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为了纪念王瑶先生去世十周年，我将此前陆续撰写的五篇关于先生的文章，略加增删，连缀成文。文章标题《念王瑶先生》，模仿王先生的名文《念朱自清先生》———私心以为，那是先生平生著述中最为神定气闲的“好文章”之一。此文共九节，并非一气呵成，断断续续写了将近四十年。但如果作者不加说明，你阅读时，并没有隔阂或跳跃之感。

我的追摹之作，除“文章缘起”外，分“从古典到现代”、“中古文学研究的魅力”、“最后一项工程”、“大学者应有的素质”和“为人但有真性情”五部分，大体上涵盖了我对于王瑶先生学问及人品的理解。本以为，关于王先生的话，到此为止；以后再谈，恐怕说不出什么新东西了。

可这几天，听了王先生1986年在香港答学者问的录音，还是大有感触。思绪一下子回到十五年前，再次印证了我最初的直觉。记得王先生刚去世时，我写过《为人但有真性情———怀念王瑶师》（《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1期），其中有一段话曾广为传诵：

我从王先生游，最大的收获并非具体的知识传授———先生从没正儿八经地给我上过课，而是古今中外经史子集“神聊”，谈学问也谈人生；谈学问中的人生，也谈人生中的学问。在我看来，先生的闲谈远胜于文章，不只因其心态潇洒言语幽默，更因为配合着先生的音容笑貌，自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先生习惯于夜里工作，我一般是下午三四点钟前往请教。很少预先规定题目，先生随手抓过一个话题，就能海阔天空侃侃而谈，得意处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像放风筝一样，话题漫天游荡，可线始终掌握在手中，随时可以收回来，似乎是离题万里的闲话，可谈锋一转又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听先生聊天无所谓学问非学问的区别，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又何必板起脸孔正襟危坐？暮色苍茫中，庭院里静悄悄的，先生讲讲停停，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升腾的烟雾越来越浓——几年过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来了。

去年，为了纪念中国建立博士学位制度二十周年，我应邀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办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3年12期）上发表《“好读书”与“求甚解”———我的“读博”经历》，重提这段“名言”，而且加了补充：“这段描写并非‘写意’，而是‘写实’。我的‘读博’之所以如此潇洒，既取决于王先生的个人风格，也与其时博士制度刚刚建立，尚无各种硬性指标有关。”如此谈论，与目前正热火朝天推行的标准化教学与数字化管理背道而驰，很可能让有关领导大为失望。可在我，不过是“实话实说”。或许，人文学术的传承，自有其特殊性。当然，这取决于导师聊天的水平，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日常谈话中给学生以启发的。

十五年前那篇怀念文章，除了描述王先生的教学风格，还表达了深深的惋惜与后悔，那就是，没能留下先生谈话的录音：

王先生晚年写文章不多，而且好多绝对精彩的议论也未必都适宜于写成文章。我一边庆幸自己有“耳福”，一边叹惜受益者太少。好几次想作点笔记或者录音，又嫌破坏情绪，无法尽兴而谈。1989年初，我和师兄钱理群商量好，拟了好些题目，想有意识地引先生长谈，录下先生的妙语和笑声，给自己也给后学留点记忆，我相信那绝不比先生传世的著作逊色。只可惜突然的变故，使得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十五年后，再次听到先生的声音，很是亲切。同时，也更加深了我的负疚之感。学术在发展，可先生谈话中透露出来的睿智，依然让我吃惊———不是具体的学术观点，而是对于社会、对于政治、对于人生的洞察能力。

常听人言：“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年轻时认为，这是客套话，当不得真。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明白了，这世界上确有点石成金的妙诀，也确有豁然开朗的机遇。当然，这取决于说者有心，听者也有意。以我粗浅的体会，学问可以积累，智慧却不见得。能够把学问与智慧融为一体，而且落实在日常谈话中，这很不容易。要说善为人师，这才是最佳状态。我曾提及，王先生令人叹为观止的“学术聊天”，与其喜欢《世说新语》、擅长品鉴人物有关；事后想想，似乎还应该添上阅历和修养。

带学生一如写文章，太紧太松不行，太涩太滑也不行，拿捏得恰到好处，需要火候，更需要历练。说起来，我是幸运的。因为，朋友们告诉我，“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所见到的，是先生的最佳状态。随着一刀切退休制度的实行，大学校园里的面孔，明显年轻化。这固然是好事。可不同学科对于知识、对于学养、对于精神，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想像。谈论幽雅深邃的文学史学哲学，失去了老教授的经验与智慧，在我看来，是个很大的遗憾。

惟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尽可能多听、多看类似的录音录像。可谁来制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