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一百多年来对中国的影响之深远，今天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当然，我们会想到1891年出生的胡适之先生，他的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之巨大，从一件事就可以作出判断，1950年代初毛泽东要发起一场旨在肃清其思想影响的运动，光是当时发表的批判文章就有几百万字。 留在大陆的几乎稍有一些知名度的学者都写了批判文章，包括胡适的学生在内，因为不批就过不了关。三联书店当年出的一套批判胡适的思想资料就有八大本，但这八大本还没有把批判胡适的所有文章都涵盖在里面。在批判胡适的名单上不仅有很多我们熟知的左翼知识分子，还有很多中立的埋头于书斋中做学问的知识分子。当胡适听说大陆发起缺席清算他思想的运动时并没有生气，反而觉得很骄傲。他认为：看来自己种下的思想种子是有用的，因为还需要那么多人来批判。

“1890后”(下面简称“90后”)这一代知识分子散布在各个领域，在教育领域对中国有深远影响的陶行知、竺可桢、叶圣陶等人都是“90后”。在乡村建设方面的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是“90后”，卢作孚也是主要的实业家，在实业界还有像吴蕴初等“90后”。还有一类人今天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得到读者的欢迎，就是安安静静在大学教书或在学术上有卓越贡献的人，比如钱穆、陈寅恪和吴宓等。这些人与胡适在许多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有人称他们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任何一个词去概括都是要冒风险的，至少不够周全，不能把人的更丰富、更复杂的精神世界涵盖进来。倒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留学回来的吴、陈，还是中学都没有毕业的钱穆，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都有非常强烈的中国情结，但同时他们又是开放，愿意放眼世界，包容、接纳人类久远文明中形成的那些基本价值。

吴宓一生中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特别重要的学术著作，但他留下的一大摞日记，日复一日，坚持了半个多世纪的日记，无疑可以看作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他一生所思所想都在那里面。吴宓日记填补了陈寅恪、叶公超等许多人不写日记留下的遗憾。如果我们想要知道陈寅恪当年留学美国时想了什么说了什么，陈寅恪那里没有留下什么记录，却可以在吴宓日记里找到，吴宓把陈寅恪随意说出的一些片言只语都记下来了。今天回过头来看，1919年陈寅恪在美国说的那些话你会觉得太超前了，具有相当的前瞻性，而且他也许只是在聊天当中不经意间说出的，说完之后就过去了。但是吴宓是一个有心人，他的日记写得很长，他当年在清华学堂求学时，辛亥革命发生了，他每天都详细记录他所看到的所听到的。那时他只是一个中学生，与他年龄相仿的“90后”，无论是毛泽东、白崇禧、张治中们，还是左舜生、吴宓、叶圣陶们，最多只能去当学生军，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但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大舞台上，慢慢就要由他们“90后”一代来担任主演了。

不说别的，真正在民国时代知识界和思想界造成重要影响的还是“90后”这批人，包括胡适、傅斯年、冯友兰、顾颉刚、陈寅恪、晏阳初、钱穆、梁漱溟这些人，左翼的郭沫若也是。当然，80后那一代的影响始终也是不容忽略的，鲁迅、张君劢、张东荪、梅贻琦他们。

