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以国有企业Z 厂的一项反对兼并的集体行动为例，分析了工人集体行动的“框释”过程，工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负面经历凸显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的认同，兼并式改革所具有的私有化性质激发了工人们的“主人”观念，加剧了工人对“共同体”和“家园”的留恋与集体认同。事实上，工人们意识到自己留恋的、能够提供生存保障的传统国有企业的“庇护”已经逝去，但他们可能借助那个时代的文化传统来为其群体利益的实现寻找合法性和可能性。这种延续着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亦可能改变中国市场化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社会主义；集体行动；文化传统

一

国有企业改造无疑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笔，以破产、倒闭、出售、兼并和股份制改造等手段进行的国有企业（后面简称国企）改制的意义，不仅将众多中小型国企推向市场，同时排出大量原有人员。据统计，在这一过程中，国有单位从业人员由1995年年底的11261万人降至2004年底的6710万人（国家统计局，2005：46），共减少了4551万人，比例为40%.如此大规模的减员是否遇到了工人们的集体抵抗？如果存在着集体行动，那么工人们是如何完成集体行动动员的？其社会动员使用的文化和理念是什么？

对此有几种观点，观点之一可称为“分化理论”。有学者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之所以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工人集体行动，是因为这一减员过程首先是以单位内部的“择优”形式完成的，使国企工人群体在年龄、技术层面发生分化，下岗工人们对弱势地位的自我认同，使被分化工人群体无法团结起来采取行动（佟新，2002）。观点之二可称为“顺从理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多数工人在具体改革过程中从情境理性出发，采取了服从、消极退出、个人倾诉的方式表达不满，但总体来说表现的是一种顺从行为（刘爱玉，2003）。观点之三可称为“传统反抗理论”。这些学者认为，工人们是具有强烈抵触情绪的，但是工人在抗议中诉诸的权利观念，仍然根植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那种权利观念，他们尚未能够依据已经发生变动的所有制关系，重新理解和定义自己的权利，并为争取这种权利而展开行动。这说明工人对企业改制的抗议，并不反映他们已经产生明显的阶级意识，目前的政治体制限制了工人认识和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陈峰，2003）。观点之四可称为“受害者理论”。该理论认为，国企改制对工人利益造成了制度性侵蚀，改制包含着一系列对工人的严厉措施：如集体下岗、丧失福利、恶化的工作条件等。工人在丧失国家有效保护的同时，因为没有自己的组织，逐渐成为市场和专制管理的受害者（Lee ，1999）。观点之五可称为“压制理论”，即认为国家角色并非呈现出减弱的趋势（waning of the state ），而是从直接控制（control）转为外部的宏观调控（regulate），各种用来调节社会秩序的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 ）都会对劳工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生产组织以“失序专制主义”（disorganized despotism）替代了“新传统主义”，在市场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下，工人阶级的型构不单受到经济资源分配的影响，也关乎权力、道德、文化观念和社会冲突的根本重整（李静君，1999）。赵鼎新和孙立平对社会运动及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思考将国企工人的集体行动置于更广大的社会运动背景下，由此理解动态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赵鼎新，2005；孙立平，2000、2005）。

而西方社会学界近十几年来对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的研究，常常将其归因为：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精英团结的程度、政治法律结构和地方文化等等（Vincent &Hodson，2004）。

1997年6月，国有Z 厂发生了一起工人集体行动，值得关注的是，工人的集体行动与厂职代会或地方政府在何种意义上或通过何种形式发生关联。计划经济时代的组织制度为何依然为市场经济下工人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合法和有效的组织支持。这些问题，使我们可以进一步回应陈峰和李静君在研究中曾经关注过的话题：工人在抗议中诉诸的权利观念与市场社会主义社会结构下道德和文化观念的重整，工人集体行动的文化基础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究竟有怎样的关系？

