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外交思想，推进外交思想国际传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读通学透其博大精深的概念体系。作者从类型—关系—功能的概念分析框架出发，采取多层次概念分析法，将外交思想概念体系分为基础概念亚体系、核心概念亚体系和延伸概念亚体系等层次，以“十个坚持”核心要义为主要依据，梳理近年来官方权威文献并参考近年学界成果，选取了部分概念进行分析。具体地讲，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等基础概念，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总体国家安全观等核心概念，以及对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延伸概念，分别进行了概念间关系分析和概念功能分析。结论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概念体系是一个科学性、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多层次理论体系；多层次分析和功能分析对于完整地理解和传播习近平外交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建议，重点加强对外交思想延伸概念的研究，以国际传播为切入点加强基础概念、核心概念的语用功能性释义，对外交思想基础概念和核心概念试行“多元一本”外译数据库建设。
关 键 词：习近平外交思想 概念体系 层次分析 功能分析 “讲好中国故事”
2023年是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二十大报告对习近平外交思想①作了重要的继承和发展。学术界向国内和国际社会进一步解读外交思想②的要义，提高外交思想的理论阐释水平与国际传播效果，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导论：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方法
自2018年习近平外交思想被确立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行动指南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波澜壮阔，外交思想不断丰富发展，其理论系统性不断增强，不少文献已经认为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体系。③中宣部和外交部共同编写的《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明确指出，它“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形成科学完备、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④然而，这个思想体系应当如何深入理解，并以学理的方式向学界展示，需要理论界在已有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基础性解读。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间，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内涵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有力地指导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并向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在不少方面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国际政治思潮进行了交锋交流，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发展和国内外国际政治与外交观念的转型。
然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国内教育和国际社会化并非一帆风顺。一方面，在国内的政治教育与国际关系理论化等方面开展得还不够彻底。不但对于战略自信、外交风范两个核心要义以及“对主题之间的逻辑梳理和有机化解读仍显不足，对概念的内涵缺少清晰界定”；⑤而且更令人担忧的是，出现了理论上的模糊认识，比如，不少学者搞不清楚“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也搞不清楚“全人类共同价值”概念上到底是国际伦理层面的问题，还是国际体系层面的问题；有人甚至会误解，中央对于时代主题的判断发生了根本性调整，不再把和平发展作为时代主题。理论上的模糊认识，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有关部门和群体对于外交思想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干扰实际工作部门对外交行动指南的贯彻。另一方面，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存在总书记讲的“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形象的‘反差’、软实力与硬实力的‘落差’”等现象。⑥国际社会在热切得到进一步的权威解读的同时，也一度对外交思想的一些核心要义产生了误解，比如，塑造中国外交的独特风范是否意味着西方污名化的“战狼外交”的风格?比如，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是否意味着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国提出的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是否要改变当前的国际社会的规则体系?又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些国际社会的质疑和误解，固然反映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对我国外交及其指导思想污名化；同时也提醒我们，由于跨文化跨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外交思想没有畅通无阻地向国际社会进行全面、深入的传播、释义与沟通。
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传播在本质上属国际政治传播，遵循国际政治传播的规律，需要辅以学术上通用的概念释义、问题答疑与案例解读等方式方法。概念释义具有首要的作用，其重要性相当于辞典和名词解释之于知识学习、专业翻译、理论求解。概念是理论的基础。“概念是人类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其他形式还包括判断与推论)，人类在知识过程中把感觉到的事物的共同特点抽出来，加以概括，就成为概念。”⑦要从思想上进一步解决国内国际社会关于外交思想的模糊认识甚至错误认识问题，必须从思想源头特别是概念谈起。与此同时，根据国际形势的迅速变化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需求的不断提出和扩展，因此，概念整理的需求就非常旺盛。概念构理的第一步是对外交思想的概念、判断、推论等进行梳理，特别是对概念的本义进行界定；第二步是了解概念在体系中的地位；第三步是概念的功能。如果说外交思想是理论体系，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体系，其结构呈现什么样的特点?作为单一概念的单元与作为概念体系的系统之间有什么关系，概念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概念有什么样的功能?如果我们基本上弄清了外交思想概念体系的上述情况，那么，我们也许就会发现一些外交思想概念体系建设的特点与规律，并从中领悟出向国内外知识界进行相关概念国际传播的办法。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中概念的特点与研究方法选取
研究方法的选取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研究对象的情况。本文先介绍研究内容即外交思想概念体系的基本特征，再有针对性地选取适当的研究方法。
1.习近平外交思想概念体系的表述特点
首先，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民族性与政治性特征。理论界公认，外交思想以大变局的世界和新时代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科学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辟回答了中国应当推动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构建什么样的国际关系、新形势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怎么办外交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呈现出多方面的鲜明特征，一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形成的，承担着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二是在深入总结新中国对外工作经验基础上的守正创新，为新形势下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指明了方向，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三是以坚持党的领导和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全为底色的，是党的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具有突出的政治性。⑧这些特点也是外交思想的概念体系的特点。一句话，外交思想概念体系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时代性和政治性，进而表现为民族话语、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的高度融合。
其次，外交思想基本特征对概念体系的影响。外交思想的基本特征要求其概念体系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学术概念的政治含义、民族特色，也要求政治概念尽量体现时代要求和学术规律。众所周知，当前的外交思想与以往的外交思想相比，更有条件且实际上也大量吸纳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比如，全球化、全球治理、多边主义等；同时注意到，当前的政治话语很大程度上包含了民族话语和一部分的时代话语，而不少时代话语和部分的政治话语、民族话语反映了中国传统学术和国际通用学术的概念规律。新时代中国外交思想具有上述特征，与外交思想十分注意从时代变化中吸取人类政治文明和学术进步新成果有关，也与外交思想与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建设中的良性互动关系有关，这一步昭示了大变局下中国外交理论的世界性在增长。因此，我们可以用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高度融合来描述外交思想概念体系的特征，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着理论与外交的逻辑关系。
最后，中美在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结合方式上具有差异性。政治话语有学术因素，学术话语有政治立场；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国际关系理论界的情况都是如此。任何国家都不存在截然分开的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某种结合是中美国际关系理论的常有现象。在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结合方式上，中国与美国还是有所不同。受到文化传统、语言特点与外交经验等因素的影响：美国比较追求概念简单化表述，把政治概念直接嵌入外交话语中，制造一些情绪化词汇来指代敌对国家，借用历史概念来达到政治目的。而在当代中国，政治话语有时在语用上有追求词汇形式整齐划一的考虑，有时又喜欢使用修辞或委婉的词语来表达一个政治意图，有时喜欢运用时间、空间、人民、国情、过程等范畴来表达政治使命与政治立场；因此，有时更多地使用“中国特色”“新型”“正确”“真正”“新时代”等词汇来重塑学术界的已有概念，以强化政治和民族立场等。不同国家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结合方式不同，从学理上剖析其概念内涵和外延时的方法也不一样。简单地借用外国的研究方法来进行外交思想概念分析显然不能达致对于本质的深入了解。这就需要在一般方法的基础上，寻找新的路径来探索政治话语的内涵解释之道。
2.研究方法的选取
鉴于上述的原因，作者拟采取文献分析法、结构分析法与功能分析法等。其中，文献分析法是基本方法，主要是指明相关权威文本资料来源、有关概念分类依据的标准等；结构分析法次之，主要旨在明确不同层次的概念，并从对权威文献的研究中选取同一层次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功能分析法再次之。功能分析法旨在对政治话语色彩较浓的概念进行语源和语用的分析。
(1)文献分析法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的公开文献比较丰富。除了总书记本人在不同的场合所作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论述之外，《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习近平外交演讲录》等都是基本文献。与此同时，五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界与外交外事专家学者，都进行了大量有成效的理论研究和工作研究，成果斐然。2018-2022年，中文学术期刊公开发表了大量研究外交思想的论文，仅在文章大标题中有“习近平外交思想”概念的这类高水平论文就有52篇之多。⑨2019年，中国外文出版发行局等单位组织编辑并出版了《中国关键词(新时代外交篇)》，对外交思想中常用的52个关键词进行了中英文介绍。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编著出版了19篇高质量文章组成的《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11)如果我们把研究的视野推至十八大，文献资料还会更多。(12)上述研究成果都是作者进行文献分析的宝贵资料。在本文的文献分析过程中，针对外交思想概念体系的情况与特点，作者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作为主要依据，以二十大报告作为最新依据，把其他官方文献作为重要依据，把专家学者研究成果作为重要参考，聚焦“十个坚持”核心要义的分类，分类梳理有关概念和概念体系。
(2)结构分析法
本文研究中，结构分析法主要是指对习近平外交思想概念体系的结构进行分析。这里的“结构”可以理解为两个维度，即纵向的概念分层，以及横向的概念间关系。因此，它是层次分析法和关系分析的总称。在科学研究中，需要在不同的分类条件下使用概念。中外学界有不同的分类。比如，根据内涵与外延的关系等标准，金岳霖等中国学者认为有单独概念与普遍概念之分，正概念与负概念之分，集合概念与非集体概念之分，相对概念与绝对概念之分。(13)国外学者也许对概念的层次感兴趣。比如，乔瓦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有高级概念、低级概念和初级概念之分；大卫·科里尔(David Collier)和小詹姆斯·E·马洪(James E.Mahon，Jr.)有首要概念和次要概念之分；加里·戈茨(Gary Goertz)有三层次概念之分，即基本层次概念、第二层次概念(两次作为理论构成的概念)和指标概念(作为个案选择的概念)(见图1)。(14)“形式逻辑要求概念明确，就是要求我们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去明确一个概念。但是，一个概念究竟反映了哪些特有属性，一个概念的外延究竟包括了哪些事物，这却不是形式逻辑的任务，而是其它的具体的学科的任务。”(15)显然，对外交思想的概念进行比较研究，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作者选择层次分析法来研究外交思想，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理由。