二

如果要在20世纪中国找出三张面孔来代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或者换一句话说给20世纪知识分子画三张脸谱，鲁迅可能是我们容易想到的——留着小胡子的矮个子鲁迅——那是一张很冷、很酷、很犀利的脸，另一张脸也许就是胡适，很阳光、很包容，似乎永远的微笑着。第三张脸可以是很严肃、很冷静、很认真的钱穆(自然也可以是早早失去了视力的瞎子陈寅恪的脸)。这三张脸大致上可以代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他们都是“80后”和“90后”，“90后”的比重更大。年纪越大，对钱穆的书就会越有亲近感，他对中国的文化与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温情与敬意的背后是他的学养，他是真正沉浸在中国文化里面，并且把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体悟表达出来的人。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对中国文化的判断，他对中国政制的褒扬即是我所不同意的，但他的态度是诚实的。中国最缺的不是聪明，而是诚实。失去了诚实，聪明又算得了什么。中国人缺诚实，缺宽容，中国人其实从来不缺乏犀利批判，缺的正是胡适式的宽容，以及钱穆式的诚实。 “80后”鲁迅确乎深刻，冷冷的他几乎一眼洞穿了中国的症结，看到中国社会的不被鞭打就懒得动弹的巨大惰性，看到中国社会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的无药可救，他写过一篇《药》，他的“药”在我看来正是无药可救的意思，他的“药”是是救不了人的药。而我们仍然活在鲁迅的意象里，鲁迅概括的那些意象无论是人血馒头，无论是围观的场景、看客的目光，仍然是今天我们在生活场景中常常遭遇的意象和场景。作为一位作家的鲁迅毫无怀疑是深刻的、独到的，他用几个词就能把整个中国的国民形象勾出来了。但是声称“一个都不宽恕”的鲁迅确乎不宽容，所以他也渐渐受到质疑，他的不足正是中国文化基因中的缺陷。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光是有鲁迅的冷峻和深刻，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中国。

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这样一个国度不可能是无缘无故存续下来的，它一定是有原因、有逻辑的。它既然穿过一次次的王朝更迭，打碎重来，包括多次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乃至外国的大规模入侵，还能存续下来，内在的逻辑到底在哪里?在文化上则是由钱穆等人而不是由鲁迅给出了最好的解释。虽然我也并非都认同他的见解，但我依然认为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学者比钱穆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明有更深入、更确定和有诚意的把握。但是光是理解了中国我们仍然理解不了今天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所以需要有胡适，因为胡适提供的是一个更宽广的尺度，是面朝整个世界的目光和胸怀，他毕竟是从美国回来的，他在杜威那里接受了熏陶，他毕竟是在美国待了七年，从康奈尔大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他不仅在校园里接受教育，同时他也在美国的公共生活里浸泡过，参与过美国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在美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都有很深的介入，对欧美文明包括其政治文化都切身的体会，是从走进过那种生活里面去的人。我觉得人在教室里获得的是宝贵的、重要的，但是不能没有生活中的经验，否则也是纸上功夫，虚拟世界的认知，终究没有办法成为生命性的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是真正能理解欧美文明或人类主流文明的人，鲁迅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欧美文明是比较隔膜的，他最多只是接触了一些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俄罗斯的文学作品，以及德国的尼采等人的哲学，他没有广泛接触欧美文明的价值，尤其缺乏对这一谱系政治文明的真切理解。

三

今天我们来看“90后”那一代青年，他们在“五四”之后分道扬镳，无论是建立共产党的毛润之、张国焘、蔡和森们;还是参加国民党或者与国民党走得很近的段锡朋、罗家伦;或者是创立了中国青年党的国家主义派代表左舜生、曾琦、李璜，还是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在思想、文学、学术、教育或实业、乡村建设等领域有建树的胡适、傅斯年、竺可桢、叶圣陶、晏阳初、卢作孚、梁漱溟这些人。其实，他们早年的人生中有一段经历是有交集的，这个交集就是发生在袁世凯称帝之后的中国。

回到一百年前的1915年，袁世凯要回归帝制轨道的时代背景下，也正是他们的青春期，逐渐产生了未来人生选择的不同意向。他们中有很多人在1919年前后都参加了一个团体“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学会是对整个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青年社团，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个社团像“少年中国学会”一样是星斗璀璨。这个社团现在保存下来的名单大概是126人，上面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批领袖和骨干，如李大钊、恽代英、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张闻天、赵世炎、黄日葵、沈泽民、杨贤江、刘仁静、肖楚女这些人。另有一批后来在国民党内担任高官的人也在这个名单上，如程沧波、吴宝丰、沈怡、周佛海等。中国青年党的创始人如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何鲁之等几乎都是从这个学会的发起人和活跃分子。还有更多的人成了各个领域有所建树的人，如朱自清、宗白华、张申府、许德珩、王光祈、李劼人、田汉、吴俊升、杨钟健、康白情、方东美、周炳琳、舒新城等。他们或是作家、或是美学家、或是哲学家，或是音乐家，或是出版家，还有实业家如卢作孚。

