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思想演变过程是与“大陆政策”的演进及实施互动发展的。从发展历程来看，随着对于西方列强“弱肉强食”侵略行为的认同，日本从昔日“存华挫狄论”向“得失互偿论”转变。同时，日本明治维新实施的“富国强兵”政策，进一步激发了军国主义侵华思想的膨胀与发展。日本完全无视几千年的睦邻友好关系，力图仿效西方列强的做法侵略中国等亚洲邻国。从“脱亚论”到“大陆政策”构想，日本政府则寻找到了发动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现实主义理由和行动依托。从对华“二十一条”到“田中奏折”，日本军国主义的“利益线理论”彻底转变为全面侵华的具体战争行动。
【关键词】军国主义 得失互偿论 大陆政策 利益线理论 集体自卫权
【中图分类号】K31 【文献标识码】A
日本军国主义曾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整个国民生活从属于军事及对外侵略战争，给亚洲乃至世界民众带来极大伤害和深重灾难。尽管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国家制度的可能性被“和平宪法”所限制，但并不表明作为意识形态的军国主义“幽灵”已彻底消失。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看到，日本国内否认甚至美化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言行仍然大行其道、逆流而动。日本政要抛出“侵略未定论”，在国内外散布淡化军国主义侵略性质的言论，日本政府还出台包括解禁集体自卫权在内的一系列安保法案，使得防止军国主义复活的“和平宪法”第九条名存实亡。日本对于军国主义侵略罪行及战争责任反省的历史性退步绝非偶然，日本的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它时刻威胁着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因而深入了解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政策理念的演变，具有重要的现实警示作用。
从“征服支那论”到“得失互偿论”：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理论依据演进
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形成之初，就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日本的明治维新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随之构筑起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建立了军国主义的警察、监狱和武装力量等国家机器，并对外实施军国主义侵略扩张。在其“开国和亲方针告示”中，就宣称，将“大力充实兵备，耀国威于海外”。在“天皇谕告”中进一步宣称日本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海外”。①通过明治维新激发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并随之将对外侵略扩张付诸政策实施。日本军国主义之所以从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形成并发展，既有“军事至上，谋求霸权”的军国主义普遍特征，②更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及时代背景。日本学者认为，鸦片战争中的“文明傲慢”诱发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清朝未能充分掌握和使用西欧技术，从而被日本赶上并拉开距离形成落差，这种落差使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成为可能”“因而日本军国主义抓住了清朝的这个弱点加以攻击”。③然而，日本的军国主义侵华理念决非“刺激反映”，而是源远流长。
以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为代表的幕末教育家、军事思想家，成为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及扩张思想奠基者。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残酷现实，使得日本一部分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思考日本的命运和未来。他们基于西方的海防压力，主张“严修武备”加以应对。同时，在狭隘民族主义意识驱使下竭力鼓吹“海外雄飞”，称霸世界。为了防止清王朝的悲剧在日本发生，甚至产生效仿西方列强侵犯中国的“凌弱”念头。为此，佐藤信渊建议日本应在增强海防、抵御西方列强的同时，拟定日本称雄世界的帝国主义计划。他最早提出了系统而周密的入侵和占领中国进而统一世界的设想。佐藤在《海防策》（1808年）中论述道：“大清国既强大又绵密，万一出现狡猾之国君，生兼并之志，其患莫大。”④他在《宇内混同秘策》（1823年）中宣称，日本兼并亚洲各邻国是上天赋予的使命：“皇大御国（即日本）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若能经纬其根本，则全世界悉课为其郡县，万国之君皆可为其臣仆。”由“皇国”开发他邦，必先由吞并中国肇始。佐藤信渊提出，经略中国是实现上述构想的最基本的条件。“皇国征伐支那，如节制得宜，五至七年彼国必土崩瓦解。”而吞并中国，则宜先吞并中国东北地区：“当今万国之中，皇国最易攻取之地，莫过于支那国满洲”“满洲之地与我之山阴及北陆、奥羽、松前等隔海相对者凡八百余里”“顺风举帆，一日夜即可到达彼之南岸”“如得满洲，则支那全国之衰败必当从此始”。佐藤信渊还具体拟定进攻中国的实施计划，认为中国南北方的中心分别为南京和北京，宜将日本军队分为进攻南京的集团和进攻北京的集团。前者由熊本、大泊两军组成，大泊军经琉球占台湾，由台湾出发在浙江沿海登陆，攻占宁波、台州；而熊本军由天皇自率，进攻中国江南各地，占领南京。后者以青森、仙台、金泽等七府军组成，进占朝鲜、中国东北地区，由山海关攻入北京。征服支那之后，再图东南亚、印度。⑤佐藤的军事理论打着遏制俄国、英国扩张，“保卫日本国防”的旗号，企图占领中国，而后向全亚洲扩张，以致称霸世界。佐藤信渊倡导以“宇内混同策”为核心的“征服支那论”，继承和发展了丰臣秀吉“大陆扩张”的思想，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勾勒出大陆扩张主义路线图。
