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研究中，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历史相对处于被轻视甚至被忽略的状态。在此之前的清季历史，先有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热络，近年来对清政府的新政宪政乃至统治集团不同层次不同群体的研究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不受各式各样范式的局限，深入到知识与制度的整体性变化，许多问题的认识较前人大进一步。尽管相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而言，还有不少初创期难以避免的限制，如亲贵和枢臣人事的缺位，文物制度有待展开的方面尚多等，毕竟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将相关领域的研究大幅度提升到新的高度。而在此之后，国民政府的研究方兴未艾，并且借着蒋介石日记等新出史料的问世，进一步推波助澜，成为举世关注的一大热点。
反观二者之间的北京政府时期的历史，分别由二次革命、袁氏篡国、护国运动、北洋军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国民革命的叙述脉络所联系概括。这样的脉络实际上将相关历史分成两边，一边是延续辛亥革命的未竟之业，一边是承继专制统治的军阀称雄。两条线索不断冲撞，便激发了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一连串重大事件。在这样的叙述中，北京政府主政时期的历史，被概称为北洋军阀史。
用军阀的概念来指称北京政府时期执掌政权的统治势力，从一开始就已经将研究对象置于批判的位置。加上1957年至1959年、1983年由北京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过两版的陶菊隐所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深入人心(其间1978年还再版过一次。2006年海南出版社又改成5卷本，以《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为题出版)，虽然受到时代环境因素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看似无声无息，没有得到任何评论(据作者后人披露，初版之际边写边出，出版社还一度打算单方面中止合同，因为陶菊隐是湖南当年驱张运动的新闻界代表，而毛泽东是学界代表，作者上书陈情，才得以善终)，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该领域影响学生和学人最为深远的作品。所以有专家直言不讳：其实学者们都在读这部书，都引用这部书的内容，但并不注明资料引自这部书而已。恢复高考后最初几届上大学的历史学本科生，多将此书当成教科书或主要参考书来读，否则北洋政治舞台上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戏码，真的会让人眼花缭乱，一头雾水。正因为此，不止一人坦言，此书对自己研治军阀史有启蒙之功。
问题是，尽管作者作为过来人曾经亲历其事，毕竟是职业报人而非专门学者，以“史话”作为标题，表明作者旨在写成一部人人爱看、广泛传播的通俗读物，所说事实，所引材料当然各有所本，却很难将大量活灵活现的细节逐一征实。更为重要的是，过来人回顾当年的亲身经历，难免受到后来环境变化的影响制约。其写作的具体时代，又使得这方面的压力大为增强。诸如此类的后来烙印，都会刻制在作品之中。而这样的烙印通过生花妙笔的描述，辗转传导给了广大的读者。一部《三国演义》所描写的三国历史，显然不如《三国志》准确可信，却牢固占据数百年来大众心中三国史的江湖地位，不可动摇。后来文史两界一些关于北洋军阀的研究，虽然不便直接征引史话，却多少难免脱胎于史话的痕迹，因而往往被视为掌故野史之类。
依据徐勇教授的研究，军阀的概念1912年由日本率先发明，1917年才为李大钊等人用于指称中国当时割据称雄的军人政治。也就是说，北京政府时期，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人们还不知道军阀的概念，尽管所指的实事已经存在。当然，集合概念往往后出，用后来的概念指称前事，作为方便名词无碍大体，作为关键名词，则不能增减古人之妍丑，名实不副，致读者起幻蔽。①而用北洋军阀的概念指称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统治，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的影响至关重要。
军阀的概念以及国民革命的合理性叙述架构为北伐的政治正当性做了很好的铺垫，国民革命的几大政治目标，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为国共两党一致主张。军阀虽然不限于北洋，但主要就是指北洋军阀，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成为革命战胜反动的必然结局。时代的因素和作品的影响交相作用，国共双方异口同声加以痛斥的北洋军阀，通过北洋军阀史的书写被牢固钉在历史的十字架上。