工人集体行动的文化基础之所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因为学者们越来越相信：并非是现实本身，而是人们对现实的解释引发了人们的政治行动（Klandermans ，1989）。集体行动的发生是因为存在一种集体行动的框释（collective action framing ），即一种与集体行动有关的认知和归因模式。它是集体行动参与者解释自己处境的一种共同认知，帮助人们确定其面临的问题、问题的原因，并对其做出道德判断。集体行动都有一个“框释”的过程，使人们形成对其社会处境的不公正及其来源的集体判断和认识（Tarrow，1998：109-111）。那么，对于Z 厂的工人来说，他们在集体行动中的共同认知和意识是什么？是什么能够使个人的情绪产生集体化的趋势，并以集体行动来证明其合法性。由此，我们可以来分析：工人集体行动的框释以及工人对其生活境况和集体行动的解释，是如何与更宏大的社会意识形态相联系的。此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工人集体行动的框释如何在传统社会主义的“知识库存”（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或新的社会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寻找资源？或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如何相互竞争，成为工人们进行社会抵抗时的动员工具？工人及政府的行动是怎样在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变迁的新意义上寻找自己的合法性？通过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理解当下中国社会变迁的政治文化基础及其变化的复杂性。

2003年7月至2004年6月，笔者与课题组成员四次到Z 厂进行调研（注1），每次约一周左右，访谈各类人员约50人。其中，集体行动的主要参与者Z 厂职工有45人，地方工会干部有1人，兼并方代表有1人，相关政府官员有3人。本项研究收集各类相关文件资料20多万字，整理访谈记录100多万字。以下是对访谈资料的分析。

二

Z 厂位于Z 市（中国中部省会城市）西部边缘的公路一侧，创建于1958年，以生产文化用纸为主。1998年2月对Z 厂的资产评估表明：Z 厂总资产8830万元，总负债5940万元；占地104亩；职工860人，其中退休工人171人，在业人员689人；职工在居住方式上是传统国有企业的特点，生活区与生产区只是一墙之隔。

1995年4月，Z 厂面临政策性停产，大量工人下岗回家，只保留了一条生产线。而后，时任厂长想用部分土地作抵押，向银行贷款搞开发，这一行动遇到了工人们的强烈反对，老工人和职工代表自发地组织起来，以“堵马路”形式进行抗议。这次抗议活动是Z 厂首次大规模变卖工厂财产反抗的集体行动。这次行动引发了市政府和主管单位的重视，在处理问题时，上级领导起用了职代会，职代会成员们通过举手表决的形式否定了土地买卖。

1998年8月，Z 厂被H 公司兼并，重新注册为H 公司的纸业分公司。H 公司承诺“在一年内分三次按3-4-3的比例逐步退还职工风险抵押金，补发所欠职工工资和生活费，逐步解决医疗报销问题，并补发企业所欠统筹办的职工养老保险金，妥善安置职工就业”。Z厂职工代表大会经过职工代表的表决通过了兼并协议。但是H 公司没有实现承诺，在这种情况下，原Z 厂的全体职工代表开会，以表决方式决定要求H 公司履约，如不能履行兼并时的承诺，Z 厂将与H 公司“脱钩”，取消兼并。此后，H 公司与Z 厂职工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之中，职代会代表和职工曾四次向市政府相关行政机构提出解除兼并的公告、报告及请求，要求H 公司履约。2000年6月，职工代表大会鉴于H 公司不能履约，决定采取“从非法兼并方H 公司手中收权的坚决行动”，进行了一场“救厂护家园运动”。这一天有200多名职工来到Z 厂参加行动，他们设立了护厂队，封锁厂区，阻止H 公司人员进入工厂。工厂门外打出的标语有“改革决不搞私有化”等。集体行动引发政府的关切，Z 市工会主席带队的市政府工作组进驻Z 厂，并主持召开全厂职工大会，重新选举职代会代表。新职代会表决一致赞成“解除兼并”。

2001年1月，在市政府工作组的协调和监督下，Z 分公司工会与H 公司达成解除兼并协议，Z 分公司将“在不退回国有前提下，尽快将原Z 厂现有净资产，经重新评估后，依据国家有关政策，量化到每一个职工个人，成立一个由职工持股的公司……”2003年8月，Z 分公司职代会选举产生了一个董事会，注册了资本，成立了M 公司，成为职代会带领职工集体行动的一个典型案例。（注2）

（一）生存困境凸显了社会主义文化传统

国有企业改制的本质是将一批中小企业推向市场，无论以关、停、并、转的哪种方式实现改制，工人的经验往往是负面的。首先，他们直接经历到的是生存危机。在工厂被迫停产后，Z 厂的许多工人为了“顾生活”，不得不从事高劳动强度、超时工作、低收入和不确定的非正规就业。小杨师傅（1961年出生，女）一家的生存状况就是个例子。小杨师傅1980年高中毕业接替父亲工作进入Z 厂，一直干到1994年工厂停产。她说：

