伟大事业这一重大使命和任务。

2. 僵化的指导思想必然导致全球秩序观的落后

作为中国共产党内政与外交的重要指针，党的指导思想一旦僵化，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有可能让中国的外交政策不断脱离外交实践，进而对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产生消极影响。“思想一旦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随风倒就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就严重起来了。”[21] 在此方面，最典型的教训就是“文革”中的错误思想风潮给党和国家带来的严重后果。由此可见，僵化与封闭的外交指导思想不仅会带来落后的全球秩序观，而且还会对国内政治经济等各领域带来负面影响。在当代全球治理中，中国共产党必须吸取历史教训，不断推进党的理论与观念与时俱进，始终坚持同最广大人民站在一起，让外交理论体系符合现实世界的发展潮流和规律。只有这样，中国的发展才能追赶和引领时代发展的洪流，才能实现理论与观念的科学化和现代化。

(二)国际互动是党的全球秩序观的实践来源与发展动力

国际互动不仅是一种行动和实践，也是各国间相互学习和博弈的过程。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的国际互动实践与全球秩序观的关系完全符合这一定律。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互动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国际实践的需求同时也在推动着党的全球秩序观的不断发展和创新。

1. 国际互动是党的全球秩序观的重要实践来源

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观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国际合作、博弈中不断吸取教训、累积经验、解析得失后的产物。因此，国际互动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的重要实践来源，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际互动可以让中国共产党从国际社会中吸取新知识、学习新方法、接纳新概念;二是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与博弈来不断完善自身的观念体系。

第一，中国共产党善于利用国际互动从国际社会学习知识、方法和概念。在此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共产党对美苏冷战、美苏关系缓和以及苏联解体的深入反思。众所周知，苏联解体是国际国内社会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后的集中爆发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苏联长期实行扩张政策和霸权政治，本国矛盾因而无法得到重视和解决。对此，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解体后深刻反思并得出了几点重要的结论:首先，中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决不能放弃党领导国内、国际工作的基本盘，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同时接受群众监督;其次，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以发达的生产力为根基，因为只有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最后，中国共产党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时还要时刻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国情和实践相结合。

第二，中国共产党通过以多层次、多方位国际互动寻找国际合作和国际博弈的机遇与方法，不断完善本国观念体系。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观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对于国际互动的经验概括:一方面，中国外交实践直接受到来自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体系的指导;另一方面，中国的外交实践又为发展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来源与根基。创新理论不但需要对过去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和升华，也需要对当今和将来外交的实践提出指导性的建设意见，例如，外交新理念就是为了解决新问题而产生的新的思维方式。[22]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能够高度抽象地对规律进行阐释、对行动进行指导的思想体系。[23] 因此，中国外交的成功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精确研判国际形势变化的结果，也是正确理解我国基本利益诉求和发展规划指向的结果。

2. 国际实践的需求推动党的全球秩序观向前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如果出现理论落后于实践的情形，其所参与的国际互动就会相应陷入停滞状态。此时，中国共产党就必须直面严峻形势，创新外交思维，打破落后的国际观念，勇于跳出教条主义的框框，推进全球秩序观的向前发展。这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变迁的一条重要经验。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历史事实来解释这一条经验:一是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前夕，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的转变促成了中美关系的顺利破冰;二是“八九政治风波”之后，中国共产党对全球秩序观的调整帮助中国很快顺利摆脱了孤立状态。这说明，国际互动在实践过程中会带来新的问题和新的需求，而这些问题和需求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外交指导思想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其全球秩序观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建构的实践来源与发展动力。

(三)党的国际身份的变化直接影响其全球秩序观的变迁

国际身份对于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变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政党对自身国际角色的判断是影响其全球秩序观的一个重要维度，因此，对自身国际身份定位的改变同时也意味着其国际秩序观开始发生变迁;第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国际身份的定位塑造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第三，党和国家的国际身份直接影响其国际互动的范围与深度。

1. 党的国际身份是塑造其全球秩序观的一个重要维度

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观在内涵上主要包括四个维度:一是党对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二是党对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的认识;三是党对现行国际制度与全球秩序的态度;四是党对自身和国家的国际身份定位的判断。这四个维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均受到文化、历史、政治和国际形势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与塑造，因而构成了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的核心内容。其中，作为核心内容之一的国际身份本身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维度。

国际身份定位是一个动态概念，各国决策者都会根据本国在世界秩序中所处的地位和变化趋势适时进行调整。然而，国际身份的改变会直接成为影响其外交政策与外交行动的重要因素，因为国际身份与国家的外交思想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是影响政党和国家国际秩序观的重要维度。

