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研究者，我一直非常关注“一带一路”战略，中央提出的这个战略具有重大的全局意义，我们在听到这样一个思路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它会产生久远的历史性影响。
最近三十几年，我们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和平发展崛起这样一个态势明显地显现出来了，我们终于可以讨论以外向型走出去的商贸大国、经略周边、经略西部、经略海洋的“一带一路”战略了。
这个战略显然有两个清晰的原点：一个是人本主义的，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另外一个原点是合作包容框架，是寻求全球化经济中间各国、各民族的共赢、多赢。这两个原点后面的大背景，我认为其实就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非常清晰地做出的战略判断。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我这几十年一直在反复思考，小平同志当年说的这个战略判断说起来并没有实际的感受力，但实践证明，这个判断符合整个人类社会现在发展的基本轨迹，它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并不是在向前的过程中去寻求谁战胜谁，而是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之下包容合作、互利共盈。这个判断自然就逻辑地引导到现在我们“一带一路”宏大战略的实施，是循着和平发展的路线，使我们经济发展空间和外部世界实际存在的需求更有效、更便捷地贯通，从而形成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互惠共通，同时也是其他各个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梦想的这样一个配套条件。
当然具体实施过程中，这个战略在客观上就需要基础设施先行，这是一个和其他各经济体互动的发展过程。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在向西的一带至少可以区分出西南、西西、西北三路走向，大型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硬件环境也不排除，中国现在在本土上已经开始风生水起地搞起了所谓连片开发，这是引社会资本民间市场主体进来可以做的非常像样的创新的投融资机制，另外也要培育软件的配套机制。
另外在向东的海的方向上，首先已经明确了以三沙市为代表的，匹配海洋的园区合作项目。这样，发展将连通各类船只、飞行器，多个经济体频繁跨航通商。这些都能够借助亚洲基础设施银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上合组织基金和其他的多元多渠道的基金共同形成支持的合力。
在这个战略推进的实施中间，机制创新点是多元筹资与运用PPP，我们过去直译为公司合作伙伴关系，现在译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可以直接理解为政府和企业以及其他非政府的专业组织合作。这样的一个机制还要相关资产管理方面的创新任务。
我们注意到PPP机制近几十年间已经在欧美、澳洲和若干新兴市场经济体应运而生，方兴未艾，在我们国家也涌现了一系列的实操案例。国内处于初创和探索的阶段，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机制得到了管理部门高力度的推行，正是结合“一带一路”充分发挥它用武之地的一个新机制，这个机制对于缓解政府资金压力，使人民得实惠，为企业提供生存发展空间、培育市场主体都有显而易见的重大意义。而且它也直接匹配三中全会给出的混合所有制的突破，以及匹配四中全会强调的全面推进法制化治国理政大政方针之下的法治建设，同时还对应着中国社会特别需要的契约精神、敬业诚信文化的培育。
我们在“一带一路”这个战略实施过程中，显然需要推进各国政府、公众、企业以及方方面面的合作互动和共赢多赢，我们也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更好地理解国际惯例和可接受概念之下的资产管理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和创新。我们要在PPP创新中对接和它资产优化的管理机制，至少如下几点是需要研讨系列范围之内的。
第一，结合法治精神和契约精神。中国法治体系里面还存在着无法可依的现象，不能一下子立出多少多少个法，至少有暂行条例，至少中国法律体系里相关文件是必须先形成的，然后再逐渐提高立法的层次。我们已经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关于PPP的指南，以及相关的一些带有指导意义的文件正在密集出台。
同时，还要继续推进法治化过程，还需要有针对性地呼应“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力求在PPP项目和相关的资产管理方面，先弥补空白，争取有法可依。再进一步动态优化，使这样的法律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越来越带有明显的良法的特征，这是一个我认为必须提到的着眼点。
第二，在“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些重要节点上面，还应该有规划部门和相关管理部门有意识地做出几个主要类型的PPP创新方案，有关方面显然已经注意这个事情。
所谓示范项目，可以扩大到园区新的机制，比如服务打包。其实现在地方政府和企业界特别关注连片开发，我们看来在国际经验里别的经济体似乎还更多地关注一些BOT、POT、BT等等，在这些项目里边形成一些稳定的模式，但中国的兴奋点一下子落到了连片开发的项目上。
这样一个创新的特点，我们也可以融合到“一带一路”上面去，要争取给出一些带有示范意义的创新方案，对接一些可行的招标实操，同时又要注意防止一哄而起，要尽可能做到积极而审慎。
第三，应该借鉴有关企业的成功经验，更多地鼓励一些创新。一段时间以前，我听说华为公司在非洲欠发达的地区跨越式地发展了无门店的手机银行等等，这种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在“一带一路”中，我们率先实行一些通讯后发优势的战略，鼓励和政府合作，大胆开拓新的方式和技术路线，争取实现一些超常规发展。
第四，我认为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筹建发展以民营资本为主要部分的“一带一路”的股权投资基金、投贷基金以及政府引导资金，在可能的PPP项目里积极地探索可以稳定下来的模板，连接到相对稳定的资产管理的长效机制来。
财税部门显然应该在这些方面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比如政府的引导基金不是要政府去包揽，而是要助力。做事情一定要寻求政府资金能够在内产生成熟效应、放大效应，最好能够四两拨千斤。
第五，在外交、发展、商贸等方面密切协同，高效地配合地方和国外相关方面磋商促成一批国内外民间投资为主的“一带一路”的PPP项目，借鉴引入相关国度可用的资产管理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各个方面的协调配合也在面临考验，部门之间容易把自己的想法看得特别重而互不买账，现代国家治理的情况下，这方面是需要做一些新的推动的。
最后一点，积极地培育和促进国内专业机构、中介组织、智库平台和高校研究中心等，大家一起开展配合“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相关的PPP机制创新、资产管理创新这方面的科研咨询服务和专项团队的定向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