俺们家兄弟姐妹四个，三个都在这个厂里，我父母，我和我的两个妹妹都在这个企业……这样一家一家在厂的很多，我看有一半……（工厂停产后）我回家呆了一个月，（后来）又在外面造纸厂干，是私人小厂子。因为有技术，算是技术工人。他们是按计件给钱的，私人用人可狠了。他是按照吨来算件的，一天干12个小时，歇一天，再上12小时，没有礼拜天。去年（2002年）电力紧张的时候，我们一干就是20多小时，为了挣钱，为了顾生活，都是那个样……我现在一个月拿500多块钱，别人拿300来块钱。他（老板）说，我有技术，非要让我在那儿，等于每个月给我加了150块钱。他说，你上别的地方去干不是他们要交统筹吗，我就给你这150，算是我给你上统筹了。市场就是这样竞争。（注3）

小杨师傅的生存状况在Z 厂是较好的。在Z 厂，多数工人在各处寻找着临时工，在工厂停产的十年时间里，工人从政府拿到过两次钱，都是在春节前，两次都是150元。兼并方发过三次生活费。因此，即使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也同工人们一样在四处打零工。赵师傅是一位1974年进厂的工人，他说：

那时工人是老大哥嘛，那是毛主席提倡的，现在是、现在是工人是最底层的……以前，就说一个问题吧，小孩儿入托问题吧，上学问题吧，一般你看像这个厂里头，基本上那就有这一套，有卫生所，有幼儿园，甚至有的有自己小学、中学……（19）88年那阵，也想计划干（买卖），后来因为啥，那时候在咱思想观念里头工人好像一干就好像是啥了，跟过去那投机倒把样了。就有这个概念。再一个其实，这个、这个、自从开放以来，我总觉得，前期开放啊，国家开放不是那，不是老成功的，那个暴发户啊，素质比较低，就是在工厂里也不好好干活儿的那一号儿……还是思想观念的问题。最起码我知道自己付出了劳动，知道这个劳、劳、劳动的成果你也有一种，啧，自己有一种，哎，劳动自豪感，不是说不劳而获那种感觉。但是小店不让开了，说是影响市容……H 公司的人呀都算些诈骗犯，跟一批小偷那样。我们那是害怕资产往外头流。原先我真认为工厂是家。现在，我、我感不到它的温暖了。当我困难的时候，一点事儿也帮着我解决不了。现在社区这一块儿还可以。所以这一块儿我感谢国家，国家给了这个政策，但是我不感谢厂里，厂里等于给你踢出去了，现在还管点用水、用电。可能是国家意识到这一块儿，出台了这个低保的政策。你最起码，这吃不饱、国家也叫你饿不死。最起码叫你基本生存呢。我感到有个自卑感。因为啥，老吃国家这一块儿他本身给你的好像施舍的，对不对？（注4）

事实上，虽然Z 厂被迫停产，但工厂将厂房以租赁方式出租，用其盈利为工人支付水费、电费等基本生活开销。例如，它明确规定工厂每月为工人支付20度的电费，5吨的水费。也就是说，Z 厂对工人的生存型庇护传统依然部分地被保留下来，绝大多数在工厂居住区的工人得到了住房、用水、用电的基本保障。

工人们对于自身状况的解释包含两种逻辑：一种逻辑来自于计划经济传统，他们特别强调“有基本的保障，反正饿不死，政府也不会让我们饿死”；另一种逻辑来自市场经济的意识，他们会不断地解说“我们要竞争”。这两种解释具有互相增进的特点，只是方向是相反的，即对计划经济时代的留恋会加剧其对市场经济的抵触，而对市场经济的抵触又会加深他们对计划经济时代的留恋。这使工人们对自身生活的解释也是矛盾的，既看到了需要竞争的一面，也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经过市场化的运作，如卖地，还可能分享计划经济的最后一杯羹。

Z 厂工人对其采取的集体行动有着一套自己的解释框架，这首先是建立在他们对自己生活境况的解释基础上，这种解释具有社会性，是人们的共同认知。Z 厂的工人构成有两类：一类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进厂的老工人，他们积累了大量有关计划经济时代工作的经验和记忆，到90年代中后期他们基本上已经是40多岁。另一类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主要是以接替父母工作的方式进厂的工人，他们多从父辈处继承了有关计划经济时代工人工作的正向记忆。当工厂被政府政策性停产和被兼并时，Z 厂职工共同面对了市场经济的压力。

