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心想先生送来大作《走出乡土》，吩咐我撰写一些意见。这个题目，是针对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而著的。费先生从他的田野调查《江村经济》，发展为《乡土中国》，成为中国社会学上的里程碑。那是1940年代的事情。从那个时代到今天，中国经历七十多年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超越中国，这六七十年来的世界，也是经历了许多剧烈的变化。
中国发展农业，当然发轫于新石器文化时代，经过长期演变，战国时代已经开始精耕细作的农耕经济，秦汉的长期稳定、中国地区内部的区间资源流通，发展了中国内部的市场网，促进了大地区的经济整合。精耕农业与市场交流，使中国的广土众民都笼罩于一个庞大的经济、社会网络之下。数千年来，这一“华夏集团”呈现为人类历史上最巨大、最长久的复杂共同体。
中国的乡土社会，从宋代孕育，以至于到二十世纪，将近千年之久，为庞大的中国共同体维持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基盘。这个稳定的农村社会，有利，也有弊。其利，在于高度稳定性，而在稳定之中，又容许相当程度的社会流通。其弊，则是因为差序格局的伦理观念和社会关系，每一个人都被绵密的网络定位于一“点”，经过这一“点”和其他的个人遵循特定的相对关系，界定彼此之间的相对地位。个人能够自由发挥的空间并不多，可是也保障了不同层次群体的内部安定和对外的安全。这个差序格局下的乡土社会，建立在血缘或是地缘群体，也建立在并没有严格阶级化的自由流通社会。
“走出乡土”，乃是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必须面临的抉择。先是，以城市为基础的西方工商业文化逼人而来;最近一个世纪，全球又经历加速度的科技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中国残余的乡土社会，更难延续。然而，这一脱胎换骨的过程，还不得不影响性情精神，又岂是“出埃及”足以描述?
费先生撰写《乡土中国》时，其实乡土中国已在逐渐衰微，因此，他才要努力于第二阶段，如何重建乡土?五零年代以后，虽然政权建立在农村上面，可是，农村与城市一样，也在强力的种种运动干预之下，经历了不断的变化。暴力之下经历的转变，其破坏性，不言可喻。最近，大规模的城市化计划，强制地将农民移入高楼大厦，希望由此将以农村为基础的中国立刻转变为以城市为基础。从外面看，不能不说，这是揠苗助长，“苗”则槁矣。
放眼世界，从二战以后，全球的农业都被化肥以及杀虫剂的大量使用改变了生产的性质。农业的工业化也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彻底转变，农村与市场的关系也不复旧观。六七十年来，全球性的企业发展方向使很多农村萎缩至几乎不再存在。大型城市出现，以及因为产业的急剧变化，人口移动非常迅速，居住的形式也完全转变为高楼大厦内的小隔间。城市内部的社区和社群，不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都在迅速消逝。街道上，人潮汹涌，但是举目都是陌生人，群众之中只有寂寞者。
在群体离散的同时，由于二战前后，几次集体主义政权对个人的压迫，促使许多人憧憬个人的自由。从六十年代以后，欧美主要的发达国家，都在保护个人自由方面尽了极大的努力。在各种层次，自由开放的社会，其公民都一步步铲除约束个人自由的任何障碍。宗教信仰、职业限制、种族不平等等，都在这一浪潮下不再能够约束个人的发展及个人的决定。最近，美国大法官会议肯定了同性别婚姻权。这是将人类社会许多分类的界线中最后一条自然形成的界线——性别，也铲除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类可以有机会享受完全的自由。可是，另一方面，所有的类别都消失后，“个人”将无所归属，欧美这些已经高度城市化与自由化的社会，却正在面临碎裂(fragmentation)。
一个完全自由的流动社会，其中个人将成为只能依靠自己，或者依靠法律保障的个体。这许多单独、离散的自由个体，将如何面对以国家公权力形式出现的暴力?将如何面对掌握金权的财团?如果有一天，有一批军人，掌握了足够的武器，社会上许多自由个体又如何抵御这些掌握了武装力量的暴力?