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李大钊也不过是1889年出生，大多数都是“90后”，有个别是1900年后出生的如程沧波、沈怡等。在1919年前后的中国，他们的人生选择是有相当的同一性的，他们都曾经怀抱过将中国建造成为少年中国的理想。可能那一代“90后”少年时代都是梁启超的读者，读过那篇风行过一个时代的《少年中国说》。换句话说，每个时代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每个时代的思想家型塑出来的。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就坦言少年时醉心于梁启超的文章。“90后”的许多想法都是从梁启超的话语里熏陶出来的。所以他们要建立一个社团也是想到“少年中国”这个说法。这个组织在1925年分裂出政治上的三条道路：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共产主义道路，中国青年党要追求的国家主义道路，还有一条道路是追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三条道路在民国时代构成了主政治上的竞争关系，哪一条道路将来能走得通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些年青的学生更不知道。

中国人历来强调“三不朽”，就是“立言”、“立德”、“立功”。“立功”是很难的，尤其需要特殊的机遇。“立德”也很难，而相对而言“立言”极为容易。中国的读书人很少有机会在这三者之外获得不朽的机会，其实这是最重要的，放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来看，“立制”就是最重要的不朽渠道。中国罕有“立制”之人，自古以来也不鼓励人“立制”，因为那是帝王的事。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次“立制”，第一次是周公立制，定下了封建制，就是诸侯分封，管了中国将近1000年;第二次是嬴政立制，郡县制、中央集权制，管了中国两千余年，事实上一直影响到现在。今天我们依旧是以县为基本行政单位，中央集权制主导的治理模式。到了晚清，中国开始产生一批人想要在制度上有所创新，无论是维新派(后来发展为立宪派)还是革命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要想在古老的中国重新立制，无论叫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都有别于原来秦始皇定下的旧政制。梁启超、张謇、汤寿潜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这些人都试图呼唤一个全新的制度。在中国自秦至清两千年间这样的人是非常罕见的。在我们的整个文化谱系里几乎是剔除了年轻人将来要立制的心志，整个教育、传统给你的教诲最多给让你朝着前面三个“立”，没有第四个“立”，因此你心里也不会这种意识。但是我们看到“90后”这一代中，许多人选择的道路都是追求在整个古老国家重新“立制”，无论是国家主义、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为了要选择一种新的政治模式，一种新的政治制度。所以，这一代人的牺牲耶稣惨烈的，很多人因为政治的原因被牺牲掉了。共产党创始人里边参加过“少年中国学会”最后幸存下来的的就一个——毛润之，真正是高处不胜寒，只剩下了他一个人，其他人几乎都被淘汰和牺牲掉了。刘仁静、张国焘这些人被淘汰了，高君宇、蔡和森、恽代英等许多人牺牲了。牺牲的、退出的、淘汰的，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被清洗掉的占有很高的比例。相比之下国民党内的斗争虽也激烈，却没有那么严酷。国民党高层的竞争主要是在“1880后”这一批领袖们之间展开，汪精卫、蒋介石、宋教仁等 都是“1880后”。

当“90后”那一代告别舞台之后，我更在意的是那些在思想、学术、教育教育、出版、实业、乡村建设等不同领域默默努力耕耘的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著述、他们的文章、他们的事业、他们的故事最终会留下来，他们的精神遗产可能更长久，持续成为这个古老民族的祝福。