而这种体验凸显了计划经济下国企“生存保障型”工厂政治的意义。计划经济下国企工厂政治以国家垄断资源，并保护国企工人利益的方式形成了工人对工厂的忠诚和依赖，构成了工厂与工人之间以互惠原则为基础的政治关系，这种生存有保障的经验被工人视为理所当然。当国企改革将工人推入市场时，它不仅割断工人与国家之间的心理联系，使工人被迫进入竞争；工人们在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下经历的生存危机更加剧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时代那种“有保障的”生活的怀念，并在其自身生活的社会圈子中形成了对变迁的抵抗情绪。

（二）国企身份的符号意义以及工人对国家的信仰

那么，为什么工人们会以上访的形式来找政府表达自己的要求呢？这里存在着一种工人对国家的普遍信仰。工人们相信自己对工厂的劳动贡献就是对国家的贡献，而工厂的兼并和破产也是国家的事，政府不会坐视国家利益和工人生存不管。正是这样的信仰，促使Z 厂工人的集体行动不断指向政府，但他们又一再表示，他们并不想作出任何反对政府的举动，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引起政府的关注，由政府来协调和保护市场交易中的工人利益。正是由于这种对政府的信仰，强化了他们对自己国企身份的重视。工人们相信兼并方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兼并过程中最终看中兼并方的最重要原因，是因为兼并方是一家“国有控股企业”，工人们强烈地希望保持国企工人的身份，即使在占有工厂的激烈行动中，他们要求的也是“回到国有”。“国企工人”身份的符号意义在于：它是工人与国家的联系，只要有国企工人的身份，政府就不会坐视不管。

在工人们的解释中，由职工代表大会举手通过的兼并方案，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基本的生存保障，还要把他们最后的希望——工厂的土地掠夺走。“这是国家财产呀！”这种认识超越了工人之间因为技术、年龄、岗位等方面的差异，使他们一致坚信只有找政府才能解决问题。车间工会主席曾某（女，57岁，1976年入党）是工人集体行动的积极参与者，按照她的说法，她这样做的理由是：

国家不能看着国有资产就这样流失吧。H 公司给俺们说它是国有企业，属于国有控股兼并，后来他不履行协议，工人给激怒了。他就是搞房地产呢，把这个厂卖空了……再说我还得依靠厂呢。工人的期望并不高，工人的期望就是保住咱们这一片土地，重新恢复生产。我们跟市政府的要求就是两条，履行协议和恢复生产。那协议上说的是扩大再生产。“（注5）

一位积极参加上访的40多岁的刘女工说：

我们找市政府，他得负责。你看H 公司不履行协议，你不给人家安排职工，人家职工什么都没有，你还又来卖人家地，那你还不保护着人家，你说人家（工人）咋办？市政府说，你必须咋、咋……你说他站到中间，他也作难，他也给俺讲了这个道理，当时俺也理解了。俺觉得俺就是占着理呢，俺啥也不是，就是占着理呢，没有办法啊。（注6）

1999年9月，Z 厂30多名工人到主管部门轻工局和市委反映情况，赵师傅是其中的积极分子。赵师傅1955年生，1974年从农村回城进入Z 厂工作至2000年。1999年他和妻子开过汽水摊，因为市政管理马路小摊，他们的生意被迫中断。赵师傅后来生了病，无法劳动了。他的妻子也下岗了。他们还有一个女儿，幼师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正式工作，给一家商场看摊，工作时有时无。访谈时，全家靠政府提供的每月300元最低生活保障生活。他说：

上访到市委不是我组织的。这都是自发性的。就是工人自发性的。工人是因为啥？因为他们一直说要把我们的土地卖了，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政府）再迟迟不解决，工厂要万一给他卖了咋弄？一个是工人们老无所养，再一个这个是国家财产，属于国家的财产，属于国资啊。H 公司这个属于个人的侵吞啊，所以工人就一致不答应。不答应就是说，当时去市委了以后，到了那个接待办，接待办就是给我们那个轻工局的打了电话，我们就到轻工局里谈，我们工人代表的要求就是，卖地以后工厂如何发展？要把计划拿出来，欠工人的工资怎么办，按照协议，欠工人的工资或者是生活费都应该及时给发放……说我无理取闹。我跟你（政府）对话怎么是无理取闹呢？我要吃饭啊，我要吃饭，你（政府）给我安排不了工作，你（政府）又不给我兑现兼并的协议？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注7）