因此，如前所述，我读到《走出乡土》的大作时，难免有所感慨：走出了埃及，是不是真的走到牛奶与蜜糖的乐土?假如知道前面将是一片草原， 散乱的牛羊无法抵抗种种暴力的驱赶和宰割——这些暴力包括金钱、武力和强大的权力。那么，我们还能设计一些预防这些灾害的机制吗?“社会工程”自古以来是人类的梦想，总以为我们可以设计出一些方案替人类创造福祉。但是一次、一次，我们发现，以人类知识的限度和人类欲望的无限，种种设计都会由善意开始，而以被人篡夺以满足其权力欲终止。
虽然面临如此令人沮丧的局面，我们还是不能放弃希望。回顾人类还是一群野兽的时代，他们不能以个别的人对抗恶劣的环境，也无法抵抗凶猛的虎豹豺狼，终于，人类以合作的集体力量找到了自存之道。在渔猎的时代，已经很难以个人的一手一足取得生活的资源。到了农耕时代，人类开始定居，也开始集体分工，开拓田野，取得稳定的维生资源。这时候，人类知道，个人不能放纵欲望，自由的另外一面是责任，在人与人之间，必须要有一些彼此间的容忍，才能互相帮忙。
这一些觉悟，使得人类发展了道德，也净化了感情，两者的合并，成为人间的伦理。在伦理基础上，建构社群，发展为更大的复杂社会。这一个长达数万年的经验，我相信，还是必须继续发展。亚当·斯密司在《国富论》之外，还写过一本讨论道德与感情的《道德情操论》。后者讨论的问题，其实比前者更需要注意。而且，斯密司指陈的道德情操，要义在于推己及人：要求大家在图利之时，明白“人、我”与“群、己”的互利。凡此观点，何尝不与儒家仁恕要旨相符?
陈心想先生的这本书，再次提醒我们，无论何处，社会永远会经历改变，改变以后如何调适，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不能放弃救世的理想，却也不能不设预警之心：防止更多灾害的警惕。
对我而言，谈到“乡土”这个题目，也引发不少感触。私人的感情而言，费先生是我在匹兹堡的前辈学者杨庆堃先生的挚友。费先生的“乡土中国”和杨先生的邹平集市系统研究，两者都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提出了极为深入的了解和阐释。他们两位都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山祖，为中国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田野研究基础。他们两人的遭遇却并不完全一样。费先生研究“乡土中国”，目的不是仅在于对“乡土中国”的理论解释，而更注意到如何将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农村转化为以工商为副业，以重建中国已经凋敝的农村。所以，他另外一本大著就是《乡土重建》。他的自我期许是为了替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型作一番设计。费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参加观察杂志的主笔队伍，他的著作在抗战的后期脍炙人口。他对于民主中国的实现，不仅寄予极大的希望，也尽其鼓吹之力。1950年以后，他的名著《早春天气》也是代表读书人敢言的勇气。此后，他遭遇迫害，但是又始终要顶着一些头衔，使他痛苦万分。
他的同窗朋友杨庆堃先生，1951年离开中国，在美国有比较自由的发展天地，在社会学方面的贡献，杨先生的集市系统研究理论被施坚雅发挥，成为社会学的显学。杨先生自己的研究工作转移到宗教社会学方面，在这个专题上，开拓了一片广大的新天地。1950年以后，在中国，社会学基本上被一笔勾销，要到七零年代以后，杨先生受费先生等国内学者的委托，才尽力在海外设法训练国内派出来的一些学生，重建中国社会学的教学研究。如果中国没有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以他们二位继续合作的成果，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又岂止于今日而已?陈心想先生比费、杨两位晚生六十五年，我读到他的文章，内心的感触，悲欣交集。伤心的是，要到三个世代以后，费、杨两位的工作，才有人真正接下去。欣喜者，三个世代以后，有这么一批人能接下去。
(陈心想著《走出乡土》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