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近来的股市危机及其政府救市扑朔迷离的过程，有中国学者感叹道，最出类拔萃之类已经不在政府里面。学者这样说，指的是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对付市场的变化。有人更预言，中国共产党能够对付任何危机，但对付不了资本和其所带来的危机。这样的观察是否正确，见仁见智。但这场股灾的确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执政党是否选拔得出和留得住出类拔萃之辈，来统治和管理国家和社会。

统治和管理社会无非就是两个要素，一个是制度，一个是人。这两个要素必须互相配合才会有效。从前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有好制度，平庸者也能治理好国家。这一看法只对了一半。如果没有一套好制度，最有能力的人也难以治理国家。但是，如果说有了一套好制度，平庸者也能治理好国家，也不符合事实。随便浏览一下世界的治理现状就不难看出，那些被视为制度很健全的制度（包括西方民主），一旦权力落在平庸的政治人物手里，最健全的制度也难以治理国家。因此，尽管在大众民主时代，也就是平民政治时代，如果再谈论政治人物的平庸和卓越，就会被认为是“政治上不正确”，但实际上，每一个社会都在呼吁出类拔萃之辈的出现。一旦平庸者掌权，无论是通过民主选举还是其他方式，大家只是有无奈之感。

中国具有数千年贤能政治的传统。在大多数情况下，皇帝必须挑选最聪明的下一代来接班。但即使皇帝没有那么聪明，他也会选拔聪明的大臣来治理国家。传统社会的出类拔萃之辈，主要表现为儒家统治集团。这个统治集团通过科举考试等方式向全社会录用人才。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个统治集团，如何统治那么大的一个国家。中国历史上，只有在革命和造反的时候，才会诉诸于草根阶层。造反者一旦掌握了权力，登上皇位，又会恢复儒家统治集团。中国这个开放的文官传统，也深刻影响了后来西方的治国理念，尤其是近代以来。

当代东亚模式（包括早先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的成功，其中一个关键要素也是出类拔萃之辈统治国家。学界所说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实际上就是专家治国。在所有这些经济体，权力相对高度集中在精英统治集团手中。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有效社会政策的制订，或者更重要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等方面的成功，都和这个精英统治集团有关。精英集团在经济上把这些社会从低度发展经济体提升为高收入社会，在社会方面通过社会政策等手段培养出庞大的中产阶级，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通过整合东西方的最优实践，构建了一整套基本政治行政体系。在这些社会的经济到了高收入阶段，政治发生变化，民主化开始。在一些社会，随着民主化的开始，尤其是大众民主的出现，出类拔萃之辈开始离开政治舞台，转入其他领域。今天，一些社会的治理出现了问题，和出类拔萃之辈离开政治舞台、政治庸俗化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类拔萃之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执政党录用的大都是革命者、或者“继续革命者”（即各种类型的造反派）。尽管毛泽东也强调“又红又专”，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只有“红”是资产，“专”不可避免成为负资产。邓小平一代领导人把执政党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相应地，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提出了“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革命化主要指的是对共产党的忠诚，而年轻化是针对当时干部老化的问题，知识化和专业化指的是专业能力。邓小平把科学和生产力等同起来，尽管在学理上并不见得说得通，但可以看得出当时领导层对专业知识的重视程度。

最重要的就是干部

邓小平强调，在路线确定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干部。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各种研究发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除了好的政策，主要就是干部录用和管理制度的变化。学界把这个时代称为中国的“技术官僚治国”时代。技术官僚的特点就是用科学和技术说话，实事求是。他们能够把握事物的真相，不仅不会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化所迷惑，而且能够把很多似乎是意识形态化的东西，简约成为技术手段而加以应用。

“出类拔萃之辈”的变化和中国各种制度改革分不开。自1980年代开始，中国经历了诸波行政体制改革，而伴随每次行政体制改革的便是吏治制度的改革，即公务员制度的改革。

今天中国的治理问题面临多种挑战，其背后也有多重原因，但不可否认吏治是其中一个要素。今天的“出类拔萃之辈”去了哪里？中国的吏治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从平民百姓的角度来看，今天吏治的最大特征就是腐败了。从这次大规模反腐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来说，人们对吏治的腐败已经深信不疑。好像没有一个官员是不腐败的，一旦被查，没有一个嫌疑对象是清廉的。当然，腐败不仅表现为经济上的腐败，它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例如在干部队伍中，不作为的庸人多起来了。一些人尽管占据重要的干部位置，但无所作为或者消极怠工，效率低下。