在工人的解释中，政府是要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的。因此，工人们上访、“堵马路”，甚至到北京上访，都坚定不移地相信政府是会听取工人意见的，政府是可以也是应当保护工人利益的。在工人的行动逻辑中，采取集体行动的激进方式并不是与国家作对，而是向政府“提醒”，希望以此引起政府的关注。工人们并没有反对兼产，而是反抗欺诈兼并。在工人们看来，工厂被H 公司兼并是政府一手所为，而H 公司的不履约也正是政府的不作为，在这种对自己生存境况的解释中，政府成为“国企工人”可以期待的惟一组织，“俺得生存”、“俺得依靠Z 厂生存”、“政府不能坐视不管”等等成为工人集体行动为什么会以上访等形式给政府施压的原因。

（三）“救厂护家园”的集体认同

在Z 市，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改制采取了依靠计划经济的企业传统来应对市场变迁的作法，即依靠职代会来协调工人利益与兼并方利益。首先，兼并是通过职代会表决通过的；第二，在解决是否解除兼并的问题上，市政府的工作组依然启用了新选出来的职代会。然而，这也在组织形式上为Z 厂工人的团结提供了保证，职代会策略性地使用了“工厂即家园”的解释，由此形成了工人们具有共识性和社会动员力的符号性解释：反对欺诈兼并就是保卫家园。它的意义是深远的，表明工人对生活境况的框释与集体行动所需要的一种更为宏大的意识形态相关联，是一种将工人带回到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中的集体认同。

在1999年10月6日Z 厂成立“反兼并诈骗，救厂护家园运动”后，一封给H 公司的法人代表、题为“Z 厂工人阶级考验H 公司的履约能力的最后期限”的信，同时上报Z 市财政局、国资局、政法委、工商局、轻工局、轻工总会、公安局分局、派出所、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和厂内各租赁单位，工人们在行动之前，向政府各部门表明自己的要求是需要证明H 公司的兼并是有诚意的。

1.H 公司在“兼并协议”的五条2款中承诺，在1999年8月24日前，还清拖欠职工的600万元费用（特别是原企业所欠统筹金，及按原企业报销政策批复的全部职工医药费）。现已逾期一月有余，还欠70%未兑现。请在10月24日前，全部还清到位，并提供权威可信的证明材料。

2.撤消你们以莫须有罪名对三位职工的处分。

3.若今后仍有诚意，并有能力使Z 厂恢复和独立发展，请务必做出切实可信反应。否则，你们就再次自我证明，用欺骗手段非法获得的兼并资格，终因没有诚意，也无实际能力履行兼并承诺而自行消失。^届时，纸厂工人阶级将以主人翁精神，对Z 厂所有财产实行良好保管。

在工人眼里，他们“保护国有资产”就是在保卫自己的“家”。“家园”的符号意义，在于工人们相信他们对工厂的土地具有“自然的权利”，正如本课题组成员朱晓阳所说：工人们表达的对Z 厂的感情和“所有”，与一个农民对自己村庄的感情和所有没有什么区别，是一种土地享有感。兼并事件可能强化Z 厂工人对“家园”这一想象共同体的认同（朱晓阳，2005）。笔者认为，这或许并非是想象的共同体，而是一种实在的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Z 厂“职工”和工厂的联系是因为其继续保持的与工厂的身份隶属关系，因为在工厂停产三年后，工人与工厂的联系主要是其居住的地缘和对Z 厂的资产“土地”的所有感。作为研究者，我们目睹和感觉到了Z 厂职工内部各种派别的争斗，但是“家园”的信念使职工们超出他们之间的分化和分歧，组成了一个价值同一的共同体。在共同体信念的基础上，职工代表大会成为工人集体行动的积极和合法的组织者，组织形式的合法化使工人行动也获得了合法性的叙述形式。“家园”概念表达了持续着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这一文化传统的信念是：工人通过工厂而隶属于国家，而国家也通过工厂赋予工人以主人的权利。通过这样的集体认同，工人对自己生活境况和权利的解释与更宏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联系了起来，而这种联系又不同于20年前的社会主义，它事实上已经是当下社会情境下的新文化了。