“1880后”那一代在各领域的代表人物，包括鲁迅、张季鸾、胡政之、范旭东等人清一色都是留日学生。而“90后”这一代的代表人物就十分多样，他们中杜威的学生有好几个如陶行知、胡适(留美的)，竺可桢是哈佛大学的气象学博士，罗隆基、金岳霖是哥伦比亚的政治学博士，冯友兰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汤用彤是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晏阳初是耶鲁大学的，吴宓是哈佛大学的，王世杰是留英、法的，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士、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傅斯年留学英国，陈寅恪则在欧美游学，并没拿学位。与他们不同，1893年出生的梁漱溟是顺天府中学堂的学生，与他同年的卢作孚只是小学毕业，是在中学作过数学老师，并编写过数学辅导读物。他的脑子特别清楚，是个经营企业的能人。“90后”这一代中的钱穆，是常州府中学堂吕思勉的学生，因为家境贫寒中学没有毕业就开始教小学。从小学教到中学，一直到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做教授。这不稀奇，在他之前梁漱溟就登上了北大讲台。那一代“90后”的知识构成确实差异很大，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大时代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四

他们的选择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种，简单的说，一种可以称之为不流血的选择，另一种就是流血的选择。或者换一句话，一种是选择了阳光道路，另一种是选择了闪电道路。有一本书《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讲的就是法国道路和英美道路。法国革命如同闪电，在黑暗中闪过，很刺激，很震撼。英美革命则是阳光一般，是慢慢的缓缓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或者再换一种说法，我更愿意用“低调理想主义”和“高调理想主义”来区分他们的不同选择。如果我们把流血的选择算作是“高调理想主义”，它确实怀有一个很高远、很宏大的梦想，抱着追求一个完美的乌托邦的理想或者说是追求完美社会的理想，而且它也确实是真诚的(我们假定它的动机如此)。

以“90后”中参加过“少年中国学会”的那一批为例，选择高调理想主义的相当多，他们之间既有主义之别，即使选择同一主义的也有派系、路线、方针之别。比他们晚一代选择高调理想主义特别是共产主义的知识青年面积更大。

到了1970年代初，顾准去世以前对“高调理想主义”有了深刻的反省。他自己就是“高调理想主义”的牺牲者。1974年8月以前他就想明白了——“然而我还是厌恶大一统的迷信。至于把独裁看做福音，我更嗤之以鼻，事实上，大国而不独裁，在古代确实办不到;但人类进步到现在，则确实完全办得到，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面对1917年到1967年这五十年间浩浩荡荡的世界革命大潮，他也曾被这个大潮抛来抛去，他进一步上溯到1789、1870年，将法、俄革命及其带动的世界性社会革命潮流放在一起思考，并指出还有另一股潮流，那就是英美代表的光荣革命或干脆叫做政体革命思潮。他没有时间继续往下思考，中国自19世纪末到1949年实际上也是这两个思潮的博弈和消长。

我曾接触过不少出生于“五四”前后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也就是1919年前后出生的知识分子——顾准生于1915年，跟殷海光的年龄差不多。现在还健在的有1917年出生的李锐，已经去世的李慎之是1923年的，何家栋是1923年的，许良英是1920年的——他们这一代知识青年有个共同的特点：除了殷海光之外，那一代人大量的知识青年成为高调理想主义者。顾准具有非常大的典型性。另外一个从事文学的清华女生韦君宜(最后一个职务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是“一二九”运动时的学生领袖，一位富家小姐却奔赴延安，最后她留下了一本《思痛录》，在90代年风行一时。《思痛录》与《顾准文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子，《思痛录》是感性的、文学的、叙事的，而《顾准文集》是理性的、思辨的、冷静的论述，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都是对高调理想主义的重新反思。

五

与高调理想主义相对的就是低调理想主义，低调理想主义不是没有理想，而是不赞同用激进的、暴力的、快速的手段推动社会变革，而是希望用自己的专业，通过持续的、长久的努力去造就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新基础。

