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劳工政策是由政府制定的、用以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各类法律、法规和条例等。近年来劳工研究的理论发展至少表现为4个方面：即公民权或公民社会视角、文化视角、阶级视角和后现代主义视角，这些理论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文化和意义符号、利润和财产关系以及性别、阶级和城乡关系的重叠来理解劳工状况。这4种取向可形成分析劳工政策的不同理论框架和学术成果。

关键词：劳工政策；公民权视角；文化视角；阶级视角；后现代主义视角

「收稿日期」2008-01-16

「作者简介」佟新（1966-），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200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5JJD840143）"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劳动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

劳工政策是社会政策之一，是由政府制定的、用以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各类法律、法规和条例等。劳工政策要求满足两方面内容：一是要解决劳动者所需解决的公共问题，如劳动时间、劳动保护、劳动安全、最低工资标准等社会控制问题，可称为劳工政策的"控制性"；二是要有能力和具体的办法解决社会存在的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公共问题，可称为劳工政策的"效能性".

制定劳工政策的目标是要使劳方受益，是为劳工而重建社会政策，以使劳工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好处。劳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两个连续的过程，前者关系到对劳工利益的基本保障，是满足其控制性的；而劳工政策的实施程度则是满足其效能性的。近年来劳工研究的理论发展至少表现为4个方面，劳工研究从失语状况发展出了公民权或公民社会视角、文化视角、阶级视角和后现代主义理论视角，这些理论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文化和意义符号方面、利润和财产关系方面以及性别、阶级和城乡关系的重叠来理解劳工状况。这些理论对劳工政策具有不同的优先权取向，有的强调立法建设、有的强调工会建设、有的要求增加话语权、有的强调平等待遇。在和谐社会建设的大背景和全球化的国际条件下，中国劳工政策带有较为强烈的公民权意识。本文将以公民权视角为核心，关注不同学术立场的劳工研究成果对劳工政策的意义。对每种劳工理论的分析包括3个方面：一是分析该理论的价值理念；二是分析该理论对现有劳工状况的研究成果；三是分析该理论可能对劳工政策或劳工政策实施产生的影响。

一、公民权/公民社会视角和法制建设

公民权或公民社会视角是现代公共政策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提出公共政策的公民社会模式的马歇尔，从一开始就讨论阶级与公民社会的问题，并提出了社会契约的概念，即人民与政府之间默认的一种契约，如果没有这种契约现代国家将无法存在下去。而当谈到政府建设的福利社会的契约时，公民资格问题便应运而生了[1].而现当代学者如斯科克波等则将国家放在观察的中心[2].

近20年来，公民社会和公民权视角已普遍应用在劳工研究中[3]，并与阶级视角彼此呼应[4].公民权理念暗合了市场的、理性的、法制的等现代性的追求，它不是对阶级分析的摈弃，而是将阶级分析推向更有普遍意义的"权利"上，工人不再是被剥削的个体；而是一个与任何人一样享有权利的"人".其基本的价值理念是强调平等，特别是机会平等。

对公民权的关怀普遍存在于对农民工的解释上，因为他们的户籍状况而在劳动力市场中缺失了公民资格。当农民工以"用脚投票"的方式表明其"存在"时，其公民资格问题显现化。有学者提出，只有把农民工的问题视作乡城迁移者如何获得市民权的问题，而不是视作"农民工"的权利问题时，这一问题才能得以真正解决。[5]《劳动合同法》的本质就是将一切劳动者同等地纳入到法律的保护中，同样地享有各种社会保障的权利，这背后的推动力是市场因素，它打破了多元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特别是身份制的限制，将工人、农民工、小白领等诸多的个人还原为同一的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

有关公民权意识的觉醒，则更多地出现在前国有企业工人中。因为前国有企业工人呈现了波兰尼模式，是市场力量的作用。前国有企业的职工曾经享受过特定的社会契约，被国家福利所覆盖。当他们面临下岗和离职的威胁时，工人与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重构了他们的公民权意识。这种力量推动了中国不同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特别是最低工资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设。

