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往往被视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次重大转折，也是当代文学在“文革”结束后获得的一个新的话语起点。在关于“新时期文学”的话语叙事中，“思想解放”成为了其基本声调，“新时期”意味着从“林彪、‘四人帮’所制造的现代迷信”中解放出来 ，开始一个“拨乱反正”的社会集体实践过程。如果说“解放”、“转折”、“创新”这样的字眼已经构成了“新时期”话语讲述的关键词的话，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潮流”描述了“新时期”文学走向的话，那么我们看到的只能是不断叠加和放大的“一种”叙事，而在历史展开过程中所发生的矛盾与争斗，徘徊与反复都被遮蔽了。正如我在本文中将要讨论的那样，如果说“新时期文学”具有话语上的“起源性”的话，那么这种“起源性”始终是暧昧不明的。虽然“新时期文学”在自我讲述、自我构造的过程中会一再的重复这种起源与断裂，但是这种对“新”的文学形态的诉求根本无法摆脱历史的魅影，反而是在对历史有意的“原画复现”中获得关于转折/断裂的合法性支持。近年来已不断有论者开始强调“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之间的联系，指出“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诸多命题其实在此前的毛泽东时代已经开启 ，但对于这些历史话语如何在新时期展开/修改，为何能够被纳入以断裂为诉求的“新时期”的意识形态主流等复杂的具体问题大多没能深入讨论。而本文所要讨论的《重放的鲜花》的出版就为我们进入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颇具症候性的视点。
1979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重放的鲜花》（以下简称《鲜花》）这一短篇小说选集。这本选集编选了一些在1956－1957年间有着广泛影响、后来被打成“毒草”的作品，其中有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李国文的《改选》，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等。选集一出立刻引起轰动，“全国的读者纷纷寄来大量热情赞扬的信，甚至放鞭炮庆祝出版” ，并且在一年内再版，在当时被视为是出版界思想解放的标志，也是为这批作家作品正名的一次“宣言”。“重放的鲜花”甚至成为了这批“右派”作家复出的代名词，他们因为敢于“干预生活”，暴露黑暗而被视为是那个专制时代里的勇士，也因此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获得了巨大的荣耀，“他们为自己说真话的勇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他们的作品却象鲜花一样，开放在人民的心中永不凋谢” 。然而富有意味的是，作为新时期再造“文化英雄”的一个具有原点性质的事件，“鲜花”的重放并非天然的就获得了历史的合法性。我们知道，这些作品大多是1956－1957年间响应“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产物，在后来的“反右”斗争中遭到了批判。《鲜花》在“思想解放”后的1979年出版，而此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尚未出台，如何看待1957年的“反右”斗争还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焦点，那么它是如何能够成为“右派”作家恢复名誉的标志呢？在选集所获得的一片赞誉中，人们又是如何讲述二十年前的这次文学的“干预生活”呢？1978年“双百方针”重新被写入宪法后 ，是不是意味着对二十年前的“鸣放”运动的“重返”？在“十七年”与“新时期”之间其实一直存在着某种“挪用与重构” 的关系，这种移植/错位的关系不仅是“文革”结束后的历史反思的内在组成，而且实际上参与并决定了以“拨乱反正”为起点的改革的意识形态轨迹。
1957年：“拨乱反正”中的禁忌/许可
《重放的鲜花》被视为是文艺界和编辑出版界拨乱反正的一个标志，其实在此之前，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工作就已经展开了。虽然当时中央对于1957年反右斗争的性质尚无定论，但是对“右派”知识分子的平反已经先在人事安排上获得了解决。1978年全国“右派”已经全部摘帽，而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后，大批“右派”都已获得平反并重返工作岗位。《鲜花》中所选择的大多数作者在当时也都已经获得了平反，正如选集的编者后来所回忆的那样，虽然当时还有一些“右派”作家尚未平反，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后，迟早会平反，因此为这些“右派”作家结集出版风险不会太大 。然而人事上的“平反”并不意味着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平反”，在中央尚未对“反右”做出历史决议之前，如何评价这批在“反右”斗争中被批判的作品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正因为“1957年”在意识形态上的暧昧之处，尽管“双百方针”已经被恢复并成为新时期的文艺政策，但被视为“百花时代”的1956－1957年及其代表作品却始终处于被隐匿的位置。