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间国际排名75－100名的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其甄选副教授的标准，可作为真正意义上合格的经济学家的标准。这是一个依据经济学国际学术评价体系得出的标准

记者：您的“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的言论在媒体发表后，引发了众多回应，您如何看待？

丁学良：国内的反应，有些是正面的，有些不那么正面。主要分成两个方面，其一是来自民众的，引发了他们对公平正义的关心；另一方面，也是我自己最关心的，是关于学科建设方面的，主要是来自学界的评议。目前我所知道的一些国内经济学家的回应，他们说外行话的水平，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这更反映了国内经济学的学科建设，需要有人提出建议，从外边吹吹不一样的风，这在当前十分必要。

至于我的言论加重了民众对经济学家的不信任，这样的后果我不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但也不是百分百想到了，应该是界于中间状态吧。民众的反应，原谅我无法经常地关注，没有办法去评价。

记者：国内许多经济学者认为，您的专业是社会学，对于经济学而言是外行，评价经济学家的优劣并不合适，而且，您并没有提出“合格的经济学家”标准，所以，您的言论并不值得认真对待。

丁学良：我的专业是政治社会学，主要研究制度变迁，其中大学制度是我的研究对象之一。大学制度中，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我做了专门研究，社会科学中以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评价体系为主要对象。不仅如此，在实际中，我现在仍担任境外大学的学术评鉴人，了解它们如何招聘、评价经济学教师。

我对国内经济学家的评价是基于我的研究和实际经验，依据经济学的国际学术标准做出的，并不是一时兴起的表述。

我国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是最国际化的学科，评价标准肯定是国际化的。通过对我的反驳我才了解，国内经济学界有那么多人并不知道本学科的国际学术标准！

追溯起来，1978年我已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同一期上还有孙冶方先生的文章，当时我只是大学生，自我感觉很不错。1985年进入哈佛读书后，身边大师云集，才知道何谓学术的汪洋大海，体会过去自己视野的狭窄。现在，20年过去了，还有那么多人犹如当年的我，在自家院子的小池塘里戏水，却认为这就是汪洋大海了。这让我难过。

记者：按照国际学术标准，什么是合格的经济学家？

丁学良：对于这个标准，我在《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书中有详细的阐述。国际上有13种不同的方法比较经济学系和经济学家，其中的核心是对研究成果进行评介。这是经济学界内部由不同的专家小组用不同的方法论研究出的评价体系。目前国际公认的方法是对专业的经济学学术期刊进行排名，然后依据在不同等级的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进行评价。

我所在的香港科技大学，在13年间，它的经济学系在国际上的排名大约在75－100名之间，在整个亚洲排名最前，以它聘用教师的标准为例，大约比较切合实际。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聘用教师，分为三步。第一步是起步的助理教授，一般是刚毕业的博士来应聘，这时他们往往还没有在很好的期刊上发表文章，所以只要求他们提交2－3篇他们最好的研究手稿（working　paper），并有至少3个成名经济学家的推荐，系里选择排在前列的几位，给一个求职演说（job　talk）的机会。这时考察的是他们是否受过合格的经济学训练，是否有学术研究的潜质。

第二步，助理教授在工作五六年后，系里将根据他们是否在像样的期刊上发表足够的论文，决定是否给他们副教授的职位和长期的工作合同。此时的标准是在第一档的学术期刊（全学科的，国际排名15名以内，《美国经济学评论》、《计量经济学》、《经济学季刊》等，刊登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的文章）上发表至少两篇论文，在第二档的期刊（排名在15—30名内，包括学科分支的专业期刊，如《财政经济学学刊》、《人力资源学刊》、《比较经济学学刊》等）发表至少2篇论文。

第三步评定终身教授，这时要求研究非常扎实，要有突出的学术贡献。

我认为，是否是真正意义上合格的经济学家，可以按照香港科技大学评定副教授的要求来衡量。我不是按照国际排名前10位的经济学系的要求，也不是按照终身教授的要求，这样不至于高得离谱，因为我们谈的是华人社会里的经济学家。

记者：看起来，这个标准并不是那么高，为什么您说国内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

丁学良：这很容易判断，根据国内学者在像样的期刊上已发表的论文就可以知道。许多人不服气，也有方法可以测试：他们可以把最好的三五篇论文（无论发表或未发表）寄给国际上排名75－100名的经济系，申请副教授的职位，看一看他们能否在候选人的名单中排名前三位；或者是把他们最好的三篇文章，寄给国际上排名20－60名的学术期刊，看一看能否刊登。我非常希望有人做这样的尝试，如果有好消息，我非常愿意承认自己错了，愿意为他们庆功。

记者：你已对“合格”做了定义，对于“经济学家”，您是如何定义的？

丁学良：许多人认为，经常评论经济问题的人，或者是制定、实施经济政策的人都是经济学家，不仅民众这样看，甚至一些学者也这么认为，这太混乱。如果这样，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也未免太多了。举一个例子，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但没有人认为他是经济学家，他也许可以因为稳定全球金融市场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肯定不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没有学术贡献。经济学家是受过良好经济学训练，从事经济研究的研究者。即使是做应用研究的，也要求对经济学原理和方法论有着深刻的理解。

记者：您为什么如此高调地在此时批评国内经济学界？

丁学良：从一些反馈看来，许多人认为我在贬低经济学界，是在争取学科的话语权。事实并非如此，我谈论这个话题，并非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在香港科技大学我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学术评鉴人，我了解这三大社会学科的进步，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最接近科学，最有可能像物理学那样发展。我研究政治社会学，也需要借鉴许多经济学的成果，

在我进入大学时，国内的学术基础相当薄弱。1990年代以来，国家开始有能力加大投入，在国外受过良好训练的学者们开始回来，我们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也充分起来，我们的社会科学开始有了研究和进步的基础，经济学尤其有了更多的资源和可能性，去追赶国际水平。

可国内经济学界的学科制度建设让人失望，浮躁和平乏让人担忧。西方学术界并不是停在那儿等待我们追赶，我们正在失去时间。

这次完全反对我的观点的学者中，有几位是国内著名经济学院的副院长。他们的缺乏反省令人失望。

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需要制度重建，这是转轨时期最大的挑战，其中大学里学科制度建设是重要的部分。只有在有效的学科制度下，我们的大学才有可能有第一流的学者，才能有第一流的学问，才能为未来的方向提供理论依据，才能在思想层面赢得世界的尊重，这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实现这样的目标，不仅是经济学的责任，也是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共同责任。(余力)

（此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未经受访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