吏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有几个因素尤其突出。最重要的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型。传统上“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的基础是农业社会。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很快向商业社会转型，官僚集团优越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对官僚集团的社会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中国仍然具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但对中国的“出类拔萃之辈”来说，商业社会意味着他们多了一条选择途径，除了做官，还可以“下海”。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就出现了一波干部“下海潮”。此后，商界一直吸引了很大一部分中国的“出类拔萃之辈”。商界吸引“出类拔萃之辈”表明政治领域出现了竞争者。对政治领域来说，如果要吸引和留住“出类拔萃之辈”，就必须具有竞争力同商界竞争。实际上，新加坡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高薪政策不仅是为了养廉，也是为了和商界竞争人才。政治不是商界，从政者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水平。不过，重视道德并不是说其他因素就不重要了。如果没有一份体面的薪水，最高的道德也是不可持续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会对中国的吏治构成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其次，在最初的几波吏治改革之后，就没有什么新的进步。最明显的就是政务官和事务官没有区分开来。在1980年代，人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当时思想不够解放，认为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分野是西方制度，从而被当时的领导人否决。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制度，都需要这个分野，仅仅是因为治理所需。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制度，并且是当时最先进的，后来西方人学中国，并且加以改进。如果不能把两者区分开来，很难通过政务官的途径，把社会上的出类拔萃之辈吸纳到政权中来。

公务员工资仍低

再次，官僚体制的工资制度没有实质性的改革。除了一些经济部门例如国有企业，大部分公务员系统仍然表现为低工资。低工资又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干部的基本工资远远低于其实际收入，他们的收入的大部分表现为非工资形式的灰色收入；其二，干部工资可以七八年停滞不变。纵览世界，很难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找得到具有这两个特点的干部工资制度。如果工资七八年不变，干部肯定没有活力和干活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干部就会想方设法去得到其他灰色收入，甚至寻找腐败途径。

也可以把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理解为吏治改革运动。但吏治改革的前一部分比较容易，即反腐败，后一部分则非常难，即建立新制度。在反腐败过程中，民粹主义开始抬头，过去一些很左的意识形态因素抬头。一个最显然的例子是工资制度。过去因为受华尔街模式影响过深，国有企业老总的工资水平过高，现在很有必要纠正，目标是为了建设新制度，在确保企业运作不受影响的同时，使得老总的工资回归合理水平。但实际上，纠正的目标演变为去满足民粹主义的情绪。在今天普遍的“仇官”“仇富”的民粹心态下，很多人希望的是官员不吃不喝，就能够为社会提供无偿服务，并且是优质服务。这是乌托邦。当然，民间的这种乌托邦和执政党过于强调干部道德，而忽视物质保障的传统思维，也有很大的关联。如果一种制度不能符合基本人性，甚至与之背道而驰，这个制度很难有效运作，更不用说具有可持续性了。

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不能解决录用和留住“出类拔萃之辈”这个问题，从长远看，政治必然会沦落为二流政治，政府沦落为二流政府。这样一来，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国家制度建设就成为一个大问题。几乎在所有国家，无论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国家制度的建设，都看“关键的少数”，所有这些方面的进步都是需要人来推动的。没有“出类拔萃之辈”，哪会有高质量的国家制度建设，正如没有设计师，就很难出现伟大的建筑一样。从这个意义上，不难理解华盛顿一代对于美国、明治维新一代精英对于日本、朴正熙一代对于韩国、蒋经国一代对于台湾、李光耀一代对于新加坡的意义。

在中国处于深化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刻，录用和留住“出类拔萃之辈”的意义变得如此重要，没有人会去否认。近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提出了“关键的少数”的概念，更针对干部不作为的现状提出了“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把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在中共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确定了改革的宏大计划后，最重要的就是要落实改革计划，把计划变成现实。而改革计划的落实则需要“出类拔萃之辈”的干部。不过，如果在操作层面不能纠正民粹主义路线和改善意识形态环境，“出类拔萃之辈”的录用和使用不仅会继续是个大问题，而且会继续流失。如果中国要建设一流的社会，就还需要一流的人才。如果平庸主义流行开来，一流社会便是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