图1 加里·戈茨的三层次概念
资料来源：[美]加里·戈茨(Gary Goertz)著《概念界定：关于测量、个案和理论的讨论》，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页。
一是基于外交实践对于理论分析的要求。外交思想指导外交实践，同时也受外交实践的反作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致力于推进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而多层次的外交布局及其外交实践，又会在具体运用过程中需要多层次的概念与之相适应。这么一来，它的概念体系也相应地体现了一定的层次性，并对多层次外交布局等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16)二是基于概念学规律的研究成果。如上文所述，“加里·戈茨三层次概念分类法”之所以产生较大的影响，主要在于他的概念分类能够反映概念学规律。事物的本质虽然相对固定，但是关于同一事物本质的不同规定，却是产生了不同的概念，它们在对于本质的抽象化过程中，产生了与理论、制度和指标的不同密切程度。有的概念主要用来理论分析，有的概念主要用来阐述制度内涵，有的概念多与指标和定量分析有关。这对于我们研究概念的层次性很有启发。具体到外交思想概念体系上，也有的概念与理念、原则的关系更加密切；有的概念与制度化程度较高的原则或规范更加密切；还有更多的概念，主要用于反映国际制度、国际项目、国际平台等且可以对之进行定量分析。三是基于对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的借鉴。英国国际政治社会学家巴里·布赞(Barry Buzan)，对国际制度进行了三个层次的概念分析，第一个层次叫主要制度，第二个层次叫派生制度，第三个层次叫次要制度。比如，他把“外交”作为第一层次，把“多边主义”视为第二层次，把“联合国决议”视为第三层次。(17)当然，布赞后来对这三个层次又做了一些调整，把前两者层次又合在一起称为首要制度。无论如何，他使用了三个层次，并对这三个层次的递进关系作了技术上的加工。回到新时代中国外交思想研究上来，概念体系体现了鲜明的层次性。本文采取这种研究方法，试图对已有的概念作初步的层次分类，假定外交思想有基础概念、核心概念和延伸概念之分，并进而对之进行层次分析的尝试(如图2)。
图2 本文提出的概念的层次分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结构分析法的另一个维度是对同一层次的概念作一定的关系分析。总体上看，同一层次的概念大致呈现出平等的关系。但在指涉研究对象时各有各的侧重，其内涵和外延也各不相同。从语义关系的角度看，有同义语、反义语、近义语等之分。从交叉关系的角度看，有交叉关系和非交叉关系。习近平外交思想中有不少概念赋予了传统国际关系概念以一些原则性限定，增加了时代内涵和民族特色，使之外延大幅度调整。
(3)功能分析法
从广义上讲，社会科学上的功能分析法与结构分析法常常连同使用，有时功能分析被视为结构分析的重要构成。在体系研究中，单元与结构是意义相互建构的一对概念，不同的结构对单元间活动有着统一的规则要求，但不同的单元又在结构中扮演不同的功能。本文的功能分析法就是研究系统中的单元在特定的语境下发挥了何种有利的作用，达到了有利于系统的目标。较为全面地理解具有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双重性质的概念，有时并不仅仅研究字面含义和传统含义，还要把它放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和一定的外交工作中考察。这样，就有必要揭示出这个概念的实际功能，即它在当时的国际政治、中国外交包括国内政治的形势下，这个概念的提出和使用，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理论功用和政治效果，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三)分析框架：对概念作类型—关系—功能的分析
本文将结构分析法作为主体的方法，重点将概念的类型(层次)、同一层次的概念间关系以及概念功能进行研究，拟采用“概念类型—概念间关系—概念功能”的研究思路，并以之作为研究外交思想的基本分析框架(如图2)。
图3 “概念类型——概念间关系——概念功能”的研究思路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1.概念类型：基础概念、核心概念和延伸概念
就概念的类别而言，作者拟将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有关概念分为基础概念、核心概念和延伸概念。这样，外交思想概念体系就相应划分为外交思想基础概念亚体系、核心概念亚体系、延伸概念亚体系等三种亚体系。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外交思想概念体系中的延伸概念、基础概念或核心概念都复数。换言之，基础概念不是一个而是多个，核心概念也是多个更不需说延伸概念了。在这方面，作者与国内有学者关于核心概念的界定有所不同。①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内容丰富，总书记对外交和国际关系的许多重大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形成众多理念和概念。②二是既然“十个坚持”核心要义是存在的，那么，也可以理解为对应着至少十个维度的知识形态，进而可以理解为相应存在着十个方面的核心概念群。
首先，本文所指的基础概念是指习近平外交思想中运用的基础性国际政治学或外交学概念。基础概念是外交思想的基石，支撑起概念体系的架构，同时又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华文化传统和国外的国际关系理论有着宏观上的理论联通之处。外交思想使用这些概念，主要来解决对已有经典知识体系的继承和联通问题。比如，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时代问题、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人类进步事业、国家核心利益、和平与发展等概念表述。对于这些基础性的国际政治问题和基础性的国际政治概念，中外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都难以回避，且要在借助已有理论成果和国际共识的前提下做出有时代特征和本国特色的回答。没有基础概念，就无法解决“从哪里来”的理论难题。
其次，本文中使用的核心概念，是与基础概念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它大致属于基础概念的下属或下位概念。如果说基础概念更多地讲究理念、原则或理论性思考，那么核心概念则更多地考虑规则、规范和制度性安排。从内容上讲，这里的核心概念主要指习近平外交思想“十个坚持”核心要义中使用的概念。这些概念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和实践总结，正是有了这些概念，才体现出对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也体现出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迥然不同。比如，“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义利观”“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等。应当承认，上述核心概念的抽象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核心概念比如“一带一路”作为一种国际倡议的名称，比较形象；有的核心概念，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高度抽象的概念，有理念建构的色彩。没有核心概念，就无法解决“是什么”“与以往有何主要不同”的理论难题。
第三，除了基础概念和核心概念之外，本文还有一类概念，我们不妨称它为延伸概念，也可以称之为支撑性概念，或者辅助性概念。延伸概念亚体系较基础概念亚体系和核心概念亚体系在结构上更为复杂。延伸概念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辅助性延伸概念，它们本身并不是国际关系学意义上的独立概念，但它们的使用，可以将基础概念或核心概念进一步明确化，形成更加完整的判断或推论。比如，“一带一路”是核心概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则是延伸概念。又如，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这一组概念也是延伸概念，其功能是为了说明“新型国际关系”这个核心概念。另外一种延伸概念，是指基础概念或核心概念的进一步细化。比如，安全共同体概念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延伸概念，是它在众多领域共同体的一种。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这个概念就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个核心概念的延伸概念。本文总体上采取了三层次分析法，由于第一层次(基础概念)、第二层次(核心概念)的概念的数量及其内涵相对固定，第三层次的概念(延伸概念)就有了更多的概念汇集功能，不少有着交叉关系甚至上下属关系的概念进入了第三层次。没有延伸概念，就无法解决“到哪里去”“具体怎么做”的理论难题。
2.关于概念间关系
在“概念类别—概念间关系—概念功能”分析框架中，“概念间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一般意义上的概念体系主要是由纵向的概念分层，横向的同一层次的概念间关系，以及每个概念的不同意义表达及其功能分布等要素构成的。一种国际政治或外交行为，会有不同的称谓；类似的国际行为，也有不同的概念表述。国际行为关系的复杂性造成了概念关系的复杂性，如果不作较为清晰的梳理和判明，就会影响概念体系的理解。作者从基础概念亚体系、核心概念亚体系和延伸概念亚体系中抽取一些相近的概念进行关系辨析，重点对含义异同、指涉范围、内容侧重或时间先后等方面作一定的比较。
作者在研究概念间关系时，有时也会运用相应的关系概念来加以说明。一般来讲，概念之间会形成全同关系、上属关系、下属关系、交叉关系、全异关系，其中全异关系还可以分为矛盾关系与反对关系。(20)这些关系有助于我们对多层次的概念以及同一层次概念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进行加以参照。比如，外交思想中，全球治理概念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概念就是上属关系和下属关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新的动荡变革期也是上属与下属的关系。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型国际关系这两个概念就是交叉关系。国家核心利益的概念，与国家主权、发展、安全利益的概念基本上属于全同关系。
3.关于概念的功能
在本文中，用功能的方法研究概念，特指分析这个概念运用的历史语境或当代战略语境，以及在特定的时空条件和国内外政治条件下它起到了什么的作用。比如，某个概念虽然从表述上采取一种说法，但其概念还有未有言表的意思；而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这种内涵是确定无疑地存在着的。如果不从这个功能的角度去分析，那么，这个概念的“那个意思”就不会呈现出来。因此，从功能分析的角度进行概念分析是有必要的。2018-2023年的五年，正值中美战略竞争的高潮时刻，引领和参与外交话语权斗争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背景和实践内容，其不少概念是直接用于反击美国的对华新冷战战略和对华意识形态进攻的。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概念体系中的基础概念亚体系
正如上文所言，习近平外交思想是理论体系，理论体系又是建立在其概念体系之上的。而由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相结合的外交思想的概念体系又是内容精深、构成复杂的，不但包括由直接表述外交思想的概念亚体系，还有间接表述外交思想的概念亚体系，以及其他类型的概念亚体系等。本文囿于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的专业与能力，显然不可能涉及后两者。仅就前者，也只能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经常使用的概念。因此，在本文中，外交思想概念体系由基础概念亚体系、核心概念亚体系、延伸概念亚体系构成(如图3)。
图4 习近平外交思想概念体系的亚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基础概念及其分类依据
关于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哪些是基础概念，有多少基础概念，没有明确的官方提法。按照前文的研究思路，本文只选取了其中的10个基础概念，即习近平外交思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球治理、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新时代对外工作、和平发展道路等。
1.基础概念的选取依据
大致有三方面依据。一是上述概念体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关于更多本质的规定性。“习近平外交思想”概念，本身也是基础概念之一。它与毛泽东外交思想、邓小平外交思想等概念等有着各自的侧重点，(21)共同构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外交的思想体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属于概念阶位较高的时间范畴，显然是基础概念。同样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概念是外交思想的主要形式；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赋予了外交思想以意义，而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22)同理，由于外交思想从其质的规定性上，是“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的继承发展和理论创新的重大飞跃”，(23)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既是观念范畴，也是实践范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新中国外交实践经验、外交政策和外交文化等因素的集合，因此，把“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作为基础概念也是有理由的。
二是与其他概念群的逻辑关系。基础概念群与核心概念群之间的关系是明确的，既前者是后者的上位概念。比如，“全球治理”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概念之一，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概念是等量齐观的关系，(24)参与甚至引领全球治理是总书记对以往外交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作为基础概念，它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核心概念的上位概念。又比如，“新型国际关系”的下位概念是全球伙伴关系、新型政党关系、双边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等核心概念或延伸概念，也有学者认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革新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25)“新时代对外工作”是中国特色的基础概念，它的下位概念是“对外工作体制机制完善”“国家总体安全观”等核心概念以及“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等延伸概念。
