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七年，世界银行在其主题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用来指一些发展中国家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经济停滞不前，人均国民总收入长期在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徘徊，迟迟无法越过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门槛。报告发现，“二战”结束后的五十多年里，全球一百零一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仅有十三个发展为高收入经济体，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而其他国家，例如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都长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报告发布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他们总结出一些通行的“药方”，比如抓住产业结构转型机遇、推崇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坚持贸易开放等。此后，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跨越或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问题在于，一个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就高枕无忧了吗？未必如此。从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日本等高收入国家的情况来看，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停滞、人均GNI 始终在一个水平徘徊甚至下降，仍然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似乎落入了另一种“陷阱”之中。虽然这些国家的经济停滞可能受到国际经济衰退的周期性影响或者国际金融危机等各类外部不确定性事件的冲击，但经济长期难以摆脱停滞或者衰退，必定有更深刻的内在原因。
这让笔者回想起曾经风靡世界的一本著作《丰裕社会》，作者是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思。这本书在一九五八年出版后，被列为资本主义国家最受欢迎的二十本“畅销书”之一，甚至被认为可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相媲美。这本书后续又出了许多版本，并在出版四十周年之际，作者重写了导言并出了纪念版。《丰裕社会》这本著作描述了这样一种现象：随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国家进入了丰裕社会，但同时出现的是“贫困现象长期存在”“国民精神贫乏”“经济安全面临挑战”“环境恶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使得经济停滞不前，甚至走向衰退。《丰裕社会》出版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此期间进入丰裕社会，但书中提到的这些问题成为这些国家普遍面临的挑战，并产生了更多的新问题，比如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等，显示出这本著作超前的预见性，因此也可以将这些普遍性的问题称为“丰裕社会陷阱”。加尔布雷思认为，丰裕社会面临着四个方面的经济挑战，这些挑战也是当前一些高收入国家共同面临的难题。
贫困现象长期存在。进入丰裕社会后，多数人的贫困不存在了， 但少数人的贫困难以消除，而且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都长期存在。丰裕社会中的绝对贫困可以分为“个别贫困”和“贫困岛屿”两类，“个别贫困”一般来自本人或其家庭的因素——比如身心健康问题、生育过多、酗酒、缺乏教育等，而“贫困岛屿”是指一个地区的贫困，通常是由于地理环境“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以及人们“安土重迁”等因素所造成。丰裕社会中的相对贫困较为普遍，主要是指经济增长并未出现“涓滴效应”，相反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
国民精神贫乏现象较为普遍。進入丰裕社会后，尽管物质丰裕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满足感，但不断追求物质上的奢侈消费并不能保证国民在精神上的满足感不断提升。换言之，物质资源的丰富并不一定会带来国民的幸福感，而一些非物质的资源，比如文化、艺术、教育等，却往往可以给国民带来持久的幸福感。然而，丰裕社会的生产商们更多关注物质资源的生产，他们甚至通过制造并满足国民的虚假物质资源需要，驯化和操纵人们，使他们失去自己的个性，失去鉴别、批判、否定和反抗的能力，并沉溺于虚假的需要和虚假的幸福之中，成为可悲的一味追求物质资源的“单向度的人”，进而形成了普遍的国民精神贫乏现象。
经济安全面临挑战。进入丰裕社会后，自由竞争学说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 个体、企业、国家内部和之间的竞争往往也会加大，这就带来了经济安全方面的挑战。比如个体层面的失业攀升，企业层面的破产增多，国家层面出现通货膨胀或者经济萧条，全球层面经常出现的经济冲突或者战争，等等，这些都对经济安全带来较大挑战。
环境恶化趋势难以遏制。进入丰裕社会后，过度的甚至不受限制的消费和资源使用会带来巨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甚至会达到愈演愈烈的地步。正如加尔布雷思笔下所写的场景：“全家开着内饰桃木、装有空调、使用动力转向和具有机动刹车功能的汽车出游，……他们拿出便携式冰箱里包装精美的食物在被污染的河边野餐，然后在不符合公共卫生和道德的停车场里过夜。他们置身于腐烂垃圾的恶臭中，躺在尼龙帐篷下的充气床上，睡前可能会反思自己的幸福为何如此不均。这些真正是美国的精英吗？”
