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在新经济学家智库研讨会上的发言，有删改。

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一带一路”贫民窟改造之中国机会——产能过剩与大国使命。

一、产能过剩问题与所有制密切相关，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对产能过剩是有不同看法的

民企的产能过剩实际上是不需要政府去帮助解决的。比方说某私人纺织企业多了两台缝纫机备用，很正常。产能过剩就意味着经济学上的沉没成本，而民营企业它可能愿意承担沉没成本，以应对面临的不确定性。这种过剩是经营主体微观上的可负担成本，不需要政府关注与解决。我们要关注的是财政类的投资，这类投资要注重效益分析，如果是投资在过剩的产能上就是浪费，因为这都是民众的税收交给政府使用，应保证高效率。

产能过剩有时候就是产业的冗余，是产业韧性的一种特征。比如华为的“备胎计划”，备胎就是过剩，而且过剩的量很大成本极高，但是如果没有备胎，华为就会倒下，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中国的产能过剩对全球而言是一种和平冗余，是可以应对全球的应急救助、灾后重建的和平冗余，是全球经济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一带一路”贫民窟问题是全球性挑战

我们从国际组织，特别联合国人居署提供的数据来看，全球一直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贫民窟。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贫民窟人口还在增长，因为人们居住的标准也在不断提高。2005年联合国的年度报告里就提出解决贫民窟是全球四大目标之一，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都没解决。

不同地区居住在贫民窟中的人口比例其实是很高的，特别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非洲地区。高比例的贫民窟成了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城市病”，我们去过的那些发展中国家，他们提到贫民窟问题说100个总统都解决不了。

贫民窟环境恶劣严重到什么程度？建房子根本就没有用任何耐用性的建材，稍微有一点地震或刮大风房子整个就塌了。同时没有足够的居住面积，也缺乏安全用水，更缺乏家庭卫生设施，从而造成疾病蔓延和儿童死亡率居高不下。

三、在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贫民窟改造加基础设施，完全可以解决上述这些问题

首先，贫民窟在全球的分布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理空间几乎是重合的，全球大部分贫民窟都存在于一带一路国家。

其次，与我们国家现在所处的城镇化阶段吻合。我国在城镇化接近30%的时候开始飞速发展，到了60%之后开始放缓。但我们的建筑业规模在城镇化高峰期是每年要建20亿平方米，相当于世界建筑量的一半。

城镇化到了70%以后，估计每年我国只要建8~10亿平方米的建筑就足够了。因此整个建筑业一半多是过剩产能，这与跟城镇化的阶段有关系，这是一个客观规律。这些过剩的产能完全可以运用在一带一路的贫民窟改造上。

再次，与在发展中国家建设港口、铁路、水利这些项目相比，贫民窟改造具有稳定性，因为许多住在房子的人都是老百姓。开展贫民窟改造，不会像电站、港口或铁路项目那样突然被新上台政府中止，因为其惠及到所有的人民，谁反对，谁就会失去支持。

此外，贫民窟改造可以带动新城的建设，同时带动高铁、高速公路、电力、水库、新能源、港口的建设抱团出海。

四、我国参与一带一路国家贫民窟改造，拥有巨大的优势

首先，我们有丰富的生态城示范区建设经验。我国与新加坡早在15年前就合作开展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建设，与德国、瑞典和法国也都开展生态城的合作。现在在三十多个国家开展了很多的低碳新城项目，下一步也计划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进行推广。

其次，我国拥有丰富的棚户区的改造经验和较高的装配式建筑水平。涉及到大规模改造时，装配式建筑是非常有效的，可以很迅速地建造完成整个社区甚至新城。像一些小高层新建筑，原本需要两年建设周期，用装配式实际上二、三个月就能建好。

同时，我国的绿色建筑规模在世界上已经处在第一位。绿色建筑是节能节水和室内环境友好的建筑，我们在这方面也拥有很大的优势。我国还有很强的微循环水处理设备，可以在节水方面做得非常好。我们还擅长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海绵城市的建造。这一整套的经验和技术规范都可以在一带一路推行，可以大幅度地节省能源的消耗以及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在一带一路推行贫民窟改造也存在一些挑战，我们需要面对当地法律文化、土地所有制、工程标准的差异、合同设计与执行和新城的运行机制等问题。我国参与了六个发展中国家进行新城的建设，包括埃及首都的建设，在这些方面我们做的应该还是非常成功的。

总而言之，我们要在一带一路推动贫民窟改造加“XX”工程，XX工程就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水库、港口等，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都要捆绑在贫民窟改造上。而参加一带一路的贫民窟改造，可以拉动上百个产业和产品的需求。

大规模的基建能力既是“过剩”也是我国能对全球输出的和平力量，一带一路国家可以共享中国的生态城市建设经验，绿色建造技术、可再生能源以及新能源汽车，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