1978年，《文艺报》与《文学评论》联合召开了一次的为作家作品落实政策的座谈会，为一批被划为“毒草”的“十七年”文艺作品平反。获得平反的作品近七十部，但没有一部是“百花时代”的作品 。与此同时，为了迎接建国三十周年，各地出版社纷纷出版了各种建国以来的小说选集，在这些选集中也鲜有这批作品的身影 。直到1979年，周扬为第四次文代会起草主题报告时，这批小说以及1957年获罪的“右派”作家仍然没有获得一个合法的地位，以至有人提出“应考虑为‘干预生活’而获罪的作家，以及因此而受批判的作品，经实践证明政治上是好的，艺术上也是优秀的，又受到观众欢迎曾在社会生活中起过积极作用的，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公开恢复名誉” 。在这种局面下，《鲜花》对这批作品的结集出版实际上是一个处于禁忌与许可之间的事件，而这种尴尬正是来自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意识形态允诺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之间所出现的空白。
“1957年”的尴尬同时也牵涉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如何重新评价“十七年文艺”的问题。1979年1月“文艺黑线专政论”被正式否定之后，文艺界当时对“拨乱反正”的普遍认识就是要回到“十七年”，但是这样一来必然会涉及到“反右”、批胡风、批人性论等这些中央都还没有做出结论的历史问题。在筹备1979年10月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过程中，对“十七年”的评价就已经是文艺界的几个领导人之间最大的分歧所在。林默涵后来回顾这些争论时总结了当时几种对“十七年”的评价态度：“一种认为基本正确，但有‘左’错也有右错，左错更严重，但并没有形成一条‘左’的文艺路线。另一种认为已经形成一条‘左’倾文艺路线，四人帮的‘极左’就是从前面的‘左’发展起来的，其中还有人认为1957年以后才逐渐形成‘左’的路线。”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分歧，就在于“文革”中的文艺批判运动大多都可以追溯到“十七年”中的文艺斗争，而1957年的“反右”斗争更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正如周扬所指出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好比桥身，五七年后的十年，则是岸上与桥身相连的引桥” 。因此，如果要彻底批判“文革”的话，就不可能不对“十七年”的文艺思想进行反思。“十七年”文艺究竟是不是存在一条“左”倾的错误路线？如果说“拨乱反正”是要纠正“文革”的“极左”而回到“十七年”的正确道路上的话，那么又该如何看待“十七年”中对于“右”的高度警惕而发动的一次次文艺批判？
粉碎“四人帮”后，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起初对“四人帮”的定性是“极右”，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四人帮”才被正式定罪为“极左” ，而对“极左”路线的批判也随之成为新时期拨乱反正的意识形态重点所在。因此，1979年初的理论思想界“思想解放”的首要任务就是厘清“左”与右的性质，开展对“左”祸的批判。甚至有人主张应该把“‘左’倾”一词中“左”的引号去掉，“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在路线问题上，谁左了，谁就错了” 。与此同时，“防右”的声音也仍占有相当的势力。1979年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取代“四大”之后，有不少人认为“反右”又要来了，政策又要从“放”到“收”了。而文艺界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也在1979年愈加激烈 ，以至于陈登科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发言时说，“今年春天，又从‘左’边吹起了一股冷风，……预言又要来一次反右运动了” 。“左”与“右”的划分限定了当时反思历史的基本范畴，对于“十七年”文艺的难以定性，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毛泽东时期的政治路线斗争远比“左”和右的对立要复杂得多。这种命题方式既无法对历史做出有效的清理，同时也导致了政治话语上的暧昧。虽然有着“防左”与“防右”的双重顾忌，但由于当时社会上普遍的对于“左”的反感，人们倾向于把“左”的意见等同于“长官意志”，即官员（“政治”）的独断专行，缺乏民主，表现在文艺领域就是是政治对文艺的粗暴干涉。正如陈登科将文艺界领导者之间的分歧表述为“左”的冷风那样，“有的担负着文艺领导工作的同志，在这场生气勃勃的文学运动面前，却不是满腔热情地加以支持和引导，而是指手划脚，甚至对揭露‘四人帮’罪行的作品非常反感，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愕然。” 在这样的情况下，《鲜花》中这些遭受过“反右”批判的作品也就获得了某种天然的合法性而从“左”与右的纠缠中脱身而出，因为它们被视为是哥白尼似的坚持“对真理的追求和信仰”，而这批作品的遭批判正如封建统治者对于优秀文艺作品的封禁，是统治者对文艺粗暴干涉的一个罪证。“罪人是谁？历史作了回答：是林彪、‘四人帮’！” 通过将《鲜花》在三十年中所遭受的批判以“毒草”的方式加以指认，将他们的被批判表述为“四人帮”的迫害，而不提毛泽东在1957年所发动的“反右”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鲜花》才能够获得普遍的欢迎并获得其合法性。