针对上述四个方面挑战，加尔布雷思给出了深刻的原因解释，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异己力量的壮大。事物是在矛盾中发展进步的。随着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经济发展矛盾中的异己力量也会随之壮大。进入丰裕社会后，富裕和贫困的矛盾、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矛盾、安全和非安全的矛盾、资源使用和环境保护的矛盾都变得愈加突出。因此，丰裕社会与“丰裕社会陷阱”的潜在可能性是伴随而来的。比如在丰裕社会中，生产机械化、自动化和资本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从事“苦力”的劳动者越来越少，有“空闲”的劳动者越来越多，而“空闲”的富人轻松享受着技术和资本带来的红利，穷人则更多地游手好闲，进而加深了贫富差距。比如商品的生产和设计不是从消费者的需要出发，而是生产者先设计和生产商品，再“强加给”消费者，那么即使物质商品很丰富，消费者购买商品后的精神满足感也会相对较低。在丰裕社会中，工资、利润的增长以及消费者信用的扩大会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又倒逼工资的增长，这一恶性循环使得通货膨胀与经济不安全是不可避免的。
传统智慧的过时。传统智慧是指以往的西方经济理论大部分是解决贫困社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而对于丰裕社会面临的问题可能束手无策。比如，传统智慧如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效率理应受到激励，贫困是无能或懒惰所受到的惩罚，政府促进再分配或者社会公平的政策行动是对自由的威胁，政府援助是个人自由和主动创新的敌人。这种传统智慧显然无法解决少数贫困或者贫富不均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有生理缺陷的个体而言，他们的“个别贫困”必须依靠政府保障才能根除。比如，传统智慧认为，在贫困社会中，生产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可以解决大部分的经济问题，精神生活和环境问题往往不受重视。但在丰裕社会中，忽视需求视角的生产已经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也难以解决精神贫乏和环境恶化的问题。
刻板制度的桎梏。加尔布雷思认为，经济体系的运行和人类的经济行为必须依赖一定的制度和社会规则环境，但刻板的制度也会成为经济体系运行的桎梏。比如，如果社会的刻板制度没有解决贫困人口在环境中的种种限制和阻碍，就不能消除“贫困岛屿”。如果社会的刻板制度没有为贫困人口提供就业、教育、医疗和健康保障，就无法培养他们的自生能力。如果社会的刻板制度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忽视环境监督的机制， 就会带来精神贫乏、环境恶化等多方面的挑战。再比如，在民主社会的制度中，对于私人产品的增加，人们总是予以肯定，尽管有些私人产品也许并不必要，而对于公共产品的增加，比如公共教育、卫生、环境保护等，尽管这些公共产品是非常必要的，却总是引来反对，因为这意味着增加税收。这是社会刻板制度导致私人与公共部门之间严重不平衡的典型体现。
发展主义的幻象。发展主义是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先决条件的信念和意识形态，其以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发展主义的思潮试图把经济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纯物质利益的博弈与分配，比如把政治、经济和环境发展中的问题，转化为物质利益在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中的多重博弈与分配。从发展主义的视角出发，丰裕社会面临的挑战比如贫富不均、失业、环境破坏、种族冲突、军备竞赛、战乱等，甚至可以被物质发展的成就所掩盖；或者说，只要物质经济发展了，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事实上，发展主义思潮最终构建的将是一个“单向度社会”，是一种发展的幻象，只会导致丰裕社会面临的挑战不断被掩盖，而无法被解决。
虽然这本著作已经出版许多年，但书中总结的原因依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事实上，这些原因本身也隐含着跨越“丰裕社会陷阱”的对策思路，即摆脱传统观念和刻板制度，推动发展理念和制度实践的创新。比如贫困的治理，不能依靠传统的“大水漫灌式”的扶贫模式，而应该采用精准化的扶贫方略，对于“个别贫困”因人而异精准施策，对于“贫困岛屿”开展生态移民，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困境，以及通过推动“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帮扶转变，进而缩小相对贫困等。加尔布雷思认为：目前的问题不是“失业”，而是不善于利用“空闲”来从事创造性的精神劳动；目前的“危机”不是经济危机，而是“人”的道德上精神上的危机；目前的收入分配不是不均，而是在收入趋向平均的情况下，一些人乱花乱用，国家没有通过“销售税”等征课来用之于公众“福利事业”，建立一个“全民福利国家”，从事对“人”的投资。比如对于经济安全的治理，要改变传统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理念，树立大安全观，统筹发展与安全，根据经济发展过程中目标与手段、理念与政策、主体与环境等矛盾的发展演变，从总体安全的视角防范系统性经济风险。比如对于环境恶化的治理，要抛弃“先污染后治理”或者“边污染边治理”的老路，建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的新理念，推动生態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同向发展。
当然，经济发展或者现代化的任何阶段，都可能会出现由经济社会矛盾发展变化等因素引起的经济停滞状态。从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即使一些国家跨越了“丰裕社会陷阱”，后续也可能面临“高福利社会陷阱”等新的挑战，经济仍可能陷入动力不足或者停滞的状态。换言之，经济发展或者现代化没有康庄大道，每个阶段都会有门槛，都可能会有陷阱。能不能跨越这些陷阱，需要各个国家持续推动发展理念和制度实践的创新，这样才能不断爬坡过坎，朝着现代化的目标社会顺利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