三是近年来文献使用情况。从近年来中外学者公认的文献综述情况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被视为习近平外交思想中最为突出的代表性概念。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政治与理论地位3个月后，总书记出版了《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部30多万字的著作，(26)也这至今为止署名习近平的唯一一本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主题的论著，足以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在外交思想中的基础性地位。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追求和平外交是党的一贯立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和平发展这个概念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党的外交方针政策之中；十八大、十九大特别是二十大报告中，和平发展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基础概念一起形成了二十大报告的第十四部分的标题概念，并以“和平发展道路”的概念形式来界定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基本内涵特征之一。(27)因此，我们有理由把和平发展道路理解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基础概念之一。
2.广义上属于基础概念但暂不统计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体系、中国传统外交智慧等概念，从广义上讲，也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基础概念。因为它们是外交思想的重要思想或理论来源，并仍然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影响着外交思想的丰富发展，并且与中国的对外交往思想息息相关。同时，外国优秀的国际关系理论或外交理论，也会对外交思想提供参考和借鉴。考虑到外交思想的研究重点是对其意义本体作针对性研究，因此，暂不作为基础概念进行统计，而是采取了技术上的做法，把前者列入“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这个基础概念内。
3.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的说明
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在外交思想中的理论地位不断提升。然而，本文暂未将其列为基础概念，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概念的外延较小，它往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基础概念或核心概念一起运用时才产生外交思想上的意义。二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类学、世界历史学与政治学等学科的交叉概念，国际政治意思不占其概念内涵的主体。基础概念是系统性概念，其含义主体应当涉及外交、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或国际战略领域的现象本质，对“十个坚持”核心要义都有所联通和影响。
(二)基础概念的概念间关系
上述10个基础概念，只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基础概念体系的一部分。这些概念通过彼此间的逻辑关系，构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宏观框架的骨干。通过文献分析和逻辑分析，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理解其中的相互关系，作为我们全面认识学习外交思想的切入点。这里仅列举三对关系。
1.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其他基础概念的关系
如上文所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被公认为最能代表习近平外交思想精髓的主要概念之一。它与其他基础概念的关系，官方机构曾这么评价：“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28)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这个“出版说明”，无疑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它对于其他基础概念的指导地位。这可以从这个概念不久后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联合国决议等看出其独特的政治地位。
2.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等概念间关系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表述中，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常常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联系起来使用，主要是因为“变局”更多地使人联想到国际格局，“全局”更多使人联想到中国自身发展，而且两个“局”连用，具备中文表达的美感。实际上，从外交思想的概念体系的角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这个概念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具有紧密的联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进步事业的需要，是国际主义的体现；而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是民族发展的需要，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外交思想是民族精神与国际主义的高度统一。这两个基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与世界梦和中国梦概念也粗略对应。
3.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
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间关系更加直接。新型国际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和路径。(29)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经由国际间的复杂互动，会形成新型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国倡议的21世纪新型国际关系体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了某种对称的统一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世界各国共同互动而建成的，中国的大国作用主要在于发挥倡导、引领作用，具体表现为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关于基础概念的功能解释
分析上述基础概念的内涵，不但需要进行概念间关系的理解，有的还需要关注其产生的具体语境或政治功能，以便我们对概念形成更加完整的理解。这里以新型国际关系等三个概念为例加以说明概念的功能。
1.新型国际关系
首先，新型国际关系作为基础概念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它具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指引功能。具体地讲，构建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被作为“改革和完善对外工作体制机制”的“旗帜”。(30)它区别于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为主导的旧的国际关系模式。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以权力政治、冷战思维、文明主导、欧美霸权等特征的旧的国际关系虽然有其现实性，但已经越来越不符合时代的需要和人类发展的趋势，必须建立一种21世纪的新型国际关系。
其次，新型国际关系这个概念还有一个功能，习近平外交思想不仅指导中国对外工作，而且“也开辟了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新境界”。(31)新型国际关系概念，支撑了外交思想的国际关系理论面向，使得外交思想科学地回答了推动建设什么样的国际关系等一系列相关的理论问题。
最后，新型国际关系的概念直接支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有了21世纪的新型国际关系，才有新型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可能，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体系即国际体系，才能够在理论上站得住脚。
2.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时简称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或者世界大变局，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概念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基础概念之一。这个概念的使用，从功能上回答了“当前处于什么样的世界，我们应当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理论问题的前半句，提出了世界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判断。强调世界大变局，实际上就是强调了时代内涵之变。而从时代内涵的变化出发来提出新的外交思想或外交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重要规律之一。世界大变局属于国际结构与国际进程交叉的概念，其内涵就是一百年国际格局变化进入了一个剧烈变动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转型过渡时期，包括了多维度的变化，有国际力量对比之变，有国际体系与秩序之变，有文明形态之变，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的社会之变和产业变革，也有国际政治思潮之变等等。(32)就国际政治思潮之变，作者认为至少有两种，一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政治思潮变化，另一种是指国际政治的逻辑之变，即权力政治逻辑与国际治理逻辑的百年斗争有了新的面貌。(33)由于世界进入了以上述根本性变化为特征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从逻辑上讲，必须以百年未有的观念创新来应对这种世界之变，这就包括必须制订新的对外战略，在变局中开拓新局，其做法包括提出一系列奋发有为的国际倡议，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概念是习近平外交思想重要的逻辑起点。
3.新时代对外工作
新时代对外工作，有时称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或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学概念。它的内涵无疑是明确的，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在新时代开展各类对外工作的总和。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基础概念亚体系中，它属于实践的范畴。严格意义上讲，它的内涵要比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丰富得多。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把外交思想明确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由此，新时代对外工作成为外交思想中涉及较多的概念。由于新时代对外工作有着强烈的国家意识和中国特色，因此，必须从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双重的视角来理解它的功能。第一，新时代对外工作的内涵较多丰富，使用这个概念可以指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个概念所不能涵盖的领域和内容。比如，世界政党对话大会、民间外交、中外人文交流等形式的对外交往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外交思想需要指导的对象，使用新时代对外工作就使之逻辑上更加周延。第二，对外工作概念有着强烈的政治话语特点。“新中国对外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外工作政治性极强，需要对外战线工作对国际斗争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34)通过“新时代对外工作”这个概念，可以阐述新时代对外工作的系统性和政治性特点，说明对外工作大协同的概念及其对“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要求的必要性，可以较为全面地阐述党和国家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的观念，并且以习近平外交思想来推进对外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和完善。第三，新时代对外工作这个概念与改革开放、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发展与安全等重要概念能够有机地联系起来。(35)比如，“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国际国内两个循环”“开放战略”“新发展格局”等概念都可以经由“新时代对外工作”概念相互衔接起来。
三、习近平外交思想概念体系的核心概念亚体系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多层次概念构成的概念体系中，核心概念居于主导性地位。它上承基础概念的本质要求，下启延伸概念等其他概念的意思方向，对外交思想“十个坚持”核心要义发挥支撑作用。在不少情形下，当研究者论述外交思想概念时，主要是指核心概念。
(一)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概念及其分类依据
本文研究习近平外交思想核心概念亚体系的基本思路是，先简要梳理研究界的相关文献，然后以“十个坚持”核心要义为主要依据选取其核心概念，然后，再进行相互关系分析和功能分析。考虑到诸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之类的概念，在外交思想概念体系中居于特殊地位，既是基础概念又是核心概念，我们有必要将之合并处理。而一些概念在“十个坚持”核心要义中已经以理念或观点的形式出现，后来又不断充实内涵，在其概念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如总体国家安全观等，也有必要将之纳入。
1.学术界关于习近平外交思想核心概念的研究特点
