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真问题，一方面需认识到因早有大国成功的先例而大多数成功者的经验并不能简单复制，另一方面认识要努力避免拉美地区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对经济赶超发展的危害，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而言，这些还远远不够。
中国现阶段的发展还面临不可忽略的时代元素与不可回避的基本国情，产业革命加速更迭带来的“紧迫压力”、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钳制、能源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制约、人口基数与教育结构的挑战、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制度变革探索的成败等方面，都是中国谨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赶超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和现实问题。
(一)产业革命加速更迭带来的“紧迫压力”与技术战略储备的生成
每一次产业革命后，世界经济格局都会产生重要变化。爆发于18世纪中叶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即工业革命)直至19世纪中期结束，以纺织业为起点，因机械化大生产而带动的相关产业链条上冶金工业、煤炭工业、运输业(主要是铁路和海运)和制造业的发展，使英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
而后19世纪60、70年代，以美国为中心，全球爆发第二次产业革命(即电气革命)，围绕重化工业这一核心，房地产、汽车制造、钢铁工业、化学工业和电力等产业得以迅速发展，至20世纪初，美国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乘势而上，进一步主导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即信息技术革命)，以最前沿的原子能技术和电子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稳固成就全球经济霸主地位。
在此过程中，德国、日本、法国等国家也纷纷崛起，技术水平的提高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帮助这些经济体实现了经济长期增长。
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更应基于产业革命是某一经济体经济腾飞重大契机的视角来理智看待“后发优势”。若从经济赶超的视角看来，产业革命更迭的时间区间也恰是后来赶超者可实现超越的时间区间，若在上一次产业革命阶段没能由技术后发优势而实现崛起，被动进入下一次产业革命阶段后，势必要发起和实现新一轮赶超，才有可能达到崛起目标。
然而，从三次产业革命兴起的时间上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其更迭在不断加速，从工业革命爆发到电气革命爆发，期间经历了约120年，而从电气革命爆发到信息技术革命爆发，期间仅经历了约80年。
以我们目前所处的信息技术时代发展态势来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的到来已隐约可见，产业革命的加速更迭使后进赶超者的发展时间更加紧迫，这种压力是我国经济发展直面“中等收入陷阱”所面临的第一个现实问题，越紧迫则越容易追赶不上，越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与此同时，另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在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贯彻经济赶超过程中，我国还必须将新技术方面基于创新的战略储备提上日程。一方面，就国外现状来看，美国、日本等位于全球技术高地的国家，其已经全面实现产业化、凝结在全面推向市场的产品中的核心技术，虽然已经是全球范围内的领先水平甚至是最高水平，但却往往并非代表这些国家技术的真实水平。
以日本的汽车制造技术和液晶电视制造技术为例，其产业技术水平已经领先目前市场出售产品核心技术的两代、三代，而出于继续攫取高额利润等考虑，这些高端核心技术目前仅处于蓄势待发的状态，实际上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技术战略储备。这意味着，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赶超的实现可能并非仅仅是追平目前技术水平，而是至少要追平技术战略储备水平。
另一方面，就我国自身情况来看，作为一个科技爆发时代的发展中国家，不同领域的科技研发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客观而论，我国毕竟已有一些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领先水平、甚至有的已是最高水平，但由于我国配套技术相对落后等原因，这些技术在应用中往往并不广泛和充分。
然而，结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经验，我们应当特别注重在这类技术成果方面充分“扬长”，对于达到领先水平的技术，无论是否能够迅速“接地气”，都要首先纳入技术战略储备梯队，积累、结合于利用“后发优势”赶超发达经济体主流技术的升级过程中。
(二)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钳制
比较而言，先行发达者一般具有更易得、更开阔的发展空间，以19世纪的英国为例，在开创性地实现机械化大生产之后，英国作为当时最大的工业制品供给国和原棉进口国，一方面能够享受全球各地源源不断供给而来的优质原材料，另一方面能够享受向全球各地源源不断地出口工业制成品的比较优势，取而代之的美国也是如此。