三

1999年10月，“反兼并诈骗，救厂护家园运动”口号的提出，使Z 厂工人的集体行动具有了更强的政治内涵，而“工人阶级将以主人翁精神，对Z 厂所有财产实行良好保管”的宣言，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话语特点。事实上，在工人集体行动的整个运作过程中，社会主义的文化传统与市场经济的竞争逻辑之间一直处于竞争状态，而工人则在其文化选择中确立其行动的合法性。

如果说中国的社会转型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那么，工人在行动中赋予自己行动的意义或其使用的话语资源既可能来自计划经济，也可能来自市场经济。Z 厂集体行动的主要组织者是曾任该厂副厂长的总工程师王工和后来被工人选举成为工会主席的刘女士。访谈发现，这两位组织运动的领导者在行动目标上存在明显差异，他们采取的行动可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对行动的解释、最终目标，以及行动策略是不同的。

工会主席刘女士是中专毕业，1988年调进Z 厂，1993年自动下岗去开毛巾厂，有一定的经济积蓄。后来，由于同情工人低劣的生活条件和不屈不挠的上访而开始参加集体行动。她在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同情心和勇气得到了人们的信任。“八八事件”之后，她被工人们选为工会主席。她的主张是一套现代权利和市场化的理念，她指出，“以职工合法权利为基础，要回工厂，其后可以再次被兼并，也可能自己开发，走出困境是要与政府合作和让工人有活干。”她说：

6月7号就等于把厂，就等于是占了，在占之前我们给工人开会就说是，工人的骨干哪开会。我说：第一，咱必须得有几个规矩：第一，进厂以后绝对不能打砸抢，因为你要打砸抢啊，这就破坏了整个造纸厂的、企业内部，生存的问题了；第二，不能大家都骂人哪，你必须得规定啊；第三个，不能上街堵马路，咱把咱厂的门儿看好，不要上街堵马路，咱必须得做到这三点儿。基本上我们都统一思想了。反正在当时来说，我们就和王工的思想就有点冲突，观念性的问题就有点儿冲突了，啥冲突呢……开始比较紧张啊，气氛也很紧张。24小时工人轮班值班儿啊，分了是三个班：一个班是晚上专门值夜班的；两个班一个班是早班，一个是下午班。因为白天这个班儿啊大部分都是老太太们，晚上的这个班儿呢，好多都是年轻人。为啥说晚上年轻人比较多呢？怕他晚上来冲突。像我们这年轻人都在晚上在这儿值班呢。反正是，这就开始，反正有的意见就开始不统一了：王工主张的啥呢？嗯，反正是，这咋说呢，咱也不能说他啥吧，我就不同意他那个观点儿，他就有点好像是“文化大革命”那个，啧，那个性质样，造反派那个性质样，因为他原来就是——这是他自己说了啊，我可不是我那啥——他干啥就有点偏激。他写那东西，在那搁着了，反正我，不好评价他那一块儿，反正我只说偏激。我们的思想就不统一。不统一以后，因为运作这一块儿呢，我就感觉到，啧，跟着他在一块儿吧好像是，说不上来，心里就好像就有点压抑感样的。我说，我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啊，我感觉到你这样做有点不合适。他说，咋个不合适呢？嗯，他们是欺诈兼并。咱就要把革命进行到底。你现在说革命进行到底都是无用的话，咱现在就面对咱这个现实，咱咋摆脱H 公司，咱现在主要目的摆脱H 公司。（注8）

刘女士虽然极为不同意王工的做法，但是她依然积极地参与活动，并对王工的做法听之任之。在集体行动中，“反欺诈兼并”、“反私有化”的口号最终还是挂在了工厂门口。因为刘女士强调的市场经济的逻辑没有普遍的动员力，而计划经济时代的话语则成为反映工人心声的重要工具。这一状况具有历史的偶然和必然。从其偶然性来说，是Z 厂有一个王工；从其必然性来说，王工是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人，他的思想意识属于那个时代，而他所使用的语言、行动方式和其最终目标是工人们熟悉和敬佩的，具有强烈的感召力。王工1942年出生在广东省，1972年到该厂工作，一直干到2004年退休。他说：

我在这个厂算是一辈子，就是说一辈子靠着这个厂。所以，说起来嘛，每个人啦，在一个厂的时间长了，对这个厂会有一定的感情，这个感情也是可以说是现在的国有企业改制的一种……一种最根本的来源，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东西。我是在这个厂里几十年了，我们出来是先当工人，当工人后来又是车间主任，又是技术员，又是科长啦，我最高的职位就是副厂长，抓过生产、技术啊，然后是副总工程师。