2. 党的国际身份影响国家对全球秩序的态度

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判断对国家的国际身份作出定位，决定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基本态度，例如:在“革命者”与“融入者”等身份并存的时期，中国对美国主导下的西方国际秩序持反对态度，因而较少介入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国际秩序之中开展外交活动;在把自身界定为全面的“融入者”后，中国开始肯定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因而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现行的国际秩序中来开展外交活动;在把自己界定为国际秩序的“建设者、维护者、贡献者”之后 ，中国不仅大力支持和维持现有国际秩序的稳定，而且还开始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开展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国际互动，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3. 党的国际身份影响国家开展国际互动的深度和广度

国际身份定位会影响中国对外交往与国际互动的范围和程度，主要体现在正反两个层面:一方面，限定性的国际身份定位不仅会限定中国的交往对象和交往内容，而且还会缩小中国的外交布局;另一方面，开放性的国际身份定位不仅会拓宽中国的外交视野，而且还会扩展中国国际互动的广度与深度。例如，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参与国际秩序建设的范围被限定在了社会主义阵营之内，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接触极其有限，而且互动范围也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改革开放后，这种局面开始被打破。十八大后，作为国际秩序“建设者、维护者、贡献者”的中国开始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互动实践，不仅在参与全球治理上更为积极、深入，而且还在多个全球治理平台上发挥着引领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全球治理观变迁的规律

中国共产党全球治理观的变迁可分为比较明显的三个阶段，其变化轨迹大体上呈现出一条螺旋式上升的曲线，蕴藏着党的全球秩序观变迁的三大规律:一是中国共产党在三个历史时期内始终都将国际治理原则与党情、国情与世情相结合，不断创新治理理论;二是中国共产党秉承国际正义观，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始终高度关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三是中国共产党的全球治理观和国际使命感伴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国际社会的期待而不断得到加强和拓展。

(一)党始终将国际治理原则与党情、国情和世情相结合

党的国际治理原则的变化决定了党在各个时期的全球治理观的变化，因而是衡量党的全球治理观是否变迁的首要维度，而党的国际治理原则的变化往往是由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来决定的。纵观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历史，其国际治理原则始终都密切结合了党情、国情与世情，既有效维护了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利益，也促使党在各个历史时期为世界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20世纪70年代以前，党的主要国际治理原则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援世界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世界和平。20世纪70年代末，我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对内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对外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苏联的解体，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增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治理原则，致力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2012年之后，随着十八大的召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球治理领域推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倡议和措施，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亚投行”的成立。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中的“黑天鹅事件”频发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治理原则，不仅提升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而且也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贡献了中国智慧与力量。

(二)党始终秉持国际正义观，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始终高度关切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期待

国际正义观是中国共产党全球治理观中必不可少的构件。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正义的看法不仅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反对阶级压迫、追求人类解放等思想，也来源于中国近代反侵略、求生存的革命斗争意识。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对国际正义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读，但在参与和引导全球治理过程中始终都离不开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诉求的高度关切和护持。

建国之初，新中国就将联合广大新独立的国家作为其外交的立足点，因为只有与广大亚非拉国家联合起来才能有效反对霸权主义，才能有效维护自身的独立与主权。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综合国力从此开始大幅增长，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逐步增大，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治理原则，旨在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谋利益，最大限度地减少西方大国对中小国家的剥削。2012年后，随着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完善了全球治理观念，同时也丰富了其对国际正义的看法，那就是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平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共物品，通过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让它们能够得到具体的实惠，同时为其创造出了尽可能多的发展机遇。纵观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的历史，其国际正义观始终都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法利益为核心关切，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全球治理观虽然遭到美国的“污名化”但仍受到国际社会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党的全球治理观和历史使命感在国力增强的推动下不断得到加强和拓展

在党的全球治理观的指引和推动下，中国对于全球性事务的参与度在不断提高。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强大，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全球治理观的指导下开始在全球经济、气候变化、反恐等诸多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各种国际组织中增大显示度、强化存在感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十八大之后，党对于全球治理的看法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因而开始主动提出国际治理倡议、提供公共物品、增大国际话语权，表明中国开始引领全球治理机制建设，党的全球治理观随之得到全面提升。

纵观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都把国家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同时又以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为己任。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命题，其目的就是要把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与繁荣。在这种视全球治理为自己的国际责任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参与和引导全球治理的自觉性积极性不断提高。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感也在不断加强，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全球治理国际责任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感的双重影响之下，中国共产党的全球治理观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

四、中国共产党全球观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当今的全球秩序和全球治理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一是新兴经济体开始群体性崛起，并对全球秩序和全球治理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二是全球治理已经成为化解世界性治理难题的主要模式;三是全球治理中的文化治理成为当前最核心的议题之一;四是中美关系开始进入以竞争为主的新时期，对全球秩序和全球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五是科学技术对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些特点带有强烈的新时代的特征，加快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速度，从而给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一)中国共产党的全球观所面临的主要机遇

