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史学家来说，专史易写，通史难作。贯通上下几千年的通史，没有几十年的功夫积累，没有打通古今中西的大视野、大思路，一般的史学大家都不愿尝试。我心目中好的中国通史，钱穆的《国史大纲》、吕思勉的《白话本通史》、内藤湖南的《中国史通论》，都是有一家之见、又通俗易懂的经典。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许倬云《说中国》，也可列入期间。
许先生原先以研究西周史、汉代史著称，近二十年来他越来越注重中国的大历史，所著的系列作品，皆以视野宏大、贯通中西为特色，有一种在IMAX影院看电影的感觉。他说自己是以一种系统论的方法观看中国历史。而所谓的许氏系统论，并非上个世纪80年代流行过的科学的系统论，无宁说是一种人文的系统研究---不是注重数据、模型、变量分析，而是从天文、气象、地理、物质、制度、社会、阶级、宗族、思想、宗教、风俗等角度，360度全景式的鸟瞰古代中国，各个元素之间又非孤案，而成为一个相互镶嵌、彼此渗透的分析网络。这种全息摄影非史学大家无法驾驭，不敢问津。一般学者只能从一个或几个领域窥探历史，但许先生以炉火纯青之技艺穿越其间，驾轻就熟，令人叹为观止。
先说气候、地理、瘟疫对历史的影响。许先生指出，魏晋南北朝期间，大批胡人南下，与亚洲北方出现冰川期有关，大草原的游牧民族无法生存，只能纷纷南侵，渗入中国，最终与中原的农耕民族在血统和文化上融合。隋唐伊始，北方气候回暖，于是草原上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突厥，成为继匈奴之后最庞大的草原强敌，令大唐帝国头痛不已。许先生也注意到日本、朝鲜、越南这些周边邻国虽为儒家文化圈，却未列入王朝直接控制的版图，原因乃是与地理环境有关：最初与它们的交往，无法通过陆路，只能通过海路，而这正是农耕民族之短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造就了一个横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许先生认为，蒙古扩张的时代，正是欧洲发生黑死病的时候，欧洲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无力对抗强敌。故给蒙古铁骑驰骋欧亚大陆的大好时机。
器物也是决定成败的重要因素。许先生在书中多处分析了冷兵器时代马的重要性，谁拥有了骑兵，谁就占据了战场的主动。大宋王朝之所以难以与比自己的国力弱得多的夏辽金匹敌，乃是无论中原还是南方，皆没有大草原，缺乏滋养骏马铁骑的沃土。
说到中国，这几年史学家最热门的话题乃是“何为中国”？古代历史中的“中国”意味着什么？何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等同于华夏-汉民族吗？以许先生热烈而深刻的家国天下情怀，他写这本书的最强烈动机，乃是试图回答“中国是什么？我们究竟是谁”这一核心问题。他超越了欧洲人习惯的帝国-民族国家二分法思路，没有在“中国究竟是一个帝国还是民族国家”里面兜圈子，在他看来，中国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从时间维度来说三千年历史并非一成不变，从空间维度来说则是“汉的中国”与“胡的中国”的互动与交融。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有着明确的主权、疆域和人口的民族国家。古代中国虽然是一个国家，却不是近代的民族国家，而是王朝国家。历史上的王朝经常更替，但有一个超越了具体王朝而始终存在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其不仅具有制度典章的政治连续性，更具有宗教语言礼乐风俗的文明一贯性，这一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就叫做“中国”。
但这个“中国”，在具体的年代里面，总是由某个正统的王朝所代表。不同的国家或王朝都想问鼎中原，争夺这个能够代表“中国”的正统。正统之所以重要，乃是与天下有关。欧洲乃是列国体制，一个上帝，多个国家；但中国是天下大一统，中国人所理解的世界，只有一个天下，而能够代表天下的，只有一个“奉天承运”的正统王朝。一个天下，多个王朝，因此，无论是魏晋六朝，还是五代十国，不同的王朝都要争夺天下之正统。
在现有中国版图之内的古代历史之中，在大部分时期不是只有一个王朝国家，而是有多个王朝政权。魏晋六朝和五代十国时期且不论，即使在大一统的中原王朝时期，在汉朝的北方有匈奴、鲜卑政权，与两宋王朝并存的，有辽夏金元。我们所熟悉的二十四史，是单线的、一元的正统王朝故事。但在今日的中国疆域之内，历史上各个时期除了正统王朝，还有众多并存的王朝，他们同样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只是常常被忽略、被遮蔽的一部分。
历史上的中国，具有双重的内涵，从时间的延续性而言，中国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明共同体，但从地域空间的角度说，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多王朝、多个国家政权并存的空间复合体。在中国这个广袤的地理空间之中，始终存在着多民族、多地域、多种制度的王朝与政权。他们之间争夺的不仅是土地、人口和资源，更重要的是“中国”这个正统，谁占据了中原，谁就拥有中央王朝的地位，获得历史上的正统。