基于日本在19世纪中期被迫先后同美、俄、英、荷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现实，吉田松阴作为明治维新的先驱者，通过兴办松下村塾，宣讲“尊王攘夷”思想，主张“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的民族扩张主义理念，提出了以攻击弱邻补偿西方侵略之害的“得失互偿论”。尤其是当他看到积贫积弱的清王朝任由西方列强宰割，便开始产生对华蔑视感。并更加觉得日本的出路在于己为中介，促成得失互偿。1855年，他在给其兄长的信中称：“与俄美和亲条约已定，我决然不可破坏而失信于夷狄。只宜严守章程，加深信义。其间，培养国力，降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将同俄、美交易之损失，以鲜、满土地补偿之。”⑥他在《幽室文库》中曾述道：“为今之计，不若谨疆域，严条约，以羁縻二虏（指英美两国）。乘间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丰国之所未果也。”⑦“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洲袭印度。宜择三者之中易为者而先为之。此乃天下万世、代代相承之大业矣。”⑧吉田松阴关于入侵中国和朝鲜，“控制南洋而袭印度”，甚至梦想“并吞五大洲”的民族扩张思想，勾画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思想的雏形。同时，吉田松阴的“得失互偿论”深深影响了日后成为明治政府重要支柱的木户孝允、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倒幕维新领导者的国际观，使得明治政府的军国主义政策亦深受其民族扩张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把吉田的侵略扩张思想奉为“圭臬”，并相继将之付诸于侵略扩张行动。
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维新启蒙者的皇国史观及对外政略等思想主张，给明治政府领导者以深刻影响，被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完全继承并加以广泛宣传，⑨演化为日本向外扩张的目标与步骤，成为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方针。
从“脱亚论”到“大陆政策”：思想与战争互动并进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侵华理念由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的书斋设想，演变为军国主义侵华思想与侵华战争互动并进的形态。一方面，奉行“富国强兵”、力图摆脱对欧美国家的屈从地位的日本政府，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对外侵略道路，并将矛头直指中国。另一方面，以被称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民间报人福泽谕吉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倡导者，大肆鼓吹弱肉强食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明治政府军事扩张和侵略亚洲的野蛮行径摇旗呐喊。⑩福泽谕吉在近20年写的四十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里，把日本“文明开化”的近代化与侵略中国联系起来，公开标榜侵略合理合法。他提出的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再占领东北三省并最终将日本国旗插在中国京城的一系列侵略构想和实施方略，被后世的军国主义者全部付诸为侵略行动加以实施。
1874年5月，日本陆军司令官西乡从道出兵入侵我国台湾地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北京专条》，以赔款50万两白银作为日本侵台军退出台湾的条件，虽然侵台战争的规模不大，但由于清政府的软弱和英美对日本的支持，日本的不战而胜更刺激了军国主义分子的侵华欲望。?这次入侵台湾是日本走上明治维新之路的首次对外用兵，其中包含着侵略朝鲜、侵吞琉球的武力试探。可以说，1874年日本派兵侵犯台湾目的有二：第一，这是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的开端，点出了近代日本对华关系的主题；第二，这是日本吞并琉球的一个步骤。在日本对外扩张的历程中，侵略中国和并吞中国的邻国总是相互关联着，这成为一个规律，而此次侵略行为就是这个规律的首次表现。?1875年，日本武装入侵朝鲜，逼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1879年吞并琉球，并更名为冲绳。
福泽谕吉一贯以“文明”国家正当行使权利为理由解释并积极支持侵略战争。对于明治政府的侵台行为，福泽谕吉在《明六杂志》上发文赞同：“终于迫使支那人拿出50万两白银的赔款，这对于国家来讲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谁都会为此而感到自豪，我等亦兴高采烈。”他还不忘提请读者注意，“我军费的大半用于资助西洋各国的商业”。他在结论中提出：“战争关系到国家的忍辱，国权关系到国力的胜衰”，并就此勾画了日本的发展蓝图，即“此次胜利，使我国国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第一次有了明确的内外之分，巩固了国家主义国体的根基，凭借这种国权扩张的余威，就可以平等地与西洋诸国打交道”，将来，日本一定能够屹立于西洋列国之林。?很显然，被日本称为“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的福泽谕吉并没有觉得侵略他国有什么不对，反而在所谓“文明”的名义下，认为应该使歧视、侵略亚洲邻国的行为合理化、正当化。
