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日两国同样具有军国主义传统，而且德国还多了一个纳粹主义，但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能很好地反思战争责任并进行真诚忏悔，而日本不仅不反思战争责任，反而不断颠倒事实、歪曲历史、淡化战争责任？影响战败国对其战争罪行进行反思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有文化传统和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等，但决定战败国对战争责任反思好坏的，不是文化传统，而是战败的侵略国所处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我们在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历史，采取正确态度对战争责任进行反思的同时，还必须要求美国改变对日本的纵容态度。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观点和惨痛历史教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加强自身的国防建设，用强大的国防力量保卫国家安全。
【关键词】军国主义 纳粹主义 日本右翼势力 美日同盟 新安保条约
【中图分类号】K153 【文献标识码】A
与德国不同，战后日本不能正视战争责任，始终没有认真进行反思，没有向被侵略国家和人民谢罪并真诚忏悔，以实际行动赎罪。相反，日本一直在模糊和淡化战争责任，力图修改和平宪法，企图重新称霸东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两点：第一，由于战后国际环境的变化，日本没有受到严厉惩处，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没有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没有这种危机感，要日本与军国主义传统决裂，是做不到的。第二、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把持日本政坛，引导着国家的发展方向。日本的这种政治环境，不仅不可能肃清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反而引导着日本向复活军国主义的方向发展。
日本军国主义者没有受到严厉惩处
对战败国的惩罚，使之丧失发动复仇战争的能力，并接受经验教训，不敢再发动新的战争，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基本政策，也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由于战后德国和日本受到的惩罚不同，因此它们对战争责任的反思也就不同。
战后对德国的惩罚是极其严厉的。为了削弱德国，战前属于德国的共约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了其他国家。据1990年两德统一时的统计，德国的领土已由二战前的53万平方公里，缩减至35万平方公里。这就大大缩小了德国版图，减少了德国的资源。这是对德国肢解的一种形式，削弱了德国发动战争的能力。美国也曾经想把德国变为一个农业国，但是后来出于种种考虑，包括政治和经济上的考虑，美国放弃了这种做法，德国工业能力被保留下来。虽然如此，但是盟国有办法防止德国利用发达的工业体系发动新的战争。这种办法，就是法国提出的组织“欧洲煤钢联盟”，要求德国参加。
法国外长舒曼最出提出欧洲复兴计划的初衷，不是欧洲一体化，而是要控制德国生产战争物资煤钢的能力。如果德国参加“欧洲煤钢联盟”，那么德国煤钢的生产，就要受到“欧洲煤钢联盟”的控制。没有煤钢，德国就无力发动对法国的战争。当时执政的总理阿登纳为了使德国摆脱战败国的地位，争取平等的国际地位，以利德国战后重建，就同意了舒曼计划。德国参加“欧洲煤钢联盟”后，其煤钢生产由法德两国共同控制。这样，法国不再担心德国的威胁，也就顺理成章地宽恕了德国，法德世仇得以从根本上化解。
战后，英美法苏占领德国，使德国人感到他们反抗是无益的，国家要生存，就只有接受惩罚，德国不应徒劳地准备复仇，而是应开始战后的建设。如果不承认战争责任，还妄图进行复仇战争，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将会从世界版图中消失。
在严厉的惩罚下，德国对战争的责任进行了反思、忏悔，并用实际行动赎罪。例如，德国已经宣布不再索要二战后被割让的大量土地，并向受害国家和民族共付出了1000亿美元的巨额赔款，而且，德国的赔款到目前为止还在继续进行。德国还与波兰等国家共同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承认侵略历史，承认屠杀犹太人的罪行，向波兰道歉，以实现民族和解。
相反，战后日本由美国单独占领，美国为了巩固美军在日本的统治，没有严厉惩处日本军国主义。早在战争结束前，美国就准备保留天皇制。在日本投降前的1945年5月，美国驻瑞士总代表杜勒斯向日本海军派驻瑞士的谈判代表说，美国可以允许日本保留天皇制，但条件是日本要无条件投降。
然而日本并没有无条件投降，而是宣布无条件“终战”。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的“终战诏书”中说：“世界大势于我不利，而且同盟国一方又使用了残疟之炸弹，为了亿兆之赤子，不得不接受美英中苏四国宣言。”①同时，天皇再次重申，当初发动战争，是为了日本的“自存”和东亚的“安宁”。②天皇的这种态度，是日本不能对战争责任进行反思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天皇本人的命运，取决于美国占领军当局的态度。日本刚投降时，是否保留天皇制，还没有定论。据载，在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前，日本天皇提心吊胆，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当时，皇族中也有人要求天皇退位，以保全国家的存在。天皇为了保全自己，不断派人去美国占领军当局活动，力求得到从轻发落。