研究界对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核心概念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将概念、观念、理念等词汇不做严格的区分。在大部分情况下，学者们喜欢用“理念”一词，比如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等都称理念，只有叶自成、刘昌明等使用核心概念等表述方式。(36)二是对不同理念或概念的分类研究相对较少。外文出版事业局等组织编写的《中国关键词》把外交思想的52个关键词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理念篇，一类是实践篇。比如，“真、实、亲、诚”、丝路精神、新发展观等关键词，属于理念篇；全面开放新格局、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关键词属于实践篇。(37)这些关键词中的相当一部分都属于核心概念。三是关于概念或理念的选取上有着不同的角度。有学者突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正确义利观、总体国家安全观、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概念的重要性。(38)又比如，也有权威研究机构把总体国家安全观、新发展格局列入外交思想的研究对象。(39)有学者梳理了海外关于外交思想内容的研究简况，重点涉及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中国外交决策机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全球伙伴关系、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等七个概念。(40)有学者在总结一个时期的国内研究述评时，指出理论界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以下概念所在的领域内容，包括对外工作集中统一领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六个概念。(41)总的看来，权威研究机构和学者大都参照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和《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等文献的作法，按照“十个坚持”核心要义的知识架构来抽取核心理念、定义核心概念的。值得一提的是，理念与概念混同使用是有必要的，比如，新型国际关系、正确义利观，既是概念也是理念，因为这些概念中有了明确的伦理要义或其他思想指向。大体讲来，理念往往与思想相联系，概念往往与理论相联系，观念往往与认识相联系。“外交为民”就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外交上的贯彻。由于外交思想既属思想体系，又属理论体系，因而严格地区分概念与理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以“十个坚持”核心要义为主要依据选取核心概念
如果我们从“十个坚持”核心要义中每一个核心要义要有若干核心概念来支撑的思路来寻找核心概念，则可以形成30个左右的核心概念。“第一个坚持”的核心要义所对应的核心概念，是“对外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新时代对外工作能力”和“正确历史观、正确大局观、正确角色观”(简称“正确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等概念。其中，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根本保证，而推进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能力建设，需要努力掌握科学思想方法。(42)它的上位概念是新时代对外工作。需要说明的是，“正确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在这里专指在观察国际形势、判断时代内涵、分析国际现象中的“三观”，三个概念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了一个用于表达特定意义的概念群。
“第二个坚持”的核心概念中有一对相互联系的概念，即中国梦、世界梦，其上位概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其下位概念则是人民外交、“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等概念。中国梦的概念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联系，与世界梦相呼应，是第二个坚持核心要义的核心所在。它的本质内涵有四个方面，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以及“中国梦与世界各国的美好梦想相通”。换言之，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中国人民愿意同各国人民在实现各自梦想的过程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43)中国梦与世界梦作为一组概念是不可分开的，共同构成了外交思想的核心概念。
“第三个坚持”核心要义相对应的核心概念首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它也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基础概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规定是“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有时笔者简称其为“五个世界”)。习近平外交思想就是要回答应当建设什么样的世界的“世纪之问”，而“五个世界”可谓世界各国对于美好生活的普遍向往。在不少政治文献中，“五个世界”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并列使用，有时也混用，就是表明“五个世界”大致可以定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尽管后者的内涵要比前者大得多。这么一来，把“五个世界”视为外交思想的核心概念，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第四个坚持”核心要义是要说明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它对应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战略自信”。战略自信，有时也称对外战略自信或国际战略自信，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对外工作中的继续。这里讲的“战略自信”不是一般的军事战略自信，增强“战略自信”的原则和路径也不总是遵循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维度，这里强调的其根本原则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指引和根本依靠。新时代外交思想较之前外交思想的鲜明特征是，由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日益发达，中国的战略自信全方位呈现，新时代对外工作在变局中开创新局。一方面，新时代中国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另一方面，不再采取低调外交，而是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包括加快建设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叙事体系，(44)提升国际话语权。
“第五个坚持”核心要义涉及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实践形式“一带一路”国际倡议。它拥有至少两个重要的核心概念，即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一带一路”国际倡议。前者强调国际合作中要加强沟通协商、共同参与、互利共赢，也就是大家的事商量着办的意思，这种精神或原则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得以贯彻，并为更大范围的全球治理实践提供了中国智慧；后者有时简称为“一带一路”，有时也称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我们强调将“一带一路”与国际合作这两个概念合并成一个新的概念，主要是因为“一带一路”这个概念容易仅仅理解为国际合作平台，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则是一种新型国际合作模式。(45)作为国际合作平台的“一带一路”从逻辑上讲可以划为第三层次概念，因为它的项目性、实操性比较强。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则有着鲜明的理论性或制度性，符合核心概念的基本要求。
“第六个坚持”核心要义强调的是以新的思维走和平发展道路。这种新的思维是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和平发展道路”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基础概念，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贯外交方针。外交思想为和平发展道路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提出了一些实施条件，比如，坚守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底线来推进和平发展。对这个核心要义相对应的核心概念，比较突出是有“新发展观”和“世界和平与发展”概念(46)等。“世界和平与发展”之所以能够成为重要的核心概念，主要表达了外交思想的以下内容：一是它奉行世界共同和平、世界共同发展的共同主义逻辑；二是它强调“坚持和平发展是国际社会大家的事”“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47)三是它强调了中国和平发展本身即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贡献。
“第七个坚持”核心要义主要阐述了新时代中国伙伴外交及其相关关系模式，相对应的核心概念比较多。其中，“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以及“正确义利观”等概念比较突出。“全球伙伴关系”是“新型国际关系”的下位概念，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是外交思想中关于国际关系模式创新的重要切入点。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以及“正确义利观”则是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关系而言的大国外交概念创新，突出了周边外交和发展中国家外交在中国伙伴外交战略中的极端重要的地位。至于“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则是定位新时代大国关系的概念。
“第八个坚持”核心要义涉及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全球治理理念的重要内容与原则，它要求新时代中国外交要体现大国担当，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这个核心要义对应的核心概念也比较多，至少有“负责任大国作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48)“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真正的多边主义”“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和“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等核心概念。“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作为核心概念是成立的，因为它指代更加合理的、更加反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规则诉求的全球治理，也是中国积极参加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的目标。“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这个概念在“第八个坚持”核心要义中具有重要地位，它明确了中国大国担当的精神与奋发有为的大国责任，指示了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国际身份。正是这个国际身份决定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的外交行动。而“真正的多边主义”则是从国际政治思潮角度给中国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提供了国际关系理论参考。
“第九个坚持”核心要义是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随着国际形势发展特别中美关系的变化，这个核心要义在新时代中国外交思想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实际上当前已经紧随在加强党对对外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三个核心要义之后。(49)其相关的核心概念主要包括“新的(世界)动荡变革期”“国家核心利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总体国家安全观”“新发展格局”等概念。
“第十个坚持”核心要义是对新时代中国外交特质的要求，实际上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对外工作优良传统进行时代化创新，赋予更加新的时代内涵。因此，正如上文所言，对外工作优良传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概念共同支撑着这个核心要义。其对应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中国外交独特风范”。而对这个核心概念的内涵的解释，则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它的延伸概念来完成的。官方文献对中国外交独特风范作了四个方面的解释，即“立己达人的世界情怀”“开放包容的宽广胸襟”“重情尚义的崇高品格”。(50)这些词汇，将构成中国独特外交风范概念的延伸概念。
(二)核心概念的概念间关系
上文列举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核心概念亚体系中的30多个核心概念。在本文中，有个别概念既可被看成基础概念，也可视为核心概念。但是，绝大部分基础概念与核心概念还是有所不同，基础概念的本质性更强，对于外交思想的概念辐射力更强，更具有基础性，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等概念就具有这种特点。如果不把这类概念算进来，核心概念数至少有20个以上。这些核心概念支撑了“十个坚持”核心要义，并对不断丰富发展的外交思想作了意义阐述的贡献。彼此之间形成了互为联系、互为建构、有所区别的概念间关系。下面，选取几组邻近的核心概念进行关系分析。
1.“对外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总体国家安全观”与“新发展格局”概念间的关系
