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9770美元。按世界银行2017年的标准，人均GDP在3956美元至1223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可见，中国已走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河边”。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提法有诸多分歧，但回顾二战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情况，少有经济体能够从中等收入发展成为高收入，多数则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甚至出现发展倒退和社会动荡。面对这些不争的事实，我们应充分意识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严峻性。尤其是，在全球大变局时代，加之中国的特殊国情，各种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可能进一步加大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其挑战更加不容低估。
如何看待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我们能从其他经济体成功或失败中汲取哪些经验和教训？如何认知中国可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挑战？本文对上述三个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希望引起各界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再关注。
中等收入陷阱及其争论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首次提出。在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中，世界银行指出：在过去50年中，许多国家从一贫如洗的收入水平上升到中等收入水平。然而在欧洲以外，只有少数国家从低收入水平跃升到高收入国家。世界上最失落的地区当属拉丁美洲，而未受这种趋势影响的地区则是东亚，其中有四个表现优异的经济体：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
2012年，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了报告《中国2030：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再次强调了中等收入陷阱。报告中指出，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分别是欧洲的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中东的以色列，美洲的波多黎各，非洲的赤道几内亚和毛里求斯。而其余的88个经济体要么继续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要么下降为低收入国家或地区。可见，87%的中等收入经济体难以跨越“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广泛关注，但学术界却有很大争议，焦点是界定“中等收入”的标准。在2006年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时，世界银行采用了1989年创建的“分析性分类”（Analytical Classifications）方法，以划分一个经济体是属于高收入、低收入或者中等收入。依据该分类法，世界银行在1978年将国家分为三类：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国家和资本过剩的石油出口国。1989年，世界银行建立了一套完全以人均国民收入为标准的分析性分类方法。以1987年为基准年，人均国民收入高于6000美元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低于或等于480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高于480美元和低于或等于6000美元的国家为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中又以1940美元为门槛分成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此后，世界银行根据GDP缩减指数和汇率变动调整参数。2013年，中等收入门槛为1045美元，高收入门槛为12745美元。
但在报告《中国2030：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中，世界银行却没有采用自己创造的“分析性分类”，而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来界定中等收入经济体（图表1）。据此，中等收入范围大致是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2%~45%。2008年，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2%~45%相当于958 ~21551美元。同一时期，按分析性分类标准，中等收入的范围是975美元~11905美元。
虽然学术界争议不断，但国际社会对中等收入陷阱所揭示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有较为一致的关注：二战后，的确是少有经济体能够保持稳健增长并进入高收入行列。走到高收入“岸边”但最终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共同特征是，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社会矛盾重重（主要是贫富差距和社会动荡）。这说明，无论标准高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都是巨大的，任何一个处于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对此都不容小觑。
东亚奇迹与拉美之殇
在世界银行的研究中，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有两个代表性案例：东亚地区与拉美地区。前者指日本、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东亚地区社会，上个世纪60年代后陆续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二战后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典范，被称之为“东亚奇迹”。后者指拉美八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前发展势头都相对良好，但此后社会动荡，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被视为“拉美之殇”。其中，在20世纪70年代已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委内瑞拉（1938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如今甚至跌落至低收入国家。而阿根廷（1924年）、乌拉圭（1946年）等“老牌”中等收入国家，多年来的发展几乎停滞不前。
在《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世界银行指出，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必须通过创新带动产业升级，以保持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但是，由于自身创新能力有限，难以实现战略调整，必然出现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导致的生产率增长放缓和经济停滞现象。一旦陷入状况，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则容易出现经济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
世界银行认为，东亚奇迹的经验是经济发展模式从出口加工制造升级为知识创新，走上了现代化发展道路（城市化、服务业与消费）。特别是，在生产技术、流程、组织与管理理念等诸多方面，东亚经济体取得了很多创新成就，也成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建设者、推动者甚至引领者之一。拉美之殇的问题是，自20世纪60年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利用贸易保护和国家补贴来发展民族工业体系。结果是，搞了几十年“进口替代”，拉美国家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产业并不多，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与全球经济一体化也渐渐脱钩，致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掉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会爆发各种社会矛盾，世界银行指出，多数经济体在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发展的过程中，在经济制度和社会安排上往往会系统性地偏向于影响力较大者的利益。如果利益不平等程度高，经济、政治与社会不平等鸿沟存在代际自我复制现象，社会阶层固化，就会产生“不平等陷阱”。在拉美，当人均收入水平达到较高水平时，产生了普遍的收入分配不公。在20世纪70年代，拉美各国的基尼系数普遍介于0.44~0.66之间，巴西在20世纪90年代末高达0.64。严重的收入与财富不均引起了社会动荡，导致经济发展停滞或长期徘徊不前。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由于二战之后的全球经济秩序主要是美国主导，包括东亚地区在内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从某种程度上看都得益于美国的协助和推动，美国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承销商”。