公民权理论更重视国家因素，关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国作为"国家主导"的社会变迁，国家是一个理性的、具有自身利益目标的行为主体。国家从自身的利益原则出发，仲裁、协调和调整市场过程中不断涌现的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6].目前各种劳工政策的出台基本上都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劳动合同法》的出台，表现出国家对市场中各种利益的协调和调整能力，是在妥协中出台的。

从公民权理论出发，劳工政策的实施过程并非易事，它需要各种力量的干预。因此，在社会学界的劳工研究中，不少学者看到要通过"社会干预"进行实践社会学的研究[7].同时，有不少社会学家积极地加入到实践中，从政策层面、NGO组织层面和行动研究的层面干预劳工的状况。一批有关劳工的NGO 组织得以产生，如"女工关怀"、"打工妹之家"、"协作者组织"等，并有诸多学者参与到实践社会学中来。全球化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生产体制，也在中国劳工领域催生了一个个新的生产主体和组织。对外来工组织的观察发现，外来工组织的成长与全球化紧密相关，特别是与跨国劳工团结网络的资金、团队管理经验和劳工服务理念相关，跨国网络在中国的活动有利于外来工组织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和谐进步。[8]劳工NGO 组织的发展不仅与全球化相联，也与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们的积极投入相联，这为中国劳工政策的实施提供重要的基础力量。

二、劳工研究的文化视角和共同体的建立

文化视角源于韦伯主义对社会行动与意义世界相互关联的理解，它强调主观世界，并寻找主客观之间的转化关系。在劳工研究领域中，社会学家看到劳动关系和劳动过程中充斥着文化——即共享的意义，这些共享意义影响了劳工对自己生活的理解及其顺应或反抗的方式。在这一传统下，展出了各种"社会认同"、"社会排斥"等理论，也发展出"失语症"、"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等概念。

对劳工政策而言，文化视角的分析强调"共同体"概念，即在认同、自我意识和共同利益方面具有共同感的社会群体，强调人是"社会性存在"，其价值理念是强调对共同体价值的诠释和对共同体关系标准的理解，并批判个人主义。

社会认同理论是在寻找"共同体"或"我群与他群"的观念是如何产生的，即什么样的人会认为自己是一类人。所谓的"共同体是一群人，他们在表达其认同感时，吸收了一组相同的符号资源。"[9]对那些失业、下岗和"准下岗"群体的研究发现，"年龄大、没有竞争力、没有技术"的标签和"失业危机"强化了工人的工作欲望和对本体性安全的忧虑，共同的经历使工人获得了相似的社会身份——被选择的社会位置，同时工人在经济上的差距已紧密与政治上的差距重叠在一起。[10]文化视角还将社会身份认同视为集体行动的动员工具。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非是一日之功，在很多方面"延续了社会主义的文化传统"，是一直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广泛流行的大众政治哲学"[11]，它是一种存在于百姓心中的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也是共产党政府一直得以依靠的文化。比如，对一家反兼并的工人集体行动的研究发现，工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负面经历凸显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的认同，兼并式改革所具有的私有化性质激发了工人们的"主人"观念，加剧了工人对"共同体"和"家园"的留恋与集体认同。虽然工人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留恋的、能够提供生存保障的传统国有企业的"庇护"已经逝去，但他们可能借助那个时代的文化传统来为其群体利益的实现寻找合法性和可能性[12].这种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和工人们发展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的真实性，广泛地存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代工人对符号共同体的从属中，符号提供了制造意义的手段，它可能是改变中国市场化发展路径的重要因素。