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第四次文代会筹备组和文化部合编的《六十年文艺大事记》中，《鲜花》的出版被列入了1979年的文艺大事中，这足以看出这本选集的出版获得了官方权威的重视和认可，然而与此相应的“写真实”“干预生活”口号的提出却没有出现在1956年的大事中，1957年“反右”斗争的展开以及对这批作品的批判也没有被记录 。很明显，《鲜花》的被认可并不意味着“1957年”成为可以言说的对象，后者虽然构成了“拨乱反正”展开的历史基础，却仍然无法在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中被容纳、被表述。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终结？
尽管《鲜花》只是一部历史文本的集合，但对这些作品的选择以及阐释都形成了一组新的“文本”，正是这组新文本的生产形塑了我们今天对于“百花时代”的文学图景的想象。《鲜花》中所收录的作品成为了日后文学史中讲述“百花时代”的“代表作”，而对这些作品的阐释也在不断的强化某一面向的意义并使之经典化和神圣化，甚至成为再造“文化英雄”的有效手段。
选集中的作品大部分是1956－1957年《人民文学》上为了响应“双百方针”而推出的小说，诸如《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沉默》、《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红豆》、《美丽》等，这些小说在发表之后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直到“反右”开始后，在李希凡的《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上的逆流》（《人民文学》1957.10）、《所谓“干预生活”、“写真实”的实质是什么？》（《人民文学》1957.11）以及姚文元的《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人民文学》1957.11）等文章中才对它们展开了集中的批判。还有几篇作品则是因为涉及到知识分子同人团体与政治权威之间的矛盾而被打为“毒草”，其中如流沙河的《草木篇》虽然是发表在地方刊物上的诗歌，但在当时引发了四川文艺界激烈的政治斗争并直接受到毛泽东的关注，而陆文夫和方之则因其“探求者”的同人身份在“反右”中遭受厄运。至于选入的刘绍棠的作品则有些意味。在“双百方针”提出后，年轻气盛的刘绍棠曾经写过多篇文章矛头直指《讲话》 ，被批“尾巴翘得比旗杆还高”，他当时发表的两篇小说《田野落霞》和《西苑草》也被李希凡、姚文元等人列入修正主义思潮的代表。然而《鲜花》中并没有选入“干预生活”更为尖锐的《田野落霞》，而是选了描写大学内知识分子生活的《西苑草》。一个较为显在的原因大概是《西苑草》更符合“温良恭俭让”的风格 ，而不像《田野落霞》那样过于阴暗。类似的如当年同样影响较大的荔青的《马端的堕落》也未入选，我们或可从1978－1979年间发生的“歌德”与“缺德”的争论看到，在“干预生活”与“暴露黑暗”之间仍存在着隐隐的界线。
更为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题材上的考虑。《鲜花》的前言对这些小说的主题有一个勘称经典的概括，编者认为这些小说主要包括两类题材，一是以《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为代表的“干预生活”的作品，另一类是以《小巷深处》、《在悬崖上》、《红豆》等为代表的爱情题材作品。这两类作品之所以应该获得肯定，是因为前者所反对的官僚主义“今天还在玷污我们党的荣誉，腐蚀我们党的肌体，妨碍我们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步伐”；而后者则通过“家务事，儿女情”歌颂了新社会，批判了旧世界 。在编者看来，《西苑草》正是可以被列入知识分子爱情题材的作品 ，它歌颂了知识分子高尚的品格和真挚的爱情。但事实上，《西苑草》涉及了五十年代相当敏感的问题，其主人公蒲塞风不热衷于集体活动，只专注于学术研究，富有“追求真理”的责任感，这个形象实际上暗示了知识分子个体与集体化、政治化话语之间的矛盾。而《鲜花》的编者对于《西苑草》在爱情与求知上的纯洁高尚的强调，实际上是以“真善美”的主题遮蔽了原有的政治脉络，较之题材偏向表现权力斗争的《田野落霞》，《西苑草》更易于被擦改以符合新时期对于知识独立于政治的要求。
然而，尽管“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毛泽东时期的文艺政策此时成了人们最急于摆脱的历史包袱，《鲜花》的出版也意在控诉政治对于文艺的干涉，但是这两类题材之间却呈现出某种貌合神离的吊诡之处。一方面，编者意欲强调爱情之于政治的纯洁，另一方面又期待那些“干预生活”的作品能够发挥它们批判现实政治的功能。《鲜花》出版之后，“干预生活”类的作品比爱情题材作品获得了远为广泛的关注。虽然“爱情的位置”在新时期初期已经构成了文艺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但是二十年前的这批爱情题材作品却没能参与进这场讨论中，反而是“干预生活”的作品此时成为了意识形态重建的重要资源。《重放的鲜花》所引起的共鸣并不仅仅因为它是“四人帮”统治的受害者。1979年前后有六十多部“十七年”中的“毒草”作品重印出版，但大多只是被视为否定“文艺黑线专政”的一种恢复名誉的工作 。《重放的鲜花》之所以有着更强的现实针对性，是因为在人们看来，“这个集子里反映的社会矛盾，二十年来非但没有消失，而且扩大了” ，这个矛盾就是与官僚主义的斗争。