随着日本国力的增长和内外形势的变化，福泽谕吉提出了“脱亚入欧论”。在他看来，中国和朝鲜如果不能像日本那样完全西化，必会亡国。日本也不必与之为伍，而应该像西方列强那样，参与瓜分中国和朝鲜。正如他在1882年11月的《兵论》中所言：“如果支那最终不能独立而落于外国人手里，我日本人不可袖手旁观，也应该奋起共同逐鹿中原。”?受此观点影响，日本在明治中期正式形成了“脱亚入欧”的对外政策。福泽谕吉在《脱亚论》（1885年）中明确表示：“我日本国土虽位居亚细亚的东边，但其国民的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为亚细亚流的政教风俗所培育，与我日本虽无大异，但或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中，其遗传教育之旨却有不同。……如今支那朝鲜对我日本没有丝毫的助益，而且在西洋文明人看来，三国地理相接，有时甚至将三国同样看待，以评价支朝的标准来评价日本也并非不可能。”“这些事例不胜枚举……间接地会成为我外交上的障碍，是我日本国一大不幸。故今日我国之上策，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与支那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即可。与恶人交友就难免恶名，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
可以说，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鼓动日本积极加入列强行列，以“西方文明”贬抑中华文明，具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色彩。当看到西方“文明”的压倒性武力强势时，福泽谕吉随即放弃昔日对于中国文化的崇敬之情，转而迅速拥抱“西方文明”，甚至不惜以贬低、丑化和“脱亚”的极端方式，切割日本与中华文明的历史关联性，并以此向西方列强表明对于近代西洋文明的价值观的高度认同。以接受“文明开化”的“大日本帝国”的优越感来观察中国、看待中国，把中国喻为“顽固、落后和野蛮”的国家。福泽谕吉声称其在《文明论概略》中所谓人类社会要经过“野蛮”“半开化”“文明”三个发展阶段的文明史观，是通过对西方“先进国家”的考察、体验和文献学习而形成的。问题在于，他正是根据这个文明史观，把对亚洲各国的歧视和侵略主张合理化的。福泽谕吉在宣称“保护亚洲东方乃是我之责任”的同时，也表明“如果情况紧迫，可以不客气地占领其地盘，并以我之手重建”。他在1883年10月的《外交论》中写到：在“世界各国相互对峙、禽兽相食”的国际关系中，“若食者为文明之国”。?至于所谓保护东方各国的“责任”，福泽谕吉毫不掩饰日本应该侵略他国、合并亚洲各国和进行殖民统治的民族扩张主义意向。可以说，福泽在其《文明论概略》宣传“侵略战争正义”的基础上，在《脱亚论》中宣扬“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观点，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形成及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理论支持，客观上促成日本“大陆政策”的拟定与实施。
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将丰臣秀吉最早提出“大陆政策”理念并付诸行动。日本的大陆政策指“不甘处岛国之境”的日本立足于用战争手段侵略和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扩张政策及理念，并成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和表现。吉田松阴的学生山县有朋就是“大陆政策”的完成者和实践者。他被称为“日本陆军之父”，一生处于日本军事权力的核心圈内，竭力推进日本军队近代化，主张“强兵”乃“富国”之根本。在山县有朋等维新元老心目中，明治政府三大政策中，“富国强兵”是最高目的，而“殖产兴业”及“文明开化”只是手段而已。“富国强兵”成为日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实力依托，并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华野心。山县有朋于1869到1870年受明治政府派遣赴欧洲考察军事制度，回国后主持制定《征兵令》，设立直属于天皇的参谋本部，并奏请颁布《军人训诫》《军人敕谕》，要求军人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并以“武士道”精神作为军人的行为准则。解散维新初期由诸藩改编的旧式军队，确立新兵制，做好了发动对外扩张战争的军事准备。
为了制定“大陆政策”及侵华计划，1879到1880年首任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派遣部下桂太郎、福岛安正等人潜入朝鲜和中国沿海刺探情报，写成题为《与清朝斗争方策》的小册子。其内容是设想派遣三个师团占领大连湾并袭击福州，以此为中心作战行动。然后，“一举攻下北京，迫订城下之盟”。福岛安正还把有关清军的兵力、素质、士气的情报整理成《邻邦兵备略》六册。山县有朋综合上述报告及情报形成“日本的军事战略”，提交了《进邻邦兵备略表》的上奏文，表明“本邦在海陆攻战方略方面，业经初步规划”。?1890年，山县有朋以首相名义写就关于“大陆政策”战略构想的《外交政略论》。他在固有领土疆域的“主权线”外侧，又设想出一条“利益线”，那里是“势与邻国接触，而与我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之地区”。他强调“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如果别国侵入利益线，则必须以强力排除之”。他指出，日本“利益线的焦点”是朝鲜。?也就是说，把日本国疆域称为“主权线”，把朝鲜作为“利益线的焦点”，将中国等邻国的疆土视为日本的“利益线”的势力范围。山县在1890年12月第一次帝国议会上发表施政演说称：在列强争霸的时代，“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他极力宣扬“利益线”理论，鼓吹必须大力扩军备战。可以说，山县有朋已把朝鲜、甚至中国纳入日本“利益线”的势力范围，以防止对抗沙俄侵占。按照这样成型的“大陆政策”战略构想，为了“防守主权线”，占领和侵略朝鲜、中国等“利益线”势力范围就成为历史必然。