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习近平外交思想体系的形成及其科学引领为中国共产党全球观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障

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外交思想成为中国外交奋发有为的科学指导。在一系列论述中，习近平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新时代科学的理论体系，在推动中国塑造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的行动方面不断迈上新高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引领下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的新一轮发展。中国领导人从2017年开始提出一套全新的完整的全球化方略，其中包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建设等三大概念。在这三大概念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对内政、外交事务的认识与实践水平不断提升，彰显了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推动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化以及与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红利的积极态度。[24]第二，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地引导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多方位实践。从2018年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了巨大进展:一是主场外交活动各具特色又彼此呼应，共同构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展现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恢宏气势;二是大国关系实现了稳定有序可控，初步形成了以中美关系、中俄关系和中欧关系为核心的大国协调机制;三是周边外交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朝鲜半岛局势出现重大转机，中方在其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25]四是中国通过积极参与新兴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不断提高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弥补了全球治理体制的不足。第三，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站在了全人类发展的政治和正义制高点上，优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所提供的各类国际秩序方案和理念，是中国为世界秩序发展提供的最有价值的中国方案之一。十九大闭幕不久，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对话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与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个政党和组织的领导人不仅一起通过了《北京倡议》，而且还阐述了新时代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的内涵，再次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以及愿与世界各国一起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决心。[26]综上所述，习近平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未来趋势，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构想，正确回答了当今时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诸多方面的根本性问题，[27]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消除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破解当今世界面临的世纪性难题等提供了可能性。

2. 全球秩序的变化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

国际秩序呈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了历史性机遇。第一，世界权力转移的方向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首次开始向非西方世界转移扩散，西方世界长期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第二，国际政治格局在深层次上发生动荡，一方面美国与欧盟之间的分歧开始摆上台面，另一方面美国开始拉拢和分化新兴国家群体，导致国际关系呈现出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第三，世界秩序正经历大调整，各种战略力量博弈加剧，但中国更加倾向于采用和平渐进的方式来完善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机制，确保世界和平不会因此而受到威胁。总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国在参与和引导全球治理方面进行模式变革和创新提供了重要机遇。[28]

3. 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身份变化的期待前所未有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身份变化持有积极期待，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量:一是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几十年后塑造了良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值得信赖，因而应当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美国在战略收缩的前提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赤字，而这一赤字只有中国既有意愿也有足够的能力进行填补;三是在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程度持续深化的当下，全球治理的范围更加广泛，其治理难度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所有全球性问题，只能依靠世界各国携手应对，中国作为有全球治理使命和意愿的发展中大国不可缺席。

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身份的积极变化更加期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许多国家在本国的报刊和领导人的谈话中都表达了对中国国际身份转化的友好期待。德国《法兰克福汇报》2018年9月29日刊登了题为《特朗普留下的空隙》的文章，称“特朗普在联合国这个大舞台上谴责‘全球主义意识形态’，而中国领导人却在北京不张扬地强调对多边主义的支持。” [29]阿联酋《海湾时报》2016年初发表评论文章，认为中国竭尽全力平衡国内外双重经济义务的做法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要积极影响。[30]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国家都对中国提出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方案表示赞同。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被载入联合国多项决议，并得到了联合国成员国普遍的认同。此外，在北京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呼吁建立中国领导人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认为“多极世界需要多边的治理方式，今天的中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30]

(二)中国共产党的全球观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国共产党的全球观在面临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党的全球观依然面临进一步摆脱旧观念与旧思想束缚的挑战

旧观念与旧思想是指那些无法适应时代发展和中国新时代定位的所有思想与观念。因此，党的指导思想在指导中国外交实践过程中必然会遭遇与现实发展不符的旧观念与旧思想的干扰甚至束缚，从而对党的全球观的发展与创新构成一定的掣肘。

2. 党的全球观依然面临中国与多国长期存在结构性矛盾的挑战

中国与世界多国长期存在结构性矛盾是一个客观现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的周边地缘环境极为复杂，而且还与多个邻国存在领土和海洋纠纷;二是中国的和平发展必然导致其与美国这个当今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之间产生结构性矛盾。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无疑会对党的全球观构成挑战。

3. 党的全球观依然面临诸多国家对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具有不同看法的挑战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尚未进入发达国家阶段，因而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的国际身份特征，因此，现在改变其发展中国家身份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但是，近年来国际上要求中国改变发展中

国家身份的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例如，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ScottMorrison)在2019年9月23日的演讲中将中国称为“新发达经济体”。[31] 2020年2月18日，美国正式宣布取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待遇”。在此背景下，不少发展中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也都认为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那么，如何处理好这一问题也是对党的全球观构成了一定的挑战。