占尽先机的先行发达者往往也是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主导者，他们更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经济。而对于后发追赶者来说，经济发展的环境往往更为险峻，先进经济体和“霸主”在贸易摩擦中的打压，以及需要按照先行发达者制定的“游戏规则”来发展，使后发赶超者的发展势必于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中承受先行者的压力和排挤。
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尽管在绝对数量上无法与美国相较，但在排序上已然跃至“世界老二”位置，作为一个正处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世界第二”，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钳制已今非昔比，种种磨擦、制约因素接踵而至。随着国际竞争进入新阶段，除老大压制外，老三以下者有更多的怨怼因素和麻烦制造行为，原来的“穷兄弟”们也容易离心离德。这一阶段的特定情境处理不好，极易在多面夹击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三)能源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制约
经济学经济学所强调的资源稀缺性与生态环境的制约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更具有特殊意味。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的日本为例，在经济赶超的过程中出现由曾引以为豪的重化工业转向加工组装型产业，主要原因就是不得不面对“石油危机”所带来的严重资源制约。
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在资源、能源方面由于“胡焕庸线”所表达的基本国情之“半壁压强型”，和资源禀赋客观形成的以对环境压力最大的煤为基础能源绝对主力的格局，和前面三十年外延为主的粗放发展阶段，合成了资源、环境压力异乎寻常的“三重叠加”。
作为国土面积世界第三、人口世界第一、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超级大国，全国经济发展布局沿“胡焕庸线”这一中部主轴呈现突出的空间发展不均衡，所形成的能源消耗、环境压力的“半壁压强型”这一基本国情，对我国在“十三五”及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中引发的负面因素决不容忽视：
若不能经过以重化工业为主要支撑的压缩型—密集式外延、粗放发展模式而较快进入集约式增长的“升级版”，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制约势必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桎梏，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停滞;
若积极转变发展模式，则势必要经历十分艰难痛苦的转型期，并且要以技术超越和制度变革的成功为基础：一方面在资本投入边际效益递减的同时通过技术水平、制度供给有效性的提高保障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对冲下行因素、缓解制约，在较长时期内实现经济较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通过制度变革激发管理创新的同时，降低劳动力之外的经济运行成本提高经济综合效率，从而更优地实现资本积累而保障长期发展。
在基本的发展战略思路上，面对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半壁压强型”之上“三重叠加”的制约这一基本国情，我们不得不更为侧重较复杂的供给管理，以非常之策求破非常之局。只有处理得当，我国经济才有望实现长足进步和发展，一旦处理不好而“碰壁”(既可能是碰到能源资源导致的发展硬约束，又可能是碰到生态环境导致的发展硬约束，也可能是碰到转型不成功导致的发展硬约束)，就极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十三五”规划中，供给管理思路亟有必要得到最充分的重视。
(四)人口基数与结构的挑战
除了资源环境这一基本国情之外，我国在“十三五”及中长期所必须面对的另外一个很现实的基本国情，就是人口众多和老龄化已成“未富先老”之势。人口方面，总结来看大体有如下几点突出问题：
首先，我国人口总量世界第一，以人均指标为标准而划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这一标准来看，我国步入高收入阶段注定是“路漫漫而修远”。按照世界银行2013年发布的数据，中国人均GDP仅为6807美元，距离全球人均GDP平均水平10613美元相差3806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人均GDP水平12616美元相差5809美元，距离美国人均GDP水平53042美元相差46235美元，而从总量上来看，位居世界第二的我国GDP已达到9240270百万美元，这意味着：
若想让我国人均GDP达到全球人均GDP平均水平，我国的GDP总量需要达到14188070百万美元，仅距离美国16800000百万美元相差无几;若想让我国人均GDP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我国的GDP总量需要达到16791970百万美元，即追平美国GDP总量;而若想让我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目前人均GDP水平，我国的GDP总量则需要达到69345770百万美元，即远远高于美国GDP总量许多倍。人均指标如迟迟不能达到高收入标准，我国经济就会停留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即落于陷阱之内。
其次，我国人口结构已呈现明显的老龄化。有学者测算，人口老龄化对于中国整个养老体系形成公共支出压力的高峰，约出现于2030-2033年间，从现在算起，已不到20年的时间。在高峰期出现以后，这种压力的缓慢下降还要有几十年的过程。要看到在这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之内，我国养老体系从硬件到服务所有的投入必然发生一系列的压力性质的要求，势必会对经济发展带来很大负担与拖累。