山县有朋继承导师吉田松阴的民族扩张主义思想，并将进攻亚洲各国的“大陆政策”从“利益线”理论变成国家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加以确定实施。山县有朋在担任明治、大正时期军界、政界要职的漫长生涯中，始终是“大陆政策”的推动者和实施者。他在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确立、军国主义的形成及侵华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这一“利益线”理论标志着日本“大陆政策”战略构想的基本成型，并为后来日本历届内阁及军国主义者所继承。日本明治维新后的1894年甲午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1910年吞并朝鲜、1915年对华“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等一系列侵略战争及事件，均是“大陆政策”关于利益线理念的具体实施。
中国成为实现日本“主权线”和“利益线”扩张的主要目标
随着日本对外侵略的“大陆政策”的确立，“主权线”和“利益线”范围不断向外延伸和扩张，侵略中国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目标和对象。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割地赔银的《马关条约》后，日军占领台湾全岛。1898年日本又强行将福建划为其势力范围。1900年，日本伙同欧美列强组成八国联军进犯北京，镇压义和团等反帝爱国运动。时任首相山县有朋适时确立“北守南进”的大陆政策基本方针。在他看来，中国“国家生气久已衰耗，自身已无恢复之力”，所以，将来被瓜分的可能性很大，日本“自当谋求将来遇有瓜分之机，不至误算”。在固守和蚕食中国东北既得利益的情况下，向南部扩张势力范围。“其方案宜扩张势力范围，并要求在该范围内取得驻屯军队、铺设铁路、采掘矿山等特权。”?为了便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山县有朋确立了军部大臣现役制，为日本军部控制国家发展方向奠定了政治基础。
1901年9月，清政府与日、俄等11国签订《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赔款4.5亿两白银，迫使交出税务、使馆区管理权，并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组织。其中关于“拆毁北京至大沽的炮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的条款，为后来日本以“卢沟桥事变”为由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隐患。可以说，《辛丑条约》诱发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无限贪欲。1905年日本政府通过“日俄战争”侵占中国东北领土，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获得在我国东北地区南部之特权。1906年6月，日本成立了掠夺我国东北资源的大本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07年7月，日本与法、俄签订秘密协定，把南满和福建定为日本势力范围。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厮杀而无暇东顾，给日本军国主义造成侵略中国的“天赐良机”。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面对世界大战战争事端兴奋不已，他在给内阁首相与山县有朋的意见书中称：“这次欧洲大战乱，对日本国运的发展是大正新时代的天佑良机，日本要举国一致，利用这个天佑良机……确立‘日本在东洋的权利’，笼络‘中国的统一者’。”大隈首相和山县有朋“非常赞成”这一基本方针。?随之，日本借口“从中国排除德国的影响”而对德宣战，并迅速展开军事行动，把山东黄河以南地区划为日本对德“作战区”。9月，日军在山东半岛北岸龙口登陆，10月占领济南和胶济铁路全线，11月占领胶州湾，同月日英联军攻占青岛。大战结束，日本以极其微小的代价排除了德国在东方的殖民势力，攫取了原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所有特权。
日本参战的真正用心是借参战之名，行独霸中国之实，并扩大在亚洲的霸权和优势。1915年初，日本“以山东派遣军和关东军的武力为后盾”，向中国抛出了“二十一条”要求。第一号是关于日本接受山东省内过去德国的权利和铁路修筑权以及其他要求，其目的是将山东省置于日本支配之下。第二号是关于“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以及其他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几乎完全变成日本殖民地的各种要求。第三号是独霸汉冶萍公司的煤炭开采事业。第四号要求中国政府宣布不得将中国沿海和岛屿割让给他国。第五号是中国政府在军事和财政上聘请日本人为顾问，并且不能少于他国人数。中国警察要中日合办或聘请日本顾问，中国军队所需的军械要由日本供给，或者由中日合办的工厂供应。承认日本在中国各地医院、寺院、学校的土地所有权，并且承认日本的布教权（意味着进行特务活动的自由）以及其他关于华南铁路权利等诸多要求。