五、结 语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其全球观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变之中。这种动态的演变过程既与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有关，也与国内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改变有关。在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们应当遵循中国共产党全球观变迁的规律，从国际身份调整、国际互动现状和党的外交指导思想出发，寻找中国与世界的最大公约数，通过实现三大关系的平衡，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一，确保区域秩序观和全球秩序观相平衡。一个国家的国际秩序观主要是由区域秩序观和全球秩序观构成，两者之间紧密相连并具有联动性:一方面，区域秩序观变迁会对全球秩序观的塑造造成影响;另一方面，全球秩序观的动态变化也会对区域秩序观产生反作用。作为西方大国主导建立的国际体系的“后来者”，中国需要在两种国际秩序观之间把握好平衡，坚决防止因两种国际秩序观出现失衡而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话语权造成不利影响的局面。第二，确保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相平衡。国家治理的目标是在一个国家内部构建起一个健康、有序的社会发展环境;全球治理的主要目标是在国际社会中形成一个稳定、可靠的人类发展预期。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但国家治理的成效对于平衡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之间的关系极为重要:一是国家治理的成效关系到其全球治理目标的实现;二是它还关系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成败;三是它也关系到全球治理进程能否顺利推进。第三，确保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平衡。爱国主义是践行国际主义外交理念的前提，国际主义是爱国主义外交理念的升华。如果说在新时代贯彻爱国主义的最大政治行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么新时代贯彻国际主义的最大外交行动就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平衡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将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有机结合起来，做到相互促进、相互协调，是中国共产党在今后一段时期里的重要政治任务。本文认为，我们应首先立足国内，努力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同时，我们还应放眼世界，与世界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之，不论是全球秩序的重塑，还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都需要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在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实现有效的平衡。这既是中国立足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继续胸怀天下的国际担当，同时也是我们把握好战略机遇、有效应对各种挑战的关键所在。

[1]本文是2017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建党100周年”系列课题《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观念变迁》成果的一部分。在撰写此文过程中，作者得到了课题团队成员李茗茗、姚磊、李博一、杨文萱等人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李茗茗、姚磊为此文贡献很大，在此一并表示说明与感谢。

[2]关于国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关系，请参考郭树勇:《文化国际主义:新型国际治理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3页。

[3] 赵可金:《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与全球治理的未来》，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4期，第6–16页。

[4] 郑长忠:《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制度创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5] 刘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际经济合作思想对中国的启示——马克思主义流派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比较》，“外国经济学说与国内外经济发展新格局”会议提交论文。

[6]《人民网评论:习近平谈文化自信》，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713/c64094–28548844.html，登录时间:2020年1月8日。

[7] “主流建构主义”是指以温特(Alexander Wendt)为代表的建构主义流派，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元理论、国家利益理论、国际体系理论(包括国际体系转换理论)以及国际和平理论，此概念源自郭树勇:《试论建构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前途》，载《世界政治与经济》，2004年第7期，第22–25页。

[8]陈宗权:《国际关系互动理论初探》，载《国际观察》，2008年第2期，第62页。

[9]《中国共产党党章》，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9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1页。

[12] 张宇燕:《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9期，第5页。

[13] 郭树勇:《试论70年来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点》，载《国际观察》，2020年第4期，第19–32页。

[14] 郭树勇:《中国梦、世界梦与新国际主义——关于中国梦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载《国际观察》，2014年第3期，第1–3页。

[15]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登录时间:2019年12月7日。

[16] 以上外交活动数据均来自作者对外交部官网的总结，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登录时间:2019年12月29日。

[17] 王晓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及其趋势》，载《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第9页。

[1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149页。

[19]《外交部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大会》，http://www.12371.cn/2019/06/05/ARTI1559727593564397.shtml，登录时间:2020年1月27日。

[20] 同上。

[2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2–143页。

[22] 郑启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页。

[23] 秦亚青:《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若干思考》，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2期，第9页。

[24] 黄仁伟:《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举措》，载《解放日报》，2018年6月12日，第10版。

[25]《王毅外长谈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载《南方公报》，2018年12月21日，第2版。

[26]《秉持“天下一家”理念携手建设美好世界》，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1210/

c40531–29696605.html，登录时间:2019年9月20日。

[27] 范希春:《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及其世界性贡献》，载《中国共产党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1期，第11页。

[28] 吴正龙:《解读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载《北京日报》，2019年1月6日，第5版。

[29]《外媒: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升 承担更多责任》，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3090443187836921&wfr=spider&for=pc，登录时间:2019年12月8日。

[30]《阿媒体:中国应承担更多国际责任》，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k/201601/20160101241329.shtml，登录时间:2019年10月18日。

[3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0302/c1002–29844379.html，登录时间:2020年2月3日。

[32] 温燕、李斯:《澳总理给中国戴“发达经济体” 高帽，澳舆论质疑背后意图》，载《环球时报》，2019年9月25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