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考虑再三，决意利用天皇的权威，帮助美国顺利实现对日本的统治。这样，天皇制被保留下来。对战争负有直接责任的同时也是日本海陆军大元帅头号战犯“裕仁”天皇，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保留天皇制，就从体制上确保了军国主义在日本存在的合法性。天皇的存在，使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有了精神支柱。
冷战爆发后，美国决定利用日本在远东进行反苏反共，因此没有再进行肃清日本军国主义的工作，犯有战争罪行的大小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没有受到严厉惩处，反而从监狱中被放出。大批战犯被赦免，并担任政府官员。
从1950年10月到1952年8月，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吉田茂内阁政府先后为18万左右的军国主义分子解除“整肃”，使他们重返政坛，窃据要职。到1958年4月7日，所有未服满刑期的日本战犯都得到了赦免。甲级战犯岸信介被释放当年即当选为国会议员，后又出任日本首相，并组成“战犯内阁”，导致日本国内弥漫着“集体无罪意识”，日本军国主义者再次控制了日本政局，掌管着国家的命运与前途。
在战争中曾先在伪“满洲国”掌握经济大权，后又在东条内阁中负责战时经济与全国军需调配的岸信介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在1955年参加组建了日本最大的保守政党自民党，并于两年后成为日本首相。这样，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了日本政坛，右翼势力有了靠山，活动猖獗。日本向军国主义发展就成为一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全国没有民族存亡的危机感，在军国主义者的主导下，日本不会认真对战争责任进行反思，更不会采取实际行动来向受害国家和人民道歉和赎罪。
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把持日本政坛
对战争责任的反思，需要内外因素的结合。国际环境，即对战败国的严厉处理，可以使战败国认识到必须对战争责任进行认真反思，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宽恕，才可能获得正常国家的地位。但国际因素只是外部因素，战败国内部的政治因素，才是影响该国对战争责任反思的内因。对德国和日本来说，尽管他们的国内政治情况是由战后国际政治的变化造成的，但是国内政治对他们对战争责任的反思，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
战后，由于纳粹势力被基本肃清，在国内政治中，是反对纳粹和曾受过纳粹迫害的人士掌权。在他们的引导下，德国继续执行肃清纳粹的工作，对战争责任的反思，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战争快结束时，盟国就坚决要求肃清纳粹的影响。在克里米亚会议上，美英苏就宣布，盟国“不屈不挠的宗旨，就是要消灭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要确保德国决不能够再扰乱世界和平”，“我们的宗旨绝不是要消灭德国人民，但是惟有当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已经根绝了的时候，德国人才有适当生活的希望，他们才有在国际友谊中占有一席地位的希望。”③
1945年6月26日至8月8日，伦敦国际会议研究并通过《关于追究和惩办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和《国际军事法庭规章》。根据同年6月20日国际军事法庭发布的第10号法令，纽伦堡法庭惩办犯有战争罪、反对和平和反对人道罪的人员，从1945年11月开庭至1946年9月30日休庭，累积的审判记录和证据文件达42巨册。全世界因此真实地看到纳粹政权的阴谋和暴行，12名罪大恶极的纳粹战犯被处以绞刑，余者处以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此外，美法英等西方国家还在各自占领区分别审判罪犯，共判处5025名被告，处以死刑者达805名。苏占区判处被告共45000人。可以说，除了纳粹党魁希特勒自杀及个别纳粹分子潜逃国外、匿名避罪之外，犯有各种罪行的法西斯匪徒都受到了应有惩处。法律惩办既伸张了正义，又教育了德国人民。调查显示，80%的德国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被告的罪行无可辩驳。
纳粹涉案人员受到管制。美占区占领当局规定，凡在1937年5月1日前加入纳粹党的官员，一律解除职务，并禁止在私人经济中就业，只允许他们从事最笨重的辅助劳动。数以百万计的纳粹涉案人员被分作主犯、一般犯、轻犯、胁从者、无罪者处理。到1950年9月30日，（德国）联邦法庭又审理了96万宗案件，约23000名重犯和一般犯被判终身不能担任公职（后经上诉减至18000名）。此外，苏占区逮捕6万多人，辅之以剥夺私人财产。同时，肃清纳粹党人及其外围人员在地方上的势力。④
尽管德国人被迫接受战胜国的惩罚，但要他们对战争责任进行反思，还是很不容易的事，它经历了一个过程。德国历史学家吕森把这个过程，归纳为著名的三代人理论：第一代人回避责任，第二代人认为自己应该承担起全部责任，而第三代人则有了更加理性的历史观。⑤
