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将女性从繁重的生殖劳动中解放出来；家庭户规模缩小，家庭人口数减少，女性家务劳动量减少；女性受教育程度极大提升。无论城乡，代际间的凝聚力都有所强化，城镇中传统的夫家支持系统正向娘家支持系统转变或出现夫家和娘家的双支持系统。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婚姻家庭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其影响因素亦是多元的。值得关注的是以控制人口数量为目的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对性别关系的影响看似是意外的，但却与全球范围内的第二次人口转型的变化相关联，正在启动家庭关系向男女平权和代际平权方面的转变。
计划生育政策将女性从繁重的生殖劳动中解放出来
随着近现代经济发展和疾病控制能力的增强，人类社会经历了以死亡率变化为基础的不同的人口增长模式。传统型的人口增长模式是以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为基础的低人口自然增长率。转型或过渡型的人口增长模式是低死亡率和高出生率产生的高人口自然增长率。现代型的人口增长模式是低死亡率和低出生率条件下的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现代型人口增长模式的出现被称为第一次人口转型；目前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第二次人口转型表现为“超低出生率”特征，人类社会已经由死亡率变化控制的人口增长模式转变为以生育率变化为基础的人口增长模式，这亦被称为“生育革命”。
中国的人口转型，基本上与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同步，表现为极快的转型速率。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我国在40年中不仅经历了人口的第一次转型；且在一些大中城市正在经历人口的第二次转型。这不仅影响了我国的人口数量和结构，也影响着以抚育功能为主的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的变化。与其他国家相比，它是社会公共政策作用的结果，其适应亦需要公共政策的支持。
总和生育率，即每位女性平均一生可能生育的子女数。当前中国世代更替水平为总和生育率介于2.1~2.3。在我国刚开始实行“有计划地生育”政策的1970年，总和生育率为5.81；10年后的1979年，总和生育率就下降到2.75。从人口普查数据看，1990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为2.17；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23。女性总和生育率在30年间从5.81下降到1.23，每位女性一生少生了4.58个孩子，这把女性从繁重的生殖劳动以及与生育相关的抚养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使城乡已婚已育女性的生育成本大幅度下降，女性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其喜欢的工作和事业，更有能力决定自己的事情，其独立自主性亦大幅提升。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妇女总和生育率可能会提高至1.6~1.9之间，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亦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一是高比例的女性人工流产率；二是出生性别比失调中的性别歧视。在严格一孩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下，生育女孩可能增加性别歧视，甚至加大离婚的可能。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有可能会减少出生性别比失调的问题。但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左右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这场以控制人口增长为目的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却导致了女性在家庭中以生育角色为主向以自主身份为主的转变。
家庭人口数减少，女性家务劳动量减少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4.41人/户，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则下降到3.96人/户，2010年降到3.10人/户；最低时的2014年为2.97人/户。2015年在全面两孩政策的作用下，这一规模恢复到3.10人/户。三口之家的家务劳动量相对较少，加之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家务总量减少。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表明，1990年城镇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为223分钟/天；2000年为213分钟/天；2010年为170分钟/天，20年间城镇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减少了53分钟，约1小时；而农村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减少更为明显，从2010年的290分钟/天，到2000年的264分钟/天，再到2010年190分钟/天，20年间农村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减少了100分钟，即1小时40分钟。影响家务劳动时间减少的因素是复杂且多元的，但家庭抚育人口的减少无疑有效地减少了家务劳动量。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有助于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
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家庭资源的状况和家庭资源的分配。传统的多子女家庭，资源分配倾向男孩子是必然的。但城镇中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使生女家庭无选择地将资源分配给了女孩。即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改变了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性别模式，由此女性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女性人力资本大幅度提升。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表明，城镇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1990年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8年，2000年为8.7年，2010年为9.8年。虽然影响女性受教育水平提升的因素很多，如普及义务教育等。城镇女性受教育年限20年提高了2年；农村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也在提升，从1990年的4.7年提升到2000年的8年。
夫家支持系统向娘家支持系统转变或出现双支持系统
近年来，随着独生子女一代已经进入婚育期，在生育照顾问题上我国并没有出现发达国家的“核心家庭孤立化”的现象，纵向的代际关系并未因个体化的增加而增长；而是在经济压力下更多地出现了家庭代际团结的现象，代际关系在资源、情感和权力分配上出现了两方面的转变，一是从以父代为主向以子代为主的转型；二是从以夫系为主的抚育照顾向以母系为主的抚育照顾。
在全面两孩政策下，“亲子一体”的情感结构使代际间“以孝为主”的向上助力转向“以抚育为主”的向下助力，这种向下的代际助力有效地解决了独生子女一代在婴幼儿抚育上的困难。这在一定意义上增加了家庭的内在团结，表现为代际间的互惠关系得以强化。学者马春华的相关研究表明，向下的代际支持表现出独生子女一代特有的“实用主义”特点，且具有阶层分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独女家庭中，女儿的生育以及与生育有关的照顾劳动更多地得到了“娘家妈”的支持。母系支持系统在生育照顾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传统的“从夫居”意外地因“独生子女”政策而改变。同时，女儿在照顾亲代中的功能亦在强化。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