罗立正、陈立栋、刘世吾这些“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者”不仅被指认为历史的罪魁祸首，而且在新时期依然顽固的存在，成为实现“四化”的最大障碍，以至于有人甚至提出，“反对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使命” 。而且，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在人们看来，这些作品不仅为了反对官僚主义而创作的，它们之所以遭到批判被打成“毒草”也是因为统治者的官僚主义思想所致。因此，评论者们更关注的其实是官僚主义对于这些作品及“双百”方针的压制与迫害，而不是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社会矛盾，更不是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如果说1956－1957年间对这批作品的争论还试图从美学角度去展开的话 ，那么二十年后，这批作品的面世反而因为被直接置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评价体系中而获得了一片赞誉。
简单的说，毛泽东在1956－1957年间发动“双百”运动的时候，初衷是为了解决党外知识分子与党之间的矛盾，鼓励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以达到团结知识分子的目的。在这样的政策鼓励下，“干预生活”所谓的“勇敢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就不仅仅是反官僚主义所能容纳的，而是牵涉到两条路线斗争，人民内部矛盾与阶级矛盾，党内与党外矛盾等错综复杂的矛盾。与其说罗立正是官僚主义者的代表，不如说他更是在当时毛泽东“左”的激进路线号召下被批判的“右倾保守主义者”。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虽然有着相对明确的反官僚主义内涵，但是更多的表达了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对立，从而提出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 。当时对于这篇作品的争议也是在于它对“环境”描写的真实与否，也就是说，作品所揭露的矛盾并不在于官僚主义者与反官僚主义者之间的冲突，而是着眼于革命者自身在面对环境的变化时所产生的困惑。1957年姚文元在集中批判这些“干预生活”的作品时就把靶子瞄准了其中的“个人主义”倾向，认为“要真实地反映人民中先进人物同官僚主义的斗争，就不能够把先进人物同整个社会环境对立起来。用人造的整个社会环境的‘黑暗’来衬托出个别先进者的正确，那正是把先进人物写成脱离集体的个人主义者。” 二十年后将“干预生活”的主题归纳为“反官僚主义”，正是将这些文本从既有的脉络中抽离出来，在看似延续的历史一致性中统一进“新时期”以“断裂”为诉求的意识形态再生产过程。
被改写的“反官僚主义”
仍需要进一步提问的是，为什么是“反官僚主义”？如果说新时期对《鲜花》的“再解读”制造出了一个新的意义幻象的话，那么这个幻象是如何实现历史与现实、政治与文艺、知识分子与权力等各要素之间的“耦合”以获得普遍的认同？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普遍受到质疑的情况下，“反官僚主义”这个显然带有强烈政治干涉意味的主题为何能够成为1979年前后最重要的文艺命题之一？
在1978年11月14日中央为“四五运动”平反后，1979年中宣部下达了学习周恩来“六一讲话”的通知，这个讲话当年是在“大跃进”之后的调整形势下提出了“文艺民主”以重新鼓励“双百方针”的推行。除此之外，在1979年被重新提起的还有周恩来在1959年“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讲话，1961年新侨会议上提出的“文艺十条”等。一时之间，对周恩来文艺讲话的讨论成为了“思想解放”后文艺思想建设的起点，以学习周恩来的讲话为契机，“文艺界开始对党如何实行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以及艺术民主、艺术规律等问题进行广泛讨论。发扬艺术民主，一时成为文艺界的最强音。” 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些文艺思想成为了重新讨论“双百方针”的历史资源。至于为何不是当年这场运动的发动者毛泽东的论述成为“双百”复苏的思想资源，其中暗含的历史错位大有深意，这点将在后文进行讨论。在“文艺民主”的政策鼓励下，1979年前后引发大辩论的几个重要话题如“歌德”与“缺德”、文艺“工具论”、“十七年”文艺成就等都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事实上，人们所反对的“政治”只是前三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反对的是文艺成为阶级斗争的附庸从而丧失了独立的艺术性。 “思想解放”后文艺领域面对着前三十年大量的批判运动和理论问题需要清理，之所以提出“为文艺正名”的口号也正是因为文艺路线上的斗争依然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在这样的形势下，文艺不可能仅仅成为独善其身的纯审美形态。因此，那些在五六十年代引发大批判的一些文艺命题在此时又纷纷被重新提出，诸如“干预生活”、“写真实”、“现实主义深化”、“中间人物”、“人性论”等曾经被批判为修正主义的文艺口号此时都成为了重建新的文艺理论和思想的有力支撑 。