第一代德国人为什么会选择回避战争责任？这是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战争责任。德国人普遍对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到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和挤压不满。他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不仅仅是希特勒的上台和英法的绥靖主义所导致的，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发展必然性所导致的。
在他们看来，一战结束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有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新的战争在酝酿之中；从战后的具体历史发展进程看，列强对德国的处理非常不公平，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体系”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在当时情况下，德国不出现法西斯，就会出现“律西斯”，希特勒不上台，就会有“东特勒”上台。总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凡尔塞条约”种下不合理的种子，就会结出战争的苦果。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责任，不能完全推给德国。
在第一代德国人中，有许多人对过去并没有羞愧或感到有罪。鉴于此，美国人曾担心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美国著名政治家亨利·摩根索在1945年曾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德国会引起麻烦吗？》。在这本小册子中，他特别担忧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他认为有一些未知的德国人正在秘密计划重建德国，准备一场复仇战争。
然而70年过去了，摩根索的猜测并没有成为现实。原因很简单，在严厉的惩罚下，德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反抗只有死路一条，为了国家的生存和重建家园，必须忍耐、沉默。虽然他们并不想与过去决裂，不过希特勒已死，德国必须面对现实，面向未来。同时，英美对德国进行的非纳粹化运动，使德国人对英美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美国生活方式十分感兴趣。看到好莱坞电影的渲染，看见占领军士兵物质生活条件的相对富裕，他们所想的就是如何赶上去。
当然，实现这一转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1945年只是开端，需要若干年才能完成这一转变。1945年，对德国过去历史感到耻辱的只是少数，许多德国人仍然崇拜希特勒，并相信德国最后一定会复兴，但是他们没有采取行动，盟国担心的地下纳粹运动和“狼人”运动并未发生。
在严厉的惩罚下以及在肃清纳粹影响之后，德国人彻底放弃了复仇的想法。除了极端分子外，大多数德国人接受了深刻教训。1945年完全不同于1919年。1919年的德国沉浸在羞辱和复仇气氛中，而1945年的德国关心的是如何生活下去。于是1945年成为了德国与历史决裂的转折点：普鲁士精神，征服与扩张，在失败的废墟上被抛弃了。
战后德国政坛由反对纳粹的人士控制，他们继续进行彻底肃清纳粹的工作。这对德国第二代、第三代形成对战争责任的认识，也是非常重要的。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是阿登纳。他在纳粹统治期间曾经两次下狱。他担任联邦德国总理后，对纳粹进行彻底的清算。
勃兰特总理也是反纳粹分子，19岁就移民挪威，1947年才恢复德国公民的身份。他上台后，延续了肃清纳粹主义的政策，并且认识到要向受德国侵略的东欧国家认罪，才可能得到宽恕，才能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得到这些国家的市场。因此，他认为，为了振兴德国，在保持与美国和西方关系的同时，更需要改善与苏联、东欧国家，特别是东德的关系。而改善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前提条件之一，是要反思战争责任，并用实际行动获得这些国家和人民的宽恕。
1970年12月，勃兰特访问波兰，并在解决德波边境争议上作出了牺牲，以得到波兰的宽恕。1945年，为了防止德国发动新的战争，盟国决定缩小德国的版图。在波茨坦会议上，美英苏达成协议，把史温曼德以西至波罗的海沿奥德河至尼斯河会流处，再由尼斯河西段直至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包括德国的东鲁士和“但泽自由区”，均归波兰，共计11万平方公里。⑥这些地方是德国原有的领土。勃兰特在访波期间，签订了《波德条约》，承认德波在奥德河——尼斯河的边界，并表示今后将不会再有领土要求。他的这一举动，比什么誓言和宣言都更能表示联邦德国承认战争责任和换取波兰宽恕的诚恳态度。在签署《德波条约》之前，勃兰特向华沙犹太区在二战时受纳粹迫害而死的50万犹太人下跪致哀。他的这一行动，感动了波兰人民和世界人民。
中国德国研究会会长顾俊礼评论说：“我所知道德国人内心里面对这个边境不是非常认可的，因为毕竟是德国的大片领土给了波兰，但是德国人也只能忍了”。德国为了对波兰赎罪，不得不作出许多牺牲。⑦
后来，勃兰特还在1971年9月参加签订了柏林四强条约；1972年12月，签订了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的条约；1973年12月签订了德捷条约，完成了与东欧国家的一系列条约，为德国与东方国家关系的改善奠定了基础。