在国内外的理论解读中发现，不少学者对于“对外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总体国家安全观”与“新发展格局”等概念理解不透，较少将它们联系起来考虑，有时甚至不能理解为何把这些概念放在外交思想的概念体系中。首先，只有理解了对外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才能理解其他两个核心概念。三个概念均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特点甚至本质特征。我们知道，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简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集体统一领导是中国外交根本政治属性的体现。(51)因此，外交思想的“第一个坚持”核心要义就是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难理解，所有的事关国家核心利益和战略全局的事项，都必须由党中央集中统一地进行组织协调。其次，“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党加强对外工作集中统一领导在新时代国家安全上的重要体现。其要义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传统的国家安全与经济社会等新的安全领域日益结合，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加以统筹协调，而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拥有这样的权威和能力，党中央必须怀有高度的使命感来运用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将发展与安全统筹起来，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最后，“新发展格局”是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密切相关的概念。新发展格局是指“构建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理念在经济战略布局上的贯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新安全格局，能够更好地为新发展格局提供保障。(52)具体地讲，新发展格局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战略部署，实现对经济效率与经济安全的战略兼顾，打造更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供应链产业链体系，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整体抵御风险的能力，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53)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的是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而新发展格局的实质就是发展与安全高度统筹条件下的发展格局。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因为我们进入了新发展阶段，需要树立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与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密切相关，新发展理念与总体国家安全观意义互构。
2.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全球伙伴关系、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等概念的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基础概念，又是核心概念。在基础概念层面，我们已经讨论了它与新型国际关系等概念的关系。在核心概念层面，它与“一带一路”、全球伙伴关系、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等概念也有密切的关系和重要的区别。一方面，四个核心概念之间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这两个概念最为相近，前者是后者的中国方案，两者都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都践行了“真正的多边主义”；“一带一路”与“全球伙伴关系”也有密切的关系，构建全球伙伴关系，关键是用新理念、运用新的办法、找好切入点，重点做到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共建“一带一路”，在发展和共赢上形成共识、凝聚力量，有助于建构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54)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理论指引和建设目标，“一带一路”是它的重要实践平台，全球伙伴关系是它的新的起点，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则是它在领域共同体方面的阶段性成果。另一方面，四个概念之间也有侧重和区别。“一带一路”根本上是一种以全球治理为主要指向同时也包含区域治理内涵的国际合作倡议和合作模式，它属于国际合作范畴，合作的范围跨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等层面；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则主要指向全球治理的体系层面和进程层面的积极变化，它主要限于全球治理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针对国际体系层面，从原初的理论上讲是指全球治理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而全球伙伴关系主要属于国际战略的范畴，是中国朝着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而实施的多层次外交行动，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化。应当注意的是，伴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不断丰富发展，领域命运共同体、区域命运共同体甚至双边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不断丰富、各类实践形态不断出现，这反过来支持了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建设，两者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互为推进的局面。(55)这也说明，概念间的关系，不能只看概念内涵的本初内涵，也要随着外交实践的发展和概念外延的变化而对其含义重新分析和判定。
3.“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与“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的关系
习近平外交思想概念体系中，运用了一些概念组合来更为准确地表达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国际身份定位。大家比较熟悉的国际身份概念大概有两个，即“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与“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两者的共同点至少有三个，一是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在大变局下的动荡变革国际社会中的基本国际身份；二是这两个国际身份定位都涉及中国对于当前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积极态度；三是都承诺中国要对全球治理做出贡献。然而，两个概念的侧重点也不一样。首先，国际身份定位范围不同。前一个概念更加综合全面，是指新时代中国开展大国外交时(无论是多边、双边关系中)所秉持的总体身份定位，而后者则主要涉及在全球治理多边外交舞台上的身份定位。其次，国际身份定位时间指向不同。虽然两个概念都指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但是前一个概念还是部分地涵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外交，而后一个概念标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意思更重。最后，前一个概念内涵的重点在于维护现有国际秩序中的合理部分包括联合国制度体系，而后一个概念内涵的重点在于有序地变革现有国际秩序中不合理的部分特别是不利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代表权发言权的规则体系。
(三)对若干核心概念的功能解释
与内涵更为抽象的基础概念相比，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在内涵上离国际政治实践更近，也更容易受到政治行为的影响。我们选取了“真正的多边主义”“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国外交独特风范”等概念作字面意义和唯理主义角度以外的功能分析。
1.“真正的多边主义”
“真正的多边主义”概念的提出，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出于反击美国在贸易战、金融战等领域对我国多边外交的理论指责和现实脱钩等行径的国际话语权斗争需要。多边主义是重要的国际制度合作政治思潮，坚持多边主义、强调国际法治、维护国际组织权威是联合国开展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然而，中美在多边主义的性质认定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美国依靠自身的相对霸权地位迫使中国遵循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包括以西方民主制度为基础的政治秩序、以现有的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规则为基础的自由贸易秩序、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而不是去修正这些世界秩序安排。(56)中国则认为，“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情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57)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多边主义是“有选择的多边主义”。(58)世界需要真正的多边主义，要遵循以联合国法律体系和规则体系为主导的世界秩序，而不是要遵循美国及其盟国在小圈子内建立的国际规则体系；“国际规则应该是世界各国共同认可的规则，而不是由少数人来制定。国家间的合作应该以服务全人类为宗旨，而不应以小集团政治谋求世界霸权”；(59)中国眼中的世界秩序不仅基于规则，也基于国际伦理和国际责任，真正的多边主义能够更好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地讲，“真正的多边主义”这个概念发挥了理论威力，它将多边主义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协商民主等政治学原理结合在一起，能够引发国际社会的共鸣，为中国多边外交谋求了较高的道义制高点。
2.“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较为抽象的政治概念。循其字面之意，似乎可将“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理解为“具有新时代的特点”；将“伟大斗争”理解为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而进行的事业奋斗和正义斗争。显然，上述的解释并不充分，需读之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这个概念以来，官方权威文献并未直接给出较多的内容解释，主要原因在于它是一个极具政治性、时代性和综合性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内涵兼具的特定概念。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进一步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指导了波澜壮阔、敢于斗争的新时代对外工作。这样，“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目前阶段首先而且主要体现在国际政治斗争以及与国际斗争密切联系的国内政治中。至于它的概念关系，由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我党的鲜明品质，也始终是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60)因此，将这个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赋予时代内涵后形成的“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具有特定的意义。正是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我们不妨称其上位概念是“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而它的当下含义主要包括，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与可能和正在危害国家核心利益的种种外部风险和内部挑战进行坚决斗争、顽强抗争、正确斗争、讲究斗争艺术，直至取得斗争的胜利。
3.“中国外交独特风范”
国内外学界在最初解读“中国外交独特风范”这个概念时，总为“独特”二字而绞尽脑汁。因为就一般的理解，“独特”一词的首要含义就是“独有”的意思。(61)如果进行简单的意思复合，中国外交独特风范就是中国外交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社会不一样的外交风范。从理论上讲，一个主权国家的外交风范与他国有所差别甚至风范迥异，只要外交行为不涉及违反国际法治及国际关系原则，也没有产生什么不良的实质国际影响，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反而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生动多彩的外交文化，有利于提升国际声望和形象。然而，在一个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十分激烈的国际环境中，独有的外交风范如果解释得不全面、不准确，就容易被污名化为外交上的例外主义，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内外也出现了一些对中国外交官的误解和言语攻击。因此，必须原原本本、全面准确、具体细致地定义这个概念。首先，“原原本本”的意思是指，习近平外交思想“第十个坚持”核心要义中明确指出了要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地继承对外工作的传统，还要将之时代化，而时代化本身就带有了国际相通的含义；其次，“全面准确”的意思是指，“独特”一词除了“独有”的意思之外，还有“特别”的意思，而“特别”的意思已经是对“独有”的意思的延伸了，从性质上转变为包容性概念，而不是非包容性概念了；最后，“具体细致”的意思是指，需要将“中国外交独特风范”这个较为抽象的概念作具体的内涵解读。在这方面，官方权威文献将之解读为“立己达人的世界情怀”“开放包容的宽广胸襟”等内涵，取得了较好的内涵界定和理论解说的效果。
四、习近平外交思想概念体系的延伸概念亚体系
正如上文所言，延伸概念是由基础概念特别是核心概念衍生出来且不断丰富发展而形成的新的重要概念。在外交思想的概念体系中，延伸概念的地位十分重要。关于三类概念的关系，不妨这么理解。如果将外交思想视为一棵理论大树，那么，基础概念好比是大树之根，核心概念好比是大树之干，而延伸概念则好比是大树之枝。虽然枝从属于干，受干的指引，支起树的架构，但是枝是干的自然延伸，有了繁茂的枝，才能生花结果，才能长成生机无限、硕果累累的理论之树。外交思想中的延伸概念理论地位和现实意义十分重要，它们或是代表了面对急剧变化、风高浪急的国际新形势的新思考，或是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成果的新总结，或是外交思想不断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新成果的新进展。
(一)选取延伸概念的主要途径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概念体系中，既然延伸概念是核心概念在内涵或外延上的扩大和延伸，是适应核心要义的丰富与细化要求和适应实践变化解释需要而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因而我们可以选取两种途径来梳理延伸概念。一是从表述外交思想的“十个坚持”核心要义的文献中寻找，二是从近年来外交思想理论内涵的丰富与发展的文本中寻找。
1.从“十个坚持”核心要义对应的概念中选取