同为低调理想主义也有区别，胡适与罗隆基是《新月》的伙伴，以后却渐行渐远。同为《独立评论》的撰稿人，胡适与蒋廷黻的选择也并不同。同时从事乡村建设、乡村教育的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们区别也不小。但是，同为低调理想主义者，胡适倡导的真实姓名说负责任的话，与钱穆的严谨学业之间是有共同基础的。

用一句话说，就是胡适喜欢的那句话“得寸进寸”。高调理想主义是“得寸进尺”式的，甚至是“得寸进丈”式的、一步登天式的，用孙中山说的“毕其功于一役”，就是想把所有问题一揽子解决。高调理想主义往往能吸引一大批纯洁的、有美好追求的年轻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激荡的社会运动造就了多少青年的牺牲，一代一代的年轻人牺牲了自己的青春，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目的是建造一个完美的天堂。从“90后”一代到顾准他们那一代均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代价。得寸进寸，就是脚踏实地，从高处着眼，低处入手。

波兰上个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米奇尼克，也是可以跟哈维尔相提并论的20世纪后半叶东欧巨变当中的思想家——从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布拉格之春到1989年的捷克天鹅绒革命，两德的统一，柏林墙的倒塌，整个东欧在20世纪后半叶的几十年当中所产生出的思想上的代表人物中，他们两个很具有典型性。哈维尔最有名的口号就是“生活在真实中”，米奇尼克则指出：“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而努力，而是为了一个不完美的社会努力。”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就觉得生命突然全亮了，我的身边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光。我们过去不是一直活在“追求一个完美社会”的幻影里边吗?有一天，突然有一个思想家说出我们应该“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努力”，因为这个世界永远不可能是完美的。但光有这句话还是不完整的，他还说出了第二句话：“不是为了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而奋斗。”不要把责任推到将来，就在此刻，就在当下，完美是不可能的，美好却是可能的。

米奇尼克的这些话是中国的思想家没有说出来的，虽然胡适在生活中践行了类似的理念，却没有清楚的表述。具有天主教背景的东欧具有超越之维，他们的背后更宽大一些。我们的民族是无神论的民族，所以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个民族一直活在形而下当中。当然，孔子没有说过世上没有鬼神，孔子只是不知道是否有鬼神，这也说明了孔子是严谨认真的，态度是诚实的。先秦诸子要么深刻，要么玄妙，要么刁钻，要么犀利，要么逻辑缜密，要么汪洋恣肆，要么就像孔子那样诚实而包容。为什么孔子能说出这句话?也不是孔子特别高明，而是中国的文明，哪怕是已经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到孔子的时代已经历了上千年，他只是把先人的知识积累和思想资源进行了整合与归纳，每一个人物的出现，横向来看是他同时代人知识的碰撞、对话、博弈，纵向来看是他之前漫长的时间中一代一代的人知识的逐渐累积。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确是“卑之无甚高论”，归根到底一句话无非就是“积累”，所有的一切都是积累的产物，文明、财富和文化都是积累出来的。没有一个人是绝对聪明的，而是看他能在多大程度上呈现人类已有成果的积累，你积累得多一点你的知识就更宽、更厚、更重。

低调理想主义所强调的就是积累，就是渐进，社会的前进，文明的成果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是一个渐进、渐变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猛进、突变的过程。这样说并不是反对突变，而是因为突变不是可以预期的，也不是可以把控的，突变是突然发生的，你没有办法控制。就像地震的发生是可以控制的吗?即使你预防了地震，你也没有办法让它不地震。人类的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是可以预测什么地方将发生地震，但是人类的科学永远都无法做到让地震不发生。那么，人类能把控的是什么呢?就是积累。在积累的过程中朝着更好的方向而不是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是渐进主义的路径，也就是低调理想主义的路径，经验主义的路径，将生活看得高于乌托邦的路径，不指望在地上造通天塔。