德国新一代领导人施密特总理，也是坚定地反纳粹主义者。他的父亲是一名信仰犹太教的德国商人之私生子，受到过纳粹迫害。施密特担任总理后，继承了阿登纳总理和勃兰特总理肃清纳粹主义的政策。
2014年，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到清华大学，针对二战德国罪行她说，历史历历在目，没有人能撇清关系。每个德国人都必须反思自己在过去的作为和不作为，“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德国正视历史的做法是对的，可以让后代不要重蹈覆辙”。⑧
1949年5月8日，联邦德国通过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该基本法规定，任何政党“如企图破坏民主和自由的根本秩序，推翻这种秩序或阴谋颠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都是违反宪法的”，⑨将受到惩处。这种规定，使纳粹党的复活成为不可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强调，反对滥用自由表达的权利进行纳粹主义活动。该法第十八条规定，如任何人滥用自由表达的权利，特别是出版自由、教育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通讯、邮政、电讯秘密权、财产权和避难权，即丧失上述各种基本权利，联邦法院将宣布剥夺此类权利，并确定剥夺的范围。⑩当然，利用自由表达权利复活纳粹的活动就是非法的，将受到严惩。同时，联邦德国通过了相关法令，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认真反思战争罪行，防止纳粹的复活。
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德国政府要求学校实行大量反思纳粹罪行的教育。德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内容的纳粹时期历史，教师必须对纳粹统治进行深入的讲解，抵制美化第三帝国、大屠杀的言论等。就这样，德国对战争责任的反思逐步深刻，对战争罪行的忏悔日益真诚。
反观日本，情况完全不一样。日本既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军国主义也没有被肃清。军国主义者长期掌握着国家大权，决定了日本不可能进行战争责任的反思。
在领土上，按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要求，日本应归还它侵占的一切其他国家的领土，包括中国的东三省、台湾、澎湖及其附属岛屿。但战后日本不仅没有归还它所侵占的一切其他国家的领土，例如，日本没有让它在甲午战争后侵占的中国的藩属国琉球国独立，相反却搞了个什么公民投票，霸占了琉球并改名为冲绳县。而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把中国钓鱼岛的“管理权”私相授受给日本。
战后美国虽然进行了惩办战犯的工作，如组织了东京审判等。但由于“冷战”的原因，东京审判虎头蛇尾，戛然而止。美国的对外政策明显地转向反苏、反共、反对中国革命，企图把日本变成亚洲的反共前哨阵地。许多军国主义者和对战争负有罪责的人士，没有受到惩办。相反，在美国支持下，日本军国主义者掌握了日本政坛，引导日本向军国主义方向发展。
更有甚者，由于“冷战”政策的需要，美国颠倒是非、颠倒黑白，竟在《对日和约》中不承认日本1941年12月7日以前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其结果是使日本在战后没有认真进行战争赔偿，而且使日本国民没有像德国国民那样的负罪感，对日本军国主义仇恨不起来，使日本残余的军国主义思潮不断泛滥，残余的军国主义右翼团体组织得以发展。到1952年，以原将军级或上校级旧军官为主的极右翼团体有60个。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末， 日本右翼团体组织由400多个增加到900多个。这些组织的共同特点是：崇拜天皇制，否定侵华战争，反对道歉。【11】
事实证明，战后日本战后右翼势力长期执政，主导着日本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着政局和国家的发展方向。日本军国主义是日本右翼的核心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能对战争责任进行反思，就是天大的笑话。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步平所说：“战后至今，日本最大的保守政党自民党屹立政坛50余年，这个自创始伊始即由战前官僚主导的政党，从未带领人民真正地反思战争。而冷战，也隔绝了国与国之间对战争责任追诉的可能。”【12】
结论
影响战败国对其战争罪行进行反思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有文化传统和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等，但决定战败国对战争责任反思好坏的，不是文化传统，而是战败的侵略国所处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
德国有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和纳粹主义，而日本则存在以天皇为中心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军国主义传统。德日两国同样具有军国主义传统，而且德国还多了一个纳粹主义，但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能很好地反思战争责任并进行真诚忏悔，而日本不仅不反思战争责任，反而不断颠倒事实、歪曲历史、淡化战争责任？