再次，由于教育结构不合理而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结构问题，也是我们直面“中等收入陷阱”所必须考虑的不利因素。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经验来看，以色列和日本都是整个亚洲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的国家。以色列颇有针对性、优质的高等教育为其科技进步奠定了良好的劳动力基础，且是全球工业国家里平均学历程度排位第三的国家，仅次于美国和荷兰。
而日本除了教育的普及和具有较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以外，还特别重视社会教育的作用，且在其企业制度中特别重视人才培育，一直不断促进并保持着高水平的科技研发能力。
总体而言，我国目前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劳动力与经济发展所需人力资本现实需求还存在着较明显的错配，被动摩擦已在影响就业水平和消费水平，处理不当就会严重制约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
(五)文化与“软实力”不足的影响
我国的深厚文化积淀如何转为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因素，一直是困扰中国人的难题，实际生活中，不少中式文化的消极因素，至今无形中制约着我国的创新力，人们往往不敢为天下先，不善于思辨和冒险创造，社会弥漫“官本位”的思想意识，善于遵循较为森严的等级制度而不敢、不能发表真知灼见，这些文化与传统意识特征，形成“软实力”的不足、感召力的欠缺，实际上制约着全球信息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变化中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将文化积淀与意识、信仰转变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积极因子而非制约因子，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政策才可能得到有效落实和发挥作用，“综合国力”中“硬实力”的上升才可能与“软实力”的打造相伴而行，使中国的现代化之梦不至落空。这更是一种深刻的、综合性的挑战。
(六)制度变革探索的成败
制度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早已告诉我们“制度”因素在微观经济中的不可或缺，而实际上，在经济发展的宏观视角下，制度供给更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以18世纪的英国为例，于1776年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在其19岁那年离乡从苏格兰的格里诺克到伦敦寻求仪器制造匠的培训，两年后进入格拉斯哥大学，成为一名“数学仪器制造师”，最终成就了蒸汽机的发明、引发了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到来这类案例，表明技术的发明和创造总体上决非一个个“黑天鹅”事件，而是与专业化基础和经济组织下的制度结构密切相关，换言之，在英国经济当时的专业化水平与经济组织所构造形成的经济制度运行结构和要素流动机制之下，引领世界技术潮流是迟早的必然事件。
制度是造就人才、推动新技术产生的核心要素，可说是创新的最主要动力机制。在经济赶超阶段，制度更是经济运行有效与否的关键。从日本的“昭和遣唐使”政策到西方世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实际上都体现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为例，除了技术模仿之外，日本还特别注重法治化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安排，进而以成本管理、经营计划调查、职务分析等制度的学习，不断提升企业管理和经济运行的现代化程度，从而有效降低运行成本和推动、激励技术模仿过程中的技术创新，从而大大提升了生产能力，成为经济发展的长足动力。
其中，十分典型的是以生产工艺为对象的统计性品质管理，结合日本企业的特点，扩展为全公司范围的综合性全面质量管理(TQC，totalqualitycontrol)，即促使公司内所有的劳动者为提高产品质量致力于发现问题和改良工作，而这些实实在在地促使从海外引入的技术在日本得以较充分发展，推动了技术从模仿到超越的实现。
“十三五”时期正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克难时期，并必须配之以在实现“全面小康”同时的“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以严治党”，制度创新的实质性推进，总体上成为进一步打开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空间的关键。
立足于“十三五”时期，放眼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在十八大和三中、四中全会之后关系到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关键阶段上，能否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克服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和障碍，把“硬骨头”啃下来从而在制度变革的探索中获得解放生产力，进入新常态，打造升级版的成功，直接决定着我国经济社会是否能够相对顺利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经济体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