大凡选择这条路径的人往往会有所建树，他们只想走自己的路，他知道自己是谁，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因为人生都很有限，有效的时光大概是30年，每个人在世上真正有效地用来做事的时间不会太久。像周有光先生活到110岁是一种异数，而到了110岁还思维清晰，还能写文章，整个中国也许就只有他一个，你不能模仿他，他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人生几十年的时光里你能做的事事实上极为有限，你必须要选择，人生无非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你选择了什么你就是什么。因为你不可能超越你的选择，你不可能什么社会角色都能占有。当然有些人在人生宽度上会更宽一点，他所占的社会角色要多一点，但他野不是万能的。重要的还是在于积累，你在哪一个方面有积累，你一定能在那个方面为社会提供价值。低调理想主义这条道路无所谓成功与失败，他永远走在自我成全的道路上。中国的社会氛围下，人们往往更愿意走高调理想主义的路。

今天的中国，什么才是最热门高调理想主义?也许只剩下了赚钱!民国时代的高调理想主义是革命，是抛头颅洒热血，排除万难不怕牺牲，国民革命、共产革命，革命的梦接踵而至。如今，不惜一切手段赚到钱正是一种高调理想主义。或许90%的中国人都活在高调的赚钱理想主义里。几十年来，当高调的革命理想主义式微之后，高调的赚钱理想主义几乎把整个中国都吞进去了，人们为了利益可以不顾一切，这个时代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让我想起：“我们彼此用毒药相互款待。”这是二十六年前我的好朋友张铭还在上大学时写的一句诗，当时的中国还不是这样的一个时代，高调的革命理想主义正在消退，高调的赚钱理想主义还没有横扫老大陆。他却以神来之笔写下了这句诗，无意间预言了未来的中国——一个人们彼此用毒药相互款待的社会。你是开饭店的，用地沟油来款待我;我卖棉花，就用黑心棉来款待你;他是生产牛奶的，就用三聚氰胺款待你……人们用毒药相互款待，每个职业都会有其职业的潜规则，整个时代都进入了高调赚钱理想主义的时代，只是这一高调理想主义跟革命相比 有了另外一种指向。高调理想主义最后把一切都化为粉末，连同理想本身。