古代中国是一个复线的中国。既有以中原为中心的汉族文明的中国，也有草原、森林和高原少数民族的中国。他们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历史。一部上下五千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原与边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互动的历史。其中有以夏变夷，也有以夷变夏。最后夷夏合流，到了晚清之后转型为近代的民族国家，并开始凝聚为中华民族的国族整体。
从秦汉到元清，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大一统王朝，一种类型是以汉人为中心的中原王朝，如秦汉唐明，另一种是边疆民族所建立的征服性王朝，如辽金元清。虽然都是大一统，但汉族为皇帝的中原王朝的合法性背后有天下，以中原文明为中心，吸引四方内聚，形成华夏中心主义。而边疆民族当君主的征服性王朝虽然部分地为中原文明所同化，但其正统性更多地不是来自代表天下，而是开拓疆土、威震四方的国力。这两种类型的国家认同，都以王朝认同为表象，但其区别非常微妙。中原王朝以文明而自大，征服性王朝以国力强盛而自傲。自秦汉、盛唐到蒙元、大清，“天下中国”逐渐演变为“大一统中国”。
为什么汉唐盛世可望不可即的帝国梦想，到了满清异族政权那里反而得以实现？这首先要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不同性质谈起。葛剑雄教授曾经指出：中国历史上农业民族的政权，其稳定的疆域一般不超过当时的农牧业分界线。农业民族不具有统一中国的条件；相反．牧业民族却能做到这一点。中国农业区的统一是由汉族完成的，但历史上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统一都是由牧业民族完成的，牧业民族的三次南下为中国的统一作出了更大的贡献。第一次南下是东汉后期到隋唐，第二次南下从唐朝中后期到蒙古建立元帝国。第三次则是满族南下建立清朝，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伟业。
这两年，因为论证“新天下主义”的缘故，我对“何为中国”、古代中国是一个“汉的中国”与“胡的中国”互动交融的复线中国有上述的认识。读了《说中国》，我很欣喜地发现，我的一得之见得到了许先生有力的支持与背书。
正如他之前写的《万古江河》、《我者与他者》两书一样，许先生跳出中原中心论的大汉族主义偏见，以大量丰富的例子和概括来论证古代中国的双重性，“汉的中国”之外，还有“胡的中国”，最终汇聚为中华民族的光荣与辉煌。
盛唐便是“汉的中国”与“胡的中国”交融的结果。许先生对此有很高的评价：“整个唐代，在北方、西方都没有长城，也没有边塞，那是一个开放的领土。任何族群愿意归属，其领袖都可以取得中国的官称，被列入大唐天下之内。这是一个开放的天下秩序，有极大的包容性，也有极大的弹性。”他如此比较汉代与唐朝：汉代是从上而下坚实的结构，而唐朝的机制大开大阖，来自不拒，向西方延伸。汉代厚实，唐代宏大，印度的数学和医学、中亚的天文学、都纳入了中国文化的系统，唐代文化的接受和消化能力，当数历史最强。相比之下，许先生对大明王朝的评价则低得多：“明代固然恢复了中国人自己的统治，却丧失了天下国家的包容气度，也没有消除征服王朝留下的专制统治”。从明太祖时代开始，就有内廷特设的刺探单位，侦查文武百官的言论与行为，锦衣卫权力之大，汉唐未有。除了锦衣卫，后来又添设东厂、西厂，代表皇帝监督臣僚和百姓。朱元璋憎恨百官贪渎，若有贪污者，处于极刑，剥皮之后，充以稻草成人形，置于官座之侧，杀鸡儆猴。这使得百官群僚整日惴惴不安，每当上朝，就与家人恋恋惜别，唯恐一去不复返。从汉唐到两宋，以士大夫为核心的外朝尚能平衡皇帝为中心的内朝，故有“士大夫与王权共治天下”一说，元明之后，内廷之威，令士大夫噤若寒蝉，政府完全无法制衡王权，甚至宰相一职都被废除，整个外朝沦为皇帝的附庸。
《说中国》一书多有出彩之处。以最近我关心的一神教传统与中国的问题，竟然也在书中获得意外之喜。一神教乃是发源于近东，亚伯拉罕的后裔先后发展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他们拥有共同的先知，都相信世界上只有一个神，这个神主宰宇宙自然、世间万物与每个人的生死苦乐。他们都相信末世，相信善恶是非、黑白分明，当末世来临之际，一切都将在神面前得到无情的审判。中国传统的宗教并非一神教的，乃是多神教，儒道佛三教混杂，百姓对各路菩萨、神仙、圣人皆一视同仁，走过路过不错过，都要拜一拜。然而，许先生指出，到了魏晋隋唐，中亚和内亚的各种一神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等都随着胡人的足迹进入中国，他们并没有为士大夫精英所接受，却沉淀在民间，为民间信仰所吸收，演化为中国的启示性宗教。宋代方腊的“吃菜事魔”教派、元明两代的白莲教、晚清的拜上帝会等等，都吸收了一神教的观念和仪式。中国的老百姓平时都是多神教信徒，到了揭竿而起之时，皆拜倒于一神教之下，膜拜于一个至高无上的真神与权威，足见中国的一神教并非到了20世纪革命之后才出现的现象，其实在古代中国的民间信仰之中就有渊源可循。
近一、二十年，我个人与许先生多有来往，他的学术和人格，都是一流的。这本书，与其说是他的“说中国”，不如说是他的“中国说”，是一位85岁的史学大家集大半生之智慧的经典之作。有一年，我邀请许先生到华东师范大学演讲，在闲聊的时候，我对他讲，自己经常读钱穆的《国史大纲》，每次阅读都有新的收获。许先生点点头，说了一句：“钱先生的《国史大纲》里面，还有十几个没有写过的博士论文题目，只是一般人注意不到而已”。
君不见，《说中国》这本薄薄的小书，不也同样暗藏着好几个值得展开、深入发掘的博士论文好题目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