可是，这样的概念也有检讨的空间。例如今日研究乡绅，常常呈现异样的情形，治晚清史强调科举制停罢后乡绅的社会失势，治革命史者凸显土豪劣绅化为害地方，治社会史则发现绅权与官权的合流导致国家权力向下延伸。作为国民革命的动员口号和目标指向，打倒土豪劣绅与通缉学阀之事不无近似。只是后者言之过当，学阀们又可以发声以正视听，所以很快被弃置。至于研究土豪劣绅，所依据的主要是国共两党发动土地革命的档案文献资料。抗日战争期间，土豪劣绅基本不见了，即使在未经土地革命冲击的偏远落后地区，也由开明士绅所取代。
相比之下，军阀的指称较为恰当，但也有照顾不严之处。由中国新史学会组织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系列中，《北洋军阀》是唯一一种由两班人马分别编辑出版了两套的史料，其取舍对于北洋军阀的指认大同小异。天津历史博物馆编辑的《北洋军阀史料》，将徐世昌、黎元洪、吴景濂与袁世凯列在一起，不仅算作军阀十分勉强，连北洋也不无可议。2010年由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的《北洋政府档案》，虽然不再称军阀，但仍然沿用北洋，而北洋集团的形象，一般还是军阀。
毋庸讳言，辛亥革命推翻皇权帝制后，由于各省地位难以确定，军民分治与中央地方问题相互缠绕，中国在很长时间里陷入分裂状态，武力成为大大小小的独立政权生存发展的强有力支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也出自北洋系的武人之口。各地军人当政，又相互混战，被指为军阀也在情理之中。可是，如果将国民政府统一前的民国统称为北洋军阀政府或北洋政府时期，则有以偏概全之嫌，不利于全面研究和认识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
北洋军阀的概念，多少会发出蛮横、无知、霸道等信息，在这些不言而喻的潜台词的作用下，张宗昌其人其事屡屡被拿出来作为代表形象。仔细考究，清季以来的新式军人系列中，北洋军人非但不是文化素质最低，反而可能是较高的。尤其是军官层面，出身军校者甚多，特别是高级将领当中，像徐树铮那样令不少学者也激赏不已的儒将固然只是出类拔萃的少数精英，却也并非例外，②而如张作霖那样胡子出身的粗人则未必很多。因为有文化，在与秀才正面遭遇之时，相对而言不算太不讲理。
此外，割据政权虽然必须凭借武力，可是彼此势均力敌，反而不能全靠武力，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只能维持在藩镇一级，国家政权层面很难倚仗武力长期支撑，所以中央政府更迭的频率极快。在相互牵制之中，政客纵横捭阖的作用受到重视，北方的徐世昌和南方的岑春煊，手中都没有兵，却在南北政局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要角。
将领好文，幕僚自然不能弄粗。清季幕府能人辈出，北洋集团的幕府更是藏龙卧虎。其他不论，清代桐城派为影响最大的文宗，五四前后一度遭到章门弟子和新文化派的猛烈抨击，一时间大有被妖魔化之势。不过，后来章太炎还是承认，天下文章十之八九出自桐城，世人能文，桐城义法居功至伟。咸同之际，理学复兴，桐城派随着曾国藩东山再起。虽然因为风格有异而被称为湘乡派，以示区别，毕竟存在宗派的渊源脉络。曾国藩移驾直隶，张裕钊主讲莲池书院，北洋成为晚清桐城派的东主，桐城名士及其弟子传人相继转而跟随李鸿章、袁世凯。严修出任学部侍郎，部分桐城派随之入京。民初袁世凯死后，幕下的桐城文士出关到东北襄助文化事业。
研究北洋军阀的缘起，往往指责该集团具有私人性。其实北洋新军是清政府的制军，也就是军制改革后的常备军，属于国防军性质，与湘淮军起于乡勇截然不同。北洋原为地理海域概念，与东西南洋相对。海通以后，分设五口、三口通商大臣，先是特派专任，继而由两江、直隶总督兼领，即为南北洋通商大臣。作为清廷办理通商等一应夷务的代表，设置的初衷除了分管通商各口事务外，是要避免不肯遵守中土礼仪的外夷动辄试图入京直接与朝廷皇帝交涉。清制，封疆的督抚作为内外相维一极的外官，本来就不是后人按照日本行政观念误读错解的地方官，钦差的北洋大臣，开始不过是清廷与外夷之间的缓冲，而非办理外交的地方职官。外交乃军国大事，岂容各地插手代办？
北洋集团的兴起虽然因缘于袁世凯的天津小站练兵，其将领彼此之间私谊不错，利害相关，是联系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却不能简单地说是私人化的群体。清制，职官内外、文武重重分权制衡，以确保皇权至高无上，历代的诸侯、藩镇、宦官、外戚、相权等威胁皇权之事，基本不再为患。即使起于地方的湘淮军，也无力或不敢问鼎大位。清季封疆大吏中间，未必没有怀抱帝王之志之人，却无法轻举妄动。如果北洋军真的具有私人性质，摄政王绝不敢太岁头上动土，褫夺袁世凯的权力。反之，即使袁世凯能够隐忍一时，北洋官兵也不肯善罢甘休。以北洋军的实力，若是发动兵变兵谏，清廷很难有招架还手之力。
袁世凯发迹不仅缘于练兵，更重要的还是兴政。直隶办新政与湖北南北相望，取径不同，做法有异，均为各省仿效的楷模典范。北洋集团虽然越来越依仗军事武力，却不以军人为范围，民国首任国务院总理唐绍仪即为北洋要员。就连北洋一脉哄抬起来的吕碧诚，在兴女权方面也别树一帜，竟能与鼎鼎大名的秋瑾分庭抗礼，相得益彰，以致让秋瑾本人自愿退避。