这些条款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露骨地表现了日本欲将中国殖民地化”。1915年5月9日，日本以最后通牒方式，迫使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这一天被中国称为“国耻日”。“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中国为目的而强加于中国的单方面“条约”，是其侵略野心的大暴露。此后历届中国政府均未承认其有效性。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势力范围的急剧扩大，酝酿和准备全面侵华战争的思想及理念日益发展完善。1927年，历任参谋总长、陆军大臣等职的田中义一出任日本首相。他是一个狂热的大陆扩张主义者，一贯主张“经营大陆”，认为“大陆扩展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妄言“利用中国资源是日本富强的唯一方法”。田中内阁上台后更是加速了侵华步伐。同年6月27日，田中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该会议重要议题是“把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并图谋在东方会议的名义下策划这种设想”。更为重要的是，该会议是田中内阁为制定侵略中国的总方针而召开的重要会议。会后公布了《对华政策纲要》，“此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就以这个纲要为基础而展开”。其内容包括：第一，区别“中国本土和满蒙”，坚决把中国东北从中国分割出来，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第二，认为当前中国不可能统一，应和“各地稳健政权”取得适当联系，即竭力使军阀分裂互斗，从中选择日本的走卒；第三，“帝国在华利益以及日侨生命财产如有受‘不逞分子’非法侵害之虞时，帝国当根据需要采取坚决自卫的措施”，即日本坚决与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人们为敌；第四，“万一动乱（中国革命）波及满蒙，扰乱治安，使该地日本的特殊地位与利益有受侵害之虞时，帝国将不问它来自哪一方面，有立即坚决采取适当措施加以保卫的决心”。在公布的文件中尚且这样露骨地表明了干涉和侵略的意图，而会议中的秘密部分必然更加具有侵略性是不可想而知的。1927年12月被南京出版的《事实月报》杂志揭露，田中曾根据这次会议决定拟就一份秘密文件上奏天皇。《田中奏折》及其侵略计划，立即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英、美、苏等国报纸也相继予以披露，但日本当权人物则矢口否认。在所谓《田中奏折》（即《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政策》）中写道：“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洲大陆之第一大关键，在于把握满蒙权利”。就连日本学界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设想，则不论‘田中奏折’的真伪，大体上说中了其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历程”。日本史学家井上清在所著《日本近代史》中也称：据传《田中奏折》“详述了侵略中国的步骤、方法。这个文件是否东方会议决定虽不能确定，但它和以后日本的行动完全一致”。中国有的学者也认为，继续讨论《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即使田中不通过《奏折》向天皇报告，上述情况也足以证明《奏折》所表达的政策是存在的。历史事实证明，东方会议及其议题勾画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大陆政策”的根本战略构想和基本国策，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争霸世界的总体目标。随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始用武力落实占领中国东北和内蒙的实际行动。
日本政府和军部为了发动侵华战争，大肆煽动所谓“生命线满蒙的危机”“好像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都有濒于被外国人杀害的危险”。但这个危机是他们制造出来的。1928年6月，日本在沈阳皇姑屯车站炸死张作霖，阴谋夺取东北。这一事件应验了关东军上报军部的《关于对满政策的意见》，即如果张作霖不接受“把满洲政权傀儡化”设想的话，就让“帝国认为适当的人物”来实行，即使诉诸武力，也必须谋求实现。
1930年3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从军事上看满蒙》中讲：“明治天皇在位期间，我国以国家命运作赌注，断然进行了日清、日俄两大战役，结果终于在大陆的一角确立了特殊地位。”“从目前支那的态度方面来考察，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只用外交的和平手段，终究不能贯彻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这是继田中义一之后更为明确地道出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意图。参谋本部也在“形势判断报告”确定“解决满蒙问题”第三个阶段就是“占领满蒙”。同年5月，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在《满蒙问题私见》中写到：“为了我国国运的发展，满蒙正是最为重要的战略据点。……而且，在确定战争计划上，要问战争动机、确定日期，按照日韩合并的要领，向中外宣布合并满蒙足矣……如有良机，依靠关东军的主动，成就回天之伟业绝非难事。”由此可见，日本借故发动侵略战争已经只是时间问题。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其司令部的预定计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占领我东北全境，这样，日本军国主义建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战争策源地。日本为了造成对东北军事占领的既成事实，在所谓“共存共荣”“王道乐土”的旗号下，一手炮制了实为日本殖民地的“伪满州国”。