上文中从“十个坚持”核心要义选取了一定数量的核心概念。照此方法，也可以从中选取延伸概念。“第一个坚持”的核心要义所对应的延伸概念是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机制、新时代外交外事队伍建设等。“第二个坚持”核心要义对应的延伸概念可包括“全人类共同价值”“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等概念。“第三个坚持”核心要义相对应的延伸概念群包括各种领域共同体、区域命运共同体(含有周边命运共同体)以及双边命运共同体概念，包括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全球卫生建设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老命运共同体等。“第四个坚持”的延伸概念包括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对外话语权等。由于“第五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内容丰富、实践性政策性强，其延伸概念也较多，包括丝路精神、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等概念。“第六个坚持”核心要义相对应的延伸概念有“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概念，(62)“各国利益汇合点”概念以及“中华文化和平基因”概念等。“第七个坚持”核心要义的延伸概念包括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以及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等。“第八个坚持”核心要义的延伸概念更加丰富，包括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国际互联网治理、全球生态文明治理、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等。由于核心要义的主旨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要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全球治理及其体系安排有所区别，因此，其核心概念和延伸概念的分层判定上，紧扣了体系变革的主线，不同的概念包含了一定的价值取向。“第九个坚持”核心要义的延伸概念包括“中国海外利益”“统筹兼顾型海洋维权”“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63)等概念。“第十个坚持”核心要义包括“守正创新的大国气派”“立己达人的世界情怀”等延伸概念。
2.从近年来外交思想新发展文本中选取延伸概念
“十个坚持”核心要义体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概念体系的本质规定和顶层设计，然而由于外交思想是先进的、科学的和开放的理论体系，因此，它的理论内涵会随着国际关系发展、外交实践等变化而丰富发展。(64)这里面又分几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原有的理论位阶较低的概念从小到大、从低到高地发展，比如“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人类共同价值”等；一种情形是在原有的十个坚持核心要义的语境中创造出新的概念，比如“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一种情形是从外交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其他子系统中的概念交叉而来或者借用。思想交叉形成的延伸概念中，比较突出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话语权”“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全球治理规则法治化”等概念。
(二)延伸概念与基础概念、核心概念的关系
由于总体上延伸概念是对基础概念或核心概念的内涵细化，抽象程度和不确定性较低，因此，意义所指更加明确，一般不会产生彼此间概念关系上的模糊，我们也无太大的必要对延伸概念之间的关系再作举例说明。然而，延伸概念与核心概念甚至基础概念之间的关系有时还是会出现理解上的难题。这里我们仅以两组概念进行关系分析。
1.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概念间关系
首先，新型国际关系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的关系基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前提是假定要打破文明独霸的世界文明间关系，形成多元共生的文明间关系，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这种“打破”和“形成”进程中的受益者，也是行动者，而新型文明间关系无疑是广义上的新型国际关系的一种，两者之间是相互建构的关系，新型国际关系构建进程中也推动和伴随着新型文明间关系的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新型文明间关系构建的一种历史结构。其次，二者都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实现目标的前提。新时代的中国是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者和主要推动构建者，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既是中国方案与中国大国外交的依靠，也是其继续前进的动力。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由世界一部分国家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通过自身现代化等而形成的与过去西方国家主导的不一样的文明形态，中国的作用在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65)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相互建构的关系。两者同属于一个世界历史进程，共同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均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贡献，都奉行多元文化主义的文明观，都受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支撑，因此，两者在官方权威文献中都是并列使用、相互界定、意义同构的。在目前的实践阶段，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概念统一在中国实践与两者的世界历史性，然而，两者侧重面不同。前者首先侧重于我国的国家与民族自身建设及其世界影响，后者首先侧重于新型国际体系的主动倡导与构建。
2.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新的动荡变革期、战略机遇期的关系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新的动荡变革期、战略机遇期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关于时代内涵发展变化的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概念，都是以世界转型过渡期和历史交汇期及其国际关系特点为研究对象的时间概念，都或多或少带有世界之变对中国而言是机遇多还是挑战的内涵。但是，三者的区别是也明显的。一是时间范围不一样。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种历史结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历史方位，它涉及的时间范围相对较长；世界新的动荡变革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条件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时代场景，它涉及的时间范围相对较短，它与近年来逆全球化和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等事变有着明显的相关性；战略机遇期则主要是指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没有战争或战争威胁的历史时期，它的时间范围相对较广，具有变动性。二是概念的位阶不一样。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外交思想的基础概念，是对于我党已有“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判断的有关概念的有力补充和创新发展；世界新的动荡变革期是外交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概念的细化，实质上深化了我们关于时代内涵判断的认识；战略机遇期是我党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关于国际战略形势判断的重要概念，其内涵处于相对的变化之中，在当前与“新的动荡变革期”同属并行使用的一组概念，共同描述当前国际形势的历史特点。(66)三是角度不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概念与世界新的动荡变革期概念都含有关于时代内涵的新判断，致力于对国际关系的时间与空间的特征作描述，侧重于国际关系研究；而战略机遇期则服务于特定的一段时期对中国和平发展而言是否具有战略机遇，侧重于外交或国际战略研究。四是对发展机遇还是风险挑战的含义不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概念重点是指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都同时存在，并不存在机遇与挑战的孰多孰少的内涵；世界新的动荡变革期概念中既有风险挑战的意思，也有发展机遇的意思，但是显然动荡挑战的意思(67)居于前列；战略机遇期主要指发展的战略机遇。有时也称为发展机遇期。当前的战略机遇期观与20世纪的战略机遇观已有较大的不同：更加注重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给世界带来的机遇，更加注重科技革命和国际力量对比等因素给中国带来的机遇，更加意识到战略机遇之中有风险挑战已成为常态，(68)更加意识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给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带来了共同的机遇、中国发展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带来了更多的机遇等等。
(三)关于延伸概念的功能解释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概念体系中，延伸概念的外延一般较基础概念和核心概念更小，它们与现实国际政治与中国大国外交实践联系得更具体。这其实带来了双重理论影响，一方面是它的内涵比较明确，便于理解、沟通和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是它与现实政治斗争更接近，也容易受到政治化操作甚至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其含义需要作一定的辨析。实际上，不少概念的提出有着明显的中美理论话语权交锋的语境。将这些语境和概念提出者的考虑加以功能分析，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说，解释延伸概念，也面临一个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双重性质的问题。这里我们对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双边命运共同体这三个概念加以说明。
1.全人类共同价值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内涵不断丰富发展的重要概念。它最早于2015年由总书记提出，近年来在重大场合使用得较为频繁。党的二十大报告在第十四部分专门列出一段，阐明中国关于世界文明交流的国际倡议，将全人类共同价值概念在段首阐述，重视之意一目了然。(69)该概念的理论功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是这个概念是我国反击美国意识形态攻击的有利理论武器，它有力地批驳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使用的“普世价值”概念。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将“普世价值观”与西方现代化水平、社会发达程度以及在世界政治中的优势地位相联系，贬低和批评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观，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而发展中国家也一段时间内面临战略自信不足等问题，理论上不敢理直气壮地去讲民主、自由等词汇，造成了理论话语权斗争的长期被动；如今中国使用“全人类共同价值”概念，不但涵盖了和平、民主、自由等各国公认的价值观，而且还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推崇的发展价值观。二是它强化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伦理学维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政治伦理学的发展。外交思想从一开始就有天然的伦理维度，总书记从国际公平正义出发，针对全球发展失衡、国际关系困局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面临的种种赤字，(70)提出了一系列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和国际政治伦理学论断，从伦理学出发重构了国际政治概念体系，向全世界摆明了新时代中国外交在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和参与全球治理的道德立场和伦理关怀，提出的“正确义利观”、(71)“国际关系合理化”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等概念具有标志性作用，它在某种意义上讲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伦理基础。(72)三是它为人类文明、全球文化治理和文明交流互鉴等交叉研究发挥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2.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上文已提到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关系以及为何不将其列入基础概念和核心概念的几个理由。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对于外交思想概念体系的特殊性。使用这个概念，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其理论功能。首先，它有助于在理论层面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则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73)也就是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与目标，它是各类现代化目标的总和。其次，它有助于深化外交思想的理论内涵。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密切相关，对它的研究有助于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系统化；另一方面契合了增强战略自信这个外交思想核心要义。再次，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的纳入，将为外交思想丰富发展留下独特的理论空间。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概念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其上属概念似乎应是“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74)外交思想是以文明作为本体论的重要内容的，文明交流互鉴又是其重要关注点，因此，作为多元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自然属于国际关系研究和对外工作的基本对象之一，为将来的新型文明关系研究预留较大的理论空间。最后，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将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世界历史与人类文明理论，有助于在新的理论起点上反击美国的“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和“中国崩溃论”等谬误思潮。