“反官僚主义”的提出也是作为这项清理/重建工作中的一个部分，《鲜花》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反官僚主义”的声音集中爆发出来。 “为了不使反官僚主义文学重新遭受悲惨的命运，为了让新放的鲜花和‘重放的鲜花’都成为社会主义花园中开不败的花朵，有必要对几个关于反官僚主义文学的大是大非问题辩论清楚。” 而1979－1980年间文艺创作中也出现了大量“揭露某些干部特殊化、官僚主义、个别的干部腐化堕落，为非作歹”的作品 ，诸如《人妖之间》、《飞天》、《调动》、《在社会的档案里》、《假如我是真的》、《权与法》等。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此时“官僚主义”往往被等同于“长官意志”和政治腐败，而这也正是人们对毛泽东时代文艺附属于政治的最激烈批判所在。但是当官僚主义被指认为三十年乃至当前的文艺最大的敌人时，对官僚主义的理解就不可避免的也会被纳入“左”与“右”之争的历史反思方式中。在“反官僚主义”的口号出现以后，就有人对此表示质疑：“四人帮”批老干部就说他们是走资派，是官僚，那么粉碎“四人帮”后再提“反官僚主义”岂不是重复了“四人帮”的谬论？ 事实上，从五六年“双百方针”提出要反官僚主义一直到“文革”中的批走资派，官僚主义既被视为“左”的教条主义也被视为右倾保守主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首先是要反对“左”的教条主义，“在教条主义者看来，似乎要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要工农兵方向，就不能同时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且教条主义尤其是和某些“领导思想”有关系 ，“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总是相互依存、相互为用的” ，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在1979年所理解的独断专行的“长官意志”。而在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重新鼓励“鸣放”，以及在其后发动了党内整风运动时，官僚主义也是毛泽东批判的一个主要对象，此时的官僚主义则被阐释为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资产阶级右派”，整风就是要对“资产阶级和旧社会”的意识形态在党内的残留进行改造 ，“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 对于官僚主义性质的不同阐释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在不同的历史形势下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不同动机，也暗示出了毛泽东的意图与知识分子响应“鸣放”之间的某种错位。究竟如何解释从“双百”运动到“反右”运动的政治动向不是本文所能解决的问题，在此想指出的是，“反官僚主义”在毛泽东时代所包含的裂隙与其特定的历史内涵在1979年的重提中都被遮蔽了。干部特殊化，腐化堕落，脱离群众，对文艺横加干涉等都是官僚主义的内涵，而这些都被认为是“‘左’倾思潮作怪”。因此，论者常常引用列宁的论述“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而认为“过去二十余年的一条规律是：社会主义最凶狠的敌人在我国一般以‘左’的革命面目出现” 。
在评论者们看来，之所以会出现官僚主义的反动，是因为“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家长制的遗毒” ，因为“中国是跨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反封建的任务完成得不是那么彻底。……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存在着封建式的官僚主义，存在着宗法式的人生依附关系，存在着个人崇拜，一言堂，靠长官意志办事，在一定的阶段和部门中，可能发展为家长式的统治。” 1978年提出“思想解放”的时候，邓小平就已经把官僚主义归结为小生产的产物，封建主义这个曾经被视为是“右”的、反动的事物此时变成了“极左”的思想根源，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定后，对“极左”的批判也相应的被放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内而回避了其中的阶级性。因此，在这样的语境中提出封建主义等旧制度的残余作为官僚主义的根源并不意味着是一种阶级矛盾的表述，恰恰是通过把封建主义阐释成中国社会的不可避免的普遍的落后因素而实现了从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意识形态转移 。夏衍在第四次文代会的闭幕词中就提出，过去把“百家争鸣”实际上只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的争鸣，如今应该把反封建主义也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出，“反对一切形式的封建主义，如家长制、特殊化、一言堂、裙带风、官僚主义等等” ， 可以看出，重新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际上与1956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结构方式。