……我有我自己的思想路线，“誓要把厂拿回来”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不这样不行了，不能让他们修修补补，必须把财产拿回来，我们当家作主———这是我自己的思想。我就开始把这个思想灌输给大家，而且的话，在这个过程中，原来领着干的两个老共产党，他们的目标和我的目标不一样，所以后来也就出现分裂……他们的目标呀，就是兼并协议执行就行了，他们考虑得比较近一点……但渐渐他们就接受了我这个思想——我们应该坚决（把厂）拿回来……你拿回来自己恢复我们自己的主人翁这个地位。你交给人家来卖了，你始终是失去工厂，无家可归的。后来大家都认为我这个（想法）有道理，全厂职工都接受我这个思想，都团结在这么一个口号底下。

“救厂护家园运动”获得了工人们的一致认可。王工这样说：

这是国有工厂。工人呢是国家的主人，所以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既然是你这个厂要改制，你为什么不让工人说话，这是个政治问题，是吧，这是个政治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因为过去我们国营企业的工人都是第一。所有的剩余价值你都拿走了，是吧，你现在你突然就不管了，这一部分怎么安置，怎么保证他们的生活，从政治上，我们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就两条：兼并方，第一，你要还清这个厂的债务；二，你要安置这个厂里的职工，就这两条。（注9）

在一份由职代会代表所写的“关于原Z 厂职工与兼并方老板严重冲突的真实历史与根本原因”的报告中，也有这样的一段话：

Z 厂法人财产，原是国有财产，即全民所有。而作为全民之一部分的纸厂全体职工或以其职代会形式，对其法人财产在兼并行为中的所有权转移，是否合法，仍享有不可动摇的“主人翁”监督责任地位，这在《宪法》16条，《工业法》9条相关条文明确规定……采取收厂收权行动，确保对合法权益损害不继续扩大，其合法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正是觉悟了的工人阶级的本质，社会主义制度有生命力的表现，也是走向法治的良好表现。

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解说工人的生存困境，与从市场化角度解释工人的生存困境，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逻辑。前者是从计划经济的角度来理解当下的市场经济，并建构出了对自己生存困境的生产关系的解释；而后者是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认为工人的困境是其缺乏竞争力的表现。对于Z 厂的工人来说，计划经济的文化传统似乎更具有感召力和政治动员力。与Z 厂工人早期要求H 公司的履约不同，此时工人要求的逻辑前提发生了变化，工人要求从兼并方讨回自主权，而不是在兼并方的手下讨一碗饭吃，他们是要做工厂的主人。事实上，每个工人似乎都了解他们不可能做工厂的“主人”，但是这样的解释为他们的行动找到了可以支持其行动下去的合法性，同时，工人们要求的“权利”包含了许多市场经济的文化逻辑。

工人占领工厂的行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但迫于工人集体行动的压力，在市政府工作组的协调下，也解除了H 公司的兼并。工人们并没有回到他们想象的家园——“国有企业”；但兼并协议也宣告破产。兼并方在工人的反抗之下不得不放弃对Z 厂的开发。对此，兼并方的顾问文先生说：

由于工人的反对而使已经签约、并实施了一年的兼并再次脱钩，这样的事在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广州、上海都不可能发生。这个厂的工人有它的传统，他们的观念太落后，这是市场经济下不可能发生的事。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城市改革艰难的原因。（注10）

一场“不可能发生的事”就在Z 厂活生生地上演了！工人的集体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路径。“工人是工厂财产的主人”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成为了动员工人行动的有效的文化资源，但其内涵已经具有了新的意义，例如，它充分表达了工人们“法律权利”的概念，这似乎也内涵着市场经济的逻辑。

四

本研究发现，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市场经济取向的，但在其运作过程中社会主义的文化传统依然持续存在，并有效地发挥了其文化动员的作用。这种文化传统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个人权利观念和国家观念，并成为工人解释其生活境况的文化资源。当工人们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活境况的解释与持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相连接时，其集体行动便在充斥着旧意义的话语中创造了新的意义和内涵。