具有文化批判性的"社会排斥理论"在看到城乡二元分割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外，还看到官方话语对农民工的刻意回避、大众媒体对农民工的负面报道和城市原住居民对农民工的排斥，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农民工群体低能低素质的形象。这表明主流社会对劳工群体在文化层面的剥夺。潘毅阐述了文化如何变成竞争与剥削的工具。从农村到深圳经济特区工作的"打工妹"被当地人讥笑肤色垢黑，粗手粗脚、土里土气，这或许是事实，但更可能是一种或有意或无意的文化建构过程，客观效果就是为来自"北方"的女工进行身份定位，将她们编派到深圳这新兴工业城市的底层。至于"打工妹"们，在接受这文化建构的同时，亦运用同样的文化符号进行反建构：买新衣、做头发、用化妆品等，这些都帮助她们拉近与城市人的距离，增强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13]

面对农民工对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做出的贡献，而学界、媒体以及劳工自身的"失语"状态，有学者称之为打工阶级的"失语症"（discursive dys2lexia）。改革时期中国新兴的精英集团正在崛起，他们自觉地对抗着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以及特殊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话语，因为这些话语仍然有可能塑造大众记忆和社会主义历史。打着新自由主义话语的旗号，新的霸权机器已经为抨击"阶级"话语和驳斥过时并且有害的思想模式做好一切准备[14].这一研究将话语上升到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其文化批评的力度较大。

文化视角带有很强的批判性，充分看到不同共同体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以及存在的"多重剥削"，强调对网络资源的整合，并相信"共同体"处于政府和市场之间会弥补两者可能出现的失败。

在一定程度上，文化解释相对保守。

三、阶级视角和加强工会的谈判能力

阶级一词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多是政治术语而非学术概念。改革开放后，阶级一词因其政治性而被摈弃。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农民工成为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主要力量，涉及财产的占有与分配、剥削以及反抗的阶级理论成为劳工研究的甘泉。现实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为阶级视角找到了合理性和合法性。阶级视角是指确立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资本剥削劳动的事实，并以此为基础认识中国社会中国家、劳工和资本等诸多因素的关系，重点应用了剥削与支配的概念。阶级视角的价值理念是相信在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前提下，工人们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有力量，并在谈判的基础上实现劳工的基本权利。在制度主义的影响下，阶级视角的劳工政策强调工会制度和以政府、资方和工会三方为基础的集体谈判制度的建设。

阶级分析框架的形成经历了学界，对新马克思主义劳工研究的介绍和反思。首先是在社会分层理论中介绍了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5]，一批学者还介绍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相关研究[16]，对西方工人阶级形成理论的综述则致力于"重返阶级"的讨论[17].第二是翻译了一批劳工史研究的书籍。

如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裴宜理的《上海罢工》等。在后一本书中，作者揭出了"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的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以后现代理论为新的理论源泉将工人的经历、生活和文化背景纳入到对工人集体行动的理解上，从性别、地缘以及技术分化上理解工人的联合与分裂，这些诠释对当今劳工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18].第三是介绍了一批对亚洲国家劳工和农民的研究。如具海根《韩国工人》的出版。第四是对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劳动过程理论的系统介绍，引发了学者对劳动过程、同意政治及霸权等新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使用。[19]

李静君较早倡导将"中国劳工问题理论化为一个阶级构成的问题".她认为，中国劳工正处于旧体制已消失，新体制未建立起来的裂缝中，大部分工人失去讨价还价的权力；那么，阶级经验即阶级带来的文化、体会、感受与思想、意识的混合要成为考察的重点。劳工对市场制度的理解和接受、他们对改革的道德判断以及他们所有的一套来自国家社会主义历史的语言和思考工具等都需要进行考察。

在新旧体制之中，中国工人的阶级力量在市场发展快的地区较明显地弱化，但阶级意识在全国都明显地尖锐化[20].随着中国变成世界工厂，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形成问题被提到了日程。工人阶级形成有两种前景，第一，如果工人的行动被导向体制内，为现存体制所容纳，那么工人阶级就不会形成；如果工人的行动被导向体制外，与现存体制对立，那么工人阶级难免会形成。决定工人行动导向的是社会体制能否对工人的诉求进行合理回应，能否在回应困难的时候对现存体制进行修改，以实现工人所期望的社会公平。鉴于目前体制的合理回应能力与动力不足，工人阶级的形成已经被启动[21].