尽管评论者们认为“干预生活”的口号及其创作实践与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双百”方针，并不是相悖的，但并不意味着这是试图回到毛泽东所提倡的“鸣放”，也不是对1956年的一次重返。尽管官方已经对毛泽东的错误做出了某种形式的公开批评 ，但是在对于这种错误的具体阐释和对各种历史事件的性质等问题都还没有给出决议的时候，毛泽东的权威性仍然是人们在公开讨论时都加以维护和援引的。在拨乱反正的意识形态中，回到“十七年”，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道路”上既是作为反对“文革”路线的手段，也被表述成建立新时期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政治依据和思想资源。但是正如文艺界对于重返“十七年”所出现的颇多争议，在中央尚未对毛泽东做出一个权威的评价决议之前，毛时代的思想意识形态将以何种表述方式进入新时期其实是一个充满矛盾性的过程，往往是在暗渡陈仓的挪用与置换中来完成新的“共识”的建立。重新提出“双百”的政策，还涉及到一个关键的政治性问题，即如何平衡民主自由的文艺环境与维护政治权威之间的关系，这实际上构成了八十年代前期改革意识形态的最令人困扰的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为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如何辨别“香花和毒草”提出了六条政治标准，并指出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而在1979年的讨论中，“六条标准”往往被视为是“双百方针”的障碍，正是“六条标准”的存在阻碍了“双百”的开展。《鲜花》出版以后，针对这些作品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评论者们已经不再采用“六条标准”，而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新的政治依据，“对香花和毒草的评判，不能来自个人，只能来自群众；不能来自臆断，只能来自实践” 。对于这种问题讨论方式，汪晖认为其实是一种“去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发生，“‘摸着石头过河’的比喻与这一时期引起高度关注的‘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讨论有关，它本身就是对七十年代中期由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发起的理论进攻的理论回应” ，其结果就是导致了辩论在政治文化中的消退。从将“三害”的帐挂在资本主义的头上到挂在封建主义的头上的转变，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去政治化”的话语实践。
《重放的鲜花》的出版提出了一些原本是颇为敏感和关键的话题，包括对“十七年”的评价，对“反右”斗争的评价，对“左”与右的清理，对文艺“干预生活”的反思等，但最后都因一个“反官僚主义”的主题而遮蔽了诸多问题的讨论空间，以至于王蒙在一次作品讨论会上说，“希望文学作品更多样，更深刻，作家要面对全国，不要把复杂的社会生活仅仅归结为官僚主义” 。正如前面所说，1979年前后出现了不少批判长官意志、特权腐败的创作，这些作品可以说是对伤痕文学的一种承接，只是批判的对象由“四人帮”转向了更为具体尖锐的现实政治层面。《鲜花》的作者之一刘宾雁在二十年后写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人妖之间》，这部实地采写王守信贪污案的作品在发表后即被视为是反官僚主义的力作，论者认为从《本报内部消息》到《人妖之间》正是“干预生活”的传统在二十年后的延续。然而，如果说1956－1957年间的“反官僚主义”书写中是充满了知识分子主体在黑暗环境中挣扎的自我想象的话，1979年前后的这些创作则缺失了这种主体的想象。我们在《调动》、《假如我是真的》、《飞天》等这样的作品中看到的是小人物对于自身命运无法把握的无奈，期间充斥着嘲讽、玩世不恭与随波逐流的自我辩护。这固然与浩劫之后的“伤痕”心理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在面对社会环境的丑恶时，这些作品实际上寄希望于“民主和法治”或是以“清官”为代表的政治革新方案。换句话说，改革的诉求建立在对上层体制内部自我变革的期许之上，而不是像二十年前那样试图从外部对党的组织和体制进行冲击。人们要求的是“法”对于“权”的约束，却不是对于权力体制的反思。
这两种变革思想之间的错位背后牵涉到了毛泽东时期与新时期意识形态规划之间的差异。从1956－1957年的反“三害”到1979年的“反官僚主义”实际上经过了一个意识形态的置换，是用以“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为诉求的对于“秩序”（或曰“安定团结”）的推崇置换了毛泽东时代对于“群众路线”和“大民主”（阶级斗争）的倚赖。一个最富有症候性的事件就是1980年新宪法的修改，取消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人民“四大”基本权利。“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 ，事实上，拨乱反正是希望纠正毛泽东的群众政治路线所造成的“乱” ，回到一种以“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民主”为基础的政党组织原则的“正”上，“反官僚主义”的实质恰恰是为了恢复“官僚理性”（bureaucratic rationalization），这在1980年的政治改革中被集中明确的提到了前台 。