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之后，日本军国主义者进逼中国关内，蚕食华北。1933年日本占领热河，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使日军占领合法化。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日本在中国的行动不许他国干涉的声明，表明日本将独占中国的意图。1935年，日军在河北和察哈尔不断制造事端，进行军事挑衅。国民党政府再次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中国失去了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同年6月28日，“丰台事件”发生，日军非法进驻丰台。接着，日本侵略者策动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推动以分离华北为目的的“华北事变”。11月25日，日本唆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冀东22个县宣告脱离中国政府管辖。与此同时，日军策动成立伪“蒙古军政府”，妄图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1936年2月，日本发生“二·二六事件”，这次以建立军事政权为目标的军事政变虽然失败，但上台组阁的广田弘毅随即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从组阁到施政方针完全按照军部旨意而决定，日本法西斯军事独裁政权形成。同年8月，日本出台“国策大纲”，以“稳步地向海外扩张”“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等根本国策。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回龙庙附近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并炮轰宛平城，制造“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后以重兵三路进攻华北，走上了全面侵华的道路。
综上所述，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思想演变过程是与“大陆政策”的演进及实施互动发展的。从发展历程来看，随着对于西方列强“弱肉强食”侵略行为的认同，日本从昔日“存华挫狄论”实现了向“得失互偿论”的彻底转变。同时，日本明治维新实施的“富国强兵”政策，进一步激发了军国主义侵华思想的膨胀与发展。日本完全无视几千年的睦邻友好关系，力图仿效西方列强的作法侵略中国等亚洲邻国。从“脱亚论”到“大陆政策”构想的产生，为日本最终寻找到了发动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现实主义理由和行动依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又给了日本军国主义确立“在东洋的权利”的战略时机和侵略空间。从对华“二十一条”到“田中奏折”的对华政策推进，反映出日本军国主义的“利益线理论”已经转变为侵华的具体战争行动。随着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日本“大陆政策”的彻底破产，也证明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思想指导的日本民族扩张主义、军国主义道路没有出路，必然以失败而告终。
如今，日本出现右翼及一些保守势力违背“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谋求海外永久派兵的同时，日本国内否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历史修正主义”言论也不断高涨，这说明日本国内有些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否认军国主义侵华罪行及其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为了维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正义性成果，驳斥日本右翼及保守势力有关“侵略未定论”的肆意妄为，防止日本为其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翻案，继续深入探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思想根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57页。
2蒋立峰、汤重南：《日本军国主义论》上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页。
3［日］星野芳郎：《追溯日本军国主义的源流》，张悦亭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第1～3页。
4［日］滝本诚一编：《佐藤信渊家学全集》下卷，东京：岩波书店，1992年，第825页。
5［日］佐藤信渊：《宇内混同秘策》，《日本思想大系（45）安藤昌益?佐藤信渊》，东京：岩波书店，1977年，第426页。
6［日］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Ⅱ，东京大学出版会，1953年，第10～11页。
7［日］渡边几治郎：《日本战时外交史话》，千仓书房，1937年，第8页。
8［日］吉田常吉、藤田省三、西田太一郎：《日本思想大系（54）吉田松陰》，东京：岩波书店，1978年，第193页。