在劳工政策方面，阶级分析常常被视为围绕利益进行动员的一项工具，因此阶级概念变得简单化，并因其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行动性带有一定的激进色彩。常凯对工人罢工权的呼吁就广受关注，他认为，"罢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劳动者对抗雇主以维护切身利益的主要的抗争手段之一，作为工人阶级集体反抗资产阶级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主要斗争手段。"[22]事实上，在劳动社会学界阶级分析重点用于解释当今劳工的生存状况，在政策取向则以强调工会和职代会这样的工人利益团体的建设与作用发挥，更关注劳工政策的"控制性"和"效能性"，提倡控制权应当在劳动者群体手中，通过适当的制度建设，如工会和职代会建设发挥作用。同时，许多学者具有这样的共识：中国发展需要稳定，以斗争为基础的集体行动是不可取的，因此，建设以工会为基础的劳工政策能够较好地搭建起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安全网，虽然它离公平社会关系的建立还有很远的距离，但这同样能够促进工人们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

四、后现代主义视角和差异政治

后现代主义可被看成是对现代主义概念和价值的反动。在劳工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视角强调差异及由差异引发的不同政治，在后现代主义的理念中，不存在一个一致性的劳工利益，所谓的劳工利益不仅是阶级关系的表现，同时也与性别、城乡关系或民族、种族关系结合在一起。因此，后现代主义的价值理念是强调"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要细致地评估劳工政策对不同劳动者的影响。工人群体从来都不是一致的，中国工人群体也是有差异的。有研究认为，不同的工人群体表现了具有差异的抗争特点，流动农民工、在厂国有企业工人和下岗工人的抗争构成了三种不同的工人政治[23].

后现代主义视角亦结合了"后女权主义"理论，为了和传统女权主义相区别，后女权主义强调自我、社会、政治、历史、话语、知识等。有学者使用"历史时间"的概念分析在时间中的社会结构，用事件如何发生来解释历史，说明当代中国女工的历史命运是如何嵌入在全球资本的入侵、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压力、非民主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家庭父权制的因素中，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女工成为转型社会中最底层的劳动力[24].

强调主体能动性是后现代理论的重要内容，有学者根据新劳工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重述了中国近代工人阶级的形成，力图寻找和发现历史中工人的实践主体性，工人阶级不仅是被剥削的客体，同时也是实践主体。[14]研究表明，中国的打工妹没有对资本展开过有组织的公开对抗，也未成为一股重要的反抗力量。外来工作为城市过客的两个重要特点——无常和游离，也为他们在城市中成长为一股集体性的阶级力量设置了障碍。尽管一个有组织的打工阶级的形成道路受到阻塞，但是一有机会，打工者就会毫不犹豫地展开各种短暂的、自发性的罢工等集体行动。在对抗性集体行动受到压制的情况下，会导致各种反叛性集体行为的产生和蔓延，从一般的劳动反抗，到日常生活的抗争。潘毅认为，打工妹这个特殊的打工主体不仅体现了生产关系，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与文化论述、消费关系、社会网络、家庭关系、性别比喻以及社会抗争。作为女性的打工主体，她们的社会抗争既是打工者对制度和资本的反抗，也是女性对父权制文化的挑战。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不存在一揽子计划或全面的解决劳工问题的方案，只能逐步和分别的处理。劳工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对各类制约因素有正确估计，当我们能够把握各种理论的立场和价值关怀时，就多少可以预见到政策效果。中国劳工政策正在迅速发展中，需要有系统的分析和评论，其最重要的步骤是建立分析和评论的理论框架，已有的劳工研究的不同理论视角为建立分析和评估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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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