六

低调理想主义却特别小心翼翼，恪守底线，反复强调节制，反复坚守专业性。如果这个世界上，不同领域的人都在努力坚守底线和专业性，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平平安安的世界，因为专业主义是包含着敬畏的。西方人，尤其在欧洲，我们去看德国人和瑞士人的那种工匠精神，做一个东西要精密、准确，要精益求精，即使是一颗微小的螺丝都要做到这种程度，但换做中国人看来就会觉得是无趣的。低调理想主义不指望天上掉馅饼，只相信自己每一步都要脚踏实地，重要的是相信脚踏实地是可靠的，相信日复一日的努力是有效的，相信只要我善意地对待这个世界，别人也会善意地对待我，我在这个世界上认真诚实的付出，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这一切都围绕一个“值”字展开，如果说某一个时代有问题，那就是这个时代的“值”有问题。“值”就是价值，你遵循什么样的价值观你就是什么样的人。你喜欢钱并且把钱看得比命还重要，那么你就是钱的奴仆;如果你更看重友情或其他更人性的东西，那么你的心态也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同的选择造就不同的人生。我们看到1890年代出生的这些人里，今天仍然被我们可以反复去言说和琢磨的人如晏阳初、梁漱溟，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失败了，因为他们在中国推动的平民教育、乡村建设都已化为乌有，在河北定县看不到晏阳初的痕迹，在山东邹平也看不到梁漱溟的痕迹。今年春节后我到邹平去了一下，整个邹平除了梁漱溟的墓和邹平一中校园里有一个梁漱溟纪念馆，整个县城、满大街都没有什么跟梁漱溟有关的遗迹，日本入侵时飞机轰炸过，什么老建筑都没有留下。他们留下的都是精神遗产，不是地上能看到的遗产。但是谁敢说梁漱溟、晏阳初所代表的上个世纪中国二三十年代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呢?它的价值就在于，在一个农业中国，这些最有抱负、最具责任感的低调理想主义者，将他们的目光转向了乡村，并且愿意用自己的知识装备和精神视野到农村去，带动普通农民一同寻求更加文明美好的生活，无论是从物质生活、文化生活，还是在更深的精神生活、社会秩序上都想着努力重建一个乡土中国。他们在自己的时代里将这一梦想付诸了实践，虽然在整个中国没有成为被效仿的模式和道路，但是他们所走的这一步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说到底人除了物质存在以外，仍然要给自己的人生赋予意义，其他的都是第二位的。一个乞丐追求寻求的也不只是温饱，而是尊严，尊严高于温饱，没有尊严的温饱也许很多人乐意接受，但是有了温饱之后，人一定更想要尊严，尊严就是赋予人生更大的意义。傅斯年、胡适这些人所选择的思想和学术道路;陈寅恪、钱穆选择安静地做学术，把学术做得更厚重、更宽阔;吴宓、梅光迪接通了中国的新传统，也接通了西方的新人文主义。他们那一代人在中西贯通的基础上定下的范例迄今仍没有被超越。今天学术界没有几个人敢说自己做的学问比陈寅恪和钱穆更好，活着的人一个也没有，将来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因为那是需要条件的，一个中西交互的时代，一个兼容并包的环境，各种机遇集于一身，这样的条件不是随便就能具备的。他们的努力如今看来依旧是有价值的。这些低调理想主义者从来没有说要为中国人民打下一个怎样的天下，他们也从来没有喊出什么激动人心的口号，胡适的“整理国故”也不是大口号，他们只是安安静静、脚踏实地的做了自己该做的的事，得寸进寸，但是时过境迁，时间过去的越久你就越觉得他们身上有光，他们走的是一条阳光的路，不是闪电的路，他们的遗产是不流血的遗产。我一直在强调不流血的本土资源才是中国最值得珍惜的资源，因为叫一个人去流血是个什么逻辑?鼓励别人去流血栖身这本身就是荒谬的。只有自己不流血，让他人也不流血，让整个社会珍惜生命，不以流血为代价走出来的路才是值得珍惜的路，才是朝向未来的路，才是为了一个不完美社会而奋斗的路，才是为美好今天而走的路。

大致上我认为1890年出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当中，我更看重低调理想主义的选择，而不太看重高调理想主义的选择。虽然那个时代那么多人选择高调理想主义一定有着时代的原因，但这不是我们今天想讨论的问题。如果说高调理想主义强调群体，那么，低调理想主义在意的是一个个的个体，我想起爱因斯坦的那句话，1930年他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说：“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具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 。我觉得他这句话讲得太好了，他把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在短短的一句话中就讲明白了。失去了有感情有创造性的个体，其他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其他的一切不都是建立在这个有感情的个体的基础上吗?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就说清楚了这个问题，国家起源于生活。没有具体的、活着的个体生命的生活，其他的一切都是空的，没有地方可以依附的。个体的生活是国家的出发点，也是国家的归宿，从个体出发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今天的高调赚钱理想主义貌似着眼于个体的私利，本质上还是“合群的自大”，源自一种畸形的享乐心态支配下的群体发财动机。)

坚持低调理想主义的“90后”一代选择的就是个体。钱穆是个体，胡适是个体，傅斯年是个体，梁漱溟也是个体。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只是个个体，他们选择了低调理想主义的路，一百年、两百年后人们仍然会记得他们，因为他们有血肉有生命。他们也有缺憾、有不足，但是不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缺憾有不足，重要的是他们一直都在朝着建造一个个健全的个体生命，从而有一个健全的社会这样的目标在往前走。他们的选择不是简单的成王败寇观念可以解释的。

【2015年5月在桂林讲，牟芝颖根据录音整理，首发于《南方都市报》2015年9月22、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