3.双边命运共同体
双边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区域层面或两国关系层面的具体表现之一，也是总体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形式。传统的国际共同体理论认为，国际共同体是国际体系的高级形式，共同体之间各成员国之间形成了必要的集体身份和较为稳固的对于和平转移的预期；国际共同体总体上属于多边合作的成果，通常拥有三个以上的行为体，往往与全球治理或区域治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外交思想概念体系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领域命运共同体概念、区域命运共同体概念莫不如此。近年来，总书记倡议建设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的双边命运共同体，比如，中老命运共同体、中缅命运共同体、中国印尼命运共同体等，是对已有国际共同体理论的突破。关于其理论功能，不妨从这几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是双边伙伴关系提级增效和示范引领的需要。中国近年来致力于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与很多国家都建立了不同层次的伙伴关系。适度将双边伙伴关系网络中具有稳定成熟、全面发展、战略协作、守望相助等条件和特点的代表性伙伴关系，升级为双边命运共同体，提升了彼此间战略互信的程度和共赢型合作的水平，为其他伙伴关系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二是稳定周边化解外来风险挑战的需要。周边安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总书记于2013年召开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针对周边外交工作的高规格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出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将周边外交工作提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的高度。(75)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持续向中国周边国家施压，挑动事端破坏中国周边安全，遏制和迟滞中国和平发展和民族复兴。亚洲再平衡战略、印太战略、四方安全机制等战略措施一再证明了这一点。升级与有关周边友邻的伙伴关系，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有助于稳定周边关系，也助于稳住中国应对美对华“新冷战”战略的主要阵地。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现实化的需要。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理论界承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力和创新力，但是一度指责该概念过于理想主义。建立一些实实在在的区域命运共同体特别是双边命运共同体，有助于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性，用事实说明习近平外交思想是知行合一的理论体系。
五、习近平外交思想概念体系的特点及其研究建议
对习近平外交思想概念体系进行尝试研究，对作者来说是很大挑战。理论界、实务界和专家学者白首穷经、久久为功，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研究岗位做出了有各自角度和成果的重要贡献。作者为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任务，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概念体系作了初步梳理，供大家批评指正(如图5)。
图5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概念体系摘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对研究假定和方法的回望：成功与不足
作者有必要对本次研究方法作简要总结。通过以上四节的概念体系梳理，我们发现，用类型—关系—功能的概念分析框架来研究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基本可行的。外交思想概念体系存在着鲜明的层次性结构，可以分为基础概念亚体系、核心概念亚体系和延伸概念亚体系等三个概念层次。作者主要以举例分析的做法，说明了每一个层次的概念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构成了概念亚体系。初步研究发现，以“十个坚持”核心要义为选取核心概念并继而发掘对之具有下属关系的延伸概念的做法，与官方权威文献研究结果和代表性专家成果大致是吻合的，可以满足划分概念类型、厘清概念层次的理论需求。功能分析法是本文除文献分析之外的重要方法，也是本文的方法尝试。它针对不少概念具有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双重性质的特点，通过阐明某些特定概念提出和使用时的政治斗争语境等情况，能够帮助读者形成关于有关概念更加完整的理解，有助于弥补(字面含义的)理论分析之不足。尽管如此，笔者在研究中也深刻地感到，外交思想概念研究仍有大量的潜在和空间；本文虽然对有些概念如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了不少篇幅的分析，但其内涵与外延都有待继续研究。鉴于现有资料和笔者能力所限，类型—关系—功能的概念分析框架存在不完善之处，其中的关系分析和功能分析只能是初步的，类型分析缺乏统计学支持，功能分析也未对概念含义的功能外溢进行涉猎，等等。这应当是笔者今后研究中要努力的方向。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概念体系的科学性、开放性和自主性
也有必要对习近平外交思想概念体系的本次研究本身作些简要总结。外交思想拥有科学、开放、自主的概念体系。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理由。第一，外交思想概念体系具有科学性的特点。从作者现有的研究结果看，这个概念体系的结构是完善的，从横向结构看，核心概念围绕“十个坚持”核心要义，先后从历史方位、根本保证、历史使命、总目标、出发点、根本要求、重要合作平台、基本原则、重要着力点、大国担当、鲜明特质等方面揭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具有严密逻辑的科学内涵；(76)从纵向结构看，形成了10多个基础概念，30多个核心概念和更多的延伸概念构成的具有上属关系、下属关系和交叉关系的多层次概念群。
第二，习近平外交思想概念体系开放性的特点。外交思想中的概念体系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其他子系统中借用并内化了不少重要的核心概念，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新发展格局、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等；二是从2018年外交思想被确立为我们对外工作行动指南以来创造了大量的新概念，比如，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真正的多边主义、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三是以足够的理论自信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进行理论交锋交流，将“全人类共同价值”等概念不断赋予时代内涵，提出“中国特色人权事业”“人类文明新形态”等。
第三，习近平外交思想概念体系具有自主性的特点。外交思想“十个坚持”核心要义中使用的概念，除了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真正的多边主义等少数核心概念是在国际学术界已有概念的基础上加以复合创造之外，大部分具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特色和中华传统文化内涵的特色。“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对外工作”“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全人类共同价值”“正确义利观”等概念都具有高度的中国自主性。这些自主性概念之所以较多，一是因为新时代中国外交从国情出发，走出一条与西方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构建十分不同的道路，把对外工作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外交独特风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的战略自信等范畴纳入概念体系并作为核心要义；二是因为从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进行理论话语权交锋的需要和角度，创造和完善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概念工具，比如“正确义利观”“真正的多边主义”“新型国际关系”“全人类共同价值”等概念；三是因为以奋发有为的精神，从时代特征出发，联通世界并进而引领理论，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概念，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发展发挥了多方位的指导作用，(77)更是超越了西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开创了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境界。
(三)习近平外交思想概念体系的进一步研究建议与国际传播对策
1.外交思想概念体系研究大有作为、未来可期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新形势下指导我国对外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是一座富有中国智慧、中国表达、中国担当同时又包含时代思考、天下情怀、世界思考的理论宝库，不是几年十几年就能研究透、几十篇几百篇文章就能讲全的，应当全面学习、下功夫钻研和深入挖掘，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研究其概念体系的完善优化，研究其国际传播的方式方法。并应当把两者联系起来考虑，因为外交思想的概念体系建构之初就存有坚守本来、回应外来的顶层设计。而回应外来，讲好中国外交故事，关键是对一些核心概念作出符合本义同时又符合时代需要的解释，并适当创设新的延伸概念，随着理论创新的规律和大国外交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其概念体系。
2.关于完善习近平外交思想概念体系研究的建议
就当前概念研究的重点而言，作者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建议。一是建议重点加强对外交思想延伸概念的研究。延伸概念是外交思想概念体系开放性的重点理论领域。与内涵与外延比较稳固的基础概念、核心概念不同，延伸概念与外交实践的联系较为紧密，常常居于理论创新的最前沿，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创设新的延伸概念，并对已有的延伸概念作出适当的内涵或外延修正。比如，对于各类区域性、领域性的命运共同体，都可以做出已有概念的完善或新概念的创设。对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也可视情作出一定的补充。
二是建议以国际传播为切入点加强基础概念、核心概念的功能性释义。基础概念构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基本范畴，核心概念在外交思想是“十个坚持”核心要义的主要构成，两者构成了外交思想的理论主干，而是国际社会首先要了解的概念。“用外界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的语言和方式阐释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全人类共同价值等重要理念”，(78)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参考国家有关部门编写立法释义、司法释义的办法，搞好外交思想基础概念和核心概念的功能释义。作者在文中试用了功能性解释的方法，对某些概念作了提出背景、政治考虑、理论功能等方面的解释，有助于读者了解概念的真实和全面的内涵，这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三是建议对外交思想基础概念和核心概念试行“多元一本”外译数据库建设。习近平外交思想博大精深、概念丰富、要义清晰，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有机融合，中文表达富有深刻的思想性理论性及优美神韵凝练的中华文化特点，将之较好地翻译到外国去，达致讲好中国故事的目标，十分必要、十分紧迫，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讲好外交思想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故事，关键和困难都集中在对于基础概念和核心概念的中外翻译上。这需要翻译者本身也要认真深入学习外交思想的核心要义及其概念的真实内涵，同时探索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高度融合条件下的外语翻译规律，并加强翻译的组织协调工作，建设概念体系的“一词多元一本外译数据库”。这里的“一词多元一本外译数据库”有着特定的含义，即在概念外译数据库里，对于一个概念或一个理念，需要设立一个对外翻译的基本参考标准(“一本”)，同时允许有多元翻译表述(“多元”)，可以配有若干翻译的句子作为理解概念的参考。可以先期建立对100个左右的基础概念和核心概念的外译数据库，然后视情再吸纳更多的延伸概念。这样的好处是，对于基础概念和核心概念的翻译标准能够及时达成共识，有效地提升外译效率；在坚持外译工作指导有力的前提下，发挥广大译员和翻译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便于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做好因时因地的中外沟通工作，发挥民间外交的更大作用，尽可能以实际有效和生动活泼的方式让各国进一步了解外交思想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制度和理论的理解和认知。
注释：
①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外工作上形成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了它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要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第4页。
②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习近平外交思想，该概念的使用次数较多，为了便于排版等需要，以下文的两个情形中简称“外交思想”：一是同一段落内第一次使用全称，后面的尽量使用简称；二是图表内使用简称；在以下情形内不使用简称，一是标题内不使用简称；二是作为基础概念进行分析时不使用简称；三是与其他外交思想进行对比时不使用简称。其他特殊情形专门作引注说明。
③杨洁勉教授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体系严整、博大精深”，详见杨洁勉：《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体系》，载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编著：《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2年版，第20页。
④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8页。
⑤蒋天婵：《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现状与研究展望》，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35页、第36页。