9吉田松荫通过松下私塾的教育，传授国家扩张主义理论及思想著述，培养了一批日本史上赫赫有名的维新精英和思想继承者。其中有“维新三杰”之一的倒幕先锋木户孝允、日本史上首任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陆军鼻祖山县有朋等人。
10福泽谕吉的肖像印在日本一万元钞票（万元札）上被整个日本民族所铭记，而他的“脱亚论”也对日本后世产生着深远影响。
11曹选玉：《侵华战争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发展及覆灭》，《重庆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3期。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0页。
13［日］安川寿之辅：《福泽谕吉的亚洲观——重新认识日本近代史》，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14、16［日］安川寿之辅：《福泽谕吉的亚洲观——重新认识日本近代史》，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7页。
15［日］《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东京：岩波书店，1961年，第238～240页。
17、18、19［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80年，第169、236～237、314页。
20、21、23、25、27［日］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319、328、490、490～491、557页。
22、24、28［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80年，第525、526、524页。
26、29米庆余：《日本近现代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231、232～233页。
The Deep Ideological Causes Behind the Lingering Militarism
—The Evolution of the Japanese Thought on Invasion of China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Lv Yaodong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the Japanese militarist thought on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interacted with the evolu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policy". Looking back on the history, as Japan gradually identified itself with the "law of the jungle" aggression by the Western powers, it shifted away from the former theory of "uniting with China to fight the Western invaders" toward the theory of "compensating the losses at the hands of the West with gains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the "rich nation, strong army" policy implemented during the Meiji Restoration further encouraged the militarist thought on invasion of China. Japan completely ignored its thousands years of good-neighbor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ried to follow the suit of the Western powers to invade China and other Asian neighbors. The "breaking away from Asia" theory and the "continental policy" provide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ith the reason and action plan for launching a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With the "Twenty-One Demands" and the "Tanaka Memorial", the Japanese militarists completely put into practice its "line of benefit theory" and waged a full-scale war against China.
Keywords: militarism, the theory of compensating loss with gains, line of benefit theory, collective self-defense
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中日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导。研究方向为日本政治、中日关系、日本海洋战略、当代日本外交政策与外交战略。主要著作有《冷战后日本的总体保守化》《21世纪的中日关系》《日本与朝核危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