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具有“巨国”特征,与“国家”相比,具有同构性质、在规模上大为缩减的“城市”,更适合作为构建文化软实力的主体。

孔子说:“为政必先正名”(《论语?子路》)。加快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关键在于明确建设主体和参与者,构建科学合理的层级与分工体系,形成内在的良性循环与合作机制,以尽可能降低文化发展成本,走出一条投入和产出比较匹配、速度和规模比较适度、传承和创新比较协调的新路子。

当今世界是城市世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国家。在现代化的交通与信息技术条件下,城市化成为人类的整体性历史进程:大都市成为一般城市乃至广大农业地区竞相模仿的对象,这就使都市化进程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有限的都市人口或大都市,而成为人类在后工业时代普遍面临的“天命”。

首先,有着不同肤色、语言、文化和价值的“民族个体”迅速同质化为“城市人”。在当代,一个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城市,也可以对城市生活方式持激烈的批判与否定态度,但无论其基本的衣食住行还是高层次的文化消费,都是不可能“遗城市而独立”的。其次,原本形态功能各异的“地方社会”高度一致地转型为“消费社会”。迅速生长并始终处于高速变化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然构成了个体生存与发展的最新空间形态。其中固然有社会学家经常讲的“城市病”“社会解体”等,但这并不构成反对城市化的理由,因为只有城市才能为个体提供在传统乡村社会不可能想象的新世界。而那些“逆城市化”的观点与思潮,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和客观的。再次,与“城市化进程”相伴而生的“城市文化”,本身就是“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高级精神形态与当代世界精神生产与消费的话语中心”,不仅以其迥异于古典人文精神和现代审美文化的存在,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人的精神生产、文化消费及审美趣味,同时借助文化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新工具”,也直接影响了现代城市生产方式、经济活动与社会建构。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与建设,既涉及到空间、资源与经济等基础性的硬件条件,涉及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基本的制度环境,也涉及到历史、文化与人的心理世界等深层次的主体要素,这些都主要集聚在城市、特别是大都市中,所以说,城市和大都市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主体。而其他的地理与社会单元则是参与者。

在全球范围看,由于“国家”范畴过于宽泛,内部的区域发展和阶段性差异较大,很难统一进行操作和实施,所以在发达国家制定文化战略时,已出现了“从国家到城市”的“层级下移”。一般说来,西方发达国家如加拿大和美国,在国家层面上主要负责制定政策和法规,设立并管理文化发展基金。而真正的规划与建设,主要是在城市、城区的层级上推进。其中最典型的是英国大伦敦规划的编制和实施。

中国的城市化具有“巨国”特征,与单一性的人口大国、经济大国、面积大国等不同,中国同时叠加了人口规模大、经济体量大和地域面积大等特点,更需要找到并确立“适合”承担建设文化强国的“主体”。而在形态上与国家具有同构性质、在规模上大为缩减的城市,无疑是最具可操作性的单元与抓手。同时,在后工业社会和消费文明背景下,当今城市不仅是经济、人口、物流、金融、科技的“硬”中心,也是精神生产、社会交往和文化消费的“软”平台。和历史上的城市主要呈现为“政治城市”和“经济城市”不同,随着文化资源直接构成城市经济系统中重要的新生产要素,文化生产力成为城市社会良性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为中介与过程、以适合人的审美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为目标的文化城市,正在成为全球城市竞相角逐的战略性目标。我国的区域与城市拥有丰富和各具特色的文化资源,同时各地文化发展的资源、基础、条件和需求差别也比较明显,所以应该把“城市”和“城区”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体形态,以当今城市化体系中居于顶端的文化城市作为国家文化战略的核心目标,编制主题明确、架构合理、重点内容突出、战略路径可行的总设计图,为中国文化发展抢占战略制高点提供理论与战略资源储备,保障在未来激烈的全球文化竞争中“不打无准备之仗”,并最终实现我国文化软实力与新型城市化的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