中国的挑战
“儒家经济圈”的成功经验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因素。在世界银行2012年报告中认定的13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中有五个来自“儒家经济圈”，此后中国澳门也在2018年迈入高收入经济体。同为儒家经济圈成员，各方成功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借鉴。然而，更大的挑战则来自于作为人口超级大国，中国自身的特殊国情和当前全球大变革的复杂性，可能加剧了我们所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复杂性。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各界特别关注。
首先，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中产阶层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群体结构，这也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条件。中国有近14亿人口，如果创造三分之二人口的中产阶层，在人类发展史上将是个巨大且艰巨的“工程”。时间上看，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李克强总理曾指出，“十三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需保持在6.5%以上，主要经济指标平衡协调，才能实现翻一番目标。从近年来经济增长和发展平衡协调的情况看，全民中产的挑战是相当大的。
其次，在人口结构上面临未富先老的问题。根据人社部数据，截止2017年底，中国60岁以上人口约2.1亿，占总人口比重约15.5%。到2020年，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19.3%，2050年达到38.6%。当前中国职工养老保险的抚养比为3.04∶1，到2020年将下降到2.94∶1，2050年下降到1.3∶1。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快，老龄人口数量庞大，社会养老抚养压力大，显示出明显的未富先老压力。这种状况，或许也是众多中等收入经济体未曾遇到过的，会增加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
第三，收入与财富不均问题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挑战之一。当前，中国依然面临着日趋扩大的二元经济不均衡发展挑战，突出表现在贫富差距、城乡差别、东西部之差等方面。从基尼系数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2000以来中国基尼系数一直超过了0.4，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高于世界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不均衡发展带来的收入与财富不均问题已较为严重。未来，在创造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如何进一步优化社会收入分配制度，实现社会的均衡发展，或许是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挑战之一。
第四，人工智能（AI）时代的挑战。在努力平衡解决收入与财富不均问题的同时，我们又迎来新的挑战。其一，人工智能（AI）的普及应用和机器替代人的趋势可能深刻影响就业的结构，摧毁中产阶层的就业机会。麦肯锡的研究报告《自动化时代的劳动力转移》论述了2030年全球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报告认为，劳动力市场将会发生巨大的变迁，从劳动技能到薪资水平，将会比历史上的农业向工业、制造业向服务业的变迁来的更为汹涌，有60%的职业（至少1/3）面临着被技术替代的可能性。在绝对程度上，中国需要面临最大的职业转换，接近1亿劳动力需要改变现有的工作。如果新增就业如果无法有效补足失业人数，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中产阶层的就业，从而增大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压力。其二，人工智能还可能在一次收入分配环节加剧了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矛盾。掌控技术优势的群体，可能会占有更多比例的收入和财富，并且依靠技术能力的壁垒进一步加剧阶层固化和社会流动性问题。未来，技术创新如何普惠于社会经济发展，形成合理有效的收入财富分配机制，也是每一个经济社会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五，完善的法制体系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保障。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未来，加快完善中国的法制体系，从而建立公平公正竞争的商业环境和市场秩序，形成透明有序的新型政商关系，确保社会经济良性法制，实现合理收入和财富分配机制，这也构成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系列重大挑战。其中，在法制基础之上构建起公平透明的新型政商关系，对于促进公平竞争、鼓励创新、减少企业寻租行为，对于实现全民中产而言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基础经济制度。新型政商系应关该是什么样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就是‘亲’和‘清’”，“亲”则两利，“清”则相安。长期看，完善法制环境和建立新型政商关系都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较为重要的制度建设压力。
第六，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一，从发展模式看，过去40年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面临重构的挑战，包括中国的世界各国都需要适应这种变革兵做出调整。中国自身则要实现从模仿到超越、从价格战到价值战、从世界工厂到“中国智造”、从生产到消费等一系列发展模式升级。同时要积极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争取引领科技创新浪潮。其二，社会方面，收入与财富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社会基本保障体系、教育等方面，仍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三，应对外部挑战，包括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单边主义等冲击，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美、中欧、中日、中国与东盟等）关系的维系与利益重构，“中国威胁论”背景下的价值对接问题，地缘政治及国际和平的挑战等等。
第七，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多数受到了美国“手拉手”的帮助。从当前中美关系及未来预期看，美国“帮助”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不大。未来，还要依靠中国自身的努力去实现发展的超越。
综上所述，从各经济体的历史经验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无可置疑是个重大的社会发展挑战，从历史经验来看成功几率不高。从中国的国情看，我们也有很多独特的挑战性因素。面向未来，我们应高度重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既要从其他经济体的成功与失败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也要充分考虑世界大变局与中国新时代的新情况， 为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做足功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