其原因主要是战后美国对德国和日本奉行了不同的惩罚政策。战后德国由美英法苏四国占领，各国均采取措施惩罚德国。因此德国受到了严厉惩罚，纳粹影响被基本肃清。而日本由美国单独占领，对日本的惩罚由美国说了算。而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有给日本应有的惩罚。没有惩罚，日本就不可能吸取教训，也就不会对战争责任进行反思。
目前，日本安倍内阁叫嚷要修改宪法并强行通过新安保条约、解禁集体自卫权等，扩大军事存在，动用海军干预南海事务等，这些也都是在美国纵容和支持下进行的。解铃还需系铃人，日本是否对战争责任进行反思，美国的作用是关键。如果美国施压，日本就会退让。
因此，如果要日本正视历史，对战争责任进行认真反思，我们就应该要求日本执行《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等的规定，归还用暴力侵占的一切土地，并要求惩办未受惩罚的战犯。对那些即使已经死去的战犯，也要追究责任，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以警后世。我们在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历史，采取正确态度对战争责任进行反思的同时，还必须要求美国改变对日本的纵容态度。
美国应该从世界和平大局出发，来对待日本对战争责任的反思问题，而不要从一已私利出发，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发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不仅会威胁远东和平，也会威胁世界和平，美国也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总有一天会自食其果。日本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大肆渲染“东京大轰炸”和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对日本人民所造成的灾害，其用心何在？日本是不会忘记对美国的仇恨的。现在日本要利用美国搞军国主义复活，因此没有向美国反攻倒算，但这并不能保证日本就永远不向美国算账。美国人应当三思而后行，不要只顾现在，不顾将来，纵容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
美国为了遏制中国，需要利用日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好外交工作，搞好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世界人民、特别是美国人民的支持，迫使日本正视历史问题，对战争责任进行反思，以实际行动赎罪。
要美国改变对日本的态度，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必须进行这方面的工作。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有国家存在的时代，就存在战争的危险。尽管我们现在所处在的时代，是和平发展的新时代，但不能说世界就永远不会有战争发生。同时，历史的经验证明，一旦战争爆发，落后就要挨打。因此，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观点，也不要忘记近代以来中国由于落后而被帝国主义侵略的惨痛历史教训。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加强自身的国防建设，用强大的国防力量保卫国家安全。
注释
【1】【2】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光明与阴霾》第一集，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讲话。
【3】【4】［德］格·艾斯勒、阿·诺尔登、阿·施莱纳：《德国的教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207、208～209页。
【5】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光明与阴霾》第三集，解说词。
【6】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六卷（1939～194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75页。
【7】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光明与阴霾》第四集，解说词。
【8】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光明与阴霾》第一集，解说词。
【9【10】】董云虎、刘武萍编著：《世界人权约法总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30页。
【11】刘庭华：《东京审判的历史功绩与缺憾》，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年8月18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818/c49157-25483192.html。
【12】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光明与阴霾》第一集，步平讲话。
【作者简介】
李世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世界近代、现代史研究会会长。研究方向为世界近现代史、欧美史、国际关系史。主要著作有《世界当代史》《世界现代史》《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史》等。李娜，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