从Z 厂工人集体行动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相对于主流的市场竞争的意识形态，工人们对其生活、行动和集体行动的框释更具弹性，也更被具体的情境所影响和建构，更能运用已有的经验和文化传统对其行动做出选择。在工人的集体行动中，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的意识形态相互竞争，交替出现，但依据其经验，社会主义的文化传统更显示了其社会动员的力量。第二，国企工人集体行动的框释可能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在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中，市场经济的竞争逻辑几乎是惟一可供选择的框释；而国企工人们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作经历及其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可能成为促成工人团结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简单的对社会主义话语的重复，而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工人们的共同记忆和共同文化遗产。第三，社会主义文化传统通过工人的集体行动作用于国企改革的路径或程度。工会和职代会的组织机制为工人集体行动提供了有效的组织资源。从实践过程看，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确存在，且成为有效地解释其生活的文化基础。

特别值得讨论的是，这种持续着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对中国社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这一文化的核心是工人相信他们与工厂和国家之间有着特定的关联，这是一种特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形态。汤普森在谈论英国工人阶级形成时强调了英国工人阶级在政治和文化上保持的连续性。“工人阶级的形成不仅是经济史上，而且是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事实……工业革命过程中变动着的生产关系和劳动条件……是施加在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身上。这些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是由潘恩传下或由卫斯理宗铸成的。工厂工人或织袜工人也继承着班扬的传统，继承着人们记忆中的村庄的权利，继承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也继承着行业的传统。他们是民众宗教信仰灌输的对象，又是新政治传统的创造者。工人阶级被别人形成，同时也在形成自己”（汤普森，2001：211-212）。

同样，中国的国企改革面对的是那些相信自己是或曾经是工厂主人的工人们。与渐进式的国企改革不同，兼并式改革所具有的私有化性质会激发工人们的“主人”概念，加剧工人对“共同体”和“家园”的留恋和集体认同。如果私有化的过程容纳了工人利益，市场经济的权利意识和竞争意识便可能被工人们启用；否则工人们便会启用其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意识，将自己无法实现的权利指向政府，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要求。事实上，工人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留恋的、能够提供生存保障的传统国有企业的“庇护”已经逝去，他们只是借助那个时代的文化传统来为自身群体利益的实现寻找合法性和可能的利益最大化。但是工人们提出来的要求却是市场经济的逻辑，他们要对“国有资产”提出自己的所有权。在后一种意义上，Z 厂工人的集体行动可能也是一种新型社会运动的雏型。

我们是否能够进一步论说，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社会关系是复杂的、有张力的。政府控制和协调之下的改革包含了各种社会关系、制度和文化之间的冲突，冲突的各方从各自的需求出发寻找其行为的合理性解释，一部分的解释逻辑和利益要求来自社会主义的文化传统，另一部分的解释逻辑和利益要求来自市场经济的文化理念。那些看起来可能是冲突和矛盾的理念，在人们的行动中并不是以冲突的形式出现，而是更像一个同时储蓄了多种工具的箱子，人们情境化地、甚至机会主义地使用其所需要的工具，但历史是连续的，这种历史的连续性会使每个群体更多地从他们经验过的文化遗产中寻找行动的合法化解释。

注释：

注1：本课题得到中国发展基金会的支持，课题组成员有佟新、戴建中、朱晓阳、龙彦、朱庆华、吴峰、马丹、李文芬、傅丽、梁萌等。

注2：但是这一成功并没有真正改善Z 厂职工的状况，由于负债累累，M 公司一直无法进行生产。但这是另一题目了。

注3：访谈时间：2003年7月10日，访谈员：朱晓阳、朱庆华，整理：朱庆华。

注4：访谈时间：2003年7月9日；访谈员：朱晓阳、朱庆华；整理：朱庆华。

注5：访谈时间：2003年7月10日，访谈员：戴建中、佟新、朱庆华等，整理：朱庆华。

注6：访谈时间：2003年7月10日，访谈员：佟新、戴建中，整理：朱庆华。

注7：访谈时间：2003年7月9日，访谈员：朱晓阳、朱庆华，整理：朱庆华。

注8：访谈时间：2003年7月11日，访谈员：戴建中、佟新、马丹、朱庆华、李文芬，整理：马丹。

注9：访谈时间：2003年7月12日，访谈员：佟新、戴建中、李文芬、马丹、朱庆华，整理：李文芬。

注10：文先生就职于Z 市某高校，同时兼任H 公司的顾问，在他的指导下，曾经成功地进行了一些资本运营。访谈时间：2004年6月底，访谈员：戴建中、朱晓阳、佟新、梁萌、马丹。由于没有现场录音，资料为笔者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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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原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来源：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article/2006/03/8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