后来在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文革”的错误也被正式评定为：“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二十年前的林震们此时大多已经位高权重，如果说新时期的“反官僚主义”本身已经包含了恢复官僚理性的政治规划的话，那么林震们的复出正好实现了这个规划。“拨乱反正”使得“右派”被大批平反并且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地位，人们寄希望于这些重返权力部门的知识分子能够领导改革的进行。在某种程度上说，文学上的“反官僚主义”主题也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中展开的。在思想意识领域的大辩论逐渐消弭后，新的反官僚主义创作便与改革文学合流了。那个大刀阔斧强力精干的乔厂长提供了一种新的“干预生活”的模式，即以技术专家进入权力机制的方式去反对旧有的官僚系统，从而完成“以经济为中心”的政治转型。很明显，乔厂长正是属于“重放的鲜花”，而文艺也在“向前看”的要求中获得了新的政治功能——为“四化”建设服务。
注释：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可参见李杨，《没有“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蔡翔、罗岗、倪文尖《文学：无能的力量如何可能？——“文学这30年”三人谈》等文
左泥，《<重放的鲜花>走过的荆棘之路》，《编辑学刊》，2004.2
李国权，汪剑光，《重放的鲜花仍然鲜艳——谈文学的生命力》，《上海文学》，1979.8
1978年2月，华国锋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它的着重点，是在坚持六项政治标准的前提下，在人民内部采取放的方针，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促进科学文化事业发展。”这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双百”被重新写入。
贺桂梅曾经指出八十年代存在着一种对“五四”的“挪用与重构”
《<重放的鲜花>与拨乱反正》，http://pinglun.eastday.com/p/20080528/u1a3617668.html
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页156－157
例如1978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编选的《建国以来短篇小说选》的上、中两册里，这些作品就没有入选，甚至都没有当时已经平反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和《在桥梁工地上》。对此，1979年6月的《上海文学》上刊登了陈艰的《要一双永远睁着的眼睛》，该文对编选的遗漏表示了不满。《建国以来短篇小说选》
徐庆全，《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页256
徐庆全，《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页150
徐庆全，《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页210
Maurice Meisner, The Deng Xiaoping Era :An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6,页138
逸雯，《“左”倾机会主义一词中“左”字的引号应当去掉》，《光明日报》，1979.2.17
有关文艺界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可参见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徐庆全《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
陈登科，《对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上海文学》，1979.12
陈登科，《对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上海文学》，1979.12
钟子硕《读<重放的鲜花>想到的》，《南方日报》，1979.9.13
《六十年文艺大事记（1919－1979）》（未定稿），第四次文代会筹备组起草组，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理论政策研究室编，1979
影响较大的有《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北京文艺》1957.4），《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文艺学习》，1957.5）
左泥，《<重放的鲜花>走过的荆棘之路》，《编辑学刊》，2004.2
《<重放的鲜花>前言》，《重放的鲜花》，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左泥，《<重放的鲜花>走过的荆棘之路》，《编辑学刊》，2004.2
陈翰伯，《前进中的中国图书出版工作》，《陈翰伯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
苏叔阳、华然、陈思和，《捍卫诚实的权利——读<重放的鲜花>》，《读书》，1979.8