⑥姜锋、史明德、杨洁勉、吴志成、任晓、金天栋：《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传播的意义、机遇与挑战》，载《国际观察》，2022年第2期，第12页。
⑦《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38页。
⑧栾建章：《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鲜明特征》，载《红旗文稿》，2020年第1期，第15-17页。
⑨这些论文的作者是(以发表文章时间为序，只列第一作者名字)：赵永琛(2018)、刘黎(2018)、卢光盛(2018)、宋效峰(2018)、邢丽菊(2018)、杨洁勉(2018)、陈须隆(2018)、阎德学(2019)、刘昌明(2019)、仇华飞(2019)、杨洁勉(2018)、郑泽光(2019)、栾建章(2020)、阮宗泽(2020)、徐坚(2020)、吴志成(2020)、茅文婷(2020)、马鸣锴(2020)、王昆(2020)、赵剑英(2020)、王秋怡(2020)、孙志伟(2020)、阮宗泽(2020)、王义桅(2020)、阮宗泽(2021)、杨洁勉(2021)、吴志成(2021)、于江(2021)、卫灵(2021)、邢广程(2021)、徐坚(2021)、赵可金(2022)、吴志成(2022)、邓烈(2022)、王艳(2022)、姜锋(2022)、郭树勇(2022)、蒋天婵(2022)、武心波(2022)、赵斌(2022)、张骥(2022)、毛维准(2022)、蒲俜(2022)、童成帅(2022)、卫灵(2022)、戴长征(2022)、郭树勇(2022)、赵磊(2022)、张历历(2022)、任鸿斌(2022)、于江(2022)、杨洁勉(2022)、郭树勇(2022)等。
⑩中国外交出版发行事业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中国翻译研究院：《中国关键词(新时代外交篇)》，2019年版，目录。
(11)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编著：《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2年版，目录。
(12)十八大以来，国家机关和学术机构作了大量的关于新时代中国外交新理念的研究和阐述。其中杨洁篪、王毅、刘振民、崔天凯、庞含兆、于洪君，以及叶自成、高飞、李隽旸、刘德喜、张洁敏、陈志敏、周余云等作了较早阐述。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解读中国外交新理念》，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4年，第8-171页。
(13)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7-34页。
(14)[美]加里·戈茨(Gary Goertz)著、尹继武译：《概念界定：关于测量、个案和理论的讨论》，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第153页、第153页、第154页。
(15)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页。
(16)习近平：《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出版说明”第1-2页。
(17)山秀蕾、包思瀚：《巴里·布赞的“首要制度”思想探析》，载《国际观察》，2019年第1期，第122-138页。
(18)刘昌明、孙通：《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创新发展与学术话语体系建构》，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9年第1期，第31页。
(19)叶自成：《习近平的九个外交新概念》，前引书，第74页。
(20)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40页。
(21)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5-7页。
(22)同上，第3页。
(23)同上，第5页。
(24)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述未来五年主要目标任务时，外交方面只讲了一句话，即“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提高，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5页。
(25)徐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内涵及时代意义》，载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编著：《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2年版，第65页。
(26)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2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0页、第22页。
(28)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出版说明”第2页。
(29)徐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内涵及时代意义》，载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编著：《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2年版，第74页。
(30)中共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
(31)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9页。
(32)同上，第12-14页。
(33)郭树勇、丁伟航：《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内涵与治理逻辑》，载《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第3-14页。
(34)于江：《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载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编著：《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2年版，第29页。
(35)中共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第10页。
(36)叶自成：《习近平的九个外交新概念》，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解读中国外交新理念》，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4年，第74页。
(37)中国外交出版发行事业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中国翻译研究院：《中国关键词(新时代外交篇)》，2019年版。
(38)卫灵等认为，以上八个方面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见卫灵、牛子谦：《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主要特点、学术贡献及研究走向》，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年第8期，第142-146页。
(39)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编著：《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2年版，第114页、第390页。
(40)王艳：《海外学者关于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述评》，载《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2期，第92-100页。
(41)于江、吴晓丹、张伟鹏：《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述评》，载《党建思想理论》，2022年第10期，第32-38页。
(42)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19页、第196-201页；中国外交出版发行事业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中国翻译研究院：《中国关键词(新时代外交篇)》，第78-82页。
(43)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32-34页。
(44)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79页、第84页、第87页。
(45)习近平：《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页。
(46)党的二十大报告多次使用了“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个概念。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3页、第60页。
(47)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3页。
(48)同上，第389页。
(49)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目录。
(50)同上，第180-195页。
(51)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21页。
(5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2-53页。
(53)刘飞涛：《构建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载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编著：《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2年版，第398页、第399页。
(54)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96-99页。
(55)郭树勇、舒伟超：《论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内涵的丰富发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11期，第11-12页。
(56)沈伟、胡耀辉：《美式小多边主义与美国重塑全球经贸体系》，载《国际论坛》，2022年第1期，第23、24页。
(57)习近平：《习近平外交演讲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24页。
(58)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106页。
(59)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载《人民日报》，2021年7月7日，第3版。
(60)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74页。
(61)《现代汉语词典》，第336页。
(62)叶自成教授早在2014年就把新安全观列为总书记的九个概念之一。参见前引书《解读中国外交新理念》，第85页。
(63)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71页。
(64)郭树勇、舒伟超：《论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内涵的丰富发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11期，第9-20页。
(6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7页。
(6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6页。
(67)阮宗泽：《深刻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载《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1期，第15-17页。
(68)郭树勇：《文化国际主义：新型国际治理的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3页。
(6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3页。
(70)刘黎、娄亚萍：《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伦理维度》，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8年第2期，第13-16页。
(71)关于正确义利观的伦理学意义及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联系，参见杨洁勉：《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体系探析》，载《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第14页；吴志成、李佳轩：《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正确义利观》，载《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3期，第31页。
(72)李文明、刘婧如：《论新世界主义与人类共同价值——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思路》，载《国际观察》，2021年第6期，第133-154页。
(7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3-24页。
(74)对于“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这个概念，有权威研究机构将归纳为“交流互鉴的文明观”，参见中国外交出版发行事业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中国翻译研究院：《中国关键词(新时代外交篇)》，2019年版，第36页。
(75)刘卿：《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载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编著：《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2年版，第251页。
(76)以上是中宣部、外交部编写的《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的权威总结。对于“十个坚持”核心要义的逻辑关系，还有一些不同的表述，比如从战略目标、基本原则、主要路径和根本保障等方面作了梳理。关于前者，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目录。关于后者，参见吴志成、吴宇：《习近平外交思想析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2期，第12页。
(77)参见郭树勇、张笑吟：《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国学派发展的影响——基于国际关系理论史的视角》，载《国际展望》，2022年第5期，第1-27页。
(78)王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 奋进新时代中国外交壮阔征程》，载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编著：《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2年版，代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