本来袁世凯在宪政方面也很想有所建树，不料政坛失足，被迫退隐，其抱负通过与之交好的立宪官员继续影响甚至左右清廷的宪政进程，以致引起言官的强烈不满，指为丙午遗孽。袁世凯当权的北京政府时期，制度设置延续清季改革的路线，确保各种体制脱离前清旧轨，走向近代科层制。所以有前贤说，如果袁世凯不称帝，或为近代中国一大伟人。抛开后来的倒述，此言不无道理。
上述种种，并非为袁世凯翻案，也不想替北洋申冤。近日坊间为北洋评功摆好之人，未必真的了解多少北洋的实情，有不少只是借题抒发自己的愤懑而已。正如民初有的愤青耳闻目睹兵燹政争的乱象，反而怀念前清的承平时光。但与遗老不同，若是真的回到清朝，这些人大抵还是忍不住会革命的。陈寅恪将袁世凯北洋练兵与派送留美官费生并列为祸害中国最大的两件事，也是有感而发，作为当时的感受则可，等同于历史的实际，难免引起诸多分歧。
那么，说来道去，意欲何为？
还是力求回归历史的本位。治史首先要尽可能完整准确地重新呈现史事，史事本身极为复杂，呈现不是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而是按照时空联系如实展现原貌实情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并且透过表象揭示内在联系。要做到这一层，乃是永无止境的难事。至于各式各样的观点议论，大都怀着评说的目的，试图以己意参与或干预历史，而历史其实是无须增减也无法增减的。用了北洋军阀或北洋政府的概念，不仅与当日的实情有所出入，而且导致种种偏蔽和局限。
北京政府时期，各种政党派系错综复杂，不断进行分化组合，北洋既不能覆盖，也无力驾驭，其自身还要随波逐流，才能避免舟覆人亡。虽然学界早已注意及此并且有所研究，可是远不能呈现事情本来的繁复及其背后的联系。这些政党派系源自清季，又受到外部列强势力的牵连，向下延伸到国民政府时期，是认识近代中国政治势力分化组合渊源流变的重要环节。北京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茶座，飘荡过无数相关的掌故轶事。
北京政府时期的制度建设承前启后，虽然未必有太多的建树，毕竟使得清季改制以来的取向不可逆转。况且其间的诸多开创性的设制，不仅亘古所无，而且与各国有别。如并非建立在政党政治基础上的责任内阁，究竟如何立于不败之地，进而发挥制约作用，就显然与众不同，无本可依。即便对当局并无太多好感的胡适，谈及曹锟贿选之事，还认为之所以要花钱买，至少表明国会还有所作用，并非全然花瓶和橡皮图章。而国会里面党派纷争不已，使得朝野各方均有意用代表大会(会议)予以取代(另文详述)。国民政府时期的制度建设，看似新意不少，基本格局还是承继北京政府时期。可以说，清季取自域外、酌情调适的各项制度，经过北京政府时期大体定型。这倒未必是当局者如何高明进取，而是人力不可逆天，只能顺势，许多不如人意不合西理(或者称为公理)的建置安排，都是经过反复折腾绕不过去的现实所决定。后来前赴后继的革命者不断用行动质疑，最终仍然难逃一是。
20世纪中国是革命的时代，而北京政府时期正是革命不断掀起高潮的密集期，以至于国民政府统一后，试图让革命刹车，巨大的惯性却使得历史的车轮难以放缓，更无法停止。正因为政治统治不够强有力、各方相互制衡的结果，留下的运作空间较多，激进革命才能找到反复上演的舞台，并对青年和民众产生广泛的影响。同时正因为国民政府的革命重新接续辛亥革命的正统，夹在中间的北京政府才会贴着北洋军阀的标签落在革命对象的历史定位上。
即使北洋的历史，研究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军阀，为数众多的政客、官员、僚属、幕府、客卿、文胆，都是当年政治舞台上的生旦净末丑。研究北洋集团，这些熟知内情背景的亲历者的身手口眼杳无踪影，所论难免隔靴搔痒，表面文章。目前这一部分的相关史料大都未经整理出版，零散的遗留也缺少系统梳理，要想认识北洋到位，谈何容易。
由此可见，应当打破北洋军阀观念的局限，不仅仅从北洋军阀的视角看待北京政府时期的历史。从资料编辑开始，就要将北京政府时期的所有史料史事视为有机联系的整体，尽可能完整系统地呈现北京政府时期历史的全过程和各层面，并且上溯前清，下探国民政府乃至新中国的历史，由事实联系延伸域外，纵横贯通，以求更加近真并得其头绪，北洋的历史才不至于成为言人人殊、可以任意打扮的婢女。改变指称，无疑有益于推动视野的扩展和研究的深入。
或者担心北京政府时期的概念会抹杀南京临时政府。可是这一段如果本来没有纳入北洋军阀史的范畴，根本不存在是否取代的问题。即使笼统涵盖，用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来指称，也较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周全。用后出的集合概念指称前事，多少都会有所约化，关键是看哪一种说法害意较少，涵盖较宽。改称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细节上仍有可以讨论之处，但是相比于北洋军阀史，大概贴切得多。
注释：
①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页。
②或谓徐树铮曾亲手枪杀陆建章，并非儒将。其实徐只是指使卫兵开枪。而且若以为儒将就不杀人，还是误解。至于称徐树铮为“杀人魔王”，就要看以什么为标准。