彭韵倩、杨志杰，《反对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使命》，《上海文学》，1979.9
洪子诚曾经指出，1956年围绕《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所展开的讨论主要是从“现实主义小说的环境的真实性和典型性”这个角度提出问题的，而问题的背后其实是对于文学的功能的思考。参见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页111－113
王蒙，《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日报》，1957.5.8
姚文元，《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人民文学》，1957.11
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页205
对这些问题比较集中的一次讨论是1979年《文艺报》为准备第四次文代会召开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这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次全国性的文艺理论批评讨论会。这次座谈会主要围绕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对三十年文艺中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都展开了讨论，为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道路”和钱谷融的“文学即人学”平了反。值得一提的是，与会者一致否定批评了五十年代为“双百方针”设定的“六条标准”前提，认为提倡“双百方针”不应有什么前提。会上的讨论成果为稍后举行的第四次文代会上新的文艺口号的提出做了基础性的准备工作。可参见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页218－249
彭韵倩、杨志杰，《反对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使命》，《上海文学》，1979.9
王若望，《反官僚主义和“干预生活”》，《社会科学》，1980.6
王若望，《反官僚主义和“干预生活”》，《社会科学》，1980.6
《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 周扬同志答文汇报记者问》，《人民日报》，1957.4.11
黄秋耘，《刺在哪里？》，《文艺学习》，1957.6
毛泽东在1957年7月上海干部会议上发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讲话中说：“共产党还在改造，整风就是改造，将来还要整风。你说整了这次风就不整了？整了这次风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只要过两三年，他都忘记了，那个官僚主义又来了。……共产党要整风，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就不要整风？不要改造？那就更需要整风，更需要改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页449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页420
刘宾雁，《写阴暗面和干预生活》，《上海文学》，1979.2
苏叔阳、华然、陈思和，《捍卫诚实的权利——读<重放的鲜花>》，《读书》，1979.8
王纪人，《姚文元的“左”及其教训》，《上海文学》，1979.2
莫里斯?梅斯纳认为这种将官僚主义、个人崇拜、家长制等现象归结于小生产习气的理论依据实际上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波拿巴主义者的批判。参见Maurice Meisner, The Deng Xiaoping Era :An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6,页144－145
夏衍，《第四次文代会闭幕词》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这样说到：“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包括自已在内的任何人，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历来对自已的评价。”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页393
钟子硕《读<重放的鲜花>想到的》，《南方日报》，1979.9.13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
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页355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页147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讲话以反官僚主义为中心，提出通过分散权力、党政分开